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子尹：莱布尼兹与现代德语之沧桑

宇文怀远

——兼论“语文作育”与民族语言命运问题


"Die Gewalt einer Sprache ist nicht, dass sie das Fremde abweist, sondern, dass sie es verschlingt." (Goethe, Maximen und Reflexionen)



1. 引言——从两则故事说起

普鲁士国君腓特力大帝 (Friedrich der Grosse, 1712-1786) 是德国军政史中的佼佼者，而巴哈 (Johann Sebastian Bach, 1685-1750) 则是德国音乐史上的巨擘。在巴哈次子Carl Philipp Emanuel的引见下，巴哈于一七四七年获腓特力大帝接见。据说二人晤面时腓特力大帝第一句话是问“你说不说法文？”三年后，即一七五０年年中，法国文人伏尔泰到稔熟的腓特力王庭上作客。伏尔泰大概因为“宾至如归”的缘故吧，据云曾有以下一段记载：“我简直就像在法国一样，这里的人只讲我们的话，德语只是用来对士兵和对马匹说的！”[1]

对于心仪现代德国文化无论在文学、音乐和哲学上都有卓越成就的学者而言，上述这一情景，可能有一点匪夷所思。论者或会认为，这种“谄媚法语”的风尚，只不过是欧洲皇室长久以来的一些习气而已。但如果我们对德意志历史深入一点认识，便当知道﹐这一种情况绝非只限于皇亲贵胄，而是一广及民间的现象。当然，德国一般民众之间大抵不至于像伏尔泰所报导一般“只讲法语”，但当年的德语地区，起码在某一定社会阶层中和在许多专科行业里（特别在法律、商务和学术等界别里），长时期德、法双语并行，的确曾是一历史事实。著名德语史学者Peter von Polenz 便指出，在十七、十八世纪之交，稍为富足一点的中产家庭(Bürgertum)之间，普遍存在一种风气，就是让孩子们与父母和同侪们都讲法语，而德语则真的只限于和“下人”(Gesinde) 沟通。[2]



2. 莱布尼兹论“论文作育”与“德语思维社会”

德国民族这一种对母语轻视的风气充斥到了这样严重的地步，终于引起了学界的反省。其中，以哲学家的莱布尼兹提出的一些思想最为深刻。莱布尼兹是德国启蒙运动中的一位“文艺复兴人”。莱布尼兹除了是他底时代的代表性哲学家外，其于数学、科学技术（特别是化学、力学、和机械）、法律、历史、外交、和文化科技政策方面都有卓越成就。根据粗略估计，莱布尼兹等身的著作中，几乎百分之九十以上是以拉丁文或法文写的，包括其全部哲学著作。然而在其以德文写的为数甚少的著作中，却有两篇论文是分析德语的特点和讨论德语的前途的。两篇文章分别是：

   1. “Unvorgreifliche Gedanken, betreffend die Ausübung und Verbesserung der deutschen Sprache”〈关于德语运用与改善的一些未合时宜的思想〉(1697/1704/1709)〔简称〈未合时宜的思想〉〕
   2. “Ermahnung an die Deutschen, ihren Verstand und ihre Sprache besser zu üben, samt beigefügtem Vorschlag einer deutschgesinnten Gesellschaft” 〈向德意志国民劝诫，着其更妥善地运用其理解和语言，并附带提出缔建一德语思维社会的建议〉(1682/83) 〔简称〈劝诫〉〕

上述两篇文章中，莱布尼兹本欲于1712年间把第一篇文章结合其它文稿付梓，但结果要等到莱布尼兹身后才由其助理于1717年出版。至于第二篇文章，则要等到1846年才首次面世。两篇文章中第二篇应较早出十几年，但二者主题统一而内容亦互相呼应，充分反映了莱布尼兹对母语现况的忧虑和其前途命运的高度关怀。最值得一提的，是许多重刊的版本中，1916年Felix Meiner版中所收的〈未合时宜的思想〉一文的标题之前，冠有Von deutscher Sprachpflege一大标题。事实上，这个大标题并不出自莱布尼兹手笔，而是Meiner版的编者Walter Schmied-Kowarzik自己加上去的。不过，这大标题与其是编者自行捏造，其实有一定根据：就是编者根据莱布尼兹致友人Gerhard Meier信中提及〈未合时宜的思想〉一文时曾描绘之为 “dissertationunculam mean extemporaneam de linguae Germ. cura”。[3] 这段拉丁文可直译为“我的一篇简短的关于德语作育的偶作”。而其末后de linguae Germ.[anicae] cura四字正是上述Von deutscher Sprachpflege这一大标题的根据。而此中的 Sprachpflege概念，我们可理解为“语文作育”。这个概念无论从语言、文化、教育、甚至哲学等角度下观察，都有极深刻的意义。

“语文作育”（英文可译为language care）这概念，其实和今日吾人所谓“语文规划”(Sprachplannung, language planning) 颇为相近。因为二者都是某一民族针对其所用的语言而讲的，而且，二者都言及一民族应对所用的语言文字有某些有目的的施为，以使该民族的语文朝向某一其意欲的方面发展。所不同者，是“语文规划”主要是从政府政策的角度入手，而“语文作育”则主要就语言群体中每一使用该民族语言的同侪所应共同承担的使命和责任去考虑。

至于〈劝诫〉一文题目中最后提到的 “deutschgesinnte Gesellschaft”，       我把它了解为“德语思维社会”，正就是从“语文作育”的角度去设想的。莱布尼兹所谓“德语思维社会”，其要建立的目的，是要让一群使用德语作为母语的国民，透过各种各样语言活动的参与运用，而使德语和德语文化的活力得以长久维系。

