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三洲：篱槿堂人物论摭拾

乐读者

几年前，八十多岁的历史学家赵俪生先生（见图）的回忆录《篱槿堂自述》出版后，在读书界可以说是好评如潮。之所以能引起这么大的反响，就是因为传主在书中对所接触的人物评价上面，不扬恶、不溢美，忠实地记录下个人的眼光与看法。

　　这样的春秋笔法，自然是与过去的那种依附名人、谀词阿世的回忆录截然不同的。因为中国知识分子讲究的是淡泊处世，口不臧否人物，多说好话，少结仇怨；提倡的是“平生不知解人善，到处逢人说项斯。”哪里像这本书的作者，秉笔直书，口无遮拦的。去年，兰州大学出版社又出版了六卷本的《赵俪生文集》，文集的第五卷是充实后的自传，作者记述了自己的坎坷遭遇，而且“不是一般的坎坷，而是必欲置诸死地而后快”的坎坷，其中也写到了作者一生中与一些公众人物的交往过程，夹叙夹议的，又倒像是一部“篱槿堂人物论”。所以，在读第五卷时，就随手将书中此类文字的随手记了下来，前后整理在一起，做一些“文抄公”事情，来看看篱槿堂主一生中都接触过那些人和事，作为历史学家又是如何知人论世的。而其中牵涉到具体的有争议的人物事件，用赵俪生先生的话来说，就是“‘知我者其在《春秋》乎？！罪我者其在《春秋》乎？！’一切留给大家评骘就是了。”


张申府

我18岁那年初识张申府先生，记得他身材较高，方脸膛，微胖，穿一身考究的西服，严整的打着领带，用一口并不浓重的河北中部口音讲课。一次到他的办公室去，看到他正把两条腿架在书桌上读杂志，这样的架势，像是后来看到的丘吉尔和尼克松照片中的形象。那时，他在清华大学是教《逻辑学》的教授，但当时还“吃不开”，此前却是大人物，曾是中国共产党巴黎支部、柏林支部的创建者，黄埔一期生入学口试的主持人。他的《逻辑》课很少讲逻辑学，而是骂蒋介石，成为热门的政治论坛。听他课的人不外两部分，一部分是保持着自己见解从拥护或者反对立场上来挑拣他的政治论点的，另一部分则是来混学分的。他的课缴上一份读书笔记，没有不及格的。有一天，上课从不点名的张先生突然点起名来，原来他收到一封信，画上有人举枪在向张先生射击。上面，一行大标语“第三党万岁！”


“谁写的？请站出来！”他声色俱厉地说，课堂上鸦雀无声。好半天，张先生的语调缓和了。“说我是第三党，大概由于我认识邓演达先生吧？可在此前，我早在莫斯科认识了蒋介石先生，又在柏林认识了朱德先生，那么，怎么来定我的党派呢？我申明，我是学哲学的，像苏格拉底一样，从来不怕死。”

“一二·九”运动，他是幕后领导人之一，后被捕，清华教授会还通过决议开除了他。解放后见过他一次，那时他因发表过“划江而治”的议论，不符合“宜将剩勇追穷寇”的意旨，早被“一抹到底”了。1983年4月，曾去看过他一次，他的记忆已全然模糊，师生一见面，就傻乎乎的问“你四十几了？”已不能谈什么了。1987年春，我以“交流学者”的身份访问美国，张申府的研究者舒衡哲告诉我，“划江而治”的背景是李宗仁。她又说，张申府曾亲口说过，当年李大钊是北大图书馆馆长，张是馆长室秘书，有一次X泽东交来由他缮写的材料，可能缮写的工整程度令李不满意吧？李叫张转告X重缮一遍。张回忆说，他非常客气地对X说：“请拿回去重作一遍。”他看到对方的脸上露出了不愉快的神色。后来，我读到一本陈伯达的书，说陈初到延安与X见面，当X得知陈是从北平来的，即刻打听张申府的下落。足见X先生是一直将张惦记在心的。 （图为在清华任教的张申府）




俞平伯

九十年代报刊上很捧他，也许因为在《红楼梦》上蒙过冤屈，替他平反平反。但当时我对这位老师却尊重不起来。个儿是矮的，眼睛是斜的，小平头，一袭蓝布大褂。初开学的晚会上，他献演《活捉》，他演张三郎，夫人演阎婆惜，夫妻二人的昆剧修养是够好的，但看后心里总不是味。去听课，繁征博引，甚至引到“先曾祖曲园先生曰”，做学问就做学问吧，引先曾列祖有什么必要？！


朱自清

朱自清佩弦先生，温文尔雅，深通人情世故，人望很高。我们同学办的刊物请他写文章，从不推辞，而且文稿工工整整，一如其人。但到他课堂上听，一门《陶潜》，一门《李贺》，是两个工作量最轻的题目，而且讲不出东西来。我们同学私下里常常评头论足，说“讲出东西来”和“讲不出东西来”，是老师中间的一条分水岭。

闻一多

真正能讲出东西的是闻一多，第一次见他时印象是厚发清癯、鼻上架有银丝眼镜的中年人。闻先生在青岛大学任教授时，曾被学生轰过，说他“不学无术”，这对他是个刺激据说当时支持闻先生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在他无窗室中苦吟着生活烙印的臧克家。闻先生本是新月派诗人，在美国是学舞台设计的，现在又教起《诗经》、《楚辞》，自不免有功力不到的地方，所以他一回到清华就拼命下功夫，许多蝇头细字的读书笔记都是这时候写出来的。他也搞考据，搞训诂，但比所有的训诂学家都有高明之处，是在沉潜之余，还有见解，有议论，这对我们学生来说，启发很大。于是，我们一下就把闻先生爱上了，大家争着选修或旁听他的课，主要是从他的讲课中窥察他的治学方法，闻先生一下子在清华园走了红。但他是有脾气的，同学们也都小心翼翼的。他喜欢查类书，我们也跟着查类书；他讲神话，不免多涉及两汉的谶纬之书，我们也跟着熟悉一些谶纬。到了西南联大，闻先生的学问来了个大跃进，他通过《周易》研究，把古代民俗、古代社会经济、甲骨文、训诂文字凝练到一起了，写出了《周易义证类纂》那样精绝的著作。我中年本是搞“农民战争史”和“土地制度史”的，那是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结果。晚年，又不知不觉地回到“先秦文化史”上来，在闻先生死后若干年，又一次“受教”于他，感到他的研究实在太精湛了。


我和闻先生之间，除去学业的的传递，还有他对我人格上的的熏陶。我在山西参加抗日部队时，曾给闻先生写过一封信，向他报告游击队的生活花絮。他从云南晋宁用蝇头小楷给我回了一封信。这时候，也正是他学术达到最醇练的时刻。这封信我珍藏下来，捐赠给先生遗著的编委会了。


