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者

作者简介：李珺平，湛江师范学院人文学院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

　　摘要：波德莱尔与傅立叶之关系，国内从无人涉及。本文认为，傅立叶宇宙论是波德莱尔应和论的哲学、美学来源之一。准确地说，“应和”对应的就是傅立叶的“情欲引力”和“普遍类比原则”（相似性）。由于傅立叶宇宙论是其历史学和政治经济学（“空想社会主义”）的基础，所以也被马克思恩格斯所关注和吸收。

　　关键词：波德莱尔；应和论；傅立叶；宇宙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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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除极少数研究者外，人们很难将象征主义大师波德莱尔（Ch. Baudelaire，1821－1867）和空想社会主义大师傅立叶（Ch.Fourier,1772-1837）联系起来。即使是研究者，虽然知道双方有牵连，也语焉不详。人们很少去思考波德莱尔和傅立叶有何联系，为什么有联系，后者怎样影响前者，又是哪些成分影响了前者。这些问题无人细究，主要原因：一是过去波德莱尔及其诗歌曾长期被视为颓废主义，研究者寥寥；二是“应和”（Correspondances）论晦涩难懂而近年来学风浮躁，为“稻梁谋”者多而沉潜基本理论者少；三是傅立叶政治经济学一直作为马克思主义三大来源之一被宣讲并接受，掩盖了他作为哲学家的光芒。

　　其实，在法国和欧洲，傅立叶不仅是一位创立并试图实践空想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家，更是一位具有神秘主义倾向的哲学家。从政治看，傅立叶的政治经济学对欧洲1848年的宪章运动以及后续的社会主义思潮有极大推动作用。从美学看，傅立叶神秘主义哲学和“普遍类比”（相似性，Analogy，又译“类比性”）原则对波德莱尔（含巴尔扎克）等人的美学观和艺术理论有强力渗透。美国当代著名批评家韦勒克（R.Wellek）《近代文学批评》第4卷在谈及波德莱尔“应和”论的来源时，将“傅立叶的相似性”列为首当其冲者【1】，还将波德莱尔名言“一切都是象形的”【2】视为依据傅立叶“普遍类比原则”（相似性）建立起来的美学。

　　可见，不弄懂傅立叶的基本理论，不弄懂波德莱尔和傅立叶的关系，就无法真正理解《恶之花》，也无法真正理解“应和”在观念上的来源和展开，更无法理解蔓延了整个欧洲乃至北美的象征主义运动为什么都奉波德莱尔为祖师。这些问题必须经过坐冷板凳、做冷思考才能解决。另外，由于事涉马克思恩格斯，所以其间的联系和区别也须做一简单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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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傅立叶处女作《全世界的和谐》（《里昂公报》1803年12月3日）是其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的雏型，就像报晓的公鸡，预言了他所有理论的来临。傅立叶主要著作有《四种活动和普遍命运的理论》（1808）、《宇宙统一论》（1822，又名《论家务－农业合作社》）、《经济的协作的新世界》（1827）。还有《论商业》、《论经济和科学中的无政府状态》等，由弟子们发表于内部刊物《法郎吉》。

　　在这些著作中，傅立叶建立了一套比较完备的哲学、历史学和政治经济学。

　　傅立叶哲学非常独特，是宗教和科学的杂糅。傅立叶认为，宇宙有三个本原：一个是上帝，一个是物质，一个是数学。第一本原上帝是积极的、作为推动力的，第二本原物质是消极的、被动的，第三本原数学是用来调和运动的。【3】这三大本原的关系被表述为，上帝为核心，因为祂是推动世界的力量，是积极的本原。物质虽非神造，但本身却消极无为，要靠上帝之力使之运动。数学本身也不依赖上帝，但上帝在创造并管理祂用物质所构造的世界时却与之协调一致。简言之，物质运动中存在着数学规律，而数学规律服从于作为手段的目的论规律，最后，世界由上帝利用数学把物质组织为适当的机体。

　　如上只是大概但不是最精彩之处，而“情欲引力”和“普遍类比原则”（相似性）才是傅立叶特有概念。傅立叶认为，上帝不是胡乱创造世界，而是按照“普遍类比原则”（相似性）创造的，所以被创造出来的世界的所有部分都服从于数学规律。宇宙类似上帝，而人好似宇宙，或者说，人是宇宙的镜子。虽然傅立叶之前的基督教早有关于“人是上帝按照自己形象创造出来”的说法，但那说的仅仅是人而不是整个世界以及这个世界的所有部分，而且也没有明确提出一个与数学规律相适应的“普遍类比原则”（相似性）。在这种情况下，傅立叶大胆认为，这个原则是自己提出的因而也是自己学说的最重要部分。

