宇文怀远

拨开近百年“封建”概念的迷雾——读冯天瑜《“封建”考论》(书评)

清华大学历史系 张绪山

一

在近百年中国社会的语汇中，“封建”一词无疑是其中的关键词之一。但它在各色人等言语中的流行，却是近半个世纪以来的事，也是这一时期引人注目的社会现象之一。在普通民众语言里，“封建”一词及其相关概念，表达的是“愚昧”、“落后”、“反动”、“腐朽”、“顽固”等意义，对立于“文明”、“进步”、“开化”等现代概念；而作为政治和学术术语，与“封建”概念相关的词汇，如“封建制度”、“封建主义”、“封建专制”、“封建意识”等，除了表达民众流行语的基本意义外，更多地是被作为一种标签，标示一种社会形态，具体说，是指自秦代以至晚清中国两千余年的传统社会。

然而，“封建”是中国传统典籍固有的词汇，它的本意是“封邦建国”、“封土建藩”，“封爵建藩”，秦汉以降至晚清的中国传统文献，基本上沿用了这个意义，因此，近百年中国社会流行的“封建”概念与中国传统的“封建”概念发生了根本性的意义转变，不再延续中国古典文献中的“封建”概念，与之保持贯通；而且，这个被赋予新义的“封建”概念被强行对应于表示欧洲中世纪社会特征的Feudalism，掩盖了中西社会结构间存在的巨大差异。

“封建”概念使用上的这种变化始自20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1915年陈独秀在《新青年》第一卷第一号《敬告青年》中说：“举凡残民害理之妖言，率能徵之故训，而不可谓诬，谬种流传，岂自今始？固有之伦理、法律、学术、礼俗，无一非封建制度之遗。”他认为两千年来所奉行的儒家思想是“封建时代之道德”、“封建时代之礼教，封建时代之生活状态”、“封建时代之政治”，实际上是将秦汉代以后的中国历史视为封建时代。日本受中国文化的影响，是在中国传统意义上使用“封建”概念；由于日本幕府体制下的“封建制度”与中世纪西欧的Feudalism“酷似”，日本以“封建制度”或“封建主义”对应Feudalism，较成功地实现了东西现代学术语汇的对接。游学日本的陈独秀将日本人作为“前现代”标签的“封建制度”移来贴在了秦代以至清末的中国社会之上，形成“封建 = 前近代 = 落后、反动”的公式。

不过，真正使这种观念广为流传的，是来自苏俄和共产国际理论的影响。列宁对现实中国“半封建国家”认识，斯大林的封建论，《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五种社会形态的理论，改变了中国传统“封建”的本义。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中国社会性质论战”和“中国社会史论战”，扩展了“封建社会”的内涵，将“封建主义”视为一种社会形态，包括了小农经济、超经济强制和皇权专制主义等一整套概念，经过毛泽东的采纳，一直延续到今天。这种用法改变了传统上一直沿用的秦始皇统一中国实行郡县制以后不存在“封建”制度的观念。因此，以“封建社会”指称秦汉以至明清的中国社会，既不符合中国典籍的古意，也难与西欧feudalism对接，也不符合马克思以西方历史归纳出来的“封建主义”概念。这就是冯天瑜新著《“封建”考论》经过细腻、详尽、严密的考论所得出的结论。整个论证过程显示出冯氏扎实的考证、论辩功力和沟通中外学术的宽阔视野，令人佩服。

然而，这只是探究近百年“封建”概念名实错节之历程的本相，属于基本的“解构”过程，在此基础上冯氏所尝试的，是对误用“封建主义”本义的秦汉至清的中国社会进行重新命名。冯氏建议以“宗法地主专制社会”名之，试图从各主要方面（社会组织形态、经济特点、政治制度特征）来概括这个历史阶段，显示了他对历史思考的周密，但这样概括出来的名称所显示的弱点是过于繁复。每个概括性词语对于它所标示的特定社会阶段的主要特征，都有顾此失彼的不周密性，如当今人们所认同的“资本主义”，就没有明确凸显16-20世纪西方社会运行的“商品市场经济”、“民主制度”、“自由主义思想”等典型特征。既然中国古典文献中的“封建”概念凸显的是秦汉以前的商周社会的典型特点，而辛亥革命以来的中国社会以“共和”（民主）相标举，那么秦汉至清代的中国社会是否可以名之为“皇权社会”？首先，此称在口语和文字表述上更为简约明快；其次，“皇权社会”这一名称可以显现出这一时期中国社会不同于西欧“封建社会”（feudal society）的突出特点。最后，也至关重要的是，无论商周社会的“封建”，还是辛亥革命以后的“共和”，都是由政治制度概念，“皇权社会”正是从政治制度上较清晰地标示出它与前后两个阶段的区别，及这个较长阶段上中国社会发展的特点。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的大转变有三个主要目标：由封闭半封闭的小农经济转变为商品经济，即经济的市场化；由君主专制转变为民主制度，即政治的民主化；由传统文化转变为近代文化，即文化的科学化。在这三个层面中，政治民主化作为经济市场化和文化科学化的枢纽，在近代中国社会变革中具有关键意义；“皇权专制”是辛亥革命以来中国社会的主要敌人，“反专制主义”是近代以来的最重要的主题之一。这个命题的提出，较之一个模糊不清的“反封建”，更能切中要害，符合中国近代中国发展趋势的要求，因此这种定名也更具有现实意义。如此说来，以“皇权社会”命名秦至清的中国社会，是否更为妥切？

冯氏对于初步拟订的“宗法地主专制社会”表示“不敢自是”，希望“求之高明”、“寄望于来日”，[1]显示出一个史学家谨慎、务实的开放态度。冯氏异日修订大作时是否可以考虑此间“愚者一得”？



二

考证“封建”概念在中国、日本和欧洲典籍中的本义，是《考论》全书立论的前提，探求泛化封建观在中国生成的来龙去脉，则是其主旨所在。作者指出，“封建”名称在近代中国的使用分为五个阶段，即清末民初、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1915- 1922）、大革命前后（1922-1928）、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1929-1933）、1939年以后；泛化封建观发生、确立于最后四个阶段：五四时期出现在陈独秀等个人著作，20世纪20年代中期经共产国际文件的译介被中共所接受，20年代末30年代初由“中国社会性质论战”和“中国社会史论战”获得学术形态的表述，1939年以后经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著作在共产党内确立其主导地位，1949年以后由于共产党执掌全国政权和毛泽东在共产党内特殊地位的强化而最终占据支配地位。就其传播进程而言，后两个阶段尤为关键。

对于20年代末30年代初以郭沫若为代表的泛化封建论者改造“封建”概念的过程，冯氏的观察细致而准确，认为其具体的做法是，“先将本来‘依实定名’形成的关键词‘封建’的固有概念加以剔除，然后根据所论时段（秦汉至明清）的社会特征概括出若干标准，加以‘封建’一名，充作其内涵，再把这种重新制作的‘封建’名号，冠于秦汉至明清这段历史之上。”[2]冯氏告诉人们：“将‘封建’概念泛化的前辈学者，大多饱读诗书，当然明白‘封建’的古义是封土建国、封爵建藩；他们有多半熟识西文、西史，对feudalism的含义为封土封臣、采邑庄园，并不生疏。‘封建’泛化，绝非由于论者不通古义、西义，而是另有原由的。”[3]那么，这种具有明确意向的概念改造何以能够顺利实现？

冯氏认为，泛化封建论的形成，得因于“社会形态”学说在中国史研究的运用，具体地说，是20世纪20-30年代之际，以郭沫若为代表的研究者在风云际会的社会环境中学习并运用唯物史观，“承袭列宁及共产国际的思路，为解决中国历史分期及社会性质问题而构筑理论框架，并在此框架内采用新的术语系统”的结果，是“社会形态”理论作为“科学”被加以推广运用的结果。[4]这一认识符合历史事实，但深层背景似乎还有必要进一步发掘才能看清。

在20-30年代发生的中国社会史论战中，不管论战各方在具体观点上存在何种分歧，论战者均声称自己的观点符合“科学”。这种现象乃是时代整体思潮的集中表现。清末民初以来，国人逐渐认识到，百年以来西方的强盛，受科学之赐为多，中国未来倘无科学“为国人所服习，将社会失其中坚，人心无所附丽”，所以“继兹以往，代兴于神州学术之林，而为芸芸众生所托命者”，惟有科学。[5]五四运动中，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民族先觉者们认定，只有“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因此决心为这两位“先生”在中国的落户而赴汤蹈火，甚至“断头流血，都不推辞。”[6]到20年代初科玄论战开始时，科学这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7]在对科学的信仰业已形成气候的社会氛围中，“科学”概念从自然科学扩展到社会科学，如陈独秀认为，“社会科学是拿研究自然科学的方法，用在一切社会人事的学问上，像社会学、伦理学、历史学、法律学、经济学等，凡用自然科学方法来研究、说明的都算是科学”；“马克思就以自然科学的归纳法应用社会科……所以现代的人都称马克思的学说为科学的社会科学。” [8]甚至连丁文江这样的职业科学家也认为，爱因斯坦谈相对论是科学，詹姆士谈心理学是科学，梁任公讲历史研究法，胡适之讲《红楼梦》，都是科学，[9]将严格意义上的“科学”概念做泛化处理。科学派在“科玄论战”中的胜利，以及它所造就的“科学”普适性的观念，使“科学”名义下的“社会形态共性论”很容易被普遍接受。

其次，20世纪初叶，中西冲突和社会危机空前剧烈，传统儒学道德信仰，经五四运动以来的全面攻击，已经崩溃；传统文化道德信仰的失落，使整个民族失去了预测未来前途的凭措，内心的焦虑和担忧更为强烈，急需一种应时的信仰加以抚慰。在这一点上，以“科学”信仰为基础的具有决定论特点的“社会形态共性论”，恰好适应和满足了国人对民族未来发展趋势预测的愿望和需求，也使得以天下为己任的新式文化人在接受这种理论后有足够的勇气指点民族的未来前途。1929年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中开头便说：“对于未来社会的待望逼迫着我们不能不生出清算过往社会的要求。…… 认清楚过往的来程也正好决定我们未来的去向。只要是一个人体，他的发展，无论是红黄黑白，大抵相同。由人所组织的社会也正是一样。中国人有句口头禅，说是‘我们的国情不同’。这种民族的偏见差不多各个民族都有。然而中国人不是神，也不是猴子，中国人所组成的社会不应有甚么不同。”他明确表示自己所要做的，就是接受科学方法的指导，沿着科学的研究路径，“把中国实际的社会清算出来，把中国的文化，中国的思想，加以严密的批判，让你们（指郭氏所挑战的“国故家”——引者）看看中国的国情，中国的传统，究竟是否两样！”[10]很显然，“社会形态共性论”是郭氏清算历史、待望未来的理论依据。郭氏身上所体现的对待“科学理论”的态度不是特殊个案，而具有代表性和时代特征。这可以解释《考论》指出的一种现象：论战中观点大异、政治立场对立的论战者所表现的异中之同是，“不同程度地信奉来自苏俄及共产国际的‘社会形态共性论’。论战诸方多迷信欧洲模式，以之裁量中国历史。”论战者之所以能超越不同立场而形成这个共同特点，关键是因为他们对于“科学”原理的普适性具有共同信仰。冯氏认为“这大约是后五四时期中国社会科学界的一种思潮，某些新锐学者或轻或重地患着‘左派幼稚病’。” [11]可谓切中肯綮的断语。

这一时期“左派幼稚病”的形成，除了与“科学”信仰的流行有关外，恐怕还在于这样一个事实：苏俄革命的成功向中国展示了革命的前景，中国的革命者从苏俄的榜样中看到了自己的未来，20世纪20年代孙中山倡议“以俄为师”，认为“今日革命非学俄国不可”，明显寄托了对于中国革命前景的期待；而且，俄国革命的成功被认为是列宁理论付诸实践的结果，这一认识似乎已无言地向中国的“取经者们”证明了“科学理论”正确性的巨大威力，因此当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将马克思列宁主义送到中国时，自然受到欢迎；而斯大林和苏共以马克思主义继承者自居所做的宣传，也无疑增强了来自当时革命中心的政治理论的“科学”权威性。所有这一切都造成中国文化人接受“社会形态共性论”的心理基础。

“社会形态共性论”的失误源于对“科学规律”地误解。自然科学中所说的“规律”自然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而万载不变的，但人类的活动（个体和族群的活动）则不同，它的演变轨迹处处贯穿着人的主观能动性，这种主观能动性往往随着人活动中的偶然因素和不同的客观环境的影响而使历史演变呈现出不同面貌。不承认这一点，历史就成为先定论者思想的产物了。将基于西方历史演变轨迹提炼出来的所谓“科学的”社会形态理论，机械地、削足适履地套在中国历史事实之上，最终必然造成历史诠释中的名实不符。



三

泛化封建论的生成，确与国际形势的风云变幻息息相关，但它又确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舞台上思想活动的产物。如果说中国社会史论战使泛化封建论经系统的阐释获得了理论上的合理性，那么毛泽东著作的采纳则赋予了它政治上的权威性。它在历史惯性的作用保存和延续下来，并由政治权威扩大了它的影响。

毛泽东于1939年发表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有一段著名文字：“中国自从脱离奴隶制度进到封建制度以来，就长期的停顿下来。这个封建制度，自周秦以来一直延续了三千多年。…… 三千年来的中国社会是一个封建社会。”1940年毛泽东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又重申：“自周秦以来，中国是一个封建社会，起政治是封建的政治，其经济是封建的经济，而为这种政治经济之反映的，则是封建的文化。”实际上，这段文字最初并非出自毛泽东之手，而“是其他几个同志起草，经过毛泽东修改的。”（《毛泽东著作选读》上，人民出版社1986年篇注）据冯天瑜推断，这“几个同志”中应包括王学文、何干之、艾思奇、范文澜等人。[12]虽然具体为何人，有待考证，但不是毛泽东初创，则是可以肯定的。毛泽东并非职业历史学家，在革命和战争的残酷环境中，没有可能腾出宝贵的时间从事专门的古史分期问题研究，因此，对于中国何时进入封建社会，只能接受在他看来合理的其他学者的观点。