赵德尊

具体引导我参加到革命外围的，是赵德尊。他是辽宁人，小矮胖子，从来不发脾气，是外语系比我高一级的学生，喜欢写一些短文章，笔名罗白。此人后来成了高岗的秘书长，黑龙江省委书记，《X选》第五卷中提到高岗手下有五虎将“张、张、赵、马、郭”的“赵”就是他了。他在1935年组建“左翼作家联盟”清华园小组，成员有王瑶、郑天翔、赵俪生、冯契……这是秘密组织，还需要有个公开的名目，于是又组织了“国防文艺社”，又扩大改组为“清华文学会”。这是一个以“左联”为核心的统一战线群众团体，我被推选为主席，陈国良（即陈落）为副主席。


王瑶

王瑶喜欢搞文艺理论，爱读普列汉诺夫和卢那察尔斯基的书，爱写书评和文学评论与论战的文章，我们叫他“小胡风”。1939年我在陕西乾州教中学时，王瑶来看过我，他是从沦陷区混在许多山西商人队里到大后方来的，不久以后，他又到遥远的大西南去拿大学文凭和研究生文凭去了。后来听人说王瑶很恶劣，他自从被以蒋南翔为书记的清华园支部开除出党后，就回到家乡“隐居”起来了，在日本统治下表现很模糊。抗日部队曾找过他两次让他“出山”，第一次被拒绝了，第二次甚至说出“下次不要再来，家里住着太君，再来就要报告了”这样的话。可是在《王瑶先生纪念文集》中，却说王瑶当时曾去找过抗日部队，组织不在，等了一个多月就回家了。当然，兵荒马乱之中，事情会有些周折，但无论如何周折，这两种说法总不会如此“径庭”。王瑶兄是山西平遥人，这个地方在政治上与金融上都是不寻常的。这种在操业上和历史上积淀下来的娴于计算的明敏，不能说一点也没有沾染到王兄身上。

闻（一多）师母高真女士曾喜孜孜给我们讲过一个与王瑶有关的故事，说有一天闻老师下课回家，把书包一摔半天才发话：“咳，咳，我真惭愧呀，当了这些年教授连一个女学生都没拐上手，你看王瑶，才当了一年多国文教师，就拐上一个女学生跑了！”我们一听，原来是讲笑话。其实，这个“拐”字，有点委屈了王瑶夫妇，据我所知，王瑶的夫人杜琇女士当时也是冒着生命危险跟王瑶出走的，因为她的父亲是卢汉手下保卫人员的头头，坚决反对这场婚姻，他们俩是躲进运送货物大卡车的篷布里，才幸免于难。闻先生用了一个“拐”字，只不过是“语不惊人誓不休”罢了！


冯契

出生于浙江诸暨，我们同学常开玩笑，说那是出西施的地方，可冯兄出自农家，性格内向，在大学一二年级时就不声不吭的啃大本大本的西洋版康德和斯宾诺莎，很快就被老师器重。冯友兰老师讲《中国哲学史》课，每讲到认为淋漓尽兴的时候，总是向班上说：“密密密斯忒儿冯冯冯宝麟，你你有什么意见？”引得我们一教室的人即新奇又嫉妒，整个教室七八十人，你的眼睛就直瞧得上一个冯宝麟？我们只有“叨陪末座”？从中可以看出，冯契的脱颖而出，已经被老有城府的冯老先生觉察了。冯契一辈子保有党员身份，但不是一个激进主义者，似乎是一个天生的学者，温柔内向，早年写诗，喜欢思维。他的导师是金岳霖，提起他，今天真是煊赫的大宗师了。在我的印象里，那是一个行动很古怪、内心很诡谲的老人。在哲学派别上，他笃信美国的逻辑分析主义，在我看来，这是一条钻牛角钻不出所以然的死胡同。试观死钻数理逻辑的沈有鼎钻成半疯，就可以思过半矣。四十年代中期，金和冯师徒在昆明一个小村庄里进行了传承，金的一套本领不但被冯学到了，还察觉到逻辑分析主义的不足之处，但靠自然科学的方式还不行，还要有人文科学的方法，于是将中国的“天人合一”的观念注入进去，使自己晚年的造诣达到了一个新高度。当年老先生们对“密密密斯忒儿冯”的估量没有落空，真的出台了一个大角色！


荣高棠

现在是大人物了，当年叫荣千祥，专门领导大家唱歌演戏的。北平有一种行当，叫卖梨膏糖的，叫卖的调子特别优雅婉转，荣千祥学来了，编入了救亡内容，大家都爱听。久而久之，“荣千祥”三字转晦，“梨膏糖”三字反而无人不知，他后来的“荣高棠”二字，实由此而来。


蒋南翔

在一二·九后期，记得蒋南翔到我房间来。他说，“你人很诚实，在搏斗中表现英勇，这说明你革命热情很充沛，但是革命热情是多变的，它还需要组织的保证。”我明白了。他是在启发我，要我提出参加党的申请。我说，“容我考虑考虑。”过了些日子，我去找他说，“我读列宁传，读到马尔托夫的事。马尔托夫主张，有些知识分子可以邀请到党内作为党的宾客，而不需要他们遵守什么组织性、纪律性。列宁狠狠批评了马尔托夫。马尔托夫是孟什维克，当时肃反，‘契卡’已经把马尔托夫列入被肃的黑名单了，列宁却弄来一张车票叫女秘书送去，让马尔托夫逃往西欧。事后，列宁想起马尔托夫说，多么精致的知识分子呀。我读过后，总觉得自己有点像马尔托夫。我走不成布尔什维克的道路，我受不了严格的组织性和纪律性。我愿意做一个全心全意的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同时又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从那以后，蒋南翔再也不找我了。


嵇文甫

1946年冬，我到开封河南大学拜访文学院院长、文史系主任嵇文甫先生，此前，我曾读过他的一本《左派王学》。嵇先生跟北大、清华我常见的西服革履的教授们完全不一样打扮，他长袍马褂，翁头棉鞋，一派理学家的装束。家里一切清简，不讲究摆设，也没多少书籍。但他谈起学术来却有滔滔之势，记得我在一篇文章里曾借用《世说新语》中的话来形容他，“吐嘉言如锯木屑，霏霏不绝。”当时嵇先生由于思想新颖，正受到种种限制，当时他所住院落的临街墙上，就刷着伪河南保安司令部政训处的标语：“纷杂错综的思想必须纠正！”正在苦闷寂寞之际，我们一连谈了三夜，“引为同道”。记得他讲的是孙奇逢，我谈得是“关中三李”，这两个话题结合在一起，不就是一部17世纪的北方文化史吗？第二年我到该系任教，《明清思想史》是嵇先生留下的课，我接着从黄梨洲、顾亭林、王船山、颜习斋讲起，后来发表的《清初四大学派》，就是那时的讲稿。