从历史的角度看，“德语思维社会”这名目其实并非莱布尼兹首创。事缘莱布尼兹大抵还在襁褓的1642/43年间（即三十年战争结束前几年），德国汉堡 (Hamburg) 确曾有一名为“德语思维互助合作社”(Deutschgesinnte Genossenschaft) 的语言研习社团的建立。此学社的创办者名Philpp von Zesen。[4] 其实除了“德语思维互助合作社”外，当时还存在许多类似的组织，而这些语言互助组织的成立，都抱同一个宗旨，就是要力拒外来词侵入德语领域，以保存德语的纯粹。[5] 然而，与这些当时早已潜服于德国的语言运动相比之下，莱布尼兹提出建立“德语思维社会”的构思只坚持不应忽视德语，而不强调要保持其“纯粹”，更不同意把外来的语言元素排拒，以达至所谓的“纯粹性”。作为哲学家的莱布尼兹，所不同流俗之处，就是其于重视本国母语之余，又表现了包容外语的胸襟。近年语言学界开始有人提出Leibnizian linguistics 一概念[6]，以与乔姆斯基倡议的Cartesian linguistics 相对扬，目的就是要强调莱布尼兹语言理论的这种特色。莱布尼兹这份坚持本位而又显包容的胸襟，百年后的歌德以下一语便最能相契：

“一种语言之力量，不在乎能把外来元素排拒，而在乎能吞噬之。”[7]



3. 莱布尼兹论德语的长短

德语书面语的建立，与宗教传播的关系至深。其中，深入民间的德文圣诗 (geistliche Lieder)传统，就是一股不容低估的力量。但说到现代德语的成型与发展，马丁路德以德文翻译圣经可谓居功至伟。马丁路德距今虽近五百年，但他写出的德文规模已甚完备，今日的读者读起来，亦不会有大困难。然而，曾几何时到了十七、十八世纪之际，德国语文何以积弱到这一地步？和被德意志民众自己轻视到这一地步？

要说明此中缘由，我们应自“三十年战争”(Thirty-Years-War) 说起。所谓三十年战争，是指自1618年起，迄1648年共三十年中欧洲多国之间诸如宗教、政治、军事、经济等力量的一场总角力。由于德国地理上和战略上处于利害的要冲，加上除了“神圣罗马帝国”这一日渐瓦解的架构外，并无一有力的统一政府，因此成为三十年战争中最被蹂躏的地区。三十年的战祸除了令德国民族的经济受到重创外，最重要的后遗症是文化上也长久地失去了活力，包括对德语这母语本身也失去了基本的自尊和自信。而当时欧洲列强中的法国，由于最后成为了三十年战争的最大胜利者，因此法语便成为德意志民众最趋之若鹜的高贵语言。

莱布尼兹虽然自己并不热中于以德文著述，但德语式微这情境看在眼里却极难过，而上述两篇文章的撰作，就有救亡的意图。不过大抵由于真的“未合时宜”，这两篇文章要到了莱身故后才先后发表。在《未合时宜的思想》一文中，莱布尼兹首先对发展到了当时的德语作了一简略的反省，目的是揭示德语作为德意志民族语言的长处和短处。

就长处这一面而言，莱布尼兹指出：“大凡一切涉及可以被吾人用五种感官能力去掌握的事物，特别是涉及物质世界的事物，和技术及手工艺方面的事物，德国人于语言表达上都已达致一很高的水平了。”[8] 莱布尼兹甚至具体指出德语于矿务（金属矿和煤矿）、狩猎、放牧、航运等领域上都有过人成就。

然而，相对而言，莱布尼兹却认为德语于精神文化方面显得缺乏。而其短处主要有二：第一是欠缺“心灵搏动的一些表达(Ausdrückung der Gemütsbewegungen) 和德行和罪恶等与道德或政治有关的表达方式”；第二则是欠缺“抽象而幻化的认知表述方式，包括逻辑和形而上学等术语”。[9] 莱布尼兹提到这两项“欠缺”，前者可引申至与文学中与人类道德生活密切有关和发自心坎的“情意”领域 (Leidenschaften des Gemüts)[10]，而后者则直指哲学性的抽象用语。



4. 就德语的两项“欠缺”与莱布尼兹商榷

莱布尼兹对德语前途的反省，固然语重心长。然而，如我们对德语的历史追溯得更远一点和看得稍为仔细一点，则我们必须指出，莱布尼兹谓德语语言资源有两项“欠缺”(Mangel)这一判断，其实并不完全属实。

　　首先就心灵感受和情意领域的用语而言，德国其实自Walther von der Vogelweide (c. 1170 - c. 1230)以来，一直有抒情诗的传统，这传统发展到 Paracelsus (1493-1541) 达到了哲学和诗意融合的境界。再往后到了巴洛克时期，便有所谓Barocklyrik的传统。其中主要代表有Martin Opitz (1597-1639); Andreas Gryphius (1616-1664), Friedrich von Spee (1591-1635), Paul Gerhardt (1607-1676) 和Angelus Silesius (1624-1677)等人。后两者诗意的深远，情感的细腻，对德语于情意领域的贡献是绝不容忽视的。其中Gerhardt的诗句，以浓厚的宗教感衬托出既广大而又细致的胸怀，其许多诗句被巴哈编成辞曲双绝的Lieder，几百年后的今天，仍教听者无不动容[11]，则其当年对德意志国民影响之深远，实在可想而见。至于 Silesius (原名 Johannes Scheffler) 的诗句，秉其静谧而深邃的存在感受，直到二十世纪还得到海德格尔等哲学家的青睐。[12] 因此总的而言，莱布尼兹说当时的德语欠缺“心灵搏动的一些表达”一点，顶多只适用于一般惯于“媚外”的民众，但决不能直指德语的老传统。

