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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11-10 1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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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大可：行走在终极价值帷幕后的文化剑客
（这篇文章其实深受刘小枫影响，但是毕竟是说的别人，所以冒昧的发来，全当灌水）
朱大可：行走在终极价值帷幕后的文化剑客
剑是兵中王道之器，非大智大德难以运用自如。运用之道，存乎一心，驾驭王道之器，得心方能应手，所以，被冠之以剑客的人，不在乎手中的宝剑是什么神铁铸就而成的，在乎的是剑客的心与手中兵器的距离。传统的侠义小说中，剑客可以在千里之外取人首级，这与其说是人对自身身体攻击能力的艺术想象，不如说是对人的可能性的一种隐喻。剑客者，侠之大者，他每战必胜，但是胜的不是对方，而是自己。当然，在看客和对方眼里，剑客是武林奇人，他来去无踪，似方外之人，却管着红尘之事。
一直以来，朱大可被誉为文坛独行侠，想到他诡异犀利的文风，一剑封喉的杀气，这并不为过。但是独行其道的人，是那么侠吗？侠，行走的空间是江湖，但是剑客行走的地方，是运用之道，是心体。在我眼里，大可，自然奇人也，虽然复出后，江湖上对朱大侠的传闻越来越多，但是大可究竟在江湖中行走，还是在道体上行走，这是一个识别朱大可独行其道最有效的门径。大可，他究竟“独”在哪里？
朱大可的独
朱大可是不可复制的，这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就如同大可说：“只有一个值得认真谈论的事件：文学的死亡”。
就大可的文风而言，偏居海南的张志扬亦有其诡异犀利的一面，但是显然，二者有天壤之别。同一文风之下，不同的是二者的价值之源，尽管，他们都走的哲学语式上直显心性的一路，并且，不同程度的对文学和文人进行话语上的识别和考量。但是，张志扬先生严谨，而大可却总是在行文上给人飘逸感。前者有现象学的方法论支持，而支撑大可的手法的，主要得益于结构主义之意会。大可灵巧，志扬沉重，大可往来于神、诗人、政治家之间，而志扬往来于马克思、胡塞尔、文革事件之间，大可首先关心的是置身于事件中的人，志扬首先关心的是，是人所置身的事件。二者都是文化上的侦探与法官，不过，大可更习惯从人的标记上寻找事件的发生源——终极价值的爆炸与辐射，而志扬更习惯从事件上的标记上寻找人的意识——创伤记忆。大可更像一个置身文明碎片中的行吟诗人，志扬更像一个囚拘在现代意识形态领域的爱智的哲学家。
很难想象，当代文学，如果离开了朱大可的评论，将糟糕到什么样子。和所有当代文学评论家对时下文学的赞美和叫骂比起来，大可对其审判是那么准确，准确的，让笔者这个一直关注当下文学现状的人，为所谓的著名小说家而疼痛，甚至遗憾。大可说，“文学的圣殿正在坍塌下来”，“我与文学的离婚已无法挽回”。这是一个误会，对可这样目光如炬的人来说，亦可以说是他的悲哀。大可的文学评论针针见血，有目共睹，但是，和文学联姻，尤其是和当下的文学联姻，本身就是一种意识形态的盲动。
文学是圣殿吗？或者说，文学是谁的圣殿？
和所有文学评论家不同的是，大可的文学评论，与其说是对文本的话语考量，不如说是从文本中寻找种族的心体变化。现代文学的兴起，使小说这种市民阶层的阅读对象转换为精英的思想战场，很多思想家都置身其中，东杀西拼，最后皆徒劳而归。这里，涉及到一个问题，文学到底是什么？按照周作人的解释，文学是人学，这是一个充满歧义的阐释。我们可以理解文学是人学其具体语境的合理性，但是，这个阐释自诞生之日起，就和意识形态有了不解之缘。五四时间，尼采已经进入中国，而“人 ”作为尼采其哲学关键词，和各种意识形态都复杂的交织在一起。一言以蔽之，人的独立标志着各种意识形态取代上帝后人心秩序的混乱。