嵇先生河南汲县人，北大毕业，三十几岁时去过苏联，所以不喜欢琐琐言教，他的学术路子很大，于学无所不窥。他常说，他不是不会作考据，但对许多琐节考据家很瞧不起。他曾经冯友兰引荐，在清华、北大讲过课，但对当时赫赫负盛名的“诸沈”、“诸马”很不抱好感。这样，他又回中州来了。嵇先生晚年，几乎全部从政，颇有意于“政术学”的研究，身兼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河南省副省长、郑大校长等职，而迄未见留下成品。


范文澜

华北大学是以范文澜为校长北方大学与以成仿吾为校长的华北革命大学合并而成的，改组后两人任副校长，由吴玉章担任校长。范文澜先生原籍浙江，因祖上在河南汤阴做官，所以生活习惯上是北方人的味道。多年来，他是在北平女子文理学院教史学、文学、训诂学的挺古板的教授，可由于赋性偏激，所以早在共产党“左”以前，他已经“左”起来了（这一点与鲁迅相似）。他写文章骂孔子，骂宋明理学，骂朱熹，骂佛学，都很偏激。到延安以后，他很受尊重，当毛泽东讲“年轻人应该起来打到老年人”、“这是历史的规律”的那场讲演时，他就在座，X还加了“范老你是专家，我讲的不对你可要纠正呀”那样的话。范老在延安就写起他的《中国通史简编》，我曾有缘读到本书的初版本（而不是一次又一次的修订本）。其中写到历代统治者的残暴荒淫与无耻。问题是像配方一样，这残暴荒淫与无耻究竟应该占多大比列？它是不是历史的全部？除此以外占更大比例的，应该是人类社会美好的希望与前瞻。所有的这些话都是在背后叽叽喳喳，可我把它带到了长春，经人揭发，后来成为一条罪状。


成仿吾

他是一个倔老头，当年“创造社”翻译法德诗歌散文时的才华，已经荡然无存了，只剩下当年骂“文学研究会”、骂茅盾为“群鬼”的那股横劲了。在正定华北大学有一天，讨论到进北平接管大专院校和文化部门时，让教师都要到文管会报到，有人提议像陈寅恪，眼睛看不清楚了，身体也很衰弱，由家属或朋友代替报道就行了。这时，成仿吾副校长用宏亮的湖南话发话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到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机关来报到，来办理登记，一定要亲自来，本人来，不得有别人代替，因为……”他特别提高了声音说“这是个态度问题！”这高亢的湖南话，听起来特别刺耳，会场上鸦雀无声。我当时内心活动很多，这是把自己当作征服者，把知识分子当成被征服者，要他们“迎降”，在文管会门口办一个受降仪式吧？于是，我发言了。我说十月革命后，俄国知识分子可比中国知识分子凶得多，嚣张得多，像巴甫洛夫，开口闭口骂布尔什维克是“匪帮”，可列宁怎么样呢？他隔几天就拿着黑面包和黑鱼子酱来看望巴甫洛夫。他骂，列宁并不把他抓起来，也不同他吵，而是耐心的等他回心转意，替苏维埃共和国工作。我说，“这一切，值得我们大家学习”接着又提高嗓音说“特别是值得成校长学习！”这一句话，可把马蜂窝给戳下了，会场上依旧是鸦雀无声。三天后，我接到了调离华北大学的通知。


叶丁易

安徽怀宁人，在蒋管区时他在四川三台的东北大学中文系任教授，比较大个的民主人士，给人一种“第一号人物”的印象。他可能有些自命不凡，脱离群众，所以四周的人对他有些闲言碎语，如说他找吴玉章校长要求配勤务员，如说他批评范老的《简编》，只不过是拾掇自赵瓯北的《廿二史札记》等等。开国之初，他到苏联讲课，因脑溢血死在莫斯科大学了。


荣孟源

最妙的人儿数他了。他属河北沧州盐山的荣家，是大家。他应是最老的党员，可当时不是，党籍被开除掉了。这不能不追溯到延安时代，那时他是延安师范的教导主任，延安师范奉中央命令，校址要与西北局调换，学生们不同意，荣的“小农意识”也出来作祟，“为什么我们辛苦一场的打好的窑洞要让给高麻子？”于是兴起风潮，教员罢教，学生罢课，由荣执笔起草了《上X主席书》。隔一日，X的批示下来，四个大字，“岂有此理”。群众欢腾了，“X主席都说西北局岂有此理嘛！”谁知周扬到来，代表边区教育厅宣布延师解散、停课整风，荣孟源停职反省。老荣的党籍就这么丢掉了。所以他满脑子装着“老革命不如新革命，新革命不如不革命……”这一类牢骚话。


何思敬

是另一位相当妙的人，他曾是中央派驻李宗仁那里的代表，这种身份是很高的，如南汉宸就是派驻杨虎城那里的代表。何那时老了，替他设了一个“国际法研究室”，只他孤单一人，纯是“因人设事”的性质。记得每在大院子里开会，一班人蹲坐在地上，独“何老”让勤务员搬一架圈手椅，每当辩论到问题焦点时，他总是挥舞双手，高声喊着“这是个原则性问题！”黄华是他的女婿，听说晚年就住在外交部长家里。


王锦第

也是怪人，他的儿子是鼎鼎大名的作家王蒙，他晚年就住在文化部长的家里。此人与张岱年似乎是老朋友和好朋友，因为张的《学术自传》里几次叙述到王绵第，张的划右派言论里有一条说，王的历史早已交代清楚，交代清楚可以不批不斗，但北大在“三反”运动中又把王绵第斗了，张替他鸣放了一下，就化为右派了。王这个人德文极好，只是按照北京人的说法有些“鼬”。