　　其次就所谓“抽象的哲学用语”的“欠缺”问题，我们必须指出，早于十、十一世纪之际，Notker von St. Gallen已透过亚里斯多德和波尔修斯著作的翻译为后世的德语哲学词汇奠定了基础。[13] 一个世纪后，Hildegard von Bingen (1098-1179) 开了密契论的先河；发展到了十三、四世纪之间，德意志密契论传统终于出了埃克哈特大师 (Meister Eckhart, 1260-1327) 。奥伊肯(Rudolf Eucken) 即指出，从埃克哈特的著述中所见，大量“以人类精神心境的内容为对象”的德文词汇已被缔造出来了，其中包括了与日后康德哲学相关的 sinnelichkeit, manicvaltekeit, verstendikeit,和后来海德格尔特别强调的 warheit, weltlicheit和zitlicheit等。[14] 奥伊肯还认为，埃克哈特的贡献在于让吾人的“思想与感受得以自心坎脱颖而出，有如给吹送一口灵气一样，跃跃欲试地活现于眼前……”[15] 此外，与其只知建立德语词汇﹐埃克哈特对外语的吸纳和把外来词“德语化”亦不遗余力，一些如form, formieren, materie, fundieren, nature, natiurlich, übernatiurlich, person, personlich, personlichkeit, transformieren等对后世影响深远的例子，都是经典的证明。[16]

　　埃克哈特的“神秘”死亡并没有令密契论因而式微。首先是他的两位高足Heinrich Seuse (1295-1366) 和 Johannes Tauler (1300-1361) 承继了其香火。辗转到了十六、十七世纪，德意志密契论另一巨擘贝美 (Jakob Böhme) 终于再一举把德语作为一种哲学语言推至另一高峰。整体而言，密契论作为一明确的传统虽止于贝美，但其追求与道(自然)合一（unio mystica）的精神却同时于十八、十九世纪德国的哲学和文学圈子中得传承。德国浪漫文人受其启迪之外，其于哲学界的影响自黑格尔[17]、尼采，直到二十世纪如海德格尔和布洛克 (Ernst Bloch) 都留下极为深远的影响。例如黑格尔便把贝美的哲学誉为“很道地的是德国的”[18], 和是“最高层次地为深邃与内敛的”。[19]而对布洛克而言，艾克哈特的学说可说是人性中的“希望原则”(Das Prinzip Hoffnung) 的最佳写照。

　　由是观之，十七、八世纪之间，德语传统的情意语言和哲学语言与其像莱布尼兹所说般“缺乏”，不如说是德意志民族于三十年战争以后对一己的语言失去了应有的自信，加上因为媚外（特别对法国）而长久放弃了对德语的妥善经营与作育，因而导至德语在民间、甚至在文化界的力量不但没有寸进，反而连一些饶富价值的古老元素也被忘怀了。换言之，莱布尼兹对德语“传统”的观察与分析，可说并不准确，因为他基本上过份低估了他以前的德语传统，但其对“时弊”的刻划，却真的切中要害。事实上，如果当时的德国民众对德语的轻视甚至使得“有心人”如莱布尼兹亦会把德语固有的优点也会忘记的话，则当世德语所受伤害之深之剧，相信比莱布尼兹所设想者还有过之。



5. 十八世纪以后德语长足的进步

莱布尼兹以前的德语传统其实早已蕴藏了极丰富的文学与哲学资源固如前述。不过，由于“荒废已久”，当时德语显得疲不能兴却又是事实。另一方面，莱布尼兹关于德语两项“欠缺”的判断，虽有低估德语固有传统之嫌，但这两项欠缺所指向的“文学”与“哲学”这两个领域，又的确应该成为莱布尼兹以后现代德语亟需重新 “作育”的重点。历史的发展结果没有辜负莱布尼兹所托：因为莱布尼兹身后百年之内，德国文学界先后英才辈出，其中包括了足可与英国莎士比亚媲美的歌德和席勒；而哲学界的人才更不遑多让，当中最杰出的当然是康德和黑格尔。最重要的是这些新一代的文化巨人再不像莱布尼兹时代一般以运用德语为耻。相反地，在他们的学术思想不断获得崭新成就的同时，现代德语蛰伏已久的潜力在他们的笔下不断被推向高峰。

康德和黑格尔之世，德语的活力之所以长足发展，其原因是多方面的，现试就其中的重点条陈如下。

a.       最关键的因素是新一代的文化人物逐渐放弃了前一代对德语的轻忽态度，一改而活跃地使用德语。这可说是莱布尼兹要求的“语文作育”的基本守则。德国新一代的文化巨人中，康德早年已基本上拉丁文和德文交替并用，到了写第一批判以后，便几乎只用德文著述了。

b.       吸纳希腊拉丁等古代语言资源，基本上是现代欧洲学术长久以来的基础建设。文学界荷尔德林 (Hölderlin) 和韦兰德 (Christoph Martin Wieland)等的希腊文献翻译，大大丰富了德语的语汇。哲学家中，就以康德为例，他即最亟力吸纳希腊哲学（特别亚里斯多德）的语汇。他的知情意三分的能力学说根本上是脱胎自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的传统，而由此引申出来的如Willkür或arbitrium (proaÛresiw) 概念，Ästhetik (aàsyhsiw), Einbildungskraft (fantasÛa) 亦如出一辙地源自亚里斯多德。