　　在人类社会领域，傅立叶拈出的是“情欲引力”（Appetite gravitation）。“情欲引力”是依据“普遍类比原则”（相似性）推论并建立的。傅立叶认为，既然上帝按照总的原则和目的创造世界，那么就不可能设想上帝没有给予人类社会以规律。在傅立叶看来，上帝给人类社会的规律就是赋予人的基本特性即“情欲引力”，这个特性很容易在人身上发现。既然“情欲引力”是上帝赋予的，那么它就不应当被克制而应当被顺应、研究。傅立叶认为，如果物质运动规律是引力，按照“普遍类比原则”（相似性），人类社会运动规律就是“情欲引力”。傅立叶说，“引力”是牛顿发现的，“情欲引力”是我自己发现的。他说：“我也跟牛顿一样，被一个苹果指出了思想的方向。”【4】又说：“情欲引力的规律在各个方面都符合由牛顿和莱布尼茨所阐明的物质引力规律。”【5】由于“情欲引力”和“引力”都奠基于“普遍类比原则”（相似性），所以它们的本质是一致的、相通的、感应的。这样，在傅立叶著作中，就经常出现为说明情欲本质就拿音调、花朵与之类比，为说明社会规律又拿天体（恒星、行星）与之类比的情况。

　　傅立叶的历史学和政治经济学是“空想社会主义”，也依据上述哲学所建立。傅立叶把人类社会到当时为止的全部历史分为五个时期：乐园、蒙昧、宗法、野蛮和文明。傅立叶认为，乐园时期是人类的童年，这时人纯本能地服从情欲，虽生活简陋但大家是幸福的，社会是和谐的。此后进入“不和谐”，即蒙昧、宗法、野蛮和文明时期。文明时期从古希腊开始，又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当时欧洲资本主义属于“文明时期的第三阶段”，即衰落阶段。这个阶段从18世纪中期开始。傅立叶认为，人类社会整个历史就是一个从和谐开始，经过不和谐，再到和谐的过程，但现在的资本主义时代（即“文明时期的第三阶段”）不但与和谐无关，甚至已经到达了最不和谐的极限。为此，傅立叶提出一整套实现“谢利叶”【6】的方案——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空想社会主义”。

　　傅立叶理论曾遭到人们的质疑和嘲笑，却启发了年轻的马克思（K.Marx,1818-1881）、恩格斯（F.Engels,1820-1895）和波德莱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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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波德莱尔与马克思恩格斯是同时代人，比马克思小3岁比恩格斯小1岁。傅立叶去世时，波德莱尔16岁而马、恩分别是19岁和17岁。由于波德莱尔是诗人而马、恩是律师或商人、社会活动家，所以，他们关注傅立叶的侧面有同又有不同。共同点是，都钟情于傅立叶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对人类命运的呵护。其不同点是，相对于波德莱尔关注“情欲引力”和“普遍类比原则”（相似性）向宇宙、社会和艺术世界的渗透来说，马、恩更关注“空想社会主义”对于人类未来的意义。依据“情欲引力”和“普遍类比原则”（相似性），波德莱尔建立了“应和”论，而“空想社会主义”也成为原教旨“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来源和组成部分。

　　同为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与圣西门（S-Simon,1760-1825）和欧文（R.Owen,1771-1858）的思维及活动领域不同。圣西门以天才和慧眼，觉察到了社会主义思想的萌芽，而欧文的活动主要具有实践性质，只有傅立叶，才有相对完备的哲学、历史学和政治经济学。马、恩全部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著作中对资本主义工业、商业、道德和文明的冷峻批判，对未来共产主义的憧憬、渴望和设计，都不同程度地吸收了傅立叶的成果。在哲学基点和方法论上，马、恩对傅立叶的肯定无与伦比。具体说来，马克思对傅立叶的肯定主要是“情欲引力”，认为它是“唯物”的。【7】在傅立叶看来，人类受“情欲引力”支配，而“情欲引力”就是物质欲望——人的所有欲望都是物质的，或者说都可以还原为物质。在马克思看来，“情欲引力”也是人类活动的最基本动力，所以它不但不能被消灭，而且应该获得最充分的发展和最全面的满足，任何理想的社会制度都不应该是禁欲主义的而应该是保障情欲的。【8】恩格斯除了同意马克思的看法外，还肯定傅立叶是“熟练地掌握了辩证法的”【9】。其意为，傅立叶看到了社会历史的每个阶段都有上升期也有下降期，因而，“正像康德把地球将来要归于灭亡的思想引入自然科学一样，傅立叶把人类将来要归于灭亡的思想引入了历史研究。”【10】不仅如此，恩格斯1846年还将傅立叶《论商业》的重要片段亲自译为德文出版，并加了赞美性的序言和按语。【11】