然而，这段并非毛泽东初创的文字一经与毛氏的名字联在一起，便获得了神奇的魅力，成为可以引据的“经典”，反过来影响中国学术界对古史分期的讨论。1972年7月郭沫若在为《奴隶制时代》所写《中国古代史的分期问题——代序》中，为证明自己的春秋战国之际封建说，便理直气壮地引用了毛氏修改的文字：“毛主席早就明白地说过了：‘自周秦以来，中国是一个封建社会，其政治是封建的政治，其经济是封建的经济，而为这种政治经济之反映的，则是封建的文化。’这儿的‘周秦’一个词，就是指周秦之际，犹如我们把战国时代百家证明称为‘周秦诸子’一样。‘周秦’二字不能分开来讲。‘自周秦以来，中国是一个封建社会’，换一句话说，便是：中国古代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的交替，是在春秋与战国之交。”[13]然而，郭沫若似乎忘记了，毛泽东并非以研究历史为职业的史学家，更没有在古史分期问题上进行过专门研究，他的断言不能轻易引为依据。更令人玩味的是，郭氏将毛泽东“自周秦以来，中国是一个封建社会”一语中的“周秦”理解为“周秦之际”，又将“周秦之际”演化为“春秋与战国之交”时，却又无视毛泽东所谓“这个封建制度，自周秦以来一直延续了三千多年”的断语所包含的时间意义，因为“三千年的封建社会”的开端时间断不会是落在“春秋与战国之交”，而只能是西周初期。以郭氏的绝顶聪明，当然不会在这样简单的数字计算上出现问题。这类失误的发生，只能由郭氏本人才子、文人、学者、政治家几重角色中“政治家”的主导角色来解释。

类似过程也发生在“资本主义萌芽说”上。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提到：“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考论》作者指出，这段同样著名的文字其实并非见于1939年12月的原文，而是建国后中共中央成立《毛泽东选集》编委会，修改毛的入选文章时由范文澜等人加进去，后由毛认可的，所以，这段文字所表达的“资本主义萌芽说”的真正提倡者是范文澜等人。[14]以理而论，范氏的见解也只是史家之一说，并非绝对真理，是可以继续讨论的，但一经被认定为毛泽东的观点，性质立刻发生变化，成为了学者们立论的权威依据。这种以政治权威的断论为终极真理，为学术观点依归的现象，乃是政治权威至上，政治干预学术的表现。学术为政治服务，不可避免地将学术推到教条主义的死胡同，沦为领袖断语的诠释工具。

20世纪下半叶的几十年中，史学研究有所谓“五朵金花”之说，古史分期问题和资本主义萌芽问题都位列其中。这“两朵金花”的讨论都因政治权威的介入而偏离了正途，其奇特遭遇令人深思，其深刻教训应该记取。

自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儒家就一直汲汲于论证“天不变道亦不变”的道理，以证明现实统治秩序合乎“天道”的普适性，但从鸦片战争以后，面对浩浩荡荡的世界潮流，中国社会的守旧势力却又高弹“中国国情特殊论”的论调，以抗拒世界潮流。近代以前的世界各地仍被封闭状态所阻隔，各国各民族发展道路各有不同，是可以理解的。但近代以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已经形成，世界各地已被越来越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任何国家和民族要想完全孤立地发展，都是办不到的。对中国而言，如果说鸦片战争发生前还有自己的演变轨道，那么此后已不可能孤立于世界发展的整体趋势。中国近百年来出现的“西化”思潮也好，“全球化”也罢，其实都是对世界整体发展趋势的认识。

《考论》是一部严肃的学术著作，它以详实和严密的研究证明，无视中国历史的实际特点，将基于西方历史的概述模式泛化为所谓的“普遍规律”，生搬硬套地用以阐释中国历史，必然产生名实不符的问题。但是，我们希望它所显示的中国历史特点，不要被僵化地机械地简化为中国历史和国情历来特殊，因而成为抗拒当今世界潮流的根据。在人类各族共识日益增多的当今时代，拒绝接受公认的普适价值，如果不是别有用心，就是自甘简陋。但愿我们的想法只是杞人之忧。



四

《考论》作者对“封建”概念的严谨而大胆探索所展现的治学精神令人称道。据《考论》所附《跋》语，冯氏措意并决心研究“封建”问题始自1987年夏天参加在美国召开的“国际中国哲学会”之时，至2005年始告完成，以近20年的潜心研究而成此作，可谓苦心孤诣、呕心沥血。众所周知，近20年商品经济大潮对一向清高的读书人造成的巨大冲击是前所未有的，对大多数读书人而言，除了最近数年生活条件稍有改善外，大部分时间是在骚动不安和焦虑中度日。冯氏安贫乐道，心无旁骛，惨淡经营，精进不已，终于有此成绩，让人感奋之际也不禁生出许多感慨。

冯氏追求学问的态度自由而严谨，展现了一个纯学者的胸怀。在我国学界，“五种社会形态”理论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而被长期遵奉，并非一种简单的学说理论。这种意识形态被国家力量视为“科学规律”时，对人们的思想而言，就是一种实在的物质强力支配下不得不奉从的信仰。对这个僵化的信条，怀疑者不乏其人，但对它展开系统的研究，需要足够的理论勇气和高度的学术素养。陈寅恪《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有言：“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此诚千载不易之论，然学问上的独立特行、超凡脱俗，终非轻易能够做到。冯氏于“封建”这个与意识形态密切相关的问题产生疑问，并投以巨大热情展开研究，其结论不管是否存在何种可商榷之处，其追求真理的自由精神都是难能可贵的。我们不敢说冯氏此著已臻至善至美、无懈可击之境，但至少可以说，作者所展现的自由精神和坚韧毅力，是弥足珍贵的。

冯氏《考论》最值得注意的治学手法是“小题而大作，眼高而手低”。冯氏从“微小”的“封建”概念切入，在材料的搜集上不遗余力，上下求索，追求“竭泽而渔”，关键资料几无遗漏。对庞杂繁复的材料分类归纳，条分缕析，以近四十万言的洋洋文字，以一个“封建”概念的演变为主线，将近百年中国政治和学术密切关联的问题，有条不紊地完整地勾画出来，是名副其实地以“小题目”而成就的大作品。冯氏以“封建”概念为枢纽，目通于古今时代而上下勾连，思接于东西世界而纵横论析，眼界堪称高远、宏阔，然又能处处关注于基本的事实和概念，行文细致入微，论述丝丝入扣，做到了论证和表述上的“小处着手”。反观长期以来学界盛行的“宏大叙事”所造就的“好大”积习，我们不得不佩服冯氏厚积薄发的治史功力、洞察入微的学术识见和有条不紊的叙事才能。

冯氏《“封建”考论》的学术意义，还在于它以具体实践向人们展现了“名辩之学”的重要意义。不可讳言，较之西洋学术传统，我国传统学术逻辑体系甚不发达，概念不清、论证不严、随意比附，是通贯两千余年而未变易的弊端。早在五四运动时期，前辈先贤就痛感此“笼统主义”之害，视之为国人共毒，认为“吾国之学说文章，虽有种种伟大思想，但自其普遍于国民思想者言之，则陋劣极矣。人人讲王道性命仁义礼智，究竟此等为何物事，殆无一书有系统之说明。故中国之学说，无一不含有神秘的作用……无极而太极，太极而无极。此语究作何解，则亦玄而又玄，众妙之门而已。然中国学子，亦亘古以笼统主义为安，委心任运不求甚解之中。”[15]冯氏提出“名辩之学不可轻慢”的学理要求，认为“自汉儒冷落先秦名家以来……这种蔑视名辩的文化氛围，养成以思维模糊性高明的传统观念，关键词内涵游移、外延随意伸缩，并不被认为是讨论问题时在偷换概念，反而美其名曰‘纵横八极’、‘游刃有余’。这种诗化的、不太注重形式逻辑的思维方式，大约是妨碍中国文化近代转型的原因之一。”[16]诚哉此言！可谓英雄同感，所见略同。笔者平日读书无所用心，不求甚解，独于先哲时贤作品中概念的界定、论证的严密及内在逻辑结构的谨严颇多留意，以至积习成癖，演为嗜好，故于冯氏《考论》一书严格性印象深刻，暗自称许。

冯氏《考论》启人心智之处尚多。如果以精益求精相勉的话，我们希望作者在将来修订是著时，不妨依照现下学术著作的通例，制一索引附于书后，以为方便读者检索之用。如此，则整个著作可无遗憾矣。

近年来，有关“封建主义”的研究，又引起人们的热情和兴趣。如果说2004年法国年鉴学派创始人马克·布洛赫的名作《封建社会》中文版的出版，为中国学界提供了认识西方主流学术有关欧洲“封建主义”观念的一个借鉴，那么，冯氏《“封建”考论》则是在综观东西洋“封建”观念基础上，以中国学者的学问视角，对中国传统“封建”概念近百年演化历程的清理和总结。冯氏此著是我国学术界“封建”概念研究的界碑，它的出版将推动“封建”概念学术史的研究翻开新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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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冯天瑜：《“封建”考论》，第411页，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版。以下相关引文皆出此书。

[2] 同上，第258页。

[3] 同上，第7页。

[4] 同上，第271-275页。

[5] 任鸿隽：《〈科学〉发刊词》第1卷（1915年）；《科学救国之梦——任鸿隽文存》，樊洪业、张久春选编，第14-18页，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2。

[6] 陈独秀：《〈新青年〉罪案之答辩》，《新青年》第6卷第1号（1919年）；《独秀文存》，第242-243页，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

[7] 胡适：《科学与人生观·序》，见张君劢等：《科学与人生观》（一），第9页，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8] 陈独秀：《科学与人生观·序》，《科学与人生观》（一），第1-7页。

[9] 丁文江：《玄学与科学—评张君劢的〈人生观〉》，《科学与人生观》（一），第49页。

[10] 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郭沫若全集》历史编1，第6-10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

[11] 冯天瑜：《“封建”考论》，第274页。

[12] 冯天瑜：《“封建”考论》，第289页。

[13] 《郭沫若全集》历史编3，第13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

[14] 冯天瑜：《“封建”考论》，第291页。

[15] 远生：《国人之共毒》，《东方杂志》第13卷第1号。

[16] 冯天瑜：《“封建”考论》，第369页。



（原文载于《湖北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

[ 本帖最后由 宇文怀远 于 2007-11-28 21:38 编辑 ]

宇文怀远

题记





只有当一个民族用自己的语言掌握了一门科学的时候，我们才能说这门科学属于这个民族了。

—— 黑格尔（Georg Wilhelm F. Hegel

1770—1831）：《哲学史讲演录》第四卷



2002年夏，笔者访学德国，曾乘船旅行于山川如画的莱因河中游 ，舟行间，只见两岸每距二、三十公里的苍翠峰峦，多有灰色城堡耸立，它们或者已是断壁残垣，或者还保持着巍峨壮丽的旧观。这正是西欧中世纪诸侯林立的封建社会的物质遗存。面对此景，近二十年来一直思考着的“封建”概念辨析问题，骤然齐集心头。

“封建”本为表述中国古代政制的汉字旧名，意谓“封土建国”、“封爵建藩”，近代以前在汉字文化圈诸国（中、越、朝、日）未生异意。19世纪中叶西力东渐以降，日中两国先后以“封建”对译西洋史学术语feudalism（封土封臣、采邑领主），衍为一个表述普世性历史阶段和社会形态的新名。“封建”一词经历了概念的古今转换和中西移植，日本因素也参与其内，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深化了此一术语的涵义。“封建”作为近现代概念史上的重要案例和历史分期的关键环节，释义纷纭，展现了思想文化领域错综复杂的演绎状况，其成败得失与历史学乃至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相关联，故对其考索探究、阐微决疑，既非细事，也非易事。

近代以降，汉字文化圈在对译西洋术语时，取音译、意译两法。音译所用汉字扬弃了字意，仅存字音，起着拼音符号作用，以模拟原语的读音，如以“逻辑”译logic，以“布尔乔亚”译bourgeoisie。音译不会引起词义错位，但也未能给译词提供意义支撑，其含义只能在词形以外另加诠释。然而，汉字是表意文字，一个汉字不仅有语音，还有语意，包蕴着文化内涵，掌握汉字文化的人更倾向于用意译方式推介外来词。所谓意译，指按外来语的构词词素，将字面意转换成相应的汉语表述，如上举两例英语词logic（逻辑）和bourgeoisie（布尔乔亚），又意译为“论理学”和“资产阶级”，可由词形窥探内涵，从而为译词提供意义支撑，意译的优长即在于此，掌握汉字文化的人可以观文索义，易于理解。当然，望文生义也可能诱发歧解，这是由汉语的一词多意性和汉字的多种构词法造成的。

意译又分两种，一是创建新词以对译西洋术语，如“哲学”、“美学”、“体育”、“义务”等等便是新创意译词。二是借用汉语旧名对译西方术语，中国人更习惯于此法。以旧名译外来术语从而衍为新名的成功之作不少，如“伦理、政治、范畴、机器、权利、物理”等等便是。言其“成功”，是由于它们较好地实现了古今义的因革、中外义的对接。如“物理”，作为汉语旧名，本义“万物之理”，自明清之际至近代，中日两国借以翻译Physics，意指一门近代科学（包括力学、声学、光学、电学等），内涵收缩，特指性明确了，然新名“物理”与旧名本义指示的方向相合，东西义顺利地实现涵化。