王献唐

王先生是山东日照人，他的学历，只是青岛德国人办的礼贤学院，而且学的是工程，他平生的学术成就，都是以家学渊源为基础而自学起来的。献唐先生在抢救文献资料、文物上对文化事业的贡献，是不容易为一般人所了解的，更不为刚刚入城的那些枪杆子干部所了解。如《穆天子传》是汲冢竹书之一种，1930年有海源阁藏书楼散出，各书肆包括日本书商争相抢购，当时阎锡山的晋军又打入山东，献唐以一月的俸钱于“炮声隐隐，市语仓皇”中购归，以免书流域外。再如，乾嘉间的《诗切》与《同文尚书》，学术界多年只闻其名，未见其书，每每引以为憾。其家藏稿迟至卢沟桥事变后始愿求售。献唐先生辗转寻觅，抗战时又运转后方四川万县租赁十数山洞贮藏，始得以流传后世，有了今天齐鲁书社之影印本行世。还有，南宋末年的内廷供奉汪水云，曾随二帝北掳，遗诗240首，是一部南宋亡国的诗史，历来各家流传的本子很多，献唐先生约集当时学者柳诒徵、王重民等，合力校勘，终成佳本流传于世。又如，清道咸年间山东莱阳学者周梦白的《倦游庵椠记》，其书稿也是由献唐先生以900银元买下运往四川万县山洞内得以保存下来的。

王献唐有癫痫病，曾在北平协和医院做过开颅手术，偶然犯病时会猝然摔倒。他赋性狂气，情趣幽默，经常放口臧否古今人物，妙语连珠。但由于他的堂弟王崇武是解放前济南市市长、军统局的济南站站长。为此，我常常看到献唐先生受到纠缠盘问的麻烦，他猝然倒地的次数也就愈来愈多。这对一个老学者来说，实在是一种摧残。


何干之

广东人，因写了《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论战》、《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二书而知名。他是老党员，但每逢运动他都是“运动员”；运动一过，又立刻是“红色教授”的尖子；可下次运动一来，他又是“运动员”了。这一点，我终身不明白。他在史论结合上，给了我不少教益。文革后期，得知何干之在北京郊区苏家坨公社劳动时，因心肌梗塞突然发作，撂下手中的铁锹，躺在公路上就死去了。呜呼……



郭沫若

我从小对他的文章有好感，所以一开始对他并无反感。反感，是到北京科学院以后的事。我是院长副院长学习小组组长，曾亲眼看见他拍着桌子训斥吴有训和陶孟和。吴有火性，不服，跳起脚来同他吵；陶则安安稳稳地承受这种凌辱，其状甚惨。于立群当时并不是科学院人员，但也搬了一把椅子坐在郭老背后帮腔，说三道四。我忍不住了，就给《人民日报》写信，说有情况要反映，他们打电话约我晚七点到报社，当时还没有录音机，有四五台打字机围在我身边啪啦啪啦地打。但最让我吃惊的是，事隔一月，我收到一封回信，前一段是“应酬”，后一段“但是”就厉害了（一个“但书”，毛泽东就几次阐发过“但书”的重要作用），说毛主席教导说，假如拿敌对的态度对待同志的话，那么自己的立场就不知不觉站到敌人那方面去了。好家伙，这不是说，谁给郭沫若提意见，谁就是反革命吗？可惜的是，这封复信文革中被抄走了，不然的话，我一定影印出来“立此存照”的。

另一场冲突是为了我请他写的一篇文章，题目是《蜥蜴的恶梦》，文中不点名的骂了董作宾和郭宝鋆，说这样的人只好到台湾去“殉葬”。这一下，我们犯难了，董是去了台湾，骂他“殉葬”关系不大，可郭还在考古所任研究员，这样骂合适吗？我就问能否改一下？郭沫若很不客气的说，“你们嫌不好，给我拿回来，别的报刊会要的！”没有别的办法，“原样照登”就是了。我的气越憋越厉害，当时才三十二三岁，火气盛，就接连写了三封信：辞职！当然，郭沫若也不是吃素的，叫人交给我一张便条：“编译局编译赵俪生三次请辞，碍难再留，应予照准。郭沫若”。这样，我这一辈子跟“创造社”的两员主将各碰了一下，但都是以鄙人的失败而告终。我失败了，但精神是愉快的。


高亨

高亨先生是东北人，清华国学研究院的首届毕业生，跟王国维先生精研经籍训诂之学，对《周易》有精湛的研究，主张研究《周易》一定要把《经》《传》分开，互不干扰。高亨除去《周易》外，还长于诸子之书的训诂。找训诂学者，除唐兰之外，就数他了。可是高亨有严重历史问题，那就是他在蒋介石快完蛋的前夜，担任了东北戡乱委员这个职务。真是搞起学问来那么聪明的人，在政治面前，竟如此糊涂。他还亲自到东北来“莅”了一次位，看到炮火连天，事无可为，才狼狈跑回了重庆。解放后，他要回东北桑梓服务，未获准。只好另投青岛，被山东大学的华岗校长聘用了。


华岗

现在距离华岗死在济南雁翅山下的监狱中转眼30多年了，平反昭雪的会也早开过，他是一个老资格的革命家，1937年清华地下党秘密传播的一本小册子《一九二五——一九二七中国大革命史（简本）》，著者就是华岗。他是一个学者型的人，长期在白区工作，当年从国民党反省院一出来，就被任命为《新华日报》总编辑，但围绕他的一生，一直还是众说纷纭。一个活了69岁的人，平生坐了23年的牢，而其中十五年竟是坐的共产党的牢，并且最后惨死于牢底。他是一个书生气很重的人，不善于料理生活，所以一生也充满了不幸。他的第一个夫人与他是同志，还同在一个党小组，小组三个人，另一个是邵荃麟，后来成为著名作家，又因为提倡写中间人物而被批判。大革命时期，华岗被逮捕，他的夫人正在护理患病的邵荃麟，结果同志的爱转变成夫妻的爱，这件事令华岗终生遗憾。后来他到北京开会遇见邵，两个人擦身而过，不打招呼。文革期间，华岗在监狱里与杀人犯、盗窃犯睡在一起，而且还要受这些人斗争殴打，最后死在一条空荡荡的土炕上，身无完衣，体无完肤，大小便淋漓在尸体四周，房内洋溢着一股恶臭……一代革命家，一代理论家，下场如此。

　　
韦君宜

原籍湖北，家在天津，原名魏蓁一。人极聪明，个儿偏矮，不漂亮。抗日军兴，她嫁给了也是我们同学的孙世实。不幸，孙很快在一次敌机轰炸中遇难了。她又嫁给了杨述，即杨德基，也是学运起家的大人物。1987年，已有五十年不通音讯的韦君宜来信，寄来一本《一二·九运动史要》，嘱我读后写一书评。我的意见集中在“反对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和右倾投降主义”上，我认为不应该再给哪些活着或死去的人头上扣这样的帽子。他们不过是革命阵营中个别的“持不同政见者”，是革命列车在半路上下车的旅客；但他们当年都是极优秀的青年，并且洞察了“左”倾关门主义之危害的人。在反关门主义的时候，他们可能有过游离大局的一偏之间，这在今天是允许的。我把这些意见，直言不讳地写给了韦君宜，她回信说——“你哪些高见自然无法发表。”“因为我们搞这一本书，非个人一家之言”就是说，这本书是代表组织的，故难以容纳个人意见。由此，我对“个人”与组织的关系，又一次受到了教育。