　　波德莱尔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对人类命运的呵护，都贯穿在《恶之花》和所有的艺术评论中。这里不想涉及太多，只重点谈谈《恶之花》。《恶之花》是一部讨伐资本主义并呵护弱小者的诗集，一出版（1857.6.25）就引起一场诉讼（同年7.5.-8.20）。起诉者以“亵渎宗教”和“伤风败俗”为借口，展开了围剿。尽管辩护人援引了前辈作家的事例来说明，肯定恶的存在并不等于赞同恶，但波德莱尔还是被判罚300法郎并被迫删除了其中6首诗。郭宏安曾将《恶之花》视为时代的“魔镜”，从1848年革命、劳动人民苦难、无产者和资产者的矛盾斗争、七月王朝及第二帝国的社会风气等五个方面予以分析。【12】这种分析有道理但有不足，主要是太局限于阶级论和现实主义角度，而波德莱尔恰恰不是一个阶级论者和现实主义作家。

　　在波德莱尔那里，呵护人类命运和批判资本主义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他以象征手法指斥资本主义的同时也憧憬着新社会。他没有见过更好的现实，周围处处是恶，所以新社会在《恶之花》中是通过对比，通过对宗教天堂或超验世界的暗示来呈现的。这种暗示表面看来好像是对现实的逃避，实际不是，而是一种理想。英国著名批评家查德威克（Charles Chadwick）《象征主义》(Symbolism, 梅休因Methuen出版公司, 1971)一书指明了这一点：“事实上，他（波德莱尔）正在创造一种第二现实，一种属于他的渺远而不存在的世界，眩惑的梦境，闪烁着永恒的温暖的纯粹的天堂，一个属于他的美丽而有秩序，华贵、宁谧而且富有香艳色彩的领地。他在诗中安置这个理想的世界，不仅为自己，也为他的读者。”【13】

　　这种看法能够得到波德莱尔的证明。波德莱尔谈到《恶之花》时亲口说：“在这本残酷的书里，我放进了我全部的心，全部的温情，全部的信仰（改头换面的），全部的仇恨。”【14】没有对人类命运的人道主义关注，不可能有对资本主义的“全部仇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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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波德莱尔这里，“应和”不但是艺术理论，更是其哲学和美学世界观。正因如此，他才能作为前驱，开启了蔓延整个欧洲乃至北美的象征主义运动。“应和”最早出现时，是一首同名的十四行诗《Correspondances》【15】。“应和”，通俗地说，就是感应、相通、联系，有应有和，一应一和。波德莱尔认为，整个宇宙、人类社会就是一座“象征的森林”。自然界的万事万物之间，人的各种感觉之间，万事万物与人的感觉之间，精神世界与物质世界之间，各种艺术形式之间，都是有联系的。也就是说，都是感应、相通的。由于所有感应都发生在一个统一体中，所以哪里有应，哪里就有和。

　　在波德莱尔的应与和之间，存在着一种复杂且神秘的联结。对此，查德威克用“垂直对应面”（correspondances verticals）和“水平对应面”(correspondances horizontales)来说明。所谓“垂直对应面”，包括“由物体及其所引起的感觉层面到抽象概念和个人感情层面的运动，从视觉和味觉到它们所唤起的想法或感情的运动。”【16】所谓“水平对应面”，即“从一种物质感觉到另一种物质感觉的在相同水平面上的运动。”【17】如果前者指一种纵向的运动，一种下界的人与高高在上的天（或神秘莫测的大自然）的交流、感应，那么后者则指一种横向的运动，即人的感觉由此到彼的运动，或一种感觉向另一种感觉的游弋。