概念、范畴的演变，是人类思想更革的表征，反映了知识量的扩大和认识过程的迁衍、深化。然而，由于概念古今转换、中外对接牵涉文化的时代性与民族性问题，情形错综复杂，误植也时有发生。有学者指出，20世纪以来中国对西方哲学研究虽有成就，但在理解中也出现一系列文化错位，即用本民族传统理念去扭曲和附会西哲的理论和概念，诸如“理性”概念的误读、“科学”的实用化、“辩证法”的降级诠释、“实践”概念的变形、“自由”概念的附会，等等。①

意译间旧名衍为新名发生文化错位，还可罗列一些典型例证。一如“经济”，旧名本义“经世济民”，而在对译Economy时形成的新名“经济”，含义转为国民生产、消费、分配、交换之总和，兼指节约、俭省，与本义脱钩，新义又无法从“经济”词形推衍出来。②再如新名“形而上学”，是借《周易》“形而上者谓之道”一语对译Metaphvsics时形成的，此新名之一义“超验哲理”，与旧名本义方向相切合；但所含反辩证法的“静止论”、“机械论”、“外因论”之义，则全然背离旧名本义指示的方向，也超出了旧名“形而上”的词形提供的意义空间。③另如“自由”、“自由主义”，“个人”、“个人主义”等新名，在古今转换、中西对接的过程中，也在不同层面上发生古今义错置、中西概念彼此遮蔽的情形。

至于我们早已“日用而不辨”的史学术语“封建”，在新旧名更替之际，其概念误植尤显突出，造成的后果也较为严重。笔者在莱因河两岸目睹的昔日容克（Junker）贵族们俯摄田园农户的古堡群，无声却有力地诠释着与“封建”相对译的西语feudalism的内涵（封土封臣、采邑领主），也呼应着汉语旧名“封建”的本义（封国土、建诸侯），比照之下，流行大半个世纪的泛化新名“封建”的偏失自现。有学者将新名“封建”的概念误译严厉批评为“语乱天下”④，并非过分之辞。

术语厘定，是学科形成与发展的必要前提。对于任何学科而言，必须拥有一批义项单一、内涵精准、外延明确的术语（尤其是核心术语，或曰关键词）。如果“生产、生产力、生产关系、商品、价值、市场”等术语的含义紊乱，经济学只能是一派昏话。有了“细胞、根、茎、叶、花、果实”等术语的确立，植物学方可能成为一门学科。历史学术语的界定也至关紧要。仅以大半个世纪来中国历史分期问题的讨论而言，之所以长期聚讼未决，重要原因之一，便是“封建”等核心术语（关键词）的概念没有厘清，义项未能获得一致。

主张西周封建说的范文澜先生（1893—1969）所称之“封建”，虽纳入“五种社会形态”之中，却仍与旧名本义（封土建国）保持联系，范老一再论证周初封建爵禄贡赋是有定制的，肯定“分封诸侯时，已规定封建制度的剥削方式”。⑤

主张战国封建说的郭沫若先生（1892—1978）、翦伯赞先生（1898—1968）所称之“封建”，则抛弃旧名本义，加以泛解。郭老将土地“归为私有”、“地主阶层出现”、“专制帝制确立”等与“封建”本义相背反的要素作为“封建制”的内涵，认为“废封建，立郡县”的战国时期“开始了封建社会”，称实行君主集权的秦始皇为开创“封建制度的元勋”；翦先生曾主西周封建说，后又改为战国封建说，称秦孝公“废井田，开阡陌”确立了封建社会。①这些论说中的“封建”既脱离“封土建国”古义，也与西方史学关于中世纪制度（feudalism）的含义相去甚远。

主张两汉封建说的侯外庐先生（1903—1987），力辩“封国”并非封建制，认为“周代封国之所以不能认为是封建，主要由于它没有‘农村为出发点’的经济基础”，可见侯先生是把“农业经济”“自然经济”这一宽泛的前近代社会的特征视作划分“封建”的主要标准②，其对“封建”作泛解也是明显的。

持魏晋封建说的尚钺（1902—1982）、唐长孺（1911—1994）、王仲荦、何兹全（1911—）等先生不赞成将“封建”泛化，从魏晋间的封土采邑、门阀制度、佃客的人身依附诸形态认定其封建性，这是以“封建”本义为基点，再作引申，兼容古义与西义。③ 尚、唐、王、何诸先生所诠释之“封建”，实现了古义与今义的融通，也与马克思的封建社会原论较相切合。

以上诸家自立标准，各说各话，莫衷一是。这种核心术语内涵歧异、义项多设的讨论，必然出现同一议题之内“概念不一”、“论旨转移”的逻辑前提问题，从而无法在历史分期上获得共识。当然，由非学术因素作用，似乎也可以达成某种“共识”（如统一为“战国封建说”，将周末至明清称之“封建时代” ），但那种“共识”只能是一时“众服”的假象。

在同一词形下，旧名变新名，不乏因革恰当的良例，如“科学”、“革命”、“共和”等等，新名所含概念既与旧名保持联系，又有合理的引申，并与对译的西洋术语所蕴概念相涵化。④然而，大半个世纪以来，“封建”由旧名向新名转换，在一些重要史家那里发生了文化错位——

甲、封建泛义（土地可以买卖的地主经济、中央集权的专制君主政治）不仅与本义（土地由封赐而来，不得转让买卖，政权分散、诸侯林立）脱钩，而且同本义指示的方向相背反；

乙、封建泛义又与相对译的英语词feudalism西义（封土封臣、采邑领主、人身依附、超经济剥夺）大异其趣；

丙、汉字词“封建”的上述泛义超出词形提供的意义空间，全然是外在强行注入的。

用这样的新名“封建”作词干形成的新词组“封建制度、封建社会、封建主义、封建时代”等等，也随之偏离正轨。于是，因为关键术语失准，一部中国历史的宏大述事，失却构制网络的坚实纽结。由此出发，史学界长期探讨的“中国历史分期”、“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分期”、“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中国封建社会为何长期延续”诸问题，都缺乏议论得以健康展开所必需的严密的概念座标系。

可见，新名“封建”概念的准确性问题，关涉到中国历史的框架构筑，兹事体大，笔者不得不沿“《春秋》责备贤者”故例，考究笔者十分敬重的某些前辈学人在何处失足，推原此一新名“形义脱节”、“名实错置”的症结所在。

在追踪问题的来龙去脉之际，有一点似可预先排除：令“封建”含义泛化者不通古汉语及中国古史，或不谙西语及西洋史，方造成概念误植。事实上，将“封建”概念泛化的先生，大都饱读诗书，当然明白“封建”的古义是封土建国、封爵建藩；他们又多半熟识西文、西史，对feudalism的含义为封土封臣、采邑庄园，并不生疏。故“封建”泛化，决非由于论者不通古义、西义，而是另有原由的。因此，“封建”概念被泛化，不单是一个语义学问题，更是历史学、文化学问题，可以总括为“历史文化语义学”问题。故单从词语角度讨论“封建”的古义及feudalism的西义，只廓清了论题外围，而尚未升堂入室、直逼要害处。

了然于此以后，笔者决计另辟蹊径：在确认“封建”本义及西义的基础上，梳理“封建”概念演绎的轨迹，对其作历时性的动态研究，考察这个原本创制于中国，又由近代日本借以对译西文的新名，逆输入中国后逐步异化的具体过程，尤其用力于探讨几个导致概念变更的关键时段（如清民之际、五四时期、大革命失败后几年间）的社会—文化生态，以及在此种社会—文化生态下的语义迁衍。这一在古今沿革及中—西—日三语境间的溯源讨流，将构成本书主体。笔者愿与读者诸君一道，从概念的历时性演绎及中外对接的过程中窥探“封建”被泛化的社会—文化因缘。最后，提供一种改良设想，供诸君参考。

一位语言学者说：“词义属于语言学范畴，概念则属于逻辑学范畴。”①本书题名《“封建”考论》，意在从“封建”词义的历史考证入门，进而在概念史的论析上展开，故联称“考论”，也即由词义史之“考”导入思想文化史之“论”。笔者试图通过对“封建”从旧名向新名转变过程的辨识，为长期困窘于“名不正而言不顺”的中国古史分期讨论提供一个厘清概念（正名）的思路。

以上尝试可以称之一次围绕“封建”名目的“历史文化语义学”遨游。此游不尽如春游踏青，可以纵情领略“千里莺啼绿映红” ，有时还需要攀援山岩、潜入溪涧，或许不大轻松，但此番辛苦跋涉若能使诸君获得某种野趣，产生探求“深山更深处”的向往，以获得“封建”问题的真解，笔者将不胜欣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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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见邓晓芒：《中国百年西方哲学研究中的十大文化错位》，《世界哲学》2002年增刊

② 参见拙文《“经济”概念误植考》，日文本，载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乜ン夕一编《日本研究》第31期

③ 参见拙文《新名辨析——以“经济、封建、形而上学”为例》，载《中国文化近代转型的内因与外力》，崇文书局2005年版

④ 侯外庐：《论中国封建的形式及其法典化》，侯先生言说详见本书第十七章第四目

⑤ 参见范文澜《关于上古历史阶段的商榷》，（延安）《中国文化》第1卷第3期，1940年；《关于中国历史上的一些问题》，《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集刊》1954年第1集



① 参见郭沫若《关于周代社会的商讨》，《新建设》1951年第4期；翦伯赞《中国古代的封建社会》，《历史研究》1959年第6期

② 参见《中国古代“城市国家”的起源及其发展》，《侯外庐史学论文选集（上）》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侯外庐《论中国封建制的形成及其法典化》，《历史研究》1956年第8期

③ 参见尚钺《如何理解历史人物、事件和现象》，《教学与研究》1956年第4期；何兹全《关于中国古代社会的几个问题》，《文史哲》1956年第8期；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

④ 参见拙著《新语探源——中西日文化互动与近代汉字术语生成》（中华书局2004年版）关于“革命”“共和”“科学”等新名生成的论述





① 曹炜：《现代汉语词义学》，学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13页

宇文怀远

第一章 “封建”本义





昔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故封建亲戚，以蕃屏周。

——《左传·僖公二十四年》



汉语旧名“封建”，本来内涵明确，所谓“列爵曰封，分土曰建”①；其外延则指殷周分封制度，以及后世各种封爵建藩举措，涉及相关的朝政、官制、人身关系、土地制度等等。此皆为古时不刊之论。

为昭显“封建”本义，以下略作文字考释。

封建由“封”与“建”组合而成，为联合结构词。“封”初见于甲骨文，“建”初见于金文。



一、释“封”



二字词“封建”的基干组字是“封”。



（一）“封”之本义与引申义

“封”字甲骨文作 〔《甲骨文合集 甲二九0二》〕，为树木象形，作动词用，象土上种植丰茂的树木。

周代青铜铭文中的“封”，形似一株植物“ ”与两只合围的手“0”组成  （《康矦丰

鼎》），衍为  （《召伯簋》），象人手给植株培土，聚土植树。②

“封”又指堆土堤，土上植树以增固，引申为作境界林以划分田界、疆界，《周礼》在述及大司徒的职守“掌建邦之土地之图与其人民之数”时，讲到其一项划界工作：

制其畿疆而沟封之，设其社稷之壝而树之田主。③

东汉经学家郑玄（127—200）注：“封，起土界也。”故“封”是从培土植树本义，推出作境界林以划分界域义的。《小尔雅·广诂》释曰：“封，界也。”唐代考据家颜师古（581—645）为《急就篇》作注说：“封，谓聚土以为田之分界也。”

“封”从堆土植树、划分田界义，进而引申为帝王将土地分赐给亲戚或功臣作领地、

食邑。《墨子·鲁问》：“请裂故吴之地，方五百里，以封子。”《孟子·告子下》：“周公之封于鲁，为方百里。”两例之“封”皆指赐土立国。

“封”还指给予爵位名号，如《左传·昭公二十九年》：“实列受氏姓，封为上公。”西晋史家杜预（222—285）注：“爵上公”。《史记·魏公子列传》：“安釐王即位，封公子为信陵君。”《史记·高祖本纪》：“封韩信为淮阴侯”。两例之“封”皆指颁赐爵号。

“封”的引申义的文字学表述，见于许慎（约58—约147）《说文解字》：

封，爵诸侯之土也。从之，从土，从寸，守其制度也。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①

周秦以降，“封”的赐土颁爵引申义广为通用。

“封”又作名词用，指疆域，《左传·僖公三十年》：“（晋）既东封郑，又欲肄其西封。” 讲的是晋国东边疆域至郑国，又想扩展西边疆域。前一“封”字为动词，后一“封”字为名词，杜预对后一“封”字作注曰：“封，疆也。”

作为名词的“封”，还指所封领地，《左传·襄公二十一年》：“我有四封，……何故不可。”《荀子·强国》：“土地之大，封内千里。”二例的“封”，皆指分封的疆土、领地。

王国维先生（1877—1927）据殷墟卜辞，证明“古邦、封一字”。此说古人已有论述，《释名·释州国》曰：“邦，封也，封有功于是也。”段玉裁（1735—1815）注：“邦之言封也，古邦、封通用。”②《墨子·非攻下》：“唐叔与吕尚邦齐、晋。”此“邦”同“封”。《书·洪范》：“武王既胜殷，邦诸侯。”《史记·周本纪》则作“封诸侯”，可见“古字邦、封同”。不过“邦”多作名词用，“封”多作动词用。王国维发现，“邦”在卜辞中甚少见，周金文则常见，说明周代盛行封建，众“邦”林立。



（二）“封”之组词

“封”组成多种与分封制有关的二字词、多字词。《左传》、《周礼》、《孟子》等书中多有“封疆”、“封国”、“封域”、“封其四疆”等用例，其“封”皆指周天子将土地赐给诸侯以建国。“封”还组合为“封人”等职官名和“封君”等贵族称号。

封国  《周礼·夏官·大司马》：“制畿封国，以正邦国。”郑玄注：“封，谓立封于疆为界。” 又如《周礼·秋官·罪隶》：“凡封国若家”，孙诒让（1848—1908）正义：“建诸侯为封国。”