c.       不断提出新的概念区分(conceptual distinctions)，让哲学思想获得新的空间。如konstitutiv – regulativ; bestimmend – reflektierend, kategorisch- hypothetischer (Imperativ)等概念对扬，根本是康德哲学的一些重要理论得以张展的概念条件。此外，康德又常把一些旧有的概念对扬从德语的角度重新分析和说明，并从而对旧有的哲学问题予以转化和超越。最经典的例子莫如把拉丁文bonum- malum 一对概念中的bonum区别为德语的das Wohl 和 das Gute，而把malum区别为德语的das Übel 和das Böse；结果，拉丁文的bonum-malum区分即清楚地可分别从 “das Wohl – das Übel” 和 “das Gute - das Böse” 这两个完全不同的层次去考虑，前者是只涉及自然秩序的“好—坏”，而后者则指涉及人类意志的“善—恶”。如此一来，康德为处理西方历来“德福一致”的问题创造了一有效的理论平台。[20] 康德哲学中这种“旧瓶新酒”式的概念区分其实到处充斥，另一同样重要的例子可数从柏拉图哲学挪移过来，但却被康德于理论地位上完全重新界定的Phenomenon-Noumenon区分，不过此中理论问题颇为复杂，这里便不细及了。[21] 这种概念区分间的细致推敲和重新赋值的功夫绝非康德所独有，黑格尔哲学中具有关键意义的概念区分多的简直数不胜数，举其大要起码可数 abstrakt-konkret, endlich-unendlich, mittelbar-unmittelbar, Teile-Ganzes 等。

d.       把一些内涵曲折的日常用语引入哲学之中。最经典性的例子是黑格尔Aufhebung观念的使用。这个用语本出自日常aufheben或解“提起”这一动词。但用种种不同场合中，却可同时携带“取缔”与“保留”两种相反的意思，而此相反的意思又可以统一起来表示“透过偏执性或片面性的取缔，让对立得以调和，并让事理不单得以继续保留下来，并还因而得以被提升到一更高的层面去”如此这般地充份表现辩证智能的理境。黑格尔在谈论Aufhebung时，兴奋莫名地说其“能于语言中找到这一种带有思辩意味的用语是令人惬意的 (erfreulich)，而德文里便有许这样子的语词。”[22]

e.       勇于创新。就创新而言，基本上文学的空间比哲学要大一点。就这一问题，歌德屡屡于不经意中提出深刻的反省。例如他曾说：“世人常不明白，我们以母语创作时，往往有如在运用外语一样。这话所指的是：一种语言在某一世代的笔耕过程中，才华卓越的作者们往往用该语言写尽人世种种活生生的感受与沧桑，一至于把该时代的内涵和该语言本身都发挥得淋漓尽致，从而让资质一般的每一作者从此得以把这些现成的表达方式信手拿来从容使用。”[23] 此外，关于语言创新问题，最令我神往的是歌德曾说的：“当我找到一记手民之误时，我常以为正有一项创新显于眼前﹗”[24]，这种讲法尽管有点夸大，但歌德随时有创新的准备由此可见。当然，哲学用语大举的创新虽然并不太容易，但二十世纪的海德格尔终于证明这并非不可能。海德格尔哲学语言创造性的极端，不单令一般德国人难于接受，甚至乃师胡塞尔亦讥之为“文字把戏”(Wortzauberei)﹗[25]

f.        另一重要发展是连群成族的哲学语词场域 (Wortfelder, semantic fields) 的开发。“语词场域”这个现代欧陆语言学的重要概念[26]，指的是日常用语或专门术语中一些由于论域相同、或论题相近而结集成群的语词。这些场域的出现，让多个语意相关的概念能于各种如“比邻”、“相反”、“引申”等接口关系的交互说明和共同约束下一起突显某些理论意义。[27]这些语词场域如建立得宜，可使吾人得以有效和有系统地讨论各种问题。语词场域比单纯的概念二分更进一步地让思想得以向更复杂的理境迈进。最重要的例子有如康德十二范畴讨论的展开，又或如对各种各类的“义务”(Pflichten)的胪列与区别。当代哲学家中，若论最能善用“语词场域”以组织讨论的，当以海德格尔为首。

从上述发展可见，自十八世纪后叶以降，在一代一代国民（包括多位人文领域的巨擘）的“作育”下，德语于语言文化方面的“积弱”或“欠缺”问题一扫而空，单就人文角度去看，德语一步一步地收复所有失地，终于蜕变成为西欧的一强大的学术语言。此外，在原有强大的技术传统的基础上，现代德国的科学技术语言亦表现了非凡的活力。如是者，到了十九、二十世纪，文、理同样卓越的德语基本上成为了众多西方语言中最傲视同侪的一员。日本和中国于十九世纪后半先后推出的“洋务”或“维新”运动，直接或间接地都以先以德国文化为主要楷模，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德语和德国文化这一种优势，一直维持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语迅速冒升成为新一代的世界语言为止。



6. 从莱布尼兹的“劝诫”到今日德语面对的挑战

莱布尼兹对德意志国民的劝诫，在今日看起来，在两种意义下，其实还有很深刻的意义，和还很值得今人借镜：其一是对今日的德国而言，其次是对今日的中国而言，现在首先讨论前者。

　　回顾当年莱布尼兹面对的政治文化处境，置于今日德国的视野下观察，几乎有如历史重演。莱布尼兹生活的年代（十七世纪末），正值当年的神圣罗马帝国（实质上是未统一的德国）战败后的几十年，这和今日德国仍未完全摆脱二次世界大战战败的阴霾十分雷同。而最切题的，是莱布尼兹当年亲身经历的“西风”，今日的德国同样要去面对，所不同者，是今日的西风不来自法国，而是从更远的美国吹来。影响所及，莱布尼兹当年在法语风靡德国上下的背景中告诫德意志国民应妥善地作育德语的诉求，在今日德国，一改成为美式英语冲击之下，德国民族应如何处理德语作为本土学术语言的地位问题。[28] 莱布尼兹的“劝诫”，乃至莱布尼兹自己几乎也忘记了母语的固有元素这一“反面教材”在在让我们也得到教训：就是无论一个民族的语言曾经如何绚烂，如果我们一旦放弃继续或疏忽了对它的“作育”，则这语言将迟早要出现存在危机的。

