汉娜·阿伦特：康德政治哲学十三讲(七)
[size=5]第七讲我们正在讨论关于批判性思考的政治含义以及批判性思考包含的可传达性（communicability）概念。现在可传达性明显意味着这样的一个共同体，可以对其成员演说，他们能够倾听而且也能够被人倾听。对于这个问题，为什么存在人群（men）而不是个人（man）？康德的回答会是：为了他们可以相互交谈。因为人是复数形式的，所以对于人类——对于我们都属于其中的人类种族——“交流和表达心意是自然的天性”——一句我前面已经引用过的评论。康德意识到，他提出这个主张和大多数的思想家不一致：虽然思索是一项孤独的事业，但从根本上只有依赖别人才可能：
据说：表达和写作自由可能被国家权力从我们这里剥夺，但思想自由根本是不可能被它们剥夺的。然而，如果我们思考时，无法和我们的思想同伴相互交流，那么我们的思考程度和正确性根本无法衡量！因此，我们可以确切地说，剥夺了人们公开地交流思想的自由的外在权力也剥夺了人们思想的自由，这是我们的政治生活中唯一留给我们的珍贵之物，也只有凭借它，才能挽救当下政府在各种事务上的邪恶作法。
我们也能够从另一个角度，来考虑对批判性思考不可缺少的“公共性（publicity）”这个因素。当苏格拉底把哲学从天上带到地下的时候，并且开始考察人们对话中的意见时，他实际上所作的是从每一个陈述中发掘出隐含的或者潜在的意义；这是他的助产术实际上所作的全部。就像他的助产术帮助“婴儿”出生再对其检查一样，苏格拉底对隐含的意义也作一番考察。（当康德抱怨进步的观念时，他也是这样做的：他发掘了这个概念的隐含意义；当我们在这里抗议这个有机体的比喻（the organic metaphor）时，我们也是这样做的。）在一个很广阔的范围里，批判性思考就是由这种“分析（analysis）”构成的。这种考察假设了每一个人都愿意并且能够表述出他所想的和要说的。柏拉图，在参加了苏格拉底助产术的学派后，第一个以一种我们现在仍然视为标示着哲学的方式开始写作哲学，到亚里士多德那里变成了专题论文（treatise）的形式。他明白他自己和那些前苏格拉底的、古老的有智慧的人之间的区别，这些人虽然有智慧，但从来不会记录下他们所想的，在他们那里只有一些伟大的内心的洞见；而当你像他们求疑解惑时，他们却保持沉默。Logon didonai，即“记录（give account of）”——不是证明，而是能够说明怎么样形成看法以及形成的理由——是真正地区分柏拉图和他的先辈的东西。这个术语自身原初就是政治的：给与记述（render accounts）这是雅典的公民对他们的政治官员所请求的，不仅是借贷事务（money matters）如此，而且政治性事务也是如此。由此这些事务成为有人负责的。这——使自己以及任何其他的人成为负责任的而且都要对他所想得和所教的负责——正是重新改造了发源于伊奥尼亚（lonia）的追求知识和真理的哲学之后的样子，这种改造的发生是和智术师（Sophists）连在一起的，这些人也被称为在希腊的启蒙代表；然后被苏格拉底的助产术塑造成一种提问和回答的方法。这就是批判性思考的起源，在现代或许也是所有古典之后的时代里最伟大的代表人物就是康德，他对这种思考的含义有着清醒地认识。在他最重要的一段思考中，他这样写道：
Quaestio facti，即事实问题（the question of fact）就是人们以什么方式首先得到一个概念；quaestio juris，即裁决问题（the juridical question）就是人们以什么权利占有和运用这个概念。
批判性地思考不只是适用于从他人那里得到的学说和概念，也不只是适用于遗传下来的偏见和传统；准确地说通过对一个人自己的思考使用批判性的标准，他就领悟了批判性思考的艺术。
而且不公诸于众、不经过和别人的思考碰撞的检验，就不可能学会这种适用的方式。为了表明这是如何进行的，我给你们读下面两个段落，这是从康德在1770年左右写给Marcus Herz的信件中挑出的：
你知道，我决不会仅仅为了驳斥而去考虑合理的反对意见，而是通过仔细的思考这些意见，我把它们整合到我的判断中，并且也给它们提供完全驳到我最珍视的那些想法的机会。我怀有这样的期望：通过以他人的立场毫无偏私地（impartially）审视我的判断，可以得到能够促进我先前的洞见的第三者的观点。
你们看，中立性（impartiality）是通过思考别人的观点而达到的；中立性（impartiality）不是一些更高明的观点处在比论战更高的层面上去解决争议的结果。在第二封信中，康德使这一点更清楚：