封疆  《淮南子·主术》：“四海之云至，而修封疆。”《史记·商君列传》：“为田开阡陌封疆”，张守节正义：“封，聚土也；疆，界也；谓界上封记也。”引申为疆域，进而引申为封疆大吏，《明史·兵志之》：“都指挥使与布、按并称三司，为封疆大吏。”指总揽一地军政大权的官员，因类似古代分封疆土的诸侯，故名。

封人  西周设“封人”职官，为地官司徒的属下，《周礼·地官·封人》：“封人掌诏王之社壝 ，为畿封而树之。”西周的“封人”，是管理分封具体事务的职官。至春秋，仍有“封人”职官，《论语·八佾》：“仪封人请见”，朱熹集注：“封人，掌封疆之官。”封人又指边疆地区长官，如《左传·隐公四年》：“颍考叔为颍谷封人”，杜预注“封人”为“典封疆者”，即边地官员。另外，《左传·宣公十二年》有“使封人虑事”的记载，此“封人”指楚国筑城的主持者。

封君  战国时受封者称“君”，如楚国的舂陵君、昌平君、春申君、应君、养君之类。班固修《汉书》时，在受封诸“君”之前加一“封”字，又用“封君”作为汉代的“诸侯王”和“侯” 的比代之称，约指领受封域的贵族。如《汉书·食货志下》：“封君皆氐（低）首仰给焉。”颜师古注：“封君，受封邑者，谓公主及列侯之属也。”

封授  与动词“封”相并联的动词是“授”，《左传·定公四年》讲到封卫康叔时，“聃季授土，陶叔授民。”“授”的对应动词是“受”：天子封授，诸侯受封，要举行仪式，由司空授以五色土，司徒授以民。诸侯受封，即所谓“受民、受疆土”。①封授与受封双方共同组成封建制。

由“封”作基干组合的重要二字词还有封禅  因“封”的本义是垒土，而古代祭告天地鬼神须垒土作坛，故动词“封”又演为筑坛祭祀之义，与“禅”（意为除过草的野地，引申为整理洁净的祭神之处）联合为“封禅”，指祭祀天地。②“封禅”专指帝王祭泰山，是战国以降的用法，《大戴礼·保傅》：“封泰山而禅梁父。”秦皇汉武更盛行封禅泰山，《史记》的《秦始皇本纪》、《孝武本纪》、《封禅书》多有记述。《史记·封禅书》：“自古受命帝王，曷尝不封禅？”张守节正义：“此泰山上筑土为坛以祭天，报天之功，故曰封；此泰山下小山上除地，报地之功，故曰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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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皇朝文献通考》卷二四六《封建考》

② 参见《汉语古文字字形表》，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35页

③ 《周礼·地官·大司徒》



① 《说文·土部》

② 《说文·邑部》“邦”注



① 《大盂鼎》，《两周金文辞大系》第33页

②  参见黄金贵《古代文化词义集类辨考》，上海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宇文怀远

二、释“建”



组成“封建”的“建”字，与“封”义近，起配搭作用。



（一）“建”即立，“建”即封

“建”字，首见于金文  （《萩建鼎》）。

“建”是动词，本义为“立”，有“设立”、“设置”之意。东汉至清的古典笺注家均以“立”释“建”：

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建，立朝律也。”释“建”为“立”。

《老子》四十一章：“故建言有之”，西晋·王弼（226—249）注：“建，犹立也。”

《礼记·王制》：“州建百里之国三十”，唐·孔颖达疏：“建是树立之义”。

南朝·顾野玉《玉篇·廴部》：“建，竖立也。”

《尚书·洪范》曰：“皇建其有极”，南宋·蔡沈（1169—1230）《书集传》：“建，立也。” 《周礼·天官·叙官》：“惟王建国”，清·孙诒让正义：“凡立皆为建”。

《周·地官·大司徒》言及大司徒的职守时，提到“建王国”、“建邦国”。《周礼·地官·小

司徒》又说：“小司徒之职，掌建邦之教法，以稽国中。”“凡建邦国，立其社稷，正其畿疆之封。”这几例“建”皆为“立”意。《广韵·愿韵》：“建，树也。”

在相当多的情形下，“建” 与“封” 同义，指封赐、封立。《易·比·象传》：“先王以建万国，亲诸侯”，王弼注：“建万国，谓割土而封建之。”《周易》的屯卦、比卦、豫卦的经文中，多次出现“利建侯”、“宜建侯”之类句式，其“建”义均同于“封”。《诗·鲁颂·閟宫》：“建尔元子，俾侯于鲁。” 此“建”，义为“封立”。

《左传》载，周景王之子王子朝（？—前505）先后赶走悼王、敬王，自立为王，后晋国出兵帮助敬王复位，王子朝奔楚，行前告于诸侯：

昔武王克殷，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并建母弟，以蕃屏周。①

这里的“并建母弟”，即分封母弟，“建”亦同于“封”。



（二）“建”之组词

以“建”为基轴，组成多个二字词。

建德  作为动词的“建”与名词组合为多种二字词，如与“德”连为“建德”，《左传·隐公八年》：“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胙之土而命之氏。”《左传·定公四年》：“选建明德，以蕃屏周。”《国语·周语中》：“夫王公诸侯之有饫也，将以讲事成章，建大德，昭大物也。”诸例“建德”，皆指立德、立有德之人。

建业 《史记·淮阴侯列传》：“欲建万世之业”，此例可简约成二字词“建业”，意谓创立业绩。

建国  “建”又与“国”连为“建国”。《左传·桓公二年》有“天子建国”一语，杜预将“建国”释作：“立诸侯也”。《礼记·祭法》有“天下有王，分地建国，置都立邑”之句，郑玄注：“建国，封诸侯也。” 两例“建国”均指天子封立诸侯国。“建”的“封立”意，《诗·鲁颂·閟宫》的“建尔元子”（封立长子）句早有显现。在“建立国家”意义上使用“建国”的名例有《礼记·学记》的“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建立国家，统治人民，首先要设校施教。）

此外，还有“建侯”用例，如《易·豫》“利建侯，行师”，其“建侯”指封立诸侯。上例之“建” 与“封” 大体同义，均指“封立” 。

许慎的《说文解字》曰：“建，立朝律也。从聿，从廴。”清人段玉裁对此说有所质疑，表示不知许氏之说的依据何在，段氏注：“今谓凡竖立为建。”许慎释“建”为“立朝律”，是在特定语境中形成的意义，正如“建”在特定语境中有“立社稷”意义一样。

分论“封”与“建”之后，再综论二字组合词“封建”。



三、释“封建”



二字词“封建”始出《诗经》，《左传》等战国以降典籍常见。



（一）“封建”：从“大立其福”到“封邦建国”

周代虽实行封建制，但“封”、“建”多分用，合为“封建”一词，初见于《诗经》颂商的诗篇：

天命降监，下民有严，不僭不滥，不敢怠遑。命于下国，封建厥福。①

毛传曰：“封，大也”，故此处“封建”意谓“大立”。反映商初政治的《殷武》，说商汤秉承天命，监督下民，使之不得僭越等级、滥用刑赏，不得荒怠职守，施行教令于诸邦国，大享福份。此一诗句议及商王室与封国的控制与被控制关系，却并未明讲商代分封诸侯国的情形。这里首次出现的整词“封建”，不宜作“封土建国”解，东汉经学家郑玄笺释“封建阙福”为“大立其福”，较为确切。

《诗经》反映西周政治的诗句则进了一步，虽未出现“封建”一词，却已言及周初分封的具体情形：

王曰：“叔父，建尔元子，俾侯于鲁，大启尔宇，为周室辅。”乃命鲁公，俾侯于东，锡之山川，土田附庸。②

此一诗句讲到，周成王对叔父周公说：立您的长子伯禽为鲁侯，开辟那国土，以辅弼周王室。成王又命鲁公（伯禽）作诸侯于山东，把那里的山川封赐给他。

在封邦建国义上用“封建”一词，较早见之于《左传》：“故封建亲戚，以藩屏周。”③孔颖达疏：“故封立亲戚为诸侯之君，以为藩篱，屏蔽周室。”

后之儒者诠释《诗》、《书》，将“封建”明解为封爵封土以建国，《说文》云：“封，爵诸侯之土也。”“建，立朝律也。”指帝王以爵土颁赐诸侯，分茅列土，使之在所领有区域建立邦国，此即所谓“封国土，建诸侯”。近人杨伯峻、徐提编《春秋左传词典》说：“封建，以土地封人使之建国。”是为简明之诠释。



（二）封邦建国之始

《史记·五帝本纪》称，黄帝集合诸侯，诸侯尊黄帝为“天子”，黄帝“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这里的“诸侯”、“国”，是以后世之名称借指上古，实为氏族、部落，并非跨入文明门槛后的国家。黄帝是传说中多个氏族、部落联合体的公举领袖，半非国君，尚谈不上分封诸侯。

夏分封 夏代开始跨入文明门槛（使用金属器具、建城立国），早期分封出现，司马迁说：“禹为姒姓，其后分封，用国为姓，故有夏后氏、有扈氏、有男氏、斟寻氏、彤城氏、褒氏、费氏、杞氏、缯氏、辛氏、冥氏、斟戈氏。”④ “姓”因“生”（血缘）而来，“氏”因“土”（地缘）而来，所谓“因生以赐姓，胙之土而命之氏。”⑤《夏本纪》讲到夏王分封的部落方国，均为以姓、氏命名的小国，是血缘与地缘的结合体。然夏无传世文字，夏代封建带有传说性。

商分封 关于商代封建，司马迁说：“契为子姓，其后分封，以国为姓，有殷氏、来氏、宋氏、空桐氏、稚氏、北殷氏、目夷氏。”⑥其封国仍以姓、氏为单位。殷商分封有甲骨文的原始记录为证。殷墟甲骨文显示，殷商已有分封子弟之制，如商王武丁时已有许多封国，封为“侯爵”的称“侯x”（如封在雀地的称“侯雀”），封为“子爵”的称“子x”（如封在宋地的称“子宋”）。顾颉刚先生（1893—1980）据此认为殷时已有系统的封建制。①有学者经考索称：“卜辞中有称子某的贵族90余位，其中有一些可能是商王的儿子，但大部分应当是子姓贵族。”②周初发布诰命中，有“伊、旧、何、父”，“儿、耿、肃、执”诸大姓，《逸周书·商誓》称其为“殷之旧官人”，此八部族当为商朝分封的异姓诸侯，周初继续受封。

简言之，夏、商进行的是氏族分封，形成一种氏族联盟式的邦国群体，或者反过来说，夏、商分封是对氏族邦国群体的承认。夏、商分封可约略划入“古封建”之列。

西周分封 封建成为完备制度，当在西周初年。王国维论及“周人制度之大异于商者”，第一项便是：

立子立嫡之制，由是而生宗法及丧服之制，并由是而有封建子弟之制，君天子臣诸侯之制。③

王氏周代始有立子立嫡制之说尚可修正，如殷代自庚丁后已五世传子④，故殷时已行封建子弟之制。然而，将王氏封建制的完备化确乎在西周，西周结束了夏、商的氏族邦国联盟状态，逐步进入一姓（异姓辅佐）掌控天下的政治格局，这对后世中国影响深远。



（三）“封建”内涵

封土作邦 “周初大封建”与周人对东土的征服和殖民相关。周金文关于分封多有记载，如西周早期《盂鼎》铭文称：“武王嗣文王作邦”，“作邦”即“封国”，可见周初把封邦建藩视作镇摄东土的头等大事。《召伯虎敦》铭文称“仆墉土田”，讲到受封者在封土上行使政治管理权。再参之以前引《诗·鲁颂·閟宫》关于周王封鲁的记述，殷周的封土作邦，其原生态情状历历在目。至于战国以后的史典《左传》、《史记》等，关于封土建国的描述更加详细具体。顾颉刚据之给“封建”下定义：

国王把自己的土地和人民分给他的子弟和姻戚听做“封建”，封是分画土地，建是建立国家。⑤

  后儒不断修饰古代封建，使之整齐划一，加以理想化，如《礼记·王制》称：“王者之制禄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孟子·万章下》等战国时期典籍也有公、侯、伯、子、男五等爵的记载。此种以周王为顶点，严格的班爵禄秩列，并非殷周时的实态，殷墟甲骨文、西周金文均不见五等爵序列。侯外庐说：“三代‘封建’的‘秘密的形态’，是从战国至秦、汉时代的学者所裁制的一件神秘的外衣。”⑥此议若指殷周不存在封建形态，言之过甚；若指“五等爵”系后世裁制，则自有道理。

载录春秋时列国原始史料，成书战国的《左传》等文献论及封建制的不胜枚举，而最具概括力的是《孟子·尽心下》的一段话：“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如果说，在“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西周，诸侯尚未充分掌控此“宝三”，那么，春秋战国的诸侯确乎拥有由“土地、人民、政事”组成的完整主权，这既有别西周封建，又与秦以后的中央集权政制大不相同。

在古代语境，“封建”主要是一个政制概念，却又牵连着经济的、社会的制度。一位经济史家说：

封建制度是一种农奴制剥削，是以劳动的自然形态来剥削农奴的无偿劳役，为了实现这种无偿劳役就不能不有一个适应这种剥削的土地制度，……。正是由于土地是由封建领主根据一定的土地分配办法分配给（即授予）农奴的，建立起上下隶属的人身依附关系，所以封建制度完全是建立在两个基本关系之上，1.“溥天之下，莫非王土”，2.“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而后者又是实现前者的条件。pr

以下通过西周社会，我们进而观照封建制度的历史实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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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左传·昭公二十六年》。



