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去的年代——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命运》
晚年冯友兰
一直没有读到冯友兰先生的最后遗著《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七册，只从有关冯先生的传记和年谱中得到一些粗浅的了解，冯先生晚年写了一本不能出版的书，这不容易。
1991 年3 月下旬，张毕来、丁石孙等7 名政协委员向政协七届四次会议提出提案，呼吁出版《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七册，宗璞为此还给有关领导写过信，但最终不了了之。人世苍茫，想到当年冯友兰先生的无奈选择，再看今日冯先生的执著，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冯先生如果没有晚年这部书，也许我们不会更深地理解冯先生。或者说句大不敬的话，要是冯先生不得长寿，那不知会有多少误解留存世间。冯先生虽有无奈的时候，但他也终有不需要应付，不需要为谁服务的时候。冯先生早年是独立的，这种独立曾一度消失，但最终冯友兰又独立了，尽管这已到了他生命的终点，一个人到了这步天地才“海阔天空我自飞”，让人觉得多么沉重。在《新编》第七册的“自序”中，冯先生说：“在写八十一章的时候，我确是照我所见到的写的。并且对朋友们说：‘如果有人不以为然，因之不能出版，吾其为王船山矣。’船山在深山中著书达数百卷，没有人为他出版，几百年以后，终于出版了，此所谓‘文章自有命，不仗史笔垂’。”（蔡仲德《冯友兰先生年谱初编》）冯先生“文革”中的失误，有其性格的原因，但更多的是时代的关系。冯先生作为一个读书人，在那样的环境下，做一些违心的事，常常不得已而为之。
冯先生性格中的弱点，西南联大时有一件小事可见。钱穆在《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一书中说：“一日，有两学生赴延安，诸生集会欢迎。择露天一场地举行，邀芝生与余赴会演讲，以资鼓励。芝生先发言，对赴延安两生倍加奖许。余继之，力劝在校诸生需安心读书。不啻语语针对芝生而发。谓青年为国栋梁，乃指此后言非指当前言。若非诸生努力读书，能求上进，岂今日诸生便即为国家之栋梁乎。今日国家困难万状，中央政府又自武汉退出，国家需才担任艰巨，标准当更提高。目前前线有人，不待在学青年去参加。况延安亦仍在后方，非前线。诸生去此取彼，其意何在。散会后，余归室。芝生即来，谓君劝请生留校安心读书，其言则是。但不该对赴延安两生加以责备。余谓，如君奖许两生赴延安，又焉得劝诸生留校读书。有此两条路，摆在前面，此是则彼非，彼是则此非。如君两可之见，岂不仍待诸生之选择。余决不以为然。两人力辩。芝生终于不欢而去。然芝生以后仍携其新成未刊稿来盼余批评，此亦难得。”冯先生比之钱穆，用今天的话，比较活络。
冯先生又是懦弱的，这种懦弱，不全在自己，更在自己之外的某种压力。这也有一例可举。1951 年，冯先生随中国文化代表团赴印度访问。在德里大学见到他在西南联大的好友、当年的训导主任查良钊，不但没有说话，而且立刻回避。后来查良钊在《忆一位失去自由的教授》一文中回忆了此事。当时他怕冯友兰有不便之处，便提前写了个便条给他。说：“芝生兄，今天何幸在此德里大学相遇，恰值西南联大第十四周年纪念日，盼望吾兄归去后向我们共同的老朋友和当年同事们代我致意。弟，良钊，11 月1 日。”可当冯友兰见到查良钊时，他们几个没和任何一个人打招呼，就匆匆离开了会场，让当时所有在座的客人感到十分吃惊。当时负责会议的人说：“这像我们东方人的礼俗和习惯吗？’我真不懂。”因为查良钊在1949 年前先到印度访问，后未回大陆，而去了台湾。