上帝死了，但是人对上帝的本能性需要不会改变。就如同孔子死了，对很多人来说，中国文化的血缘上依然需要一个发挥孔子的道德建设功能的人一样。有了人的独立，有了人对终极价值的非依附性存在，各种意识形态才开始混乱各个种族的人心秩序。于是各种泛宗教，虽然放弃宗教之名，却以各种方式取代宗教的社会功能。从更高的价值上俯瞰，革命、文学、进化论、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等等都在窥视着这样的社会功能。这里，最为骑墙的就是文学。一种准宗教的意识形态完成自己的功能性建构之后，会迅速按照宗教的形式去组织自己。
任何一个宗教形式都离不开这样几个因素：一是信仰成员的组织，比如基督教的教会。二是信仰对象的形体化，也就是偶像崇拜。三是出条信仰的律法规定，其实就是道德规定。四是唱诗班，也就是对信仰对象的声音赞美。按照这几个因素，我们观察现代文学，很容易发现，文学竟然开始在现代行使自己的宗教功能，并开始建筑自己的宗教形式。按照第一个要素，左联虽然其革命的政治色彩更为浓厚，但是，也恰恰是它提供了组织上最为严密的文学信仰对象之活动团体。这此之前，文学首先是流派，而不是组织。第二个，文学信仰对象的形体化，这首先是从西方文学引入的，易朴生、陀氏、托尔斯泰等文学偶像大批量引入，即便当下，人们对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关注，依然是这一信仰形式的延续。而后，将信仰对象本土化，属于左翼的鲁迅、老舍，矛盾，属于右翼的梁实秋、张爱铃、徐志摩等等。按照第三条检索，文学的道德规定和非道德规定，其实是一个硬币的两个面，以鲁迅为首的文学启蒙派，和以梁实秋为首文学人性派，都是在努力对文学进行规定和规范。第四条，无疑就是文学评论家这一角色的崛起，他们大批量的加入对文学的赞美行动，并使其职业化，甚至为另一种意识形态收编认同。需要注意的是，这种赞美首先是对自己认同的文学作品的赞美，但是这一点丝毫不妨碍这些群体的唱诗班色彩。
我们不妨把眼光拉到当下，90年代中期，很多文学评论家对纯文学的呼唤，对市井写作的批评，都可以看到这些唱诗班群体对文学作为信仰来推行的心理冲动。纯，其实是一个可怕的字眼，它对文学的规定本质上就是一种道德规定，与之相关的是很多人不停的叫嚷，作家的良心等等。但是，文学本身的非道德色彩一直在对抗这种文学的信仰规定，尤其是在市场经济模式下，写作的商业化使这种道德规定在现实里屡屡受伤，以至近年，这种声音几乎消失了。
大可在2001年告诉我们，他与文学的离婚无可挽回。在我看来，大可确实走错了路，一方面，作为文学评论家，他是现代文学信仰唱诗班的一员，他的文学死亡论，与其说是宣判文学死亡，不如说是对文学信仰失落的一种别有情致的哀悼。另一方面，大可对文学的信仰期待，如果没有文学的意识形态化，没有文学的信仰化，只专注于聆听歌者，并非没有其聆听的有效性。大可告诉我们，他与文学离婚了，其实，这恰恰可以看见，大可正在让自己离开文学自身的意识形态，去归依真正属于自己的价值空间。
大可毕竟是大可！
大可的文学评论是可以让人产生阅读的眩晕感的，有时候，我常常问自己，这是文学评论吗？这与其说是文学评论，真不如说是一种诗化哲学。说的更具体点，作为文学评论家的大可，很可能是一种角色误会，当然这种误会首先由大可自己承担，而不是作为阅读对象的我。大可对文学的价值期待是深情而圣洁的，如果没有上帝死了之后，意识形态狰狞四起的背景，大可不会，也不可能与文学联姻。文学是什么，如果没有意识形态的清洗，文学其实就是一个种族心力的表征后符号。在近代以前，小说是中国受众最广的文体，也是最不干净的文体。真正值得一读的，也就是诗歌。但是近代之后，小说依然是受众最广的文体，但是干净不干净，却变的异常复杂。这自然得益于各种意识形态的冲击。就是现在，中国的启蒙派小说干净吗？这依然是一个问题。纯文学如果被压制成意识形态的条码，无论文本多么先锋，主题多么沉重，依然难逃意识形态的窠臼。而意识形态，恰恰是朱大可的攻击对象。