① 《诗·商颂·殷武》。

② 《诗·鲁颂·閟宫》。

③ 《左传·僖公二十四年》。

④ 《史记·夏本纪》。

⑤ 《左传·隐公八年》。

⑥ 《史记·殷本纪》。



① 见《顾颉刚古史论文集》第2册，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329—330页。

② 晁福林：《夏商西周的社会变迁》，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50页。

③ 《殷周制度论》，《观堂集林》卷十。

④  见《史记·殷本纪》。

⑤ 《周室的封建及其属邦》，《古史论文集》第二集，第329页。

⑥ 《中国古代“城市国家”的起源及其发展》，《侯外庐史学论文选集（上）》，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16页。

p傅筑夫：《中国经济史资料·先秦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8月版，第1页。

宇文怀远

四、西周封建



“封建”是一个历史概念，殷商封建不同于西周封建，西周封建不同于东周封建，秦汉以降封建更大异两周封建。封建制的确立完成于西周（以往多将西周起迄定在前1066—前771年，李学勤等专家的“夏商周断代工程”考订，西周建国于前1046年），本目着重概述中国封建制的典型形态 ——西周封建。

西周封建制生成于较为后进的周人征服较为先进的般人及东方诸部族的过程中，封建制从周人的氏族制过渡而来。这与欧洲封建制形成的情形有着可比之处：封建制并非罗马的奴隶制国家制度的自然衍生物，而是由处于氏族社会的日耳曼人的军事征服与罗马某些因素相结合的产物，封建制承袭了日耳曼氏族制的若干特性。同此，中国的封建制度是刚走出氏族共同体的周人与殷商典制相互作用的结果，故傅筑夫说：

这样一个巨大的历史变革，在中国是发生在西周初年，从中国的全部历史发展过程来看，这个巨大的历史变革只能发生在西周初年，……。①



（一）文王、武王、周公三次封建

西周封建，一般说法有两次（武王封建与周公封建），然此前的文王时期，已重视在王畿内用分封制使周人扩展领有的土地，这可称之第一次封建。②第二次封建在武王时，武王克商以后，并未消灭殷贵胄，仍封纣子禄父（武庚）于殷（原来殷商的王畿内），命弟管叔、霍叔、蔡叔为“三监”，监督武庚。武王死后，成王幼，武庚偕奄及淮夷，联合三监叛乱，周公东征平叛，再度灭殷，诛武庚、管叔，平定奄及淮夷，在更广大的征服领域分封姬姓宗亲及与姬姓联姻的姻戚和功臣，康王时继续分封，成康之际为第三次封建（俗称周公封建）。这前后三次封建，以周公封建最为完备，故梁启超有“真封建自周公始”之说①。

在殷商，王与诸侯尚未确定君臣名分，周武王克殷后大分封，称诸侯为“友邦君”，君臣名分仍未明确。②直到周公东征平叛，再行分封时，才明确封建诸侯为周之臣子，“由是天子之尊，非复诸侯之长，而为诸侯之君。”③故周初三次分封，可归为前后两个档次：（1）文王、武王分封，大体沿袭商代的方国部落联盟形态，天子长诸侯而未君诸侯。（2）周公分封，天子正式成为诸侯的君主，王权得以提升。

自周成王起，还形成“乡遂制度”，也即“国”与“野”对应的制度。“国”指都城及其近郊，近郊分为“乡”。都城住着上层贵族和手工业奴隶、乡住着下层贵族“士”，都、乡居民合称“国人”。“野”（或称“鄙”、“遂”）指广大农村，住着从事农业的“庶人”（或称“野人”）。诸侯国也实行“乡遂制度”，如鲁国有“三郊三遂”④，又称“三乡三遂”。军队由国人组成。庶人耕作于贵族领有的“公田”，贡献实物和服役，也耕作于“私田”，以养家糊口。“国—野”对立、“国人—野人”相应，是西周封建制的基本格局。



（二）封建制与宗法制、等级制互为表里

周代封建制与宗法制、等级制相与共生。《左传》关于封建制有两段名论：

故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隶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亲，皆有等衰。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无觊觎。⑤

昔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故封建亲戚，以蕃屏周。⑥

前一段话讲的是，周代自上而下层层封建：天子立诸侯，诸侯立卿大夫，等等，上下等级分明，以免除窥视、争夺。

后一段话讲的是：周公因管叔、蔡叔联合殷后裔武庚叛周，故广封亲戚功臣，以作周室屏障，“为周室辅”。这“封建亲戚”（包括封同姓兄弟子侄和异姓姻亲），其原则便是前一段话提及的“各有分亲，皆有等衰”的宗法制和等级制。

概言之，西周宗法制包括嫡长子继承君统和余子分封两项内容，故分封制以宗法制为基旨，宗统与政统合而为一；又与等级制彼此渗透，由分封确认等级，因等级巩固分封。



（三）西周封建的两大级次

西周封建有多个级次（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隶子弟，等等），而重要的是“天子建国”与“诸侯立家”。

1、“天子建国”

甲  封授诸侯是周天子的特权，《谷梁传·僖公二年》：“故非天子不得专封诸侯，诸侯不得专封诸侯。”

乙  周天子通过册命将封授法典化。如周公代表周王在祖庙举行“册命”典礼（“册”为分封仪式上太史手持的简册，“命”为写在册上的周天子旨令），颁布“授土授民”文告，封伯禽于鲁，文告《伯禽之命》；封康叔于卫，文告《康诰》等等①，以律法形式建立隶属周王室的诸侯国，所谓“封诸侯于庙者，示不自专也。明法度，皆祖之制也，举事必告焉。”②

丙 “建国” 过程由周天子直接操纵，王室派员协助运送诸侯族人及一应器物，诗曰“王命傅御，迁其私人”③即指此；周王派员协助营建封国的都城，诗曰“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同上）即指此。

丁  周王保有对封国（主要是大国与次国）重要职官的任命权，所谓“大国三卿，皆命于天子，……。次国三卿，二卿命于天子，一卿命于其君，……。小国二卿，皆命于其君，……。”④这就保证了天子对诸侯国的控制权

2、“诸侯立家”

甲 诸侯在自己的封国内向卿大夫封赐采邑。卿大夫只在采邑收取租税，如《公羊传·襄公十五年》何休注所说：“所谓采者，不得有其土地人民，采取其租税尔。”

乙 卿大夫供职于诸侯，任官治事，居于国中而不居采邑，不治采邑之政。故卿大夫的采邑并非一级政权单位。西周国家是“王国”与“诸侯国”两级结构。卿大夫掌控采邑行政权，甚至掌控诸侯国行政权，所谓“陪臣执国命”，是春秋的事情。

西周封建中的“天子建国”内含三要素：“胙土”（分配居地）、“赐姓”（赐服属的人民）、“命氏”（绐予氏号、国号）⑤，天子“授土授民”，诸侯对天子称“守”或“守臣”，所谓“诸侯之于天子，曰某土之守臣某”⑥。在“天子建国”以下，还有“诸侯立家”、“卿置侧室”等级次，从而构成王、诸侯、卿大夫三级政权，王领“天下”，诸侯领“国”，卿大夫领“家”（“家国天下”之说自此而生）。当然，西周政制主要是天子覆盖下的两级结构（王国与诸侯国），这便决定了西周封建制的特色——

西周时代的中国，理论上已是一个统一国家，不过只是一种“封建式的统一”，而非后代郡县式的统一而已。中国此时之所谓“封建”，亦和欧洲中世纪的封建不同。⑦

被封诸侯在封国内拥有世袭统治权，世袭方式则依宗法制规定。周天子是各封国诸侯的“大宗”，作为“小宗”的被封诸侯对周天子须服从号令、定期朝贡、提供军赋力役。诸侯在封国内则为“大宗”，领有主权，并分封余子为卿大夫。这便是所谓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⑧此一著名诗句大体反映了西周封建制的社会实态。



（四）“封土”与“授民”

西周早期《盂鼎》铭文称：“受民受疆土”，讲到受封者不仅得到土地，还连同得到土地上的民众。西周中期的《大克鼎》及《康彝》、《丑彝》、《令鼎》、《麦尊》、《邢侯彝》等西周礼器上的铭文多有赐田、赐臣妾的记载①。

传世文献关于周代逐次封土的记述甚多，较典型的有两则文字 ——

《礼记》曰：

    故天子有田以处其子孙，诸侯有国以处其子孙，大夫有采以处其子孙，是谓制度。②

汉代的《韩诗外传》对“班赐采邑”有精要说明：

    古者天子为诸侯，受封，谓之采地。……其后子孙虽有罪而绌，使子孙贤者守其地，世世以祠其始受封之君。③

“赐田”“封土”多以“邑”“采地”为单位，子仲姜镈铭便有封赐“二百又九十九邑”的记载。邑（采地）上置庄园，设“田畯”监管从事生产的农人，《诗经》中的农事诗对此多有记述。

“赐田”“封土”以外，还有同等重要的“授民”，如《曶鼎》铭文载，颁授“七田，人五夫”，田土与人民一并封赐。《左传·定公四年》载子鱼回顾周初封建，“选建明德，以藩屏周”，除赐田土、礼器外，都以战俘及被征服的部族封予受封者，如分鲁公以“殷民六族：条氏、徐氏、萧氏、索氏、长勺氏、尾勺氏”；分康叔以“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绮氏、樊氏、饥氏、终葵氏”；分唐叔以“怀姓九宗”。此外还将封地上的土著民赐给受封者作附庸，如《诗·大雅·崧高》所说周王命申伯“式是南邦，阻是谢人，以作尔庸。”

“封土”、“授民” 至关大体，故主持者十分显要，如周初掌理分封事宜的是武王弟、司空聃季和司徒陶叔，所谓“聃季授土，陶叔授民。”④周天子通过负责分封事务的高级职官，给鲁公、康叔、唐叔等赐以田土及部族民众（殷民六族、殷民七族、怀姓九宗等）。许倬云先生认为，周初分封，“封人”重于“封土”，“授民”较“授土”更为紧要。⑤



（五）周初封国数·同姓封与异姓封

周初封国数量其说不一，约在数十到数百之间，《荀子》称周封国七十一，《吕氏春秋· 观世》称“周之所封四百余，服国八百余”，司马迁说：

武王、成、康所封数百，而同姓五十五，地上不过百里，下三十里，以辅卫王室。⑥

在众多封国中，与周王室有血亲关系的居多，《左传》说：

           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国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国者四十人，皆举亲也。①

与同姓（姬）封国相关的，还有“封建母弟”，即分封母系亲属，如姜、姒、妫、任等周室姻亲亦多有受封。

司马迁综合古代载记说：

封商纣子禄父殷之余民。……封诸侯，班赐宗彝，作《分殷之器物》。武王追思先圣王，乃褒封神农之后于焦，黄帝之后于祝，帝尧之后于蓟，帝舜之后于陈，大禹之后于杞。于是封功臣谋士，而师尚父为首封。封尚父于营丘，曰齐。封弟周公旦于曲阜，曰魯。封召公奭于燕。封弟叔鲜于管，弟叔度于蔡。②

这里概述了周初封建的三种类型——

甲、封先代之后，即所谓“三恪”之封（“恪”为“敬”意，“三恪”指神农、黄帝、尧

舜之后），这种分封只具有象征意义。

乙、封同姓（姬姓受封），如伯禽（周公子）封鲁，康叔（武王弟）封卫，叔虞（武王第三子）封唐（后改晋），召公封燕，所谓“亲亲建国”，以昭示“亲亲之义”。此类分封数量最大，依荀子之说，周公摄政，“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而天下不称偏焉。”③

丙、封有功异姓，所谓“贤贤表德”，如助武王灭纣的姜尚封齐，以“尊勤劳”；楚的被封，因先祖鬻熊效力文王，故异姓受封亦可称之表扬“勤劳文武”。



（六）西周封建是历史的必然

西周确立封建制，有充分的社会根据，并发挥了重要的历史功能。

首先，西周去古未远，氏族社会遗迹甚深，血缘宗亲纽带对维系国家统治至关紧要，所谓“捍御侮者，莫如亲亲”④，故血亲分封是确保宗周社会稳固的不二法门。西周的封邦建国实现了以姬姓为主的贵族阶层、被征服的臣仆、封地土著三种人的结合，突破了纯粹的血缘组织框架，故又是对殷商的氏族联合国家的一大提升，封土之制较之以往仅以氏族立邦是一大进步，体现了定居农耕文明（土地为其基石）主导地位的正式确立。

其次，周人大力推行封建制，与其灭殷后难以实际控制东方的广土众民有关，诚如初唐长孙无忌（？—659）所说：“缅惟三代封建，盖由力不能制，因而利之。”⑤周人起于关中，而函谷关以东的华北平原及山东半岛商代已是文明发达区域，所谓“自五帝以来，政治文物所自出之都邑，皆在东方。”⑥较落后的周人为控制先进的东方的土地人民，只得保存各地以氏族统治，与这些氏族势力分享政治权力、经济利益，成功地实现了血缘与地缘的整合。

其三，周天子力量强大，西周时王室拥有重兵（宗周六师、成周八师皆由周王掌控），《诗·大雅·棫朴》云：“周王于迈，六师及之”（周王出师征伐，六军踊跃追随）；周王的政治号召力又通过“册命”（赐爵须经典礼，并记于简册，故称）、“朝聘”（诸侯朝觐天子）、“巡守”（天子巡视诸侯国）、“贡纳”（诸侯向天子进献方物，以表示政治隶属关系）等制得以展布四方，维系着封建体制下的“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论语·季氏》）。以“征伐”而论，西周初即有武王伐东夷，周公灭东夷奄、蒲姑诸国，成王伐录，康王平定东夷大反，又北征及西伐鬼方，宣王伐徐（淮北夷）等等。这种周王室军政实力在握与诸侯国相对独立（诸侯在封国内有世袭政权、财权、军权）组成的二元结构，顺应了当时的社会实际，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

    其四，西周封建制与宗法制、等级制相为表里，彼此匹配，形成完整的礼制。“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也。”①周礼是古代中国典章制度的原点，“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辩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莅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祀，供绐鬼神，非礼不威不庄。”②道德、法律、政治、军事、宗教，均以“礼”为准绳。经战国的礼、法分列，至汉代以降的礼、法合流，初创于西周封建时代的礼制成为治国纲目、精神支柱，故历代均号称“从周”、“法周”。