当时在国际场合，有纪律规定，不能和台湾方面的人同时出现在一个场合，可见一个时代的精神氛围。《冯友兰先生年谱初编》提到此次出访。当时印度德里大学要授予冯先生名誉博土学位，冯为接受与否，曾请示了外交部。当普拉沙德总统介绍冯先生的学术贡献时，曾提及两卷本的《中国哲学史》及“贞元六书”，外交部得知后当即致电代表团，谓此介绍有问题，先生应于适当时机予以更正。所以随后在加尔各答访问并讲演时，冯先生讲的是“新中国的哲学”，并应外交部的要求说：“中国革命成功，我认识到我过去的著作都是没有价值的。”这是50 年代初冯友兰先生的经历，想来不会不在他的心上投下阴影。
“文革”初期，冯先生本来也是有罪之人，只是由于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随口说到：“北京大学有一个冯友兰，是讲唯心主义哲学的，我们只懂得唯物主义，不懂得唯心主义，如果要想知道一点唯心主义，还得去找他。翦伯赞是讲帝王将相的，我们要知道一点帝王将相的事，也得去找他。这些人都是有用的，对于知识分子，要尊重他们的人格”（《三松堂全集》第一卷）。在一言九鼎的岁月里，随口提到的冯友兰和翦伯赞，都因了这句话而改变了命运。虽然翦伯赞不久后自杀了，但据说在他死后身上发现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毛主席万岁！万万岁！”是感激抑或讽刺？
有了这样的经历，谁能不怕呢？冯先生死后，港台一些学者已放弃了对他“文革”中表现的苛评，倾向于认为冯先生的一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季羡林挽冯先生说是大节不亏，晚节善终，当是知人之论，
晚年费孝通
费孝通先生今年已是85 岁高龄了。在昆明举行的纪念“一二·一”运动50 周年的纪念活动中，我看见了他。他的精神很好，先在纪念大会上讲了话，又亲自给“一二·一”死难烈士送了花圈。隔着层层人群，望着这位虽已年迈，但仍思维敏捷的老人，我想到了他的青壮年时期，想到他的许多同辈朋友，心里默默地为费孝通先生祝福。在他同时代的朋友中，他是极少数幸存下来的人之一，作为一种象征，他能让今天年轻一代感受到那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风貌和坎坷人生。
我曾在一篇研究《观察》撰稿人的论文中，将储安平、费孝通、钱钟书作为那一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三种类型。对于费孝通先生，我当时评价他时心中有一种复杂的感情，由于我一直将他早年的朋友储安平作为一种理想知识分子的类型，所以在费孝通先生的晚年选择上，一直存有疑虑，而未能表示出理解。特别是对他内心的无奈，我是在读了他的杂文选集《逝者如斯》后，才若有所悟的。对像费孝通先生这样的知识分子，年轻一辈如果不走近他的内心世界也许很难理解他。他的晚年，或者说他的后半生，一直生活在两个世界里，一个是政治家（想不出其他更好的称呼）的世界，这一面为人所知，另一个则是社会学家的世界。前者是公众的，而后者是个人的，理解晚年费孝通，非走入费孝通的个人世界不可。我接触费孝通先生的著作，在80 年代中期。那时三联重刊了他的旧著《乡土中国》、《美国与美国人》，当时不仅对费孝通先生的学术感兴趣，而且喜欢他的文章。费先生的文章写得极其漂亮，这大概也是他同辈朋友的共同特征。
后来我选择了储安平和《观察》作为研究题目，因为知道费孝通先生是储安平的朋友，所以特别留意读他的著作，希望能从中发现那个时代的精神特征。做完《观察》研究之后，我又选择了西南联大为课题，这样就更多地接触到了有关费孝通先生的材料。
我先说几句学术界对《观察》周刊的评价。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华民国史》中说：“主要的中文时事评论期刊是上海出版的《观察》周刊，由于该刊可靠的军事联系，也被认为是这个时期有关战争发展的少数可利用的资料来源之一。”汪荣祖在《二十一世纪》上撰文指出“更具自由主义色彩的是储安平的《观察》集团”。“储安平及其《观察》尤为自由派批评的重镇，比之当年的《新月》，批评更为广泛，更为尖锐，自由主义的旗帜也更鲜明，又是一场自由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的思想斗争。”