丁则良

学运时，有两个领喊口号的人，其中一个是历史系的丁则良。1953年在青岛，握手时握到了他，他已是东北大学历史系主任，我说：“我们不仅是清华十级的同班同学，还是一二九运动中手拉手的战友哪！”他突然低下头压低了声音说：“惭愧，我走了弯路！”这句话我百思不得其解，后来才知道丁曾进入组织又因政见不和退了出来，后来又知道他有一段在针对新中国的外国电台干过。1957年春夏之交，他从巴基斯坦参加全世界史学年会飞回北京，东北方面已经派人守候着，叫他回校交代问题，那时，他住在周一良家，留下一封遗书，就投未名湖自绝了。丁死后，东北人大还开了定案批斗会，丁的胞弟丁则民教授还登台批判。这种现象一点不奇怪，川大蒙文通教授死后的批斗会上，由蒙的儿子蒙默登台批判；在晋西北兴县的土改大会上，用绳子牵着父亲的鼻子拉着游街的是晋绥行政委员会主任、共产党员牛冠荫，其父是当地的首富，开明绅士，在县城有四万白洋的买卖，曾捐款一万元抗战，成为边区参议会议员。解放后，牛冠荫曾任全国供销合作社总社主任。


童书业

是一个绝顶聪明但被扭曲的人。我要从另一个角度来写童，他平生弱点，就在一个“怕”字。有六怕，怕失业，怕雷电，怕空袭，怕传染病，怕癌，怕运动。还有人补充两条，怕地震，怕蒋记反攻大陆。这里的运动，是指政治运动，每次运动前奏的吹风会后，童的脸马上就像烟灰一样的颜色。肃反时，山大历史系有三个大反革命，童书业是其一，说他有血债，一夜之间杀了一千个共产党员。我知道童先生看见杀鸡都吓得捂着脸，怎么会一夜之间杀一千个共产党员呢？运动收尾阶段，突然发生了一件新鲜事，我妻子正在午睡，我三岁的女儿意外发现一个瘦老头跪在妈妈床前，此人正是童书业。原来他有一份厚厚的“交代材料——童书业供状”在党委组织部，运动过去了，他又想索回毁掉，可又不敢自己去要，想求我代他去要，又不敢当面提出，所以想到我的妻子，就出了这怪相。他的“交代材料”说有一个受美国情报局指挥的、隐藏大陆很久很深的，以研究历史地理绘制地图为幌子的反革命集团，其最高首脑是顾颉刚，上海代理人是杨宽，山东代理人是王仲荦，东北代理人是林志纯，其中还有一句是“我和赵俪生也是其中的成员。”他既害别人，又害自己，是精神变态的铁证。

就在蒋介石叫喊要反攻大陆的那年，童的神经又紧张起来了，他找到当时山大历史系的党支部书记，说：“他们来了，首先要抓我，用枪口对准我的胸口，要我带他们去搜捕共产党员。你知道我是胆小怕死的，我不能不带他们去抓你。但我和你约好，当我到你窗口时我拼命咳嗽，你听到后马上躲起来就是了。”这简直是比小孩还幼稚的话语，可文革一来，对他的第一张大字报就是“童书业有变天思想。”在山东大学“牛鬼蛇神”拔草时，别人都是蹲着拔，红卫兵只允许两个人带板凳，一个是冯沅君，因她是小脚，另一个是童书业，因为他有病。到后来连板凳都坐不住了，是躺着拔的。童死后，还有人幸灾乐祸地说：“又替人民节省了二百多人民币！”


杨联陞

是高我一届的大学同学，在学校住一栋宿舍。1987年我作为访问学者到美国，别人告诉我，杨在哈佛的学术地位非常高，是哈佛学术委员会的委员。电话里，杨用中国话说：“听说你来了，但是我只能告诉你，第一我不能到旅馆看望你，第二我不能请你到家里或馆子里吃饭，因为美国史学年会就要开了，我的若干弟子都要来，我老了，接待不动，挡了他们的驾，怎么好单独接待你呢？”我告诉他，这些都无所谓，但我困居旅馆，不习惯吃西餐，又不习惯打美国电话，情况困难，希望有所解救。杨发话了，电话里声色俱厉：“又不能吃西餐，又不能打电话，我问你，你到我们美国来干什么？像你这样的人到美国来，只能给中国人丢人！”

我忍不住了：“杨联陞同学，丢人二字可是你先出口的，下面就要容我来说了。记得卢沟桥炮响的第二天早晨，我们二人在清华门口说过的几句话。你说这一来要各分东西了。不久我去了太原，在山西新军打了两年的鬼子，弹片至今还留在腿里；可是你却在中美处于极不友好的时候跑到了美国，替侵华军师当了军师。试问，咱们二人谁丢人？”在美国，还见到杨联陞的一部论文集，胡适写的序，好大的口气，说他的文章都是英文写的，是由他的弟子某某教授翻译成中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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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读者

　　一九八七年四月九日在美国，抵达剑桥镇的大陆学者赵俪生与美籍中国学者杨联陞之间，在电话上有一场冲突。这是一场上辈学人之间的冲突，也可以说是改革开放初期，大陆学者与海外中国学者之间的一场冲突。是谢泳先生把它发掘出来并赋与一种思想史上的意义。

　　谢泳是个很注重历史细节的学者，有很好的直觉力。他的文章叫《杨联陞为什么生气》，发表后又收入他的单本书中，周一良先生看过之后，写了篇为杨联陞辩护的文章，叫《<杨联陞为什么生气>一文质疑》。在蒋力先生编的《哈佛遗墨——联陞诗文简》中，两文都作为附录收入了；该书二○○四年十二月商务印书馆出版。

　　我认为这场电话冲突案，有重审的必要。先看是怎么回事。

　　赵俪生是兰州大学的教授，一九一七年出生，当时七十岁，依照一九八七年中美学术交流计划的安排，四五两个月去美国访学。四月八日到剑桥镇住下，生活不方便，又见不上与他作学术交流的哈佛教授Kuhn先生，很是烦恼。四月九日哈佛接待人员Frye先生来了，赵说明情况，Frye表示不愿与Kuhn打交道，问他可认识杨联陞，他说认识，是清华大学前后级的同学，杨九级（一九三三年入学），他十级（一九三四年入学），不同系（杨经济系，他外文系），在校时就相识。Frye说，杨在哈佛的学术地位非常高，是哈佛学术委员会的委员，当即接通了杨的电话，让赵直接与杨通话。