    其五，西周实行封建制，其根基是井田制度，此制以劳动的自然形态（劳役地租形态）剥削农奴的剩余劳动，其剥削方式是农奴服公田劳役，剥削量不重，这符合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这时既没有加强剥削的必要，也没有加强剥削的可能。在使用价值占支配地位的时代，还不可能产生对剩余劳动的无限贪欲，过多的剥削是不必要的；领主经济是依靠农奴的生产工具和劳动力来经营的，如因加强剥削而打断了农奴经济的再生产，接着就破坏了领主自己的再生产，这使过度剥削成为不可能。”③后世往往把西周的井田封建描述为田园牧歌式的公正平和之境，原因便在于封建井田古制剥削不太深重，而后儒又将其理想化。         

封建、井田古制的渐次打破，发生在东周（春秋、战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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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同上书，第2页

② 参见杨宽《西周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11月版，第373—374页



① 见《先秦政治思想史》

② 见《书·周书》的《牧誓》、《大诰》

③ 王国维《殷周制度论》，《观堂集林》卷十

④ 《书·费誓》

⑤ 《左传·桓公二年》

⑥ 《左传·僖公二十四年》



①  见《左传·定公四年》

② 《白虎通·爵篇》

③ 《诗·大雅·嵩高》

④ 《礼记·王制》

⑤ 参见杨希枚：《先秦赐姓制度理论的商榷》，载台乙入北《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26

⑥ 《礼记·玉藻》

⑦ 钱穆：《中国文化导论》修订本，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8—9页

⑧ 《诗·小雅·北山》



① 见吴闓生：《吉金文录》卷一、卷二

② 《礼记·礼运》

③ 《韩诗外传》卷八

④  见《左传·定公四年》

⑤  见许倬云：《西周史》，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年版

⑥ 《史记》卷十七，《汉兴以来诸侯年表》



① 《左传·昭公二十八年》

② 《史记·周本纪》

③ 《荀子· 儒效》

④ 《左传·僖公二十四年》

⑤ 《资治通鉴》卷一九三

⑥ 王国维《殷周制度论》，《观堂集林》卷十



① 《左传·隐公十一年》

② 《礼记·曲礼上》

③ 傅筑夫：《中国经济史资料·先秦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8月版，第73页

静水流深

《“封建”考论》（连载之五）

冯天瑜




五、东周封建、郡县并行



西周自穆王以下，统治秩序渐趋松驰，史称懿王时“王室遂衰”①，夷王时“荒服不朝”②，厉王（？—前828）以后更江河日下，连天子之位的废立也决定于国人之公意，《国语》载“厉王虐，国人逐王”即为显例。至东周（春秋、战国）政治体制更发生变化，东周既是中国封建领主制的重要发展阶段，又是封建制向郡县制过渡的时期。



（一）“封建”之权从周天子下移诸侯

犬戎入侵，幽王（？—前771）被杀于骊山，平王（？—前720）东迁，周天子威权日趋跌落，列国公卿不再向周王室缴纳贡赋、提供力役和军事支持，即使原来是周室亲戚的同姓诸侯，经若干世代以后，也与王室形同路人，周天子的实力不及一个小诸侯，已丧失“天下共主”地位，西周时名义上属于周室的普天王土和王臣，东周时已全然归于公卿大夫等各级领主。《左传》的一段话表述了春秋时期分封制新的要领：

    天子经略，诸侯正封，古之制也。封略之内，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谁非君臣？①

这段文字表明，封建虽为古制，但衍至东周（前770—前256），诸侯所辖封域，已不是天子的领土；封域内的人民，也非为天子的臣民。此番说词，较之流传广远的诗云“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所表述的西周格局旨趣大异，春秋（前770—前476）的封建，再也不是周天子向诸侯颁赐土地人民，而是列国诸侯向卿大夫颁赐土地人民，受封者以之作为食邑。故史家称东周为“封建解纽时代”。

前已述及，西周的封建是周王封诸侯，而至春秋，周王尸位素餐，“天子建国”全然落空，实际运行的封建，是诸侯在自国内分封卿大夫，可称之“诸侯建国”。如果说，西周封建形成的诸侯国是半独立的（周天子对各诸侯国有一定的掌控权），那么，春秋在兼并战争中形成的诸侯国则是独立的，并自行向下分封。如春秋初晋昭侯（？—前740）封其叔父成师为曲沃伯，号曲沃桓叔，此即所谓“今晋，甸侯也建国”②。据清人顾栋高（1679—1759）《春秋大事表》，春秋早期晋、楚、宋、卫、齐等国，诸侯都分封“世族”（卿大夫）。

春秋还发生权力下移的趋势，如春秋时鲁国分封世族展氏、臧孙氏、施氏、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等，作为陪臣（大夫）的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合称鲁“三桓”，季孙氏长期执掌鲁国国政；又如晋国的却昭子“其富半公室，其家半三军”③。春秋间，常有大夫“出君”、“弑君”，即驱逐甚至诛杀诸侯，这便是所谓“公室衰微、大夫专政”。这样，“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就变为“礼乐征伐自诸侯出”，乃至“陪臣执国命”。这种权力下移可简括为“政出天子—政出诸侯—政出大夫”。

至战国（前475—前221），七雄已成实行郡县制的独立的专制君主国，天子封国，沦为空洞名义，诸侯专封诸侯（即所谓“诸侯建国”）也不再进行，新起的诸侯皆以实力立国，如“三家分晋”，原为晋国正卿的魏、赵、韩皆自立为诸侯，而周天子摄于其实力，命之为诸侯。司马光（1019—1086）撰《资治通鉴》，开篇即述周威烈王（？—前402）二十三年（公元前430年）“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司马光作按曰：“故三晋之列于诸侯，非三晋之坏礼，乃天子自坏之也。”④这是对战国初“封建”的固有格局名存实亡的评述。此外，战国时在各诸侯国内，卿大夫封家臣也已终止，所行封建只有列国君王封卿大夫为“封君”，赐爵食邑。而战国仅收租税的食邑，又大不同于西周、春秋的领主拥有政治主权的采邑。



（二）赐爵食邑制

东周封建之权下移，还表现为春秋末年以后食邑制的出现，分封除考虑宗法血缘外，愈来愈普遍地论功行赏，淡化宗法分封。

到了战国时期，各国相继实行赐爵食邑制，如燕昭王（？—前279）“封乐毅于昌国，号昌国君。”楚国以黄歇为令尹，封春申君，赐以淮北地十二县（食十二县民户之租税）。齐国孟尝君“封万户于薛”。秦国“封鞅为列侯，号商君。”①这些封君，或因亲，所谓“贵戚父兄，皆可以受封侯”②；或因功，燕·乐毅、秦·商鞅、楚·黄歇的受封皆属此例。当时的计封单位，或以“户”、“邑”，或以“城”、“都”，或以“郡”、“县”。封侯数量，据杨宽先生《战国史》附录二统计，终战国之世，共封列侯95，其中魏17、赵25、韩7、齐5、楚14、燕5、秦22。

战国中后期各国实行赐爵食邑制，“这种食邑和周代（应为西周——引者）的采邑性质完全不同。”③战国赐爵食邑制的特点有三：一、封君在封地仅有“食邑”权而无治民权。二、封君并非封邑土地的所有者，只收取“衣食租税”，民户已是国家的编户齐民，而并非食邑主的臣属。三、承袭西周以来封地世袭传统，然世袭性下降，战国中后期封君传三代者已少见。

秦汉以降在郡县制大格局下的封爵建藩，保存了战国赐爵食邑制的这些非封建特点。

总之，西周由天子分封并掌控诸侯的格局，到东周已经大变。唐·柳宗元《封建论》称春秋初，“判为十二”，即指周室权力被鲁、齐、晋、秦、楚、宋、卫、陈、蔡、曹、郑、燕等12个诸侯国所瓜分，周天子尸位素餐。春秋中后期，周室甚至成为“五霸”手中的傀儡，齐桓公（？—前643）、晋文公（前697—前628）等霸主一再演出“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戏剧。曾被视作边鄙的楚国，也来“问鼎之轻重”，逐鹿中原。

其时“公室衰”、“私门兴”，违礼僭越成为家常便饭。鲁国执政大夫季氏（季平子 ）僭用天子的八佾乐舞（“佾”为行列义，一佾8人，周礼规定，天子乐舞用八佾，诸侯用六佾，大夫用四佾，士用二佾。季氏是大夫，却越级用八佾），向往西周礼制的孔子（前551—前479）愤然曰：“八佾舞于庭，是可忍，孰不可忍也！”④

春秋时兼并战争剧烈，“周初盖八百国”，而春秋末仅存四十。

总之，武王、周公当年设置的封爵建土格局已不复旧观。钱穆描述东周的制度演化：

封建社会是各有封疆的，各各关闭在各自的格子里面。……诸侯们各自涨破了他们的格子，如蜜蜂分房般各自分封，此种形势虽可说是封建形势之继续发展，其实也即是封建形势之开始崩溃。……郡县的新国家，便逐渐形成，其姿态与性质，与旧的封建国家绝然不同。到战国时，七国乃至九个大强国，几乎全是郡县的新国家了。⑤



（三）郡县制发端于春秋时的楚、晋，战国时普及列国

郡县制从初现到正式确立，经历了几个世纪。

史学界通常说法为：春秋时秦、吴、楚、晋、齐等国先在边地设县，后渐及内地。《史记·秦本纪》载，秦武公（？—前678）“十年，伐邦冀戎，初县之。十一年，初县杜郑。”似乎表明春秋中期秦国已置县。《国语·晋语》载晋公子夷吾对秦公子挚讲：“君实有郡县”，也似乎表明秦国在鲁僖公九年（前651）已设置郡县。此外，《晏子春秋》载“齐县”，《史记·吴世家》及《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载“吴县”，等等，都给人以春秋列国普设郡县的印象。然而，这些文本所称“县”，是战国时人把当年的习惯语移用于春秋述事，其实春秋时秦、吴、齐等国并未正式设立县制。童书业先生对此有所辨正：

春秋时有较正式之县制者，似唯晋楚，其他各国中有“县”、“郡”等记载，似皆尚有问题。……《晋语》载惠公对秦使曰：“君实有郡县”……《晋语》之言似为战国时人口头术语，记其事者趁笔书之，未必可信。①

《秦本纪》所载武公所立县，或即“县鄙”之意，以春秋时秦国尚落后，未必能有县制。《秦本纪》及《商君传》载商鞅变法，始“并诸小乡聚，集为大县”，在此之前，似来有真正之县制也。②

考之先秦史，县制初兴于春秋前期的楚国。宋公文先生《楚史新探》据《左传》载记指出，楚文王时，楚已“县申息”，即在申、息设县。《左传》将这一史实补记于哀公十七年。楚文王在位，当鲁庄公时期，宋氏考证，楚文王灭申、息以设县，时在鲁庄公七至十二年（前687—前682）③。其后，楚每灭一国，多建县制。楚县是直属楚王的地方行政机构，不是卿大夫的封地。楚县的军力、财力均由中央调遣，县长官称“县尹”，或“公”。

晋国设县略晚于楚。晋也是由扩张领土设县，县长官称“大夫”。如公元前635年，晋文公围原，原降，以“赵衰为原大夫”④；公元前627年，晋败狄于箕，却缺获白狄子，晋襄公赐荐却缺的胥臣以“先茅之县”⑤，这是史籍载晋国设县之始。然而这种“县”还未与封邑明确分野。至春秋中叶以下，晋国国内贵族兼并剧烈，灭邑成县。晋县虽非世袭，但多数晋县隶属卿族，不由晋君掌握。此外，晋还设郡，《左传》载，晋国袭击郑兵前，“简子誓曰：……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士田十万，庶人工商遂，人臣隶圉免”⑥，表明鲁哀公二年（前493）晋定公（？—前475）时的执政者赵简子（即赵衰之子赵鞅 ？—前477）以分赐郡县田土激励将士。此段文字还显示，直至春秋末年，县的行政级别还高于郡，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由于晋行郡县已久，魏、赵、韩三家分晋，迅速成为郡县国家，一些重要政治人物是郡县官吏（称“守”或“令”），著名者如魏文侯（？—前396）时的西河守吴起（？—前381）、邺令西门豹。

春秋末，列国开始在边地置郡，后渐及内地。当时郡的行政地位低于县（郡的地位高于县，是战国中期以后的事情）。

总之，“内废公族，外务兼并，为封建制破坏、郡县制推行之两因。”①至战国时，列国竞行郡县制，秦国尤盛，秦厉共公（？—前443）“二十一年，初县频阳”②。秦孝公（前381—前338）十二年商鞅变法，“并诸小乡聚，集为大县，县一令，四十一县”③。

凡此种种，说明郡县制发端春秋，成型战国，并非始于秦代。

清初王夫之说：“郡县之法，已在秦先。”④顾炎武则详证此点，他说：

《汉书·地理志》言：“秦并兼四海，以为周制微弱，终为诸侯所丧，故不立尺土之封，分天下为郡县，荡灭前圣之苗裔，靡有子遗。”后之文人祖述其说，以为废封建，立郡县，皆始皇之所为也，以余观之，殆不然。⑤

顾氏罗列《左传》、《史记》、《战国策》、《说苑》中的大量事例，证明春秋、战国列国已普设郡县，郡县制成为不可逆转趋势，顾氏并得出结论曰：

        虽秦欲复古之制，一一而封之，亦有所不能。而谓罢侯置守之始于秦，则儒生不通古今之见也。⑥

清人赵翼、姚鼐，近人顾颉刚，也把郡县制发端期定在春秋。

关于春秋时郡县的性质，论者意见不一，尚须考究。日本汉学家增渊龙夫（1916—1983）在《春秋时代の县》⑦、《先秦时代の封建与郡县》⑧两文指出，春秋时的县内部，氏族结合强固，统辖县的大夫世袭领有其地，与封建采邑差异不大，而与秦汉由朝廷命官治理的郡县有别。增渊龙夫强调了春秋郡县制因袭封建采邑制的一面，但我们也不可忽略二者差异性的一面：西周及春秋前期的采邑主是卿大夫，他们除非因政治斗争导致亡宗灭族，均可世袭掌理采邑，而楚县是灭国的产物，军、政、财权均直辖楚王，县尹由中央任命；晋县是贵胄兼并的产物，兼并中县不断易主，世袭性大为消减。总之，春秋之县，既有异于封建采邑，也不等同于秦汉之县，而是二者之间的桥梁，是宗法分封制向后世政制转化的过渡形态。