和其他文学评论家也好，文化批评家也好，朱大可的不同首先在于，在他面前显示着这样一幅神秘的场景——从上古文明的天真中心，悲壮意识、拯救宗教和启蒙哲学，凶猛、激烈、突如其来、不可阻遏地爆炸了，由此产生了至今仍在支配我们的所有巨大精神元素。（大可语）
不错，大可就是这场文明持续爆炸的目击者，而且是午夜目击者：
我们生活于这此爆炸的遥远后果之中，也就是漂浮在它的碎片之间，面朝爆炸的明亮中心，而身已难以置信地隐入黑暗。（大可语）
毫无疑问，作为目击者的大可要开辟犀利，甚至更犀利的目击事业！
那么，目击者要站在什么位置上去目击，目击者的使命与功能到底是什么？
终极价值帷幕后的行走
大可在当代文学家中并非没有亲属，这个人，或者这些人吧，就是以海子为中心的歌者。当然，二者的血缘关系并非那么泾渭分明。一直以来，对海子的推崇首先定位在诗歌上，没错，但是海子的诗歌，那些抒情短章只是海子身上揣着的一个最小的物件，通过它，并不能辨别海子的身份和谱系。了解海子，没有阅读那些长诗的眼界，就不可避免的对海子产生流行歌曲般的误读。和大可比，海子更像一个文明爆炸后，午夜的目击者。说更像，是因为海子没有杂质，而且其命运以呈现了巨大的悲剧色彩。海子到底魂归何方，是去天堂，还是下地狱，这对大可来说是一个问题。没有什么比亲人是死更能阵痛一个人的灵魂了，海子的死，作为亲人的大可的悲痛是可以理解的，与此同时，也容易产生一些选择性失明，比如海子到底死，或者说羽化到哪里？大可无疑认为海子去了天堂，去了终极价值的中心，甚至成为终极。在我看来，事实并非如此？
海子不幸死于一种话语的混乱，向终极价值行走的道路上，无疑充满了各种价值陷阱。也因为如此，大可对海子情有独衷。他们都是文明爆炸的目击者，海子在呈现这种爆炸景象时，努力使自己接近终极价值，接近爆炸的中心。而大可是通过历史线索去寻找神，或者说终极价值的存在感。海子在前台，大可在幕后。海子行走的危险系数太大了，但是走的浪漫，走的瑰丽。大可行走的危险系数并不大，因为大可并非为了成为终极，大可的目光是游弋的，他从现实——历史和传说出发，寻找神和终极的当下性，并以此成为我们现实生活中的文化侦探和法官。也可以说，海子没有现世生活的情结，大可却充满了对现世进行文化洞察的冲动。即便如此，我们绝不能否认二者文化上的血缘关系，毫无疑问，他们在终极价值的路口上相逢，并没有喜悦。他们都是沉痛的，海子沉痛而忧伤，大可沉痛而坚强。
必须承认，他们都是沉痛的目击者！
大可有大可的使命，作为目击者和识别目击者的人，大可的作战对象到底是谁？我们或者要问，寻找并确认终极价值的朱大可，既然不接近终极价值，那么他到底想干什么，他的言说功用何在？
对于目击者，大可认为他必须有内在的智慧光线，以便在极度的黑暗中获悉世界景象的各个细节。他既在暗中，又在暗外；既遭到目击，又从事目击；既是午夜的囚徒，又是他的征服者。在消解人的深渊里，只有极少数人才能获得如此非凡的能力，以便为未来的伟大学说开辟道路。这与其说是评价海子，不如说是大可的夫子自道。内在的智慧光线，无疑是对终极价值的确认，而极度黑暗中获悉世界景象的各个细节，无疑是他对神话的阐释以及对流氓美学的发现。我早就说过了，大可是游弋的，所以他即是午夜的囚徒，也是他的征服者，一会在暗中，一会跑到终极价值的帷幕里，而海子是一股作气的向着终极价值奔去，大可却在终极价值与现世话语中奔来跑去，笔画着现代的社会的各种与终极相关的语法规则。
应该承认大可作为目击者，其洞悉景象对我们现世启示的有效性。
很多人都惊异于朱大可对神话的阐释，其实更值得关注的是，大可为什么把神话作为他的阐释对象？