余英时对《观察》的评价更高：“当时对知识分子影响较大的刊物大概要算《观察》杂志。《观察》的基本立场是西方自由主义，大体上可以看作五四主流思潮的延续。这四五年，部分由于政治形势变化得太快，青年一代知识分子的思想激进化也大有一日千里之势。《观察》的温和稳健立场，包括其中费边社会主义的倾向，并未能缓和激进化的历程。不过《观察》所揭橥的民主、自由、宪法等观念还是为日后知识分子留下了思想的种子”（《钱穆与中国文化》）。
由于储安平1957 年的遭遇，《观察》也极少为人提起。在储安平同时代的朋友中，很少有人为他专门写回忆文章，我印象中80 年代只有他的学生张啸虎在《读书》上写过一篇。90 年代中期，经我手在山西的《黄河》杂志上发表了冯英子的《回忆储安平先生》和王火的《回忆储安平教授》两文，算是集中的怀念文字。费孝通先生没有专门写过怀念储安平的文章，但他在许多文章中表达了对当年《观察》周刊的深情，也多次流露了对亡友储安平的怀念，我就是在这些片断的回忆中，走进晚年费孝通先生的另一世界的。
我感到他还是一个敢说话的人，在内心深处，他对自由主义理想依然保持着深深的眷恋，在许多属于个人的散文随感中，随处可见他的这种情感。在《怀〈文汇报〉女将》一文中，他说：“当时知识分子喜读的《观察》，一度以《南京通讯》而畅销海外。”在《我和〈新观察〉》中，他对《观察》有很高的评价：“《观察》是日本投降后到解放这一段内战时期知识分子的论坛。知识分子就是好议论，议论需要讲台和刊物。《观察》及时提供了论坛，一时风行全国。现在五六十岁的知识分子很少不曾是《观察》的读者。
当时我年华方茂，刚身受反动势力的迫害，岂肯默尔而息，于是仰首申眉、振笔疾书，几乎每期《观察》都有我署名或不署名的文章。在我说是件快事，对《观察》来说多一个快手。我们之间的文字因缘就这样结了下来。”他在1987 年为《山水·人物》所写的自序中，非常明确地说：这本书的出版“算是我对一位老朋友的纪念。他是解放前创办《观察》周刊的储安平先生”。他在文章的最后借回忆自己少年时期的一篇文章，发出如下感慨；“我并不想附会说，这是这一代知识分子命运的预兆：空留缎带在人间。我不明白一个14 岁的孩子怎么会有这种感觉，又何其适合于用来纪念我死得不明不白的亡友储安平呢？”
怀念储安平，怀念《观察》，或许可以说是怀念自己青壮年时期的理想。费先生这一代知识分子，有很好的中西文化背景，自然也有很强的自由民主观念。但岁月无情，历史难测，1957 年不仅埋葬了这一代知识分子的肉体，而且将崇高的信念也埋藏进幸存者的内心世界了。费孝通先生晚年已不愿多谈这些，但从他的散文，或者专业论文中，我们又时时能感受这种信念的强烈。他在《八十自语》中说自己晚年的选择“志在富民”，但“‘志在富民’是不够的，还有一个富了怎么办的问题。我是看到这个问题的，但是究竟已跨过了老年界线，留着这问题给后来者去多考虑考虑，作出较好的答案吧。”这是一个历经坎坷的知识分子对未来含蓄的期望，我们能感受到支持这种期望的信念是他年轻时的理想，
最后我还想说一点，收在《逝者如斯》中的《红场小记》、《孔林片思》、《〈史记〉的书生私见》是90 年代以后费孝通先生的少数几篇随感，但从中却透露出费孝通先生的晚年心境，他在后记中说：“我写下这些感受并不是想叫后代望而生羡，而是盼望这样的时代，不会一去不返。应当相信更好的时代是在今后。让我再强调一句，我的大学时代，甚至其后在十分艰苦的抗战时代，确确实实是靠了那么一批无私奉献于学术和教育的老师们，才使兢兢业业的学风没有中断。我希望我这本集中多少能传达一些当时那种使人神往的气氛。”这本《逝者如斯》，用费先生自己的话说是“自传的副本”，我的感觉是晚年费孝通在精神上还生活在他过去的时代里，这是让今日年轻人羡慕的，他曾有过值得留恋的东西，而我们呢？
寂寞钱端升
说寂寞钱端升，或许有些不确切。作为政治学著名学者，钱先生1949年以后在他同时代的人中，遭遇并不是最惨的。他是许多届的政协委员，还做过北京市政协的副主席。
虽然他没有逃过1957 年的厄运，但在同时代朋友中，还算是较为平静的。说他寂寞，不是指这些俗世的浮名，而是说内心。我读过一点钱先生早年的文章，尤其是他在40 年代写的许多东西，感到那是一个充满朝气，思维活跃，见识不凡的学者在说自己的话。钱先生后半生几乎没有什么著作，文章也极少，这些或许说明不了什么，但他内心装着的寂寞却在岁月的流逝中越来越满。