至战国时，春秋末的数十诸侯国兼并为七（另存数小国），各诸侯国相继建立君主集权制度。虽然战国七雄也以食邑分封功臣贵胄，但受封者对食邑仅有征收田赋和工商业税的权力，而失去或部分失去行政统治权。与此同时，七国纷纷推行郡县制，如《史记·匈奴传》载：“魏有河西、上郡”，“秦有陇西、北地、上郡”，赵“置云中、雁门、代郡”，燕“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史记·秦本纪》述秦国疆土扩张——“魏纳上郡十五县”，“攻楚汉中，取地六百里，置汉中郡。”秦国商鞅变法，设县31个，由国君派员吏管理。周代封建制至战国间已经解体。王夫之《读通鉴论》称战国为“古今一大变革之会”，所言之“变革”，很大程度上便是指的从封建制到郡县制的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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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史记·周本纪》

②《竹书纪年》



① 《左传·昭公七年》

② 《左传·桓公二年》

③ 《国语·晋语八》

④ 《资治通鉴》卷一



① 《史记·秦本纪》

② 《战国策·赵策二》

③ 赵光贤：《周代社会辨析》，第121页

④ 《论语·八佾》

⑤ 《中国文化导论》修订本，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61页



① 《春秋左传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84页

②  同上书，第185页

③  见《楚史新探》，河南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④ 《左传·僖公二十五年》

⑤ 《左传·僖公二十五年》

⑥ 《左传·哀公二年》



①  钱穆《国史大纲》第82页

② 《史记·秦本纪》

③ 《史记·秦本纪》

④ 《读通鉴论》卷一

⑤ 《郡县》，《日知录》卷二二

⑥  同上

⑦ 《一桥论丛》三八卷四号，1957年

⑧ 《一桥大学研究年报·经济学研究》1958年

静水流深

六、秦汉以下：以郡县制为基础的官僚政治取代封建贵族政治



秦汉以下，中国政制及经济形态均有大更革，进入“非封建”时代。



（一）秦的革古创今

夏曾佑（1863—1924）的《中国古代史》概括“秦人革古创今十大端”：（一）并天下，（二）号皇帝，（三）自称曰朕，（四）命为制，令为诏，（五）尊父为太上皇，（六）天下皆为郡县，子弟无尺土之封，（七）夷三族之刑，（八）相国、丞相、太尉、御史大夫……郡守、郡尉、县令皆秦官，（九）朝仪，（十）律。此“十端”皆为销弭“封建”、增强中央集权的举措。贾谊《过秦论》称秦王“续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此之谓也。

俗说秦代（前221—前206）“废封建，立郡县”，前者无庸置疑，后者应改为“使郡县制完备化”，因为如前所述，郡县制发端于春秋，展开于战国，并非创发于秦，秦统一后所设36郡，实以战国七雄已置之郡为基础，再行划分，在全国范围以郡县制取代世袭贵族分封制。班固称：

秦遂并兼四海，以为周制微弱，终为诸侯所丧。故不立尺土之封，分天下为郡县，荡灭前圣之苗裔，靡有孑遗者矣。①

秦代的郡县制已经完备：分天下为数十郡，郡下分若干县，县下设乡，乡下设伍，成一由朝廷统辖的垂直有序的地方行政体系。

因秦始皇有“废封建”之名，史家一般很少谈他的封建行径。其实，秦一统天下后，继续实行二十级赐爵制和列侯食邑制。大将王翦因“有功终不得封侯”而在秦始皇面前发牢骚，“始皇大笑”②，后来王翦终于因功封武城侯，如愿以偿。从出土秦代文物上的文字可以得知，秦代有“列侯”、“伦侯”的分封，《琅琊台石刻》列秦始皇随行人员——“列侯武城侯王离［翦］，列侯通武侯王贲，伦侯建成侯赵亥，伦侯武昌侯成”等。另有“通侯”之封，《史记·李斯列传》：“斯，上蔡闾巷布衣也，上封为通侯”。但除少数“彻侯”（秦的二十级军功爵的最高一级，汉代因武帝名刘彻，为避讳，改称“通侯”）外，各种封侯仅赐名号，并无封土，是一种“虚封”，故《汉书·地理志》称秦代“不立尺土之封”。秦皇虽贵为天子，其子弟却没有贵胄身份，如章太炎（1868—1936）所说：

秦始皇用李斯，大涤旧污，身为天子，而子弟为匹夫。③

秦的废封建较为坚决、彻底，然虚封未止。



（二）汉以降封建制、郡县制此消彼长

秦后二千年，郡县制一以贯之，而封建制虽居次席，却有起有伏，在其些段落甚至极一时之盛，所谓“自秦以后，封建制度之大反动凡四”①，这四次封建制度之反动，一为秦楚之际项羽（前232—前202）大分封。二为西汉初先封异姓王后封同姓王。三为西晋众建亲戚，诸王雄强。四为明太祖封子侄39人，授塞王（沿长城一线的封王，如辽王、燕王、晋王、秦王等）以重兵。②

汉代（前206—220）大体承袭秦制，并延及以后列朝，所谓“汉兴以来，承用秦法，以至今日者多矣。”③这所承用之秦法，郡县制便为一大部类，当然，汉代也有异于秦制的处所，如汉初总结秦代二世而亡的教训，认为废除封建，使朝廷丧失屏障是重要原因，汉高祖（前256—前195）遂广封同姓及异姓，据《史记·高祖本纪》，汉初封同姓诸侯王国9个。又据《汉书》的《王子侯表》、《功臣表》、《外戚恩泽侯表》载，西汉共封王子侯408人，列侯283人，恩泽侯112人，并给予“掌治其国”的权力。汉初虽广封王侯，其封域称“国”，“而郡县之制，无改于秦”④，故汉代“郡”、“国”连称，“郡国并行”。西汉在秦代设四十余郡的基础上，其政区分为司隶部（首都及附近区域）、十三剌史部，下分103郡、国，辖1500多个县、邑、道、侯国。“郡”直隶朝廷，长官由朝廷任命，秦及汉初称郡守，汉景帝后改称太守。“国”由分封诸王统治，但基层设县，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朝廷政令的通行。当然，由于汉代封王毕竟“有土有爵”，兼拥“自置吏”和铸钱币、“得赋敛”的权力，故这些王国羽翼丰满后，非但没有充当朝廷屏藩，反而成为与朝廷相抗衡的割据势力，朝廷在尝到异姓王和同姓王离心以至反叛的苦果之后，收回王国的官吏任免权，上中级官员由朝廷任命。到武帝时，“诸侯惟得衣食租税，不与政事”⑤，这便是只能效忠于皇帝的“食封贵族”。汉武帝（前157—前87）还采纳主父偃（？—前126）的建策，行“推恩令”，“令诸侯以私恩自裂地，分其子弟，……汉有厚恩，而诸侯地稍自分析弱小云。”⑥如此，王国“必稍自销弱矣”⑦，无力与天子分廷抗礼，诸侯名存实亡。隋代王通（584—618）总结汉制的变化说：   

至景帝，令诸侯王不得治民补吏，而汉置内史以治其地，则封建之地，悉为郡县矣。⑧

汉代以后，封建制与郡县制此消彼长，多有起伏。曹魏（220—265）虽分封诸王，却对诸王严加控制。两晋（265—420）南北朝（420—589）广封王侯，贵族政治、门阀制度、领主经济抬头，“郡县掾吏，并出豪家；负戈宿卫，皆由势族。”⑨而经隋（581—618）至唐（618—907），在制度层面贵族政治仍然强势，然科举制勃兴又为庶族士子登仕打开了门户。  



（三）中唐以降的转折

秦汉至明清两千年间，唐中叶是一个转折点。陈寅恪先生（1890—1969）在《论韩愈》一文中说：

唐代之史可分作前后两期，前期结束南此朝相承之旧局面，后期开启赵宋以降之新局面，关于政治社会经济者如此，关于文化学术者亦莫不如此。①

以中唐这一关节点为界，此后中国社会的“非封建性”进一步增进。概言之——

第一，中唐以下，领主经济式微，地主—自耕农经济优势地位定型；以两税法代替租庸调制为端绪，以后宋（960—1279）、明（1368—1279）几代的赋税改革，愈益把朝廷对以农民为主体的平民的直接经济关系确定下来。而宋代以降科举制的非身份性愈益强势，门阀贵族淡出朝政，官员直接自平民中考选。此种地主—自耕农经济和考选式的文官政治，与同一时期的西欧、日本的领主经济、世袭贵族政治大相径庭。

第二，就政制层面而言，宋以下实封罕见（明初例外），以郡县制为基础的中央集权进一步强化。列朝虽出于“广树藩屏，崇固维城”的目的，仍对皇亲国戚和功臣宿将封侯赐土，却明令王侯们“食土而不治”，即只在封地征收财赋，而没有政治治理权，行政管理由朝廷派遣的流官执行。诚如《续文献通考·封建考》所说：

    列爵而不临民，分土而不任事。

这便是秦汉以后，特别是宋以后，多数情况下“封而不建”的王侯贵族的实际状态。

中唐以降的转折，决定了此后千年中国“非封建”的社会格局，严复说：“中国之所以成为今日现象者，为宋人所造就什八九。”诚哉斯言！西方人也发现，“最近几个世纪西方所接触到的那个近代中国的大部分特征，就是在这时候出现的。”②



秦汉以后的大势是郡县取代封建，皇亲及功臣封爵而不治土，但朝廷实封、王侯擅权仍时有发生，某些朝代还出现藩王反叛事件，西晋延续16年之久、对社会破坏深重的“八王之乱”自不待言；连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政治达于极端的明朝（1368—1644），也在建文年间发生燕王朱棣（1360—1424）策动的“靖难之役”，朱棣夺了侄儿建文帝（1377—1402）的皇位，是为永乐帝（明成祖）；成祖二子、汉王朱高煦于宣德元年（1426）叛乱，乱平被废为庶人；正德年间又发生宁王朱宸濠（？—1521）的叛乱。鉴于藩王作乱的教训，列朝既要“封藩”，以恩荫皇族和功臣，期以拱卫皇室，又每每有“削藩”之举，并且因为削藩而大动干戈。以藩王身份反对建文帝削藩的朱棣，坐上龙庭后（是为永乐皇帝），第一件事就是反过头来削藩。而以永乐皇帝的强势，列藩纷纷俯首认削。

与防范封藩割据地方相同时，汉唐宋元明请等朝都把推行郡县制、流官制视作强化中央集权的命脉所在。明代永乐年间（1403—1424）、清代雍正年间（1723—1735）还实行“改土归流”，在南方少数民族聚居区废除世袭土司，设置府、州、县，任命临时流官治理，丈量土地、编查户口、收缴赋税、兴办学校、举行科举，将郡县制推及西南边远地区。

从“封土建国”、“封爵建藩”意义论之，“封建制度”在秦汉以降已经退居次席，而代之以“郡县制度”，这是中国历史的重要转折。清代史家赵翼（1727—1814）说：

盖秦汉间为天地一大变局。①

这“天地一大变局”，指的便是“封建”向“郡县”的转化，贵族政治一改而为官僚政治，此即赵翼所谓“自古皆封建”，而秦汉以后“三代世侯世卿之遗法，始荡然净尽。而成后也征辟选举科目杂流之天下矣。”②

清末张之洞（1837—1909）在《劝学篇 下·变法》中，论及中国历史上的变制，第一项便例举“封建变郡县”。可见，视“封建变郡县”为中国历史演化的枢机所在，是富于史识者的共认。



（四）郡县制的功能

郡县制是秦汉至明清两千余年间中国君主专制政治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可以说是君主集权政治的基础。郡县制强化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通过以下三点得以实现。

第一，地方官吏均由皇帝（通过朝廷）任免。这种任免制不同于贵族世袭制，任贤不任亲，使地方官吏基本脱离了血缘亲族羁绊，官吏既非世袭也非终身，升降去留全凭朝廷政令，加之以食禄制取代采邑制，官吏衣食不再靠禄田，而享用朝廷官俸，其社会、政治、经济命脉全然系于朝廷，这与封建诸侯掌控一方，尾大不掉的情形颇相径庭。

第二，郡县实行兵、民分治，军、政分职制，与封建时代贵族兼领政长、军长大不一样。军事长官多无调兵权，如秦朝发五十兵卒以上，都要皇帝批准，以后列朝有类似制度，并实行“兵符契合制”（调兵符契分为两半，朝廷与掌兵军官各执其一，必须两合才得调兵），凡此种种，都防范了武人叛乱。这也与诸侯自控兵权的封建制不同。

第三，朝廷在郡内设监察官，如秦代由御史大夫向各郡派“监御史”，此职官只服从皇帝、朝廷，负责监察郡县官吏的行迹，随时向上报告。列朝均有此类办法，如明代以宦官为“监军”。有此耳目，地方政府、执军将帅全然在朝廷的观照、掌控之下，这与封建诸侯可在国中独立运作大不一样。

钱穆概括郡县制说：

郡县政令受制于中央，郡县守令不世袭，视实际服务成绩为任免进退，此为郡县制与宗法封建性质绝不同之点。自此贵族特权阶级分割性之封建，渐变而为官僚统治之政府。③

侯外庐还指出郡县制在社会层面的深远作用：“郡县制的经济意义，即首先使血缘的氏族，落地成为地缘的家族”，小农户成为基本生产单位，农民安土作业，束缚于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④这构成秦汉以降宗法专制制度的基石。