大可并不是一个严格的学者，但是却是一个准确的智者。无论是其神话阐释，还是流氓美学的分析，他那些充满机锋的断语基本不需要逻辑上的严整性，但是作出的判断却直指阅读者的心体，他需要的是读者与其的心心相应。灵山上是佛祖捻花，迦叶微笑，而阅读朱大可那些从神话角度探讨和搜索终极价值的文章，是大可捻花，我们会心的读者微笑。因为懂，或者说，相信他判断的准确性，我们微笑。
后现代文化场景最眩目的，就是上帝死后人的独立作为。上帝死了，意味着什么，或者说，人的站立意味着什么？应该指出，大可对当下的时政批评杀伤力很大，但是这并非他的独门暗器。我们有理由确信中国的民主转型在当下有足够的加速度，但是在这场转型的过程中，民主是否是一个终极问题，显然不是。我这样说，并非是为了掩盖当下最基本的问题，我只是想表明，中国的民主转型如果忽略了人的站立，或者说上帝之死这样的终极问题，将不可避免的使意识形态加剧对人的异化。
上帝死后，一个非常清晰的图景是：现代社会只有两种人，一种是被意识形态迷惑的人，一种是制造并使用和清除意识形态的人。
意识形态是没有合理性的，就如同流氓美学没有被发现时，它潜伏在所有人的无意识当中。但是一旦它被发现，它的合理性立刻大打折扣。上帝死后，人将一切对象化，同时人对上帝，或者对终极的需要，只有意识形态来替补。在没有帷幕的观念世界，各种实体性观念都可能将人塑造成一个听命于所谓内心律令的机器，其实不过是一次，一种，或交叉重叠的意识形态垃圾接受场。看看今天的民族主义愤青，这一点再好理解不过。作为“极少数人”，大可无疑是清除意识形态的人，大可的对手，或者说他的作战对象是上帝死后各种替代终极价值的意识形态。
清除意识形态的人，首先要了解上帝之死，了解上帝等等元信仰，了解文明爆炸期的文化中心人物。大可对神话的解读，自然有其讨论终极信仰、文明中心结构的用心，但是归跟结底，这种行走只是一种幕后的操作，他的最终目的在于洞悉意识形态并清除意识形态。作为一个置身中国的文化人物，大可检索神话的谱系，其落脚点却在现实当中，以清除作为文明之根或文明碎片的各种意识形态规则。
作为午夜文明的目击者，大可最大的文化贡献，是发现了流氓美学。这种美学的特质在于其中国文化属性。在对余秋雨进行批评的时候，大可不但从他身上拍摄出各种现代的意识形态，比如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等等，而且检索出他的流氓气质，这后一点，其杀伤力几乎是无与伦比的。
对流氓的中国文化讨论太多了，王学泰先生等人对此都有非常好的解读，但是大可能够洞悉流氓的语法起源以及他的变异规则，这一点，当代中国绝无出其右者：“江湖”是从整个治水话语文本里跌出来的一个小小的语词部件，但它却隐喻了流氓的主要存在空间。在土地政治尚为兑现之前，江湖就是流氓的摇篮。禹的示范表明，只有首先在“江湖”中“治水”，而后才能获取“治人”的光荣权柄。江湖是流氓散步的花园，而宫廷才是他们真正想要染指的闺房。
不需要太多的赞美了，仅对流氓美学的识别，大可就足以在中国当代文化研究中成为大师级人物。同时，我也希望，我们不要忘了，那个躲在终极价值帷幕后的大可，也可能做着其它让我们想象不到的事，他是剑客呀，似方外之人，却管着红尘之事的他，也许会给我们更多的文化识读惊喜。
我期待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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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11-10 2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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