当然，经过歌德、席勒，康德和黑格尔等文化巨人“作育”以后的当代德语，其活力显然比莱布尼兹时代的德语要强许多。不过，当今德语却要面对许多当年莱布尼兹所不需面对的困难！例如，在全球化 (globalisation) 的大趋势下美式文化相对地处于高位，在大战时纳粹的不人道行为令德语因而蒙污[29]，在欧盟统一后需要一更普及的共同语作为沟通媒介的诉求，和德国马上要引进美式大学学制等。在这种种因素的交加影响下，德国民族对德语的自信是否再次响起了警号？

德国几年前（二零零一年六月），有一群大学教授发起联署运动，就英语锐不可当的压力下德语作为一种学术文化语言的前途问题向德国十六邦的文化部、科学部及教育部发出公开信。公开信促请德国政府正视德国大学学界语文运用上的两项发展趋势：其一是愈来愈多的大型国际会议只以英语进行，甚至在一些以德国民众为主要对象的情况下德语也不被列为会议法定语文。其二是在德国许多发表学术研究成果的园地只接受英语，而甚至一些大学的基本课程的教学的语言也竟然舍德语而用英语。[30]

　　从公开信中可见，德国知识分子对德语的命运已产生了极大的忧虑，而此一忧虑除了涉及学制这一技术层面外，还直接关乎德语作为德国民族的思想语言与知识传承语言的社会文化层面。信中最重要的片段直言：“〔我们共三十七位〕来自种种不同领域的联署者，目睹德语将要被英语摒之于德国各州的学术事业之外这一危机。现特函请阁下正视有关问题。我们还注意到另外一项危机，就是我们学术上赖以思维和社会上赖以传播知识的那一原始的语言基础将会于五至十年内丧失。”[31] 面对这些危机，联署者向当局提出了一系列建议，包括：“1、德国各州文化部应作出政治动员，仿效法国人的做法，在英语之外确定德语作为一切德国境内举办的学术会议的法定语文之地位；2、运用纳税人之公帑把各种研究成果经整理后译成德文，俾一般民众得以接触和分享；3、必须确保德国大学中以德语讲授的基础课程不会因为对英语的偏好而被草率地排挤。”[32]

　　观乎上述的公开信，德语面临英语（严格地说是美语）挑战之严峻，即使未至于莱布尼兹当世之程度，想亦相去不远。联署者提出的两项控诉，用莱的口吻讲，就是德国学界正在放弃自己的“语文作育”的责任。联署者提出几项“救亡”措施的同时，把目标订得很悲凉：“并不是要重振德语，使再度成为一种学术世界的国际共同语”，而只不过“但求德语作为学术语言于国内不被忽略，和受到应有的保护和得以继续发展”。回想德语自康德、歌德之世之光芒，到了今日这一境遇，实在教人低回。因为如果连这番努力也放弃，则联署者所最惧怕的情况或许真的会出现，就是高等教育最后只能造就一群与国民社会割断了关系的，再不能以德语母语从事学术书写、讲论、甚至思考的“孤立的精英”(eine isolierte Elite)。如果情况果真一至于此，则德语在学术思想领域中，将再无翻身之日。



7. 代结语：从“语文作育”的观点看今日汉语面对的挑战

有谓“他山之石，可以攻错”，莱布尼兹提出的“劝诫”，乃至上述德国学界的公开联署，似乎与今日中国的“国情”亦有某一程度的相关性。而相关的枢要就在于英语无可争议地已经成为了难以匹敌的世界语言这一事实。此外，在中国各方面都要迈向国际化的要求下，各种生活平台上（特别是高等教育界）愈来愈多运用英语，将是大势所趋，是怎样挡也挡不住的。当然，以汉语几千年的深厚传统，其所面对的挑战，大概不至于像德语所面对的处境那么严重。但所谓未雨筹谋，我们看到莱布尼兹当日的和今日的德国所面对的困境，便应及早注意、反省、研究，甚至辩论种种有关的问题，俾能拟定有关对策。由于问题的复杂性，以下只尝试提出几点意见，以期拋砖引玉。

a.       在国际化的风潮下，今日英语己无可争议地成为世界语言，在此条件下全国加强英语作为第一外语是最自然不过的。因为从教育的观点看，外语的学习除了具有让国人掌握多一种渠道以获取新知识这工具价值外，最重要是有利人类心智的开发。因为透过语言的对比，世人会认识到事物和事态可以有不同的理解和切入方式，从而更容易跳出较狭窄的世界观，并因而对自身底语言与文化加深理解—包括其真正优点和其限制。就这一问题，歌德曾说：“一个人不懂外语，便也不懂其母语”。[33] 这话虽有一点夸大，但意义还是很深远的。换言之，在语言政策上，我们首先不应采一“排外”的态度。

b.       我们对英语重视之当儿，却必不能以汉语的忽略和荒废作为代价，因为以中国幅员之广，人口之众，这个代价是负不起的。所以，新中国要重视英语固是好事，但必须要正视国内的语言群体讲的是汉语母语这一语言现实，清楚地把英语教育朝向「优质外语」，而非“仿真母语”的方向定位。所谓“优质外语”是指在坚持母语作育不被忽略的条件下，尽一切可能资源加强英语作为一种外语的地位。所谓“仿真母语”就是指在汉语本土办教育时罔顾语言现实，以为只要把种种本应以母语运作的语言平台都以英语替换，国人的英语便可“形同”母语一般云云。换言之，我们重视外语的同时，不应采一“媚外”的态度。