　　这种分析非常中肯，已成定论。【18】但笔者要追问的是，“垂直对应面”和“水平对应面”所潜藏的神秘气息从何而来？其关联点在哪里？对这两个互为纽结的问题，笔者的回答是：首先，神秘气息来源于傅立叶，而傅立叶神秘主义有目共睹。恩格斯《大陆上改革运动的进展》就说，傅立叶“不是没有最荒唐的神秘主义的色彩。”【19】其次，关联点就是“情欲引力”和“普遍类比原则（相似性）”。下面作一简单说明。

　　傅立叶《四种运动和普遍命运的理论》试图以“情欲引力”为基础，以“普遍类比原则（相似性）”为结构范型，来沟通动物界、植物界、矿物界以及人类社会，并打通宇宙及其各事物之间的联系。他说：“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在运动体系上具有统一性。”【20】这个统一性，前已提及，在物质世界是“引力”而在精神世界是“情欲引力”。傅立叶认为，奠基于“引力”并由之沟通的两个世界有类似之处，符合“普遍类比原则（相似性）”。【21】傅立叶说：“我想动物界、植物界、矿物界的引力和特性，也许能同人或星星的引力及特性那样协调起来。”【22】“这正是我在做了必要的研究之后所深信不疑的事。这样，我就发现了一门新的精确的科学：‘物质、有机体、动物、社会四种运动的类比’，或‘物质变化同人类及动物情欲的数学理论的类比。’”【23】

　　可见，傅立叶的宇宙论是先用“引力”和“普遍类比原则（相似性）”将动物界、植物界、矿物界相沟通，再将人类社会和其他天体（星星）相沟通而建立起来的。从今天眼光看，它并不荒唐可笑，在当时更是从整体上把握自然与人类社会作为共同体特性的一种相当积极的努力。马、恩所肯定的傅立叶的“情欲引力”、“辩证法”以及“空想社会主义”等，也都是由此推论出来的。【24】它是神秘的，但其内核“情欲引力”又是“唯物”的，而“普遍类比原则（相似性）”也有逻辑学作为坚实基础，因为类比推理认为，如果一个事物的表述可以被推广并运用于另一个事物，后者与该表述所适用的前者在某些方面相似，那么后者就具有类比意义。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事物A在某些方面与另一个事物B相像，那么在其他方面A可能与B也相像。

　　这种宇宙论对波德莱尔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既然傅立叶能用它贯通物质世界、精神世界和艺术世界的关系，在物理、道德、数学、音乐、诗歌、动物和花朵之间建立一种普遍类比（相似性）关系，那波德莱尔为什么就不能呢？事实上，波德莱尔的“应和”论，恰恰就是一种贯通物质世界、精神世界和艺术世界三者关系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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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和》诗发表时，波德莱尔36岁。但从资料发现，至少在16岁（1837）之前，他已熟悉傅立叶理论了。在《论维克多.雨果》（1861）中，波德莱尔说：“有一天，傅立叶来了，以一种过于夸张的口吻向我们披露相似性的奥秘。我并不否认他的某些细腻的发现的价值，尽管我认为他的头脑过分地热衷于物质的准确，不能不犯错误，不能一下子达到直觉的道德方面的肯定。他本来也是可以细心地向我们披露所有那些优秀的诗人的，人们读他们的作品可以和观照自然一样获得教育。”【25】这里有一个模糊词“有一天”，给人以错觉，以为事情发生在最近。其实不是。因为傅立叶早在1837年就去世了。如果波德莱尔确实见过傅立叶并听过演说，只能是16岁以前。

　　波德莱尔还有两次提到傅立叶。一是致友人（斯图奈尔）的信（1856）。一是《再论埃德加.爱伦.坡》（1857），他说：“这是些信奉老古董的人。他们的大祭司，东面有夏尔.傅立叶，西面有奥拉斯.格雷利。作为大祭司，他们还是很有分寸的。”【26】

　　每提及傅立叶，波德莱尔口吻都稀松平常，似乎与之很熟悉，故带有嘲讽和批评意味。其实并非如此。从个人关系讲，他熟悉傅立叶但对方绝不可能熟悉他，因为当时声名煊赫却又风烛残年的傅立叶很难和一个未出茅庐的毛头小伙子成为知己。从观点角度讲，波德莱尔不但不反对傅立叶，相反是赞成的。仅从《论维克多.雨果》这段话看，他所反对的，只是傅立叶强把科学问题与直觉问题搅在一起并试图用前者来验证后者而已。在他看来，科学与直觉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回事，各有自己的思维路径和特点，不能跨越各自的疆界——不能用科学来解释直觉，更不能用科学来代替或否定直觉。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是，傅立叶所宣扬的“情欲引力”是波德莱尔一度沉溺的概念，而“应和”就是“普遍类比原则（相似性）”的改头换面。“应和”论所谓的“象征的森林”，所强调的万事万物间的“感应”，就是在物理、道德、数学、音乐、诗歌、动物和花朵之间建立一种普遍类比（相似性）关系的尝试。