　　冲突由此而起。赵的《篱槿堂自叙》中有篇《游美日记》，是这样说的：

　　杨用中国话说：“我听说你来了，但是我只能告诉你，第一我不能到旅馆看望你，第二我不能请你到家里或馆子里吃饭，因为美国史学年会就要开了，我的若干弟子要到波士顿来，都要来看我，我老了，接待不动，所以一律挡驾。我挡了他们的驾，怎么好单独接待你呢？”

　　我告诉他，我并不要他到旅馆看望，也不要他请我吃饭，只是希望在Kuhn先生这里打开僵局。中美交流协会指定的是Kuhn，可Kuhn躲着两三天不见踪影。我困居旅馆，又不习惯吃西餐，又不习惯打美国电话，情况困难，希望有所解救。

　　杨发话了：“Kuhn那里，我不能打任何交道。至于你，又不能吃西餐，又不会打电话，我要问：你到我们美国来干什么？像你这样到美国来，只能给中国人丢人！”他在电话里，声色俱厉了。

　　简直是五雷轰顶！Frye在电话机旁也惊呆了。我冷静了一会儿，开始给杨回话。

　　“杨联陞同学，‘丢人’二字，是你先出了口的，那么，下边就得容我来说了。记得芦沟桥炮响的第二天早晨，我二人在清华六院（新斋）门口碰见，还说过几句话，你说，这一来就要各分东西了。不久，我就到了太原，在山西新军打了两年日本鬼子，弹片至今还留在腿里。可是你呐，却在中美处在极不友好的情形下，跑到美国来，替侵华军师当了军师。试问，咱们二人谁丢人？！”我也在电话里声色俱厉了。

　　电话那边没有回响，但明显也没有挂上。可能对方也受到震动吧。（《篱槿堂自叙》第203—20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九年十月出版）

　　谢泳在《杨联陞为什么生气》一文中的看法是，老同学在国外遇到困难求助，杨联陞这样对待确实不对，但这场冲突却不是没来由的，“看似有一定的偶然性，在这偶然中，实际隐含着他们早年在清华时就埋下的思想冲突”。赵是偏左的学生，曾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杨是胡适这一条路上的人，沉潜学术，不问政治。并举证说，一九四七年杨为胡适写的祝寿对联传出后，曾有人在左派报纸撰文攻击，“这些不可能不在杨联陞心里留下阴影，所以他对赵俪生发火，也不是没有根由的”。谢泳也批评了赵说他抗日而杨替侵华军师当军师等过头话。

　　周一良的《<杨联陞为什么生气>一文质疑》，说是质疑，实则是反驳。他说杨自一九八五年起，就患上精神病——抑郁症，此后几乎每一两年都要病一次，少则三五个月，长则经年。据杨的儿子所抄的留言簿看，一九八七年一至四月全是空的，可见是在病中，不能待客。二○○四年四月，杨的孙子杨华岳赴美探亲，周一良让他到祖母那儿抄下杨一九八七年四月九日的日记。日记是这样记的：
　　

　　不知所云的某君由旅馆来电（七十一岁，可能认识蒋浮萃），不能吃外国饭，旅馆七十五元一天太贵，应来三个月，已去（华岳注：英文，猜可能是地名），想退款回去，想去（华岳注：英文，可能也是地名）。认识山东大学某公（华岳注：有半句看不清），乞一女士照应不力。

　　
　　日记一侧有“爱莫能助”四字，字体、墨迹与当日所记不同，显然是过后加上去的。

　　周一良说，杨联陞的日记，不像李慈铭的日记那样，是预备给后人看的，可信程度应该较高。于是他提出如下几种可能：首先杨似乎不知道来者就是山东大学的赵俪生（韩注：赵以前在山东大学），其次，两人那段极不愉快的对话不见于杨的日记中，这有几种可能：或者杨故意不记，或者杨因在病中，神经不健全，因而没有记，而事后追记的“爱莫能助”四字和赵俪生书所说似乎矛盾。总而言之，杨联陞当时是不是这样生气恐怕还是个问题吧？

　　
　　下面谈谈我的看法。

　　我认为，先要看赵俪生《游美日记》的真实程度。

　　谢泳认为，赵俪生说的这件事，“是记在他当天的日记中的，我们虽不能说绝对可靠，但大体上还是可信的。”谢泳这样说，是他一贯的主张，就是回忆录不一定靠得住，而日记是可信的。

　　谢先生还是武断了点。回忆录可能细处不准，而日记却可能全都失真，比如重新写过。公允的看法应当是，不管是回忆录还是日记，都要看是谁写的，怎么写的。证明可信的才可信，证明不可信的就不可信。赵俪生的《游美日记》就不怎么可信。

　　《篱槿堂自叙》书中，《游美日记》落款是“一九九八年五月十八日重写完毕于兰州大学，时虚龄八十二岁”。也就是说，这个日记，是在事情过后十一年“重写”的，可说是“充实”的，也可说是“改写”的。《篱槿堂自叙》一九九九年十月出版，属白屋丛书之一种。该丛书共有几种，不得而知，我是一次在书店买到五种。丛书的集稿，一般都有个不短的过程。每册前都有《编者的话》，写于一九九九年九月，这该是丛书编起的时间。丛书中有一种，是赵景深的《我与文坛》，书末有倪凡的《编后记》，写于一九九八年六月。另有一种是朱雯、罗洪的合集《往事如烟》，书前有罗洪的《我与朱雯》，相当于序言，也写于一九九八年六月。还有一种是罗继祖的《蜉寄留痕》，文末有作者的《自拟小传》，落款是一九九八年一月。据此可知，这套丛书是一九九八年年初策划，截稿日期在同年五六月间。据此可知，赵俪生所以重写《游美日记》，是为了收入《篱槿堂自叙》。

　　既是为了收入该书而重写，那么就有了两种可能，一是仅仅充实了篇幅，写得详细了，内容没变，一是为了某种考虑（比如体面）而改写了内容。

　　现在杨联陞的日记出来了，可以肯定地说，赵俪生是改写了内容的。上面抄录的杨联陞四月九日日记中的那些话，比如“旅馆七十五元一天太贵”，“想退款回去”，“认识山东大学某公，乞一女士照应不力”等语，绝非杨所能杜撰。只有赵说了，杨才能记下来。而杨补记的“爱莫能助”四字，或许是事后的反省，却最能说明杨当时的处境与心境。

　　且一一寻按。　　

　　从赵俪生《游美日记》看，赵到美国后的情形确实是很狼狈的，这有两个原因，一是自尊过甚，老认为美国学者对他抱有敌意（不排除有人确有敌意），再是他自己的英语不行（请注意，他是清华大学外文系毕业的），自理能力太差，处处不方便。有钱不会花，花了又老认为人家是宰他。