c.       今时今日学习外语者奉英语（或甚至美式英语）为圭臬，是大势所趋，亦是可以想象的。不过作为高等教育的策划者，必须能跳得出此一窠臼，才是上算。至于具体的作为，大底可有两点：一、是于英语以外，重点地开发其它重要语言教育资源（即所谓“他语”），为国家培植另类语言人才。此中，一些具丰厚文化传统而今日仍有一定地位的语言当然可作为首选。[34] 二、从长远处着眼，未来的大学教育应鼓励学生，特别是研究生以掌握“三语”为目标。所谓“三语”就是一种母语加两种外语。三语所涉及的教育上的最大优势，是让吾人于从事比较时得以跳出“两极对立”观点，从而领略事态之多元共济之可能。[35] 更有进者，今日之“全球化”(globalization) 其实已成了“美国化” (Americanization)，“他语”和“三语”的推行，撇开教育上的好处不谈，在长久考虑下，其文化战略意义亦不言可喻。

d.       回到语文作育问题上去。几年前德国学界的联署信中提到德语于国内被轻视的几项事态中，大学基础课程之“重英轻德”这一问题其实是最为严重的。要知，大学讲堂乃一民族之语言最重要的“作育”场所，往往也是老师的学术思想最能发挥原创性和得以凝聚的场合；更重要的是，大学讲堂是一民族的学术文化和知识价值得以跨代传承的的最重要机制。所以，在以本国学生为主要教学对象的情况下，全面英语授课其实从理论上看是一种违背语言现实的做法，这也是德国知识界群起反对的原因所在。香港多所大学一直以来要求老师强制地以英语授课，我认为根本上未充分考虑到大学师生肩负着以母语从事“语文作育”的文化使命这一问题。[36] 近年据云全国重点学府如北京大学也有开始对师生作如此的要求，这一发展是应予以彻底反省的。

e.       赫尔德 (Herder) 认为，每一语言如要健康地发展，必须有一高质素的语言群众 (Publikum)与之伴随。[37] 大学师生乃社会之栋梁，作为「知识」分子，他们都负有把各领域的“知识”加以学习、反省、乃至批判、开拓的职责。但与此同时，大学师生对于国族语言的“作育”，显然也是责无旁贷的。我们须知，把各领域的尖端知识（包括种种透过学习、反省、批判和开拓所得的知识）自全球的学术平台汲取回来后，我们是否能够把这些知识真的留住，并尽快回哺到中学、小学，乃至广大的国民大众去，全视乎在大学的一群师生能否以母语把这些尖端知识予以重温、思量、讲论、应用和争议。因为只有这样，外来的知识才可以内在化到民族的语言中，进而慢慢成为民族的共同思想资源。[38]因此，大学师生，特别是所谓的“海归”一族，他们除应尽量增取以外语发表著作之外，亦绝不应放弃以汉语就其所识履行“语文作育”的责任。

f.        在全球化的影响下，英语于全世界之势力将会愈来愈强，而世上各民族语言将一一向英语让步，亦将无可避免。在英语强势的笼罩下，世界上各种语言能坚持自己的特性到哪一地步和能坚持多久，完全是一个文化动力学的问题。总的来说，这涉及许多可能因素，而其中最主要的有如下二者：一、一语言的群体 (linguistic community) 的大小；二、一语言的历史文化沉积有多厚实。[39] 从这个观点看，我们或可预见德语和汉语未来可能的命运。先看德语的情形：就语言群体的大少而言，德语当然比欧洲甚他如荷兰、瑞典、挪威等语言强大，也因此相对地较为稳定。但今日德语面对的压力是来自比当年的法语“块头”大得多的英语 (母语及外语使用者合起来计算)，因此情况便比以前要不乐观了。幸好的是今日德语的历史文化沉积比莱布尼兹的时代要厚实多了，因此德语面对英语或许还有一点角力的余地，但这大概也只能像联署者所声言一般，但求勉力自保而已；而且如果万一最后守不住，德语于学术领域大概只能保持作为一种“对象语言”，而终于丧失作为「操作语言」的地位，这情况如持续下去，德语未来便将再谈不上活力，更遑论创新。再看汉语的情形：以中国地域之广与人口之众，单就语言群体的能量而言，便已不容低估。再就历史文化沉积而言，中国数仟年文化各方面持续累积的成果，将使汉语长久地保持强大的竞争力。就这一问题，不少学者都认为，当许多语言会相继被英语压倒之际，汉语将是为数极少终于能与英语抗衡的语言。所谓抗衡，一方面指汉语可持续保有作为“对象语言”与“操作语言”的双重地位，并因此而持久地于文化上表现承先启后、推陈出新的活力。

g.       诚然，或有一些大学为了确保可以达成国际化的办学目标，矢志于全面推行英语授课，甚至于大学基本课程也渐次以英语取代汉语。坦言之，从大学本位上看，这未尝不予人富于进取的感觉，但从更宏观的国族本位上看，问题却并不如此简单。总的而言，我认为可作以下考虑：尽管今日汉语要面对英语外来的压力，但由于汉语潜在的雄厚实力，只要国人不放弃母语的作育，其活力迟早会作强力反弹，而其未来的命运基本上还是光明的。因此，今日的中国大学为求国际化而强调英语，从策略上看虽属正确，但绝不宜“过火”（一如大学基础课程舍汉语取英语），更绝不可争相追效。否则轻则令过份激进的一些高等院校自己将来进退失据，重则可令汉语本来光明的未来因而蒙上阴影。