　　很难猜测波德莱尔为什么接近并接受傅立叶。从心理学看，对资本主义的仇视、厌恶以及对超验（宗教）世界的向往等，应当是波德莱尔的主导动机。对超验世界的向往可能来自家庭根深蒂固的影响。波德莱尔出生在宗教氛围浓厚的家庭，父母年龄悬殊但都笃信宗教。他自称是“教士的儿子”，说其父“先着僧袍，后戴红帽”。【27】确实，波德莱尔父亲受过正宗神学教育，做过教士，后改行做家庭教师，爱好文艺，热衷绘画，喜欢18世纪启蒙主义并拥护1789年大革命。波德莱尔6岁时父亲去世但平生怀念至深，这从传记可以看得很清楚。对资本主义的仇视可能来自于对继父的恨。继父是军人又是资产阶级中人，其僵化管制曾激起波德莱尔相当强烈的反抗。有人看见波德莱尔参加巴黎街垒战，问：“是为了共和国吗？”后者未置可否，说：“枪毙欧比克将军！”【28】欧比克，即继父的姓名，可见其仇视之烈、之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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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说波德莱尔绝未见过傅立叶。应该说，可能见过面，而且说不定真有过交谈。

　　据阿.鲁.约安尼相《傅立叶传》记载，傅立叶一生最后几年是在巴黎度过的。1833年底，信奉其学说的人数已达200多，主要来自“新一代知识分子”。他们大都是年轻的工程师、医生、律师和军人，也有本国作家（如乔治.桑，George Sand,1804-1876）【29】，还有十几岁的少年（如闻名欧洲的傅立叶主义者孔西德朗，就是17岁那年加入的）【30】。这些成员后来渗入工人之中而且吸收了许多会员。此外，傅立叶还主动向对自己学说感兴趣的名流赠书，如夏多布里昂、拜伦夫人等【31】。傅立叶主义者们也经常集会，常见的程序是：信徒发言之后，由傅立叶亲自演讲。“傅立叶不仅是一个好演说家，而且他的富有说服力的措辞，也无疑使听众产生很深的印象。”【32】巴黎一些沙龙也开始邀请其参加宴会和晚会。为了宣扬自己学说，傅立叶几乎随叫随到。傅立叶还有一个优点，即“朴实敦厚”。有人刚写信表示拥护，他便前去拜访。有人评论说：“他一点也没有想到自己上了岁数，又是学派的首领，不应该亲自出马而是后者应该来找他。”【33】

　　如果波德莱尔与傅立叶确实见过面或交谈过，想必就是这一时期。因为，从经历看，波德莱尔结束了里昂4年生活后，15岁（1836年）便回到了巴黎。他非常叛逆，经常逃学，追逐新潮。从1836到1837年10月，至少有近两年时间，他完全有机会在某个演说场或沙龙接触傅立叶。这就是说，波德莱尔所说的“有一天”虽不可能是1861年，却也不是绝对的空穴来风。

　　波德莱尔处女作就曾受过傅立叶的光照。因为《恶之花》中有些诗写作时间很早，有人说《恶之花》在40年代初、中期已大体完成。证据有二：一是作者早期评论集《1846年沙龙》出版时，封面上预告了《累斯博斯女人》的出版。郭宏安说，“这就是《恶之花》的雏型。”【34】二是1848年11月《酒商回声报》也说《边缘》将于次年2月24日出版，此后1850年6月《家庭杂志》、1851年4月9日《议会信使》等又多次做了预告。这个《边缘》，如同《累斯博斯女人》一样，也是《恶之花》的别名。【35】郭宏安说，甚至“边缘”这个词都来自傅立叶，因为，是傅立叶改变了基督教“边缘”的原义，而赋予它“社会开端和工业灾难的时代”的内容。【36】

　　还有，波德莱尔对傅立叶学说不仅信奉更是身体力行。1848年革命时，27岁的波德莱尔被空想社会主义所鼓舞，不但创办报纸发表文章，而且与工人诗人、活动家一起活跃在巴黎街头的群众中，火药熏黑了他的双手。【37】