钱先生1900 年出生，19 岁毕业于清华大学的前身清华学校，1924 年获美国哈佛大学的哲学博士，25 岁就做了清华大学的教授。钱先生的专业是政治学。1934 年钱先生还在天津的《益世报》接替罗隆基做过一段时间的主笔，是很能写文章的。1991 年北京师范学院出版了《钱端升学术论著自选集》，书尾附一份12 页的钱先生主要著作目录表，1949 年以后的东西不到半页，其中只有80 年代初出版的一本《政治学与政治科学》。作为世纪的同龄人，钱先生在他的后半生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东西，想来他是寂寞的。他在一篇自述中说过：“至于我一生，经历了不同的时代，走过了曲折的道路，功过是非如何，窃以为还是留待来者评说为好。”似乎有沉痛的东西在其中。汪子嵩先生在《政治学家的天真》一文中说他“从现实政治角度看，他的许多见解不免天真，但从高瞻远瞩的政治科学的角度看，我想，钱先生给我们留下了一项很有精神价值的财富”。汪先生的话虽然委婉，当是的论。其实这正是钱先生作为政治学家的价值所在，他要是不“天真”，就是政治家，而不是政治学家了。政治家是讲现实的，而政治学家则必须“天真”，不然谁给我们许多理想呢？钱先生30 岁的时候写过《法国的政治组织》，34岁写了《德国的政府》、《法国的政府》，40 岁时主编了《民国政制史》，他要不“天真”早干别的去了。钱先生说他这一生“主要以教书为业，也以教书为主。但我一直是关心国内外政治的。我尝写过不少政治性的文章..也参与了一些政治性会议”。抗战爆发后，南京政府派胡适、钱端升、张忠绂去美、法、英等国宣传抗日，争取各方援助，虽是书生，但在危难之际，也有一腔热血。张忠绂在《迷惘集》中回忆说：“到了美国，适之要端升和我每月拿九百元的薪金作为国内家中用度，此外个人在美费用实报实销不用记帐。
他自己不准备拿月薪，端升和我也都谢绝领月薪。”那时这些读书人也真是“天真”。
钱先生要是想做官，机会多得很。《胡适来往书信选》中有一封钱先生致胡适的信，说他和陈布雷见蒋介石的情况。钱先生告诉蒋介石他将回北大继周炳琳做法学院院长，蒋说这样很好。“但自蒋处出来时，布雷大感其窘，盖布雷曾受人之托，欲另为我设法者也。”陈布雷何许人也，弄个官当不难，但钱先生还是想回学校教书。在另一封给胡适的信中就说：“弟既蓄志教书，自不能不想法求工作、以求有前进之可能。”整个40 年代钱先生先服务于西南联大，之后又回北大，直到1952 年院系调整才离开。这期间钱先生曾在1947 年到1948 年间在哈佛做客座教授，期满后谢绝了留在美国的邀请回到祖国来，初期还很有心劲，1950 年应储安平邀请，给刚刚复刊的《观察》周刊写了一篇长文《统一战线·人民政权·共同纲领》，以政治学家的身份阐发新中国的政治设想，以后便不多写了。1950 年，钱先生50 岁，多好的年龄啊。
钱先生在西南联大除教书外，还编刊物，编《今日评论》。在当时的《当代评论》、《民主周刊》、《观察》周刊上大量发表与现实政治关系密切的各种专论。他对国家的未来有一套完整的设想。我查阅《当代评论》时见到他写过这样一组连载文章，无法抄引原文，但看一下题目也能见出钱先生的风采：《国家今后的工作与责任》、《一党与多党》、《我们需要的政治制度》、《论自由》、《我们需要的经济制度》、《我们需要的教育政策》、《青年的思想》。对这些文章阐释的思想可以见仁见智，但看得出这是一个政治学家在独立地思考，严肃地追求。政治学是科学，钱先生早年选择了它，后半生却没能再像他青壮年时那样敢想敢说，对一个终身治政治学的学者来说，他的内心能不寂寞吗？政治学是科学，但却是危险的科学。钱先生是寂寞的，当年清华出身后来留美的一批政治学者哪个不寂寞呢？罗隆基、王造时、彭文应等等，都在寂寞中走完了自己的一生，和他们比起来，钱先生还算是不寂寞的。
安福三才子