h.       全球化的结果促使英语成为了一种世界语言，但如果英语的globalization终于发展成为monopolization的话，则从各方面看，这绝非全人类之福祉。[40]因此，除了从国族的本位看我们应致力于汉语母语的“语言作育”外，从一世界人(cosmopolitan) 的观点看，我们亦不应低估汉语文化对全人类的可能贡献。现代普通语言学之父的威海姆‧洪堡特 (Wilhelm von Humboldt) 除极力强调汉语种种语言学上的潜在优点外，甚至说汉语和梵语是人类语言中两种形态迥异，但各自把语言精神发挥到完美境界的二个极端例子，和说“汉字的种种形构中，本即显示了哲学工夫在其中”，其嘉许之深可见。[41]对于汉语本身的价值，我们固不必沾沾自喜，但也绝不应妄自菲薄。我们在英语强大的压力下，不应只像德国学界的联署者一般“但求自保”，我们应持更广阔的胸襟，在坚守以“母语作育”壮大自身的大原则下，稳步学好英语，再放眼于“他语”和“三语”。一方面把“外语”引入“母语”，另一方面把母语带出世界。如是者，有朝一日，为何我们不可想象许多外国学生都要来华以汉语学习？[42]但在这个时机未来临之前，我们可首先别要把自己的语言糟蹋掉﹗

诚如上述，语文作育与语文规划虽属不同层面，但都是民族语言前途之所系。一民族语言未来之命运，端看二者之实践是否成功。这一问题必须对小学、中学、大学，乃至社会各层面的语言事务作全盘考虑，其中千头万绪，绝非本文所能覆盖。今日我们论列的，只是问题的一鳞半爪。我们从莱布尼兹对当时德语困境的反省出发，看到了今日德国乃至今日中国所面临类似的处境。但我们当知莱布尼兹并非一眼光狭隘的“语言纯粹主义者”，他本人精通多种外语，其对其母语命运的关注，全是据于事理和出自肺腑的。同样地，我们要检讨中国的语言教育政策，包括在大学里应否全面以英语授课等问题，绝非要排拒外语元素。我们只在强调，外语的全面吸纳，固然是未来教育之要务，但外语及其所携带的知识的吸纳，最后必须透过“母语作育”的内在化途径才能妥善地落实完成。我们关心的是，如果于高校全面推行英语授课的措施一旦成为全国争相仿效的对象的话，则表面风光过后，在长久的考虑下，可能要付出语言文化上的高昂代价。



二００四年六月十一日初稿

二００四年十月二十一日修订

二００四年十一月五日终订

[1] See Peter von Polenz,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Sprache (Berlin: de Gruyter, 1977), p. 108. 此外，传言中腓特力大帝曾说：“我和我的朋辈讲法语，和我的下属讲英语，和我的马匹则讲德语”。而更早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 (1500-1558)也曾发表过“我和我的马匹说德语，和上帝说西班牙语，和我的朋友说法语，和我的情人说意大利语”或相近的言词。

[2] Peter von Polenz, ibid. P. 107.

[3] 参见Leibniz, Unvorgreifliche…(Zwei Aufsätze), hrsg. Von Uwe Pörksen (Stuttgart: Reclam, 1983), p. 79.

[4]参见如下网页：http://de.wikipedia.org/wiki/Deutschgesinnte_Genossenschaft;及http://de.wikipedia.org/wiki/Philipp_von_Zesen，(11 June 2004)。

[5] 参见：Wolfgang Pohl, “Barocke Sprachgesellschaften”, http://www.ni.schule.de/~pohl/literatur/sadl/barock/sprachge.htm，(11 June 2004)。

[6] 参见Anna Wierzbicka, “Leibnizian linguistics”, Perspectives on semantics, pragmatics, and discourse : a Festschrift for Ferenc Kiefer, edited by István Kenesei, Robert M. Harnish (Amsterdam;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 Co., 2001), pp. 229-256.

[7] Goethe, Reflexionen, 1016.

[8] Leibniz, Unvorgreifliche

Gedanken..., p.8.

[9] Leibniz, Unvorgreifliche Gedanken..., p.8-9.

[10] Leibniz, Unvorgreifliche Gedanken..., p.10.

[11]巴哈声乐作品中以Gerhardt诗句谱曲的而较有代表性的可数Geistliche Lieder und Arien aus Schemellis Gesangbuch。

[12] 参见 Martin Heidegger, Der Satz vom Grund, 4. Auflage. (Pfullingen: Neske, 1971), p.68ff.

[13] Rudolf Eucken,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schen Terminologie im Umriss (Hildesheim: Olms, 1964, Nachdruck von 1879), pp. 116-117.

[14] Rudolf Eucken, Ibid., pp. 118-122. Eucken特别引述了Eckhart的哲学语汇不下一百个，包括约五十个以-heit(keit)为词缀的概念，如demüetikeit, geistekeit, inwendikeit, manicvaltekeit, vernünftekeit, vollekommenheit, warheit, weltlicheit, würklicheit, zitlicheit等(拼写法全参考Eucken)。

[15] Eucken, ibid., p.119.                                         

[16] Eucken, ibid., pp.121-122..

[17] 黑格尔于《哲学史演讲录》中有极长篇幅讨论贝美。参见 Hegel, Vorlesungen über die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至于艾克哈特，黑格尔于 《哲学史演讲录》中虽没提及，但据一些记述，黑格尔对艾同样醉心不已。参见Gerhard Wehr, Meister Eckhart mit Selbstyeugnissen und Bilddokumenten (Hamburg: Rowohlt, 1989), p. 113-114; 又参见 Ernst Benz, Schelling. Werden und Wirken seines Denkens (Zürich, 1955), p.10.

[18] Hegel, Vorlesungen über die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 III; Werke Band 20, Suhrkamp, p.94.

[19] Hegel, Vorlesungen über die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 III; Werke Band 20, Suhrkamp, p.118.

[20] 关于bonum-malum 问题参见 Kant, Kritik der praktischen Vernunft, p.104-105.

