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尔凯郭尔和耶路撒冷的真理
1855年11月11日，克尔凯郭尔（Soren Aabye Kierkegaard）在哥本哈根死去，结束了他被身体的病痛与灵魂的困扰交迫的一生。他死的这个日期让身处消费——娱乐主义时代的我们不免暴笑，因为那个无厘头文化色彩的命名——光棍节，这个只活了43岁的可怜的丹麦老光棍居然就死在那一天。其实在他生前，他就给自己派定了一个“笑料烈士”的角色，认为是要对时代发言的哲人的必然命运。
克氏的一生遭遇与情怀，勉强找一个我们熟悉的词汇来形容就是两个字——郁闷，郁闷得无以复加，如果这个词可以剔除为我们使用时的那种无根由性和无方向性。克氏的根由和方向都很明确，前者是孤独个体的存在，后者则是作为个体的我不得不面对的上帝。他的气质与现下的我们相去过于遥远，使得可以准确描述他的词语对我们显得相当陌生。
谈论克氏就难以避开他的光棍身份。他出生于哥本哈根一个笃信基督教的家庭，性格孤僻，有先天身体缺陷（驼背跛足），兼之父亲放荡淫侈并且曾经诋毁上帝，自幼便陷于罪与罚的宗教情感中。到24岁，遇上一个小他9岁出生于名门的小姑娘贾娜•奥尔森并一见钟情，三年以后两人订婚，但是不到一年他又反悔了，因为他觉得自己不能给对方幸福，具体原因有说是为他患有癫痫症而犹疑，有说是为自己光顾过窑子而痛惭。于是他就打了一辈子光棍。悔婚一事却对他一生影响深巨，直到他死，与贾娜的关系都是他笔下自我折磨的主题。
克氏从自身经验展开他的主题——个体的存在及其可能性。存在，用简单的话说，就是自我的实现，就是对非异己的可能性的追求。然而，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得不痛苦地发现，你面对世界与自我时异己的力量无所不在，神出鬼没。渴望、苦痛、惶惑、无能为力和孤立无援，构成人的一种基本处境。他却认为“在的可能性”就是在这样的处境里敞开。——威廉•魏施德认为这是克氏对哲学史的最大贡献。
克氏提出了他的生活辩证法来讨论“在的可能性”。人生的道路有三个阶段。首先是审美阶段，人不是一个自觉的主体，没有任何道德伦理的立场，像唐璜一样只是醉心于感官的享乐，结果必然是堕入无边的空虚。第二阶段是伦理阶段，人有着知性与德性的追求，像苏格拉底一样有选择，有担当，然而作为有限者，仅仅依靠自身的力量是无法在悖谬与荒诞中坚挺地站立的。最高阶段是宗教阶段，有限者接受荒诞的教诲，像无限敞开自身并与之交流，即像亚伯拉罕一样委身于上帝。
有意义的存在就是站立在上帝之前，通过独立的自由选择成为属己的个体，在有限的生活中实现无限的可能性。这一切，要求我们不顾理性去信仰。信仰并非一次性的交付，而是在巨大的责任与劳顿之间永恒的冒险。冒险必将理性抛诸脑后，以达致非此即彼的“飞跃”。
可以说，克氏的哲学起源于内禀于存在的结构中的绝望。他也认为在苦难中的绝望求告才是哲学的正当来源，而不是如亚里士多德所言的闲暇之下的好奇心。与当时几乎主宰欧洲思想界的黑格尔的思辨哲学针锋相对，他称自己的哲学为存在哲学，这种哲学不在于求知和理解，而在求告与信仰。生活的悖谬，灵魂的恐惧与颤栗，冷冰冰的思辨理性根本是无能为力的，所以他的目光投向了先知和圣经，投向了信仰。他诘问道，如果不幸遭遇了理性目光所判定的绝境，你的现实就是坐以待毙吗？——看不到任何可能性的时候，拯救的道路必由上帝敞开。
在西方思想史上有一条一直在剧烈拉锯的火线，即科学的、深思熟虑的、崇尚理性的希腊传统与狂热的、献身的、推重道德的希伯来传统的紧张与对立。克氏的俄罗斯传人舍斯托夫将之分别称为雅典的真理和耶路撒冷的真理。在现代历史的进步神话之中，前者的谱系相当清晰而且耀眼，从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起，经笛卡尔和斯宾诺莎到集大成的黑格尔，他们俨然成为现代世界的最高立法者。后者貌似光芒平淡但声音振聋发聩，从中世纪的德尔图良到近代的路德和帕斯卡尔，再到克氏下至陀思妥耶夫斯基和舍斯托夫，薪火血脉，不绝如缕。他们都坚持圣经的真理性，把前者视为死敌，以极度的热情捍卫上帝的启示，对抗理性的统治。
在克氏看来，一切本质的知识必然涉及存在。某件事要成为人类的真理，依赖于人类是否全身心地将此事理解为他个人的真理。如果某真理不触及存在的主体，该真理就毫无意义。他说，“主体性就是真理”，而不是客观性或必然性，“人变得过于客观，便不能获得永恒的幸福”。他的真理将人作为情意和伦理的主体来关注，拒绝将人的存在对象化，削平化。
当时高歌猛进大有一统天下之势的思辨理性（以黑格尔的精神哲学为代表）提供的真理则是与之背道而驰的，罔顾有限与偶然，漠视个体活生生的存在，让冰冷刻板的普遍性和必然性遮盖人类苦难的挣扎和绝望的哭喊。理性将上帝的启示判为荒谬，以认识与遵从必然性来证成自身的合法性，斯宾诺莎的豪言壮语为此最好的注脚——不要讥笑，不要哭泣，不要诅咒，而要理解。
但在信仰者看来，荒谬正是他们的真理来源，在荒谬之中顺服上帝的启示，从而在存在的深渊中享有上帝的救恩，明证性根本不是他们的问题。因为对上帝而言，一切都是可能的，或者说可能与不可能是不存在界线的，他会也只有他能把身在必然性的无情统治之下的每一点眼泪都揩拭掉。
理性的“理解”与永恒的拯救，你说哪一个更要紧呢？
在弥漫性的无神论语境里，这个问题如此可笑。在五光十色的后现代狂欢里，非但上帝死了，主体性的黄昏也临到了，这个问题又如此无聊。
悲情的耶路撒冷之路上的行者们在“争取可能性的疯狂斗争”中，似乎也看不到胜利的希望，借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比喻，他们的头颅还抵在不可能性的石墙上。舍斯托夫也说，他们的言语过去是并始终是旷野上的呼告。不过，重要的是，心怀那头颅撞破石墙的热望和始终呼告的决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