　　注释：

　　【1】【13】【16】【17】《花非花——象征主义诗学》（柳杨编译），旅游教育出版社（北京）1991年版，第120页，第14页，第15页，第16页。

　　【2】【25】【26】[法]波德莱尔：《1846年的沙龙——波德莱尔美学论文选》（郭宏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桂林）2002年版，第86页，第85页，第172页。

　　【3】【5】【20】【22】【23】[法]傅立叶：《傅立叶选集》第1卷（赵俊欣等译），商务印书馆（北京）1982年第2版，第28页，第12页，第12页，第12页，第12页。

　　【4】【29】【30】【31】【32】【33】[苏]阿.鲁.约安尼相：《傅立叶传》（汪裕荪译），商务印书馆（北京）1961年版，第43页，第121页，第67页，第93页，第106页，第118页。

　　【6】谢利叶，傅立叶特有名词，指“系列”。他说：“所有的行星本身是一个系列（谢利叶）。”见《傅立叶选集》第1卷，商务印书馆（北京）1982年第2版，第142页。社会谢利叶，是傅立叶按照“情欲引力”思考并设想出来的社会协作组织系列。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56年版，第167页。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71年版，第32页。

　　【9】【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71年版，第412页，第411页。

　　【11】[法]傅立叶：《傅立叶选集》第3卷（赵俊欣等译），商务印书馆（北京）1982年第2版，第370页。

　　【12】【14】【27】【28】【34】【35】【36】【37】[法]波德莱尔：《恶之花》（郭宏安译评），漓江出版社（桂林）1992年版，第85－97页，第85页，第8页，第19页，第18页，第21页，第21页，第19页。

　　【15】此诗不赘录，可参考《恶之花》（郭宏安译评），漓江出版社（桂林）1992年版，第13页。

　　【18】“垂直对应面”和“水平对应面”背后潜藏着浓厚的神秘（超验）主义气息，主要是指：人的感觉、感情为什么会在水平面或垂直线路上游走，视觉为什么会传达听觉的意念，爱中为什么会有恨，不同感觉、感情为什么会连通，甚至会和上界交融，上界又是什么……这些当时都是很玄虚的、科学无法证明的事情。

　　【1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56年版，第578页。

　　【21】顺便指出，这个原则不是傅立叶杜撰的，它源于希腊文，由“ana”（起来，通过）和“logos”（理性，逻各斯）结合而成，指不同事物之间的类似和相象。借助它，傅立叶在物质世界的不同事物和精神世界的不同现象之间建立了确定不移的联系。

　　【24】傅立叶墓碑云：“沙利.傅立叶之墓，谢利叶对和谐，引力配命运。”真是意味深长！引力、和谐、命运、谢利叶，都是其常用概念。傅立叶所有有价值的思想都被包裹在神秘主义宇宙论中，但这是人类思想史上常见的现象。因为任何新思想的诞生都有一个促其孕育的混沌营养体。这个营养体之所以混沌，是因为它杂乱、各种成分并存，也正因此，它才有营养。我们不能只要宁馨儿不要羊水，因为没有羊水就无法孕育宁馨儿。

　　（原载《汕头大学学报》2008年4期）

　　注释：

　　顺便说明一下，马克思恩格斯对傅立叶的接受不止于此。他们所提倡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辨证唯物主义中带有根本性的关于整个世界的所有事物之间都有联系的观点，在笔者看来，也受过傅立叶宇宙论的启迪。首先，尽管历史唯物主义和辨证唯物主义与傅立叶理论在表面上有很大不同，在解释所有事物之间都有联系时采用的角度也不同，但双方都承认这种联系，而且都把它看成是宇宙和人类社会得以维系的基础。其次，马克思恩格斯从傅立叶政治经济学获益颇多，但傅立叶政治经济学的哲学基础就是奠基于“情欲引力”和“普遍类比原则”（相似性）的宇宙论，很难设想完全排除后者只接受前者。最后，马克思恩格斯也是人，其哲学知识不可能从娘胎带来，更不可能从头脑自生，他们也要接受前代尤其是当代大师的熏陶和濡染。在当时欧洲思想界，除少数宗教学者外，在哲学上持整个世界所有事物都有联系之观点，不顾嘲笑、四处宣讲并著书立说者，就是傅立叶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