[21] 有关讨论详见拙著：(一)〈本体现象权实辩解〉，《从哲学的观点看》(台北：东大，1994), pp.23-72；(二)〈现象学区分与佛家二谛学说〉。论文发表于“现象学与佛家哲学会议”，香港，2004年2月，论文计划发表中。

[22] Hegel, Wissenschaft der Logik, Sukrkamp Band 5, pp.113-114.

[23] Goethe, Reflexionen Nr. 1005.

[24] Goethe, Reflexionen Nr. 1032. “Ich denke immer, wenn ich einen Druckfehler sehe, es sei etwas Neues erfunden.”

[25] 参见 Dorion Cairns, Conversations with Husserl and Fink (The Hague: Nijhoff, 1976), p. 107.

[26] 参见 Jost Trier, Walter Porzig, Leo Weisgerber 等语言学家的著作。此外，语言学界亦有把Wortfeld 译为 lexical field的。

[27] 有关问题见Ferdinand de Saussure, 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中论“语言价位”(linguistic value)及“联想关系”(associative relations)部分 (New York: McGraw Hill, 1959), pp. 111-116; 125-127.

[28] 参见 Gerhard Stickel, “Leibniz und Deutsch als Wissenschaftssprache”, Sprachreport, Heft 2, 1999, pp.16-19. Web version available at http://www.wz-berlin.de.

[29] 关于纳粹罪行对德语的潜伏影响问题，剑桥学者George Steiner有很深刻但极富争议性的反省。见Steiner, Language and Silence : Essays on Language, Literature, and the Inhuman (New York: Atheneum, 1967). p. 109.

[30] 该联署信函由Hermann H. Dieter, Udo E. Simonis及 Fritz Vilmar三位教授首先发起，其后再有三十四位参加联署，其中包括文、理、社会、技术等各种学科之代表。联署信于2001年7月24日发出，其后即引起了一波又一波的讨论。有关文件现仍可于网上下载。http://bibliothek.wz-berlin.de/pdf/2001/p01-003.pdf

[31] 公开信附于上述文件之内。

[32] 三项建议在公开信中本分两部分提出，现由作者并合，中文翻译由作者依足原文文意译出。

[33] Goethe, Refl. 1015. “Wer Fremdsprache nicht kennt, weis auch nicht seine eigene.”

[34] 同济大学秉其百年传统，近年重新重点发展德语教育与研究，正是在英语风靡一时下的一“突破口”。见章仁彪：〈“有所为、有所不为”：试论新综合性大学的文科发展战略〉。网址：http://alsch.tongji.edu.cn/main/main_info.aspx?no=2112515, (2 Nov 2004).

[35] “三语”背后涉及种种哲学及语言学上的问题，本文无法尽书。读者可参见如下文献。1. Elmar Holenstein, “Ein Dutzend Daumenregeln zur Vermeidung interkultureller Missverständnisse”, Kulturphilosophische Perspektiven (Frankfurt/Main: Suhrkamp, 1998), pp. 288-312; English translation, “ A Dozen Rules of Thumb for Avoiding Intercultural Misunderstandings”, Polylog, URL: http://them.polylog.org/4/ahe-en.htm (2 Nov 2004). 2. Joseph H. Greenberg, On Language, Selected Writings of Greenberg edited by Keith Denning and Suzanne Kemmer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参考论 Typology and Language Universals 的几篇文章。

[36] 这问题除了在大学出现外，香港教育最严重的是中学界一直存在着不少所谓“英文学校”，除了中文、中史两科外，所有其它学科都以英文授课，换言之，基本上是放弃了“母语教育”。在这种教学策略之下，除了少数有优良传统的“名校”外，大多数学校的教学结果，就是教出一大批中英文都不行的学梓，从“语文作育”的观点看，总的而言，是失败多于成功，正如当年莱布尼兹参观德国书展后的感想一般：“许多人没有学好法语之之余，竟然连德语也生疏了”。见Leibniz, Ermahnung..., Ibid. 66-67.

[37] Herder, Briefe zu Beförderung der Humanität, 5. Sammlung, §57

[38] 就这一问题，莱布尼兹即曾放言曰：“由此可知，如果我们不朝着一些学术科目和重点题材去锻炼我们自己的语言的话，则所谓改善都将无法指望，因为唯有透过如此的锻炼途径，我们才能让外国人认识我们的语言的崇高价值，和让一些不从德语角度设想的德国人感到羞愧”。 Leibniz, Ermahnung..., Ibid., p.65.

[39] 除此二者以外，决定一语言抗衡英语的能力的其它重要因素包括：一语言被其它民族倾慕的程度、一语言携带新知识的多寡、一语言之语言群体整体教育程度的高低等，但这些因素本文暂不予进一步分析。

[40] 瑞士理工学院荣休教授贺抱石 (Elmar Holenstein) 最近新着中即提出此一论调。参见Holenstein, Philosophie-Atlas. Orte und Wege des Denkens (Zürich: Ammann Verlag, 2004), p. 126.

[41] 参考关子尹：〈从洪堡特语言哲学看汉语和汉字的问题〉，《从哲学的观点看》，op. cit. .pp. 269-340；另参见Tze-wan Kwan, “Wilhelm von Humboldt on the Chinese Language - Interpret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in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Vol. 29, number 2, Berkeley, June 2001, pp. 169-242.

[42] 这情况其实有先例可援（虽然规模并不很大）：一、上世纪六十年代前后曾有不少西方年青学者到香港的新亚研究所与唐君毅等教授论学，其中包括W. T. de Bary, Donald Munro等, 后一辈的Roger Ames亦曾于七十年代到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从劳思光教授学习。二、多年来一直不少韩国和日本学生到台湾求学，其中较有名的有郑仁在、金惠经、佐藤将之等。他们在华学习用的当然主要是汉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