[心灵需要一定程度的松弛，并且差异才能使其保持运动状态]可以使心灵再度审视各个方面的反对意见。并且通过这样从微观到宏观逐步吸收每种可能的意见，通过所有别人的看法来检验每一个自己的论断，从而扩展（enlarge）自己的看法。
这里，没有提到中立性（impartiality）这个术语。作为它的替代，我们发现了这种想法：通过思考别人的想法，能够“扩展（enlarge）”自己的思想。“心灵的扩展（enlargement of the mind）”在《判断力批判》中扮演着关键性的角色。做到这一点凭借的是“我们把自己的判断依凭着别人的虽不是现实、却毋宁只是可能的判断，并且我们自己置身于每个别人的地位”。 使这成为可能的能力（faculty）是想象力（imagination）。当你阅读在《判断力批判》的这些段落，并且和刚才引用的这些信件的内容相比较时，你就会发现，前者不过是这些非常个人性的评论的概念化。只有在所有别人的想法都可以公开检验的地方，批判性思考才是可能的。因此，虽然批判性思考是一项孤独的事业，但它并不把自己和“所有的他者（all others）”隔开。可以确定，虽然它独自进行，但是通过想象力的作用，它使别人在场并且在这样一个可能的公开的场合进行，对各个方面都是开放的；换句话说，它采取了康德的世界公民的立场。以扩展了的心智（mentality）来思考意味着人们训练自己的想象力去访问。（和《论永久和平》中的访问的权利比较。）
在这里我必须提醒你们注意一个很常见的也是容易出现的误解。批判性思考的特性不是一种非同一般的扩展了的移情作用，通过它人们可以知道别人的脑海里真实地在想什么。根据康德对启蒙的理解，思考是指Selbstdenken，即自我思考（to think for oneself）。“这是永不被动的理性的准则。对被动的理性、因而对理性的他律的偏好就叫做成见（prejudice）。” 而启蒙的首要原则就是从这种成见中解放出来。只是接受别人脑海中的观点，而他们的“立场”（standpoint）（事实上，他们的所处的位置、他们面临的环境，总是因人而异、因阶层或者群体而异）和我自己的不同，这就意味着不过是被动地接受他们的想法，也就是说，以他们的成见代替了局限在我自己的立场上的成见。“扩展了的思想（enlarged thought）”是这种过程的结果：首先“要从和我们自己的判断附带地连在一起的局限中抽身出来”，再抛弃掉“主观的个人性的条件……这限制了很多的发现”，也就是，抛弃掉我们通常称为自我利益（self-interest）的东西，这在康德看来，是未经启蒙的或者不能被启蒙的，而在实际上起着限制的作用。所涉越广——经过启蒙的个人可以从一个立场转换到另一个立场的范围越大——他的思考就会越“普遍（general）”。不过，这种普遍性却不同于概念的普遍性——比如，“房间（house）”这个概念，人们可以把各种类型的独特的建筑都归到这个概念下。相反，它是和各种具体的东西紧连在一起的，和每一个人为了达到“普遍性立场（general standpoint）”必须经过的一些具体的条件紧连在一起。这种普遍性的立场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中立性；它是一种视角。可以从此出发去审视、观察、做出判断，或者像康德自己说的，去反思人类事务。它不能告诉人们如何行动（how to act）。它甚至不能告诉人们如何应用这种智慧，即把“普遍性立场（general standpoint）”适用到具体的政治生活中。康德无论如何都没有这样的行动的经历，而且也不可能在普鲁士弗里德里希二世期间有任何这样的经历。）康德告诉人们如何思考别人；但他没有告诉人们如何为了行动而和他人合作。
这把我们引向了这个问题：普遍性立场（general standpoint）仅仅是旁观者的立场吗？（康德对待他自己的心智的扩展的严肃性可以从下面的事实得到暗示：他在大学里曾开过一门自然地理的课程。他也是一个各种旅行游记的热心的读者，而且他——虽然从来没有离开过哥尼斯堡——熟悉伦敦和意大利的风土人情；他说他没有时间旅游主要是因为他想了解很多国家的很多情况。）在康德的脑海中，这就确实是世界公民的立场。但是这个简单的关于理想主义者的术语，即“世界公民”听起来合理吗？成为一个公民意味着对某些别的事情有责任、义务和权利，所有这些只有当人们限定在一定的领土范围之内才是合理的。康德的世界公民实际上是一个Weltbetrachter，一个世界性观察者（a world-spectator）。康德非常清楚一个世界性的政府将是能想象到的最坏的专制政府。