　　四月二日前住在领事馆，当然没这些事。三日开始访学，麻烦就来了。下面是他“重写”了的往后几天的日记摘录。　　

　　四月三日下午：按照program（节目单），与纽约州立大学亨特学院历史系主任杰姆斯·哈利逊交谈，杰送他一本自己的著作，两点到三点请他下楼吃了“午点”，并请来一位中文名叫张格物的副教授作陪，张送他一份论文的抽印本，研究主题是光绪年间在南京及江南各地兴起的反洋人、反洋教的运动。他认为“这个选题本身就带有一股寻衅和反华的气味”。进餐的过程中，张突然问：I heard you had been Communist Agents,is it?(我听说你曾经是共产党的特务，是吗？)“这一下，我感到是蒙受了极大的侮辱，几乎要拂袖而去了。”

　　四月六日：参观哥伦比亚大学东方图书馆时，尽管馆长彬彬有礼，拿出册子叫他题词，可是看到书库里全是台湾学者的著作，而大陆名家的著作“一本也没有”，却有关于“文化革命”的各种专辑，他很是气愤，认为这些东西为什么买得到呢？其实这里面好多是假造了骗“老外”的钱的。仍是在哥大，他在节目单之外要拜访一位老教授，有人代为联系，回话是教授老了，又很忙，没有精力接待，若有问题，可指派一名研究生辅导。赵的感慨是：好家伙！中国的教授只能接受美国教授的研究生辅导，我又一次感到蒙受了侮辱！第二天我打回电话，说我的心脏病犯了，去不成。

　　四月八日：下午约三时到达波士顿，没有人来接。叫一辆招手停，到剑桥镇Qualitylnn，索车费十二元，这就是“宰人”了。住504房间，每日房租七十五美元，也是“宰人”的。宰就宰吧，谁叫我们人生地不熟呢？！与我前后到达的原山东大学的同事徐绪典（民国时期大总统徐世昌的侄子），就夤缘哈佛·燕京这条线索，在哈佛校内租到学生宿舍一间，月租金与我的日租金相当。迟到傍晚，Kuhn的一个研究生才来旅馆看望并说明Kuhn本人不能来的原因。

　　四月九日：发生与杨联陞的电话冲突事件。

　　四月十日：哈佛大学的接待人员Frye请他明天下午到家里吃饭。晚上，“美中交流办”的高级职员刘女士打来电话，他说，我一回到华盛顿，就准备把“交流办”给我的四千多美金全部缴回去，只讨一张飞机票立即回国。刘女士以温和的声音在电话里说，那样做未免过分了，她劝我还是把program勉强执行下去为好。我说我在纽约，住的是领事馆；到华盛顿，不能住中国大使馆？她说这种事交涉过，大使馆说，它只接待特殊的中国人，不接待普通的中国人。她说，他们已经在华盛顿大学附近替我找下旅馆了。　　

　　至此，一切都清楚了。杨联陞日记中的话，句句都有了着落。“旅馆七十五元一天太贵”，是实情。“想退款回去”，虽是第二天晚上跟华盛顿的刘女士说的，但也不排除前一天Kuhn派研究生来说明不能接待后就萌生了这个念头，跟杨联陞通话时顺口说了出来。“认识山东大学某公”，是说山东大学的同事徐绪典通过朋友关系，在哈佛校内租到一间学生宿舍。“乞一女士照应不力”，当是指“美中交流办”的刘女士，没有把他的行程安排好。


　　把两人的记述综合起来，现在可以说，赵俪生给杨联陞的电话中，主要说的是，他在旅馆住着太贵，山东大学徐某在哈佛学生宿舍里找到住处，很便宜，让杨给他也联系一个这样的住处。要不，他就只有退掉美国提供的访学款子回国去了。提没提让杨为他打开与Kuhn的僵局，都值得怀疑。

　　先不说杨的态度了，只说杨能不能办这样的事。我的看法是，以杨的身份，是不会办也办不了的。一，赵一九一七年出生，当时七十岁，杨一九一四年出生，当时七十三岁，确实在病中且很重，这年曾有回国讲学的计划，因为病重而取消，再过三年就去世了。二，杨是个退休教授，一九八○年退休。一九七七年六十岁前住在剑桥圣门里一号，此后住在麻州阿令屯（见杨著《国史探微》自序落款）。从这两个地名上看，杨在退休前就不住在哈佛大学所在的剑桥镇了。这样具体而微的事情，绝不是他能做得了的。若赵俪生电话里要求杨指点一个五星级饭店，杨说他不知道名字，那是杨的不对。现在是要一个七十三岁的退休教授，给你找一个学生宿舍租住一个月，在中国都不是容易办到的事。

　　以赵俪生日记所说，他主要是想让杨疏通一下与Kuhn教授的关系，尽快完成访学计划。这样又好像赵是从工作出发，为了中美学术交流了。怕不是这么回事。一则，赵不应当在这天提出这个问题，再则，就是提了，杨还是帮不上忙。

　　Kuhn教授未去接站，也没有什么不对，因为节目单上说了，他不去他的研究生会去。事实是他的研究生也没去，这就不对了。但也不能说多大的不对，单子上写明住宿的旅馆，赵打出租车花了十二美元就到了。他是下午将近三点到的，傍晚Kuhn教授的一位女研究生就来了。只能说来迟了，不能说人家没来。这位女学生向赵解释了他的导师不能来的原因：

　　她的老师正忙得不可开交，旧任的太太在法院为离婚索赔的事打官司，Kuhn先生必须出庭；新任的太太马上就要分娩，孩子一生下来就需要父母的结婚证明，否则，教堂拒绝给孩子洗礼。用俗话说，“事情赶到一堆了”，所以他不能来。

　　这样的理由，是能说得过去的。

　　第二天（九日），哈佛负责接待的Frye先生来了，显然是那位女研究生回去给Kuhn教授说了，Kuhn教授想通过学校负责接待访问学者的Frye先生另作安排，或者是节目主单上写着哈佛负责接待的人员的名字，赵打了电话，Frye先生才来的。这种可能性不大，因为赵说他“不习惯打美国电话”。总之不像赵在日记上写的，他给杨说的那样：“Kuhn躲着两三天不见踪影。我困居旅馆。”以情理推断，Frye先生是上午来的，那么距赵来哈佛镇住下，还不到一天，就是下午来也才一天，说两三天显然是夸大其辞，还说人家是“躲着两三天不见踪影”，更是近乎诬蔑了。明明人家派研究生来了，作了合乎情理的解释。