研究中国现代史，无论如何绕不开清华大学。因为在中国现代史上，有相当多的人物是从这里出来。早年清华是留美预备学校，一个孩子在这里经过8 年的培训，然后放洋，再回来时，他们会有怎样的变化，大概有一个基本的样式，一个人早年的教育背景，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他一生的选择。1995 年4 月30 日，我第一次来到清华，观察每年一度的校庆活动，我特别留意那些早年毕业于清华的人，可遗憾的是他们已经很少了。再看年轻一代，大部分是50 年代的清华学子，与他们的前辈相比，已经多了新的色彩，但不管怎样，在热烈的气氛中，看到清华人的风采，我就想，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往往与她的大学教育是同步的，没有清华，没有北大，很难想像，一个国家现代化的步伐会是怎样的。
清华的历史，在某种程度上也许就是一部中国现代史的缩影。清华在50年代初成了一所工科院校，这不仅是清华的损失，也是一个民族的损失，早年清华，作为一所综合性的现代大学，在30 年代已经很成功，以后实际是如何发展的问题，但想不到她的半壁江山很快会失掉。
关注清华是由于做西南联大研究，更是由于这里早年蓬勃的朝气。但在对清华的关注中，我不大留意这里有多少得意的官员，而关心的是有多少失意的人，也许这些人身上更多地凝聚了一个民族的苦难。我想到了安福三才子的命运。
安福是江西的一个偏僻小县，但在本世纪初，不到几年的时间里，却有三位少年，由这里走进了千里之外的清华园，他们是罗隆基、王造时、彭文应。三个同乡，三个少年，谁也想不到他们后来的命运会是一种什么结局。他们三人中，罗隆基最大，彭文应最小。当年是罗隆基这位学长，将王造时和彭文应从遥远的安福第一次带进清华园的，而且二人的事业完全相同。罗隆基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哲学博士，王造时是威斯康星大学的政治学博士，彭文应是威斯康星大学的政治学硕士。三位安福才子，也许是命运的安排，也许是偶然的巧合，1957 年全部成了右派，而且罗隆基、彭文应是全国五个未获平反的右派中的两位，三个人都在“文革”中凄惨离世，想来真是令人心酸。
安福二才子，由清华放洋后，再回到国内都对政治表现出特殊的热情，但三位才子，又对做官无太大兴趣，一心想把自己在美国学到的一整套完整的关于民主和宪政的思想带给这个古老的民族，在三四十年代，尤其是罗隆基和王造时靠自己手中的笔，不知写下多少介绍西方民主思想的文章，又不知把多少精力直接投入到现实政治中去。罗隆基曾作为民盟的主要负责人，参预了40 年代中国民主化进程中的很多政治活动，而作为著名七君子之一的王造时，和罗隆基有一样的政治热情，还有彭文应也是如此。在历史的关键时刻，三位安福才子可说都是“书生论政”的典型。近年都说清华出大官而不出大学者，我想与清华割断传统有关系。遥想当年，清华是先有大学者，然后有大官的，基本走的是文人参政的道路。安福三才子，对政治都有热情，但非空言政治，三人都可以说是中国杰出的政治学家、法学家，而他们靠学术的力量，再去投身现实政治，自然比别人要高出一筹。早年清华的传统虽然不完全鄙视学者从政，但还是将做学问看得比做官更让人尊敬。安福三才子中，要说做官，大概都谈不上，罗隆基和王造时只做过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而彭文应则一直以教书为生。罗隆基在政治上确有一套想法，但他和他的两位小弟兄一样，还是以实现民主宪政为自己的终身理想的。而这种理想，是早年清华给予他们的，清华早年不仅贡献了许多第一流的科学家，还有许多思想家，而清华后来的衰落不是在技术上，是在思想上。早年清华的学生，对科学有热情，对民主也关心，清华是真正有“五四”精神的独立家园。
安福三才子，在40 年代都达到了他们人生最辉煌的时期，无论是学问，还是社会声望，他们没有与旧政权共进退，都满腔热情地投入新的环境中，然而命运又几乎同时出现逆转，都没有逃过反右和“文革”这两大劫难。今日清华人，应该记住安福三才子的经历，不忘他们未尽的历史使命，推动一个民族现代化进程不仅需要科学，也需要民主。
安福三才子未尽的理想，何日才能实现呢？唉，安福三才子，愿你们在九泉之下能够安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