对于康德本人，到了晚年时期，这个困惑呈现出显赫的位置，但表面上是矛盾的：一面是他对法国大革命无限的崇敬，另一面是同等的对任何革命的极力反对，哪怕是发生在法国人民身上的。我将要读给大家的篇章大致都是在同一时间写作的。不过在这之前，我要提醒大家的是马克思称康德是法国大革命的哲学家，早些时候，海涅也这样说过。更重要的是，或许，这种评价最坚实的基础是大革命自身的自我理解。Sieyès，即著名的Tiers Etat 的作者以及雅各宾派的缔造者之一，那时已经是立宪议会最重要的成员之一，而立宪议会正被委托起草法国宪法，他看来知道康德，而且一定程度上受了他的哲学的影响。无论如何，他的一个朋友即Theremin造访康德时说，Sieyès试图把康德哲学介绍给法国，因为“l’étude de cette philosophie par lse Français serait un complément de la Révolution [法国人通过研究这种哲学将会完成这场革命]。” 康德对此的回答却没有保存下来。
康德对法国大革命的反应，第一眼甚至是再看的时候，都绝不是明确的。可以期望：他从来没有动摇过对他称为“最近的大事件（recent event）”伟大的评价，但他也几乎没有动摇过对所有预备这场革命的人的谴责。我将从他最有名的关于这二者的联系的看法开始；更重要的是，这在某种意义上，包含了解开在他的态度中表面上的矛盾的钥匙。
这桩事件[法国大革命]并不是指什么人类所成就的重大的功绩或罪行，从而使得伟大的东西在人间会变得渺小或者渺小的东西会变得伟大，并且仿佛是由于魔术似的使得古老的、辉煌的国家结构消灭，而其他的国家结构则好像是从大地的深处冒了出来并取而代之。不是的，根本就不是任何这类东西。它仅只是指观察者的思想方式，这种思想方式在这次大变革的演出中公开地暴露出来，并且甚至对演出者的这一方明白表现出一种如此之普遍而由无私的同情来反对演出者的另一方，以致竟冒着这种党派性可能对自己非常不利的危险。然而这样（由于普遍性），它就表明了人类全体的一种特性以及同时（由于无私性）他们至少在秉赋上的一种道德性；那使人不仅可以希望朝着改善前进，而且就他们的能量目前已够充分而言，其本身已经就是一种朝着改善前进了。
一个才华横溢的民族的这场革命，是我们今天就目睹它在我们自己的面前进行的，它可能成功或者失败；它可能充满着悲惨和恐怖到这样的程度，以至于一个善于思想的人如果还希望能再一次有幸从事推进它的时候，就决不会在下决心要以这样的代价来进行这场试验了。——就是这场革命，我要说，却在一切观察者（他们自身并不卷入这场演出）的心目之中都发见有一种在愿望上近乎是热诚的同情，何况那种同情表现的本身也就带有风险，因此他除了人类的道德秉赋而外就不可能再有什么别的原因了。
……靠金钱报酬是不能对革命派的反对者激发起单纯权利概念在革命者的身上所产生的那种热心和灵魂的伟大的；即使是古代善战的贵族们的荣誉概念（它可以和热情相类比），也会在那些眼里盯着自己所属的本族人民的权利并认为自己就是它们的保卫者的人们的武器之前销声匿迹的；局外旁观的公众这时候也便以这样的慷慨激昂而表示了自己的同情，却又一点也无意参与其中……
现在我肯定能够预言人类——即使无须有预见的精神——根据我们今天的面貌和征兆将会达到这一目的，以及同时还有那种从今而后决不会再有全盘倒退的朝着改善的前进。这是由于人类史上的这样一种现象是不会再被遗忘的缘故……
但即使是这一事件所着眼的目的现在并没有能达到，即使是一个民族的革命或体制改革到头来遭到失败，或者是改革经历了一段时间以后，一切又都回到从前的轨道上去，（正如政治家们现在所预告的那样），那种哲学预告也不会丧失其任何一点力量的。——因为这一事件是太重大了，和人类的利益是太交织在一起了，并且它的影响在世界上所有的地区散布得太广泛了，以至于它在任何有利情况下的机缘下都不会不被各个民族所想念到并唤起他们重新去进行这种努力的；因为那时候一桩对人类是如此重大的事情，就终将在某一个时刻会使人们所瞩望着的体制，在所有的人的心灵之中获得经常的经验教诲所不会不唤醒的那种稳固性的。[/size]
页: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