　　为什么说，就是真的提出疏通与Frye教授的关系，打开僵局，杨也办不了呢？《哈佛遗墨》里收有杨给缪钺先生的信（一九八一年六月十八日），信中说的是哈佛大学给四川大学赠书的事，主办人正是这位Kuhn教授。原话是：“盖开单者Kuhn君，虽亦曾从弟学，今已以费正清的继承人自居，实则学问尚不及乃师十之一。”可见两人的关系不怎么好。现在Kuhn教授已因家事不能很快接待赵，或者干脆向学校提出不接待了，他一个退休教授，怎么会强人所难呢？因此杨完全会说出“Kuhn那里，我不能打任何交道”这样的话。据此，杨在日记上批的“爱莫能助”，就有两重意思了，一是赵要他找哈佛学生宿舍住，他爱莫能助，再就是要他说服Kuhn教授接待赵，他也是爱莫能助的。

　　那么杨会不会说，“至于你，又不能吃西餐，又不会打电话，我要问：你到我们美国来干什么？像你这样到美国来，只能给中国人丢人！”

　　我认为不管杨心里是怎样想的，绝不会说出这样的话。比如“到我们美国来”这样的话，杨就不会说。杨多少年来，一直以“僭比仰山杂货铺，难为舜水异邦人”自警，虽说入了美国籍却绝不做“异邦人”，也就断然不会说出“我们美国”这样的混话。不光杨不会说，稍有良知的中国血统的美国人都不会说。这，只能说是赵先生当时颜面全无，多年之后又精心结撰的诬陷了。再就是，赵“重写”的这两句话，前后是矛盾的。若杨以美国人自居，会说出“你到我们美国来干什么”，那就不会说“像你这样到美国来，只能给中国人丢人”；若说了后一句，就不会说前一句了。同一个人不会既以美国人自居批评中国人，又以爱国者自居嫌他的同胞给丢祖国的人。赵先生重写的时候，显然没有考虑到这一层。

　　日记中还有许多恶意攻击杨联陞的话，比如说杨“却在中美处在极不友好的情形下，跑到美国来，替侵华军师当了军师”，就是离了谱的。事实是杨在“二战”期间（一九四三年到一九四四年），按照美国援助中国抗战的计划，协助赵元任先生在哈佛大学开办陆军特别训练班教中文。这怎么能说是在“中美处在极不友好的情形下”，“替侵华军师当了军师”？

　　读赵俪生的《游美日记》的时候，我的一个感觉是，这不像一个学者访学的日记，倒像是专门写下，让兰州大学党委的什么人看的。看到最后，见了落款，知是出书前的重写，我一下子明白了，赵先生是要让所有看到这本书的人知道，他赵俪生是如何的热爱祖国，赤胆忠心，如何在大洋那边为中国人争了一口气，而那些解放前到了美国的学者，是如何的早年就中了殖民文化的毒，如今又如何的恃洋欺中，猪狗不如。

　　还有一点让我难以理解的是，一个七十岁的老人，见了美国那些天真活泼、无拘无束的孩子，怎么就那么反感。共两次。一次是负责接待工作的哈佛工作人员Frye先生，觉得赵先生受了委屈，主动提出请赵在他家吃饭（这绝不会是节目单上安排的），赵去了。四月十一日的日记里说：“Frye先生的房子不在哈佛校内，而在Cambridge小镇的一条小街上，房子买下已经五年了，小二楼，显得旧一点……五岁半的儿子带着一脸的阿拉伯人的神气，用盔甲把自己装扮成中古武士，拿一柄木剑到处乱砍乱刺，还在地毯上乱打滚。我心里想，“这就是美国儿童的典型模样了。”第二天杜维明请他到家里坐坐，日记中说：“夫人是美国人，新生一个儿子，另一个四五岁的儿子，也跟Frye的儿子一样‘无法无天’。”对接待他人的孩子，全无一点喜爱的表示。

　　 事实的考证大致就是这样。

据此，我认为，周一良先生在为杨联陞辩护上，是过了头，他没有考虑到赵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不过，他提出的质疑，即杨联陞当时是不是这样生气恐怕还是个问题，确是有道理的。至少赵俪生的日记是“重写”过的，就不能免除夸大乃至虚构的成分。

至于谢泳先生，他在大的判断上没有错，但是，扯得太远了。赵俪生打电话求助，属突发事件，在那一瞬间，杨联陞只会就眼前的情况做出自己的判断，怕不会像过电影一样想起当年这些中间偏左的同学，怎样让他觉得讨厌。若赵不是这样窝囊而小气，真的是病在旅馆中，别说是清华的同学，就是任何一个中国来的学者，纵然不能亲自去解救，也会委托朋友去帮助的。

对这件事，我们还是应当从长期隔阂之后，大陆学者与美籍中国学者各自不同的文化背景及两种文化的冲撞上去看较为正确些。最主要的是，大陆学者的那种自得自负而又愚蠢固执的态度，实在是太可怕了。一个清华外文系毕业的学生，几十年间也还在大学教书，怎么竟落到在美国寸步难行的地步？怎么人家稍示好感就乐不可支，稍有不周就闹着要回？一到美国，接待方通过领事馆给了他一个大纸包，“里面有很多通知事项，外[附]一封信，装有我旅美六十天的费用4820美元的支票一张，还有《医疗保险》一本”。这样的安排可说是够周到的了。对一个稍通英语的人来说，有了这些，在美国是可以“走遍天下都不怕”的，但我们的赵先生却不会使用旅行支票，甚至不会打电话，也就难怪心里焦躁了。《医疗保险》也是一次都没用。说来说去，就是少了一个贴身服侍的人，凡事都给他办好，饭时领他进餐，出门领他上车。

　　按说赵俪生先生也是受过大苦的人，曾被打成“右派”，“文革”中又被勒令提前退休，能去美国访学一次应当珍惜，入乡随俗，凡事将就，只求开阔眼界，增加学识就行了。结果是这样一趟不愉快的旅行，学术上可说一无所获，真是匪“夷”所思。这就要从赵先生几十年间的思想路数考虑了。赵先生虽说受了那么多的苦，但他心里还是一直认为自己是响当当的红色教授，看看他的主要学术成就不难明白，他是研究农民起义的，这在当年可是吃香的学问啊。到了美国，处处要显示自己不同流合污的品格，辨别是非的觉悟，凡人都要分他个敌与友，凡事都要判它个宰不宰。这样的心态，不用别人侮辱自己，自己就先把自己侮辱了。

　　最不可思议的是，作为一位历史学家，怎么能这样随意篡改、编造日记呢？他没有想到杨联陞是个写日记的人，更没想到周一良会托人将杨这天的日记从美国抄了回来，更更没想到在他“重写”多少年之后，有人会对此案一审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