（五）官僚制取代世卿制

与郡县制相匹配的，是从贵族世卿制向游仕制的转化，进而形成官僚制度。

“官”周金文作“  ”（《扬簋》），本义馆舍，引申为掌握权力的处所，即官署、任所；又引申为掌握权力的人，即官吏，《说文》：“官，吏事君也。”《礼记·王制》孔颖达（574—648）疏：“官者，管也。”郭沫若《管子集校》按：“官，犹管也。”点化出“官”之要义。“官”为“管”字的假借，含管理、掌管之义。

官起源甚早，相传夏代设官颇多，所谓“夏后氏官百”①。殷商西周的官由贵胄“世及”，偶有世卿制之外破格选用无爵贤士任官，如商汤重用奴隶出身的伊尹，武丁举奴隶傅说为相，周武王用出自底层的姜尚作讨殷大军统帅。但这还算不上真正意义的官僚政治，只是世卿世禄体制外的特例。

春秋时世卿制与选士制并行，有能力、立功勋的无爵士人入官渐增，进入贵族政治向官僚政治的转化期。春秋末叶的孔子说：“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②表示了对先学礼乐，后做官的制度的推崇，对不学礼乐，凭世袭身份做官的世卿制的批评。战国时赵、楚、魏、秦诸国实行军功爵制度；养士之风也盛行一时，孟尝君、信陵君（？－前243）、平原君（？－前251）、春申君（？－前238）等战国“四公子”门下，聚士数千，或有文韬武略，或善鸡鸣狗盗，各有用场。秦国则行“客卿制”，广揽山东杰士，李斯《谏逐客书》以秦缪公、孝公、惠王、昭王广用人才，国力大增的事实，阐发“王者不却庶众”的优越性。这都是对贵胄世及制度的突破。

秦始皇建立完备的君主集权的官僚政制，朝廷设三公九卿，地方设朝廷掌控的郡县。汉武帝设内朝以削减丞相权力，汉光武帝罢三公，设尚书台以替相府。隋、唐确立三省六部，实现中央权力“三分”，进一步削弱了相权，而集权于朝廷。至明太祖，罢丞相、去中书省，六部直接对皇帝负责，皇帝兼领国家元首、政府首脑权力。此制延至清末。

就官员选取办法而言，秦以后，经汉代的荐举、征辟制，曹魏的九品中正制，至隋唐的科举制，终于形成由法定考试办法选拔朝廷命官的制度，庶族士子可通过科考进入统治上层。宋人欧阳修（1007－1072）即是起自底层的士人，他形象地描述了“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情景：

盖士方穷时，困厄闾里，庸人孺子，皆得而侮之。若季子不礼于其嫂，买臣见弃于其妻。一旦高车驷马，旗旌导前，而骑卒拥后，夹道之人，相与骈肩累迹，瞻望咨嗟，而所谓庸夫愚妇者，奔走骇汗，羞愧俯伏，以自悔罪于车尘马足之间。③

这里例举的“季子不礼于其嫂”，指战国苏秦穷时，嫂子不肯给饭吃；“买臣见弃于妻”，指汉代砍樵的朱买臣（？－前115）被妻唾骂出门。而苏、朱后来当上大官，亲朋巴结不迭，所谓“前踞而后恭”。这种由朝政养成的崇尚功名利禄的社会风气，促使底层士人孳孳于学业，以竞选入官。余英时在《反智论与中国政治传统》中说：

自汉武帝以来，尤其是隋、唐科举制度建立之后，政治上用人遵守一定的知识标准。明、清的八股文取士最受现代人攻击。然而，撇开考试的内容不谈，根据学者统计，明初百余年间进士来自平民家庭者高达60%，这样一种长期吸收知识分子的政治传统在世界文化史上是独一无二的。①

官员考选制削弱了世袭性、割据性的封建贵族政治，扩大了专制一统国家的统治基础。



（六）官僚政治大别于封建贵族政治

革除了殷周世卿世禄制的秦汉至明清的官僚政治，大不同于诸侯割据、封臣林立的中世纪欧洲，也不同于庄园领主、大名武士雄峙国中的中世及近世日本，亦有别于种姓分明、土王如云的印度。封建制的中世纪西欧和日本，各级官员皆取用世袭贵族，而自春秋战国以下，中国的王者虽然继续沿用“恩荫”一类办法任用贵胄，却更注意从平民中选拔俊才充任官吏。燕昭王（前311—前279在位）筑黄金台聘贤纳士，“乐毅自魏往，邹衍自齐往，剧辛自赵往，士争凑燕”②；汉武帝下诏求茂才异等，文臣武将极一时之盛，以通西域垂名青史的汉中人张骞（？—前114），即为应诏出仕的平民，终因立功厥伟封“博望侯”；唐太宗（599—649）重视科举取士，他在宫门得见参加殿试者缀行而出，高兴地叹曰：“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③。当然，士子也深知帝王揽才的用意，讽曰：“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④

官僚政治与封建政治有着明显差异，美国政治学者塞缪尔·P·亨廷顿说：

官僚政治国家的特点是具有相当大的社会和政治流动性——那些来自最低阶层的人可以达到最高的官位；而封建国家则等级森严，能改变社会地位者极为罕见。……

官僚政治国家一般总是趋于职能分离、权力集中；而封建国家则往往职能混合、权力分立。⑤

中国的官僚政治是专制王权的派生物和基础所在，宋人文彦博（1006—1097）说：（帝王）“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⑥此为画龙点睛之笔。秦汉以下，形成规模庞大的官吏队伍，据《通典》、《续通典》、《文献通考》及几种《续通考》提供的材料统计，列朝官吏数约为：西汉132，805人；东汉152，986人；晋118672人；……隋195，937人；唐368，668人；（以上包括官员及属吏）宋24，000人；元16，425人；明24，683人；清一万余人。（以上仅指有品级的官员）

封建制与郡县制造成的文化类型也各不相同。如果说，权力分散的封建时代培植出多元的私学文化，那么，与中央集权的官僚政治相匹配的，是大一统的官学文化。秦代的“以法为教”、“以吏为师”⑦，汉代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⑧，虽一者尚法，一者尊儒，却都是倡导文化专制，使得战国时代的学术多元走向君主集权时代的思想整合，所谓“一轨九州，同风天下。”政治及文化的大一统，成为此后两千余年的主潮。当然，政治的及文化的多元内涵并未消弭，仍在“大一统”格局内或显或隐地滋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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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汉书·地理志》

② 见《史记·王翦列传》

③ 《检论·通法篇》



①  吕思勉《中国制度史》，上海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434页

②  见上书，第436—442页

③ 《日知录》卷一三

④ 《隋书·地理志》

⑤ 《汉书·诸侯年表序》

⑥ 《汉书·中山靖王传》

⑦ 《汉书·主父偃传》

⑧  王通：《中说》

⑨ 《晋书·恩幸传论》



①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96页

② （美）狄百瑞：《东亚文明——五个阶段的对话》，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4页



① 《廿二史札记》卷二

② 《廿二史札记》卷二

③ 钱穆：《国史大纲》修订本，商务印书馆，第82页

④ 见《侯外庐史学论文选集》上，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27—228页



① 《礼记·明堂位》

② 《论语·先进》

③ 《相州昼锦堂记》



①  刘小枫编《中国文化特质》，三联书店1990年版，第264—265页

② 《战国策·燕策一》

③  五代·王定保《唐摭言》卷一，《述进士 上篇》

④ 《唐摭言》卷一，《散序进士》

⑤ 《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135页

⑥ 《续资治通鉴》卷二二一

⑦  语出《韩非子·五蠹》“故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无私剑之悍，以斩首为勇。”

⑧ 旨出《汉书·董仲舒传》所引董氏《天人三策》“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

静水流深

第二章  秦汉至明清的“封建论”





封建之得失不可复议，而王绾、李斯、陆士衡、柳宗元所论之是非，亦不可得而偏废矣。

——元·马端临：《文献通考·自序》



封建制行于殷周，但其时很少有人品评此制，所谓“百姓日用而不知”。春秋战国始设郡县，以后封建制与郡县制长期交叉并行，为对偶之制，常被并列评议，以较衡二制的优劣、长短，此为秦汉以降列朝政论的一大题目，是历千百年而不歇的争执，其论辩焦点，一是两制何者有助于长治久安；二是两者何者“公”、何者“私”。“封建”与“郡县”也就成为中国政制史上的二元对偶关键词。诚如章士钊（1881—1973）所言：

盖封建与郡县者，逻辑之偶名也，凡偶名，所涵举一半，而余一半可喻。①

此系逻辑学家的卓见。②



一、秦廷议“封建”



延锦二千余载的“封建论”首先在秦朝初年展开。



（一）秦廷议“封建”·郡县制定格

自公元前230年至前221年的10年间，秦国发动兼并战争，先后灭亡韩（前230）、赵（前228）、魏（前225）、楚（前223）、燕（前222）、齐（前221）六国，建立“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 ③的一统帝国。建国伊始，秦始皇（前259—前210）主持廷议，讨论治国方略，守旧、革新两派意见对立，围绕“封建—郡县”两制的优劣、取舍，展开激烈辩论。丞相王绾等向始皇帝建议分封诸子，以屏障帝位，其言曰：“诸侯初破，燕、齐、荆地远，不为置王，毋以填（镇）之。请立诸子，唯上幸许。”“群臣皆以为然”，唯廷尉李斯（？—前206）起而抗辩曰：

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众，然后属疏远，相攻击如仇雠，诸侯更相诛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内赖陛下神灵一统，皆为郡县，诸子功臣以公赋税重赏赐之，甚足易制。

天下无异意，则安宁之术也。置诸侯不便。④

始皇帝拒王绾之说，并直接表态说：

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赖宗庙，天下初定，又复立国，是树兵也。而求其宁息，岂不难哉！廷尉议是。①

始皇帝采纳李斯建策，分天下为河东、太原、上党、南阳、右北平、九江、长沙、汉中等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监。《汉书·地理志》载：“秦京师为内史，分天下作三十六郡。”“内史”为原秦国所辖的咸阳及关中大部分地区，秦朝唯此处不称郡而名“内史”，有直辖区之意，相当于元代京师所在区域称“中书省”，明代京师（都城）所在区域称“京师”，清代京师所在区域称“直隶”。秦朝后来又在三十六郡基础上，增置桂林、南海、闽中、象郡，共为四十郡。据谭其骧先生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的《秦时期图组编例》说，秦代“除京师附近为内史辖区外，全境分为四十七郡。”②每郡下属若干县，据严耕望考，秦时全国设县一千左右。③



（二）秦廷再议“封建”·焚书坑儒

前213年，始皇置酒咸阳宫，博士七十人为之祝寿。博士、齐人淳于越进言：“殷周之王千余岁，封子弟、功臣，自为枝辅。今陛下有海内，而子弟为匹夫”，若有反叛，“何以相救哉？”又引申曰：“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主张恢复古封建制。④始皇将淳于越奏议提交廷议，丞相李斯回奏，力辟“封建”，指其不足为法，并引申出厉行文化专制的论说：

异时诸侯并争，厚招游学。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当家则力农工，士则学习法令、辟禁。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丞相臣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乱，莫之能一，是以诸侯并作，语皆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之所建立。⑤

李斯接着提出焚毁《诗》、《书》、百家语，消灭私学的建策，并主张“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秦始皇欣然采纳，下令烧毁《秦纪》以外的史书，又坑死犯禁儒生、方士460人。⑥司马迁总结李斯业绩时，称其“使秦无尺土之封，不立子弟为王，功臣为诸侯者，使后无攻战之患。”⑦

发生在秦廷的“封建—郡县”辩论，以郡县制大力推行作结，并引发了“焚书坑儒”。“封建制”向“郡县制”转化，有其历史的合理性与进步性，然这种转化从开端处，便伴随着污秽与鲜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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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柳文指要》上卷，文汇出版社2000年版，第82页

②  章士钊有《逻辑要指》出版，早年又是译词“逻辑”的积极倡导者，见章氏1912年4月发表于《民立报》的《论逻辑》

③  见《史记·秦始皇本纪》

④ 《史记·秦始皇本纪》



① 《史记·秦始皇本纪》

②  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地图出版社1982年版

③  参见严耕望《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上编一）·序言》，台湾 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

④ 见《史记·秦始皇本纪》

⑤ 《史记·秦始皇本纪》

⑥ 《史记·秦始皇本纪》

⑦ 《史记·李斯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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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汉、晋“封建论”



由秦廷之辩为端绪，自两汉、魏晋、唐宋，直至明清，“封建—郡县比较论”此伏彼起，

赞扬或贬斥“封建”的评议，不绝于史。①



（一）裁抑封建：张良的谋略与贾谊、晁错的政论

楚汉战争间，郦食其（？—前203）建议封六国子孙，刘邦（前256—前195）赞同，欲立六国后，张良（？—前186）列八条理由，举大量史例，证为不可，其中“不可八”说：“今复六国，立韩、魏、燕、赵、齐、楚之后，天下游士各归事其主，从其亲戚，反其故旧坟墓，陛下与谁取天下乎？”刘邦闻言大悟，辍食吐哺骂郦生：“竖儒，几败而公事！”。②刘邦遵从张良之议，未封六国后，却在与项羽争战间为笼络大将而分封“异姓七国”（韩、赵、楚、淮南、燕、长沙、梁）。除长沙王外，这些异姓诸侯，如淮南王英布（？—前195）、齐王韩信（？—前196）、梁王彭越（？—前196）等，多悍将出身，俱为开国元勋，他们或因野心膨胀，或因功高震主，为刘邦疑忌，终于相继叛反，被诛、国废。鉴于异姓王的叛乱，刘邦与大臣誓约：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诛之。随后汉室封“同姓九国”（楚、荆、代、齐、赵、梁、淮阳、淮南、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