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去的年代——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命运》

空方代表

晚年冯友兰

一直没有读到冯友兰先生的最后遗著《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七册，只从有关冯先生的传记和年谱中得到一些粗浅的了解，冯先生晚年写了一本不能出版的书，这不容易。

1991 年3 月下旬，张毕来、丁石孙等7 名政协委员向政协七届四次会议提出提案，呼吁出版《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七册，宗璞为此还给有关领导写过信，但最终不了了之。人世苍茫，想到当年冯友兰先生的无奈选择，再看今日冯先生的执著，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冯先生如果没有晚年这部书，也许我们不会更深地理解冯先生。或者说句大不敬的话，要是冯先生不得长寿，那不知会有多少误解留存世间。冯先生虽有无奈的时候，但他也终有不需要应付，不需要为谁服务的时候。冯先生早年是独立的，这种独立曾一度消失，但最终冯友兰又独立了，尽管这已到了他生命的终点，一个人到了这步天地才“海阔天空我自飞”，让人觉得多么沉重。在《新编》第七册的“自序”中，冯先生说：“在写八十一章的时候，我确是照我所见到的写的。并且对朋友们说：‘如果有人不以为然，因之不能出版，吾其为王船山矣。’船山在深山中著书达数百卷，没有人为他出版，几百年以后，终于出版了，此所谓‘文章自有命，不仗史笔垂’。”（蔡仲德《冯友兰先生年谱初编》）冯先生“文革”中的失误，有其性格的原因，但更多的是时代的关系。冯先生作为一个读书人，在那样的环境下，做一些违心的事，常常不得已而为之。

冯先生性格中的弱点，西南联大时有一件小事可见。钱穆在《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一书中说：“一日，有两学生赴延安，诸生集会欢迎。择露天一场地举行，邀芝生与余赴会演讲，以资鼓励。芝生先发言，对赴延安两生倍加奖许。余继之，力劝在校诸生需安心读书。不啻语语针对芝生而发。谓青年为国栋梁，乃指此后言非指当前言。若非诸生努力读书，能求上进，岂今日诸生便即为国家之栋梁乎。今日国家困难万状，中央政府又自武汉退出，国家需才担任艰巨，标准当更提高。目前前线有人，不待在学青年去参加。况延安亦仍在后方，非前线。诸生去此取彼，其意何在。散会后，余归室。芝生即来，谓君劝请生留校安心读书，其言则是。但不该对赴延安两生加以责备。余谓，如君奖许两生赴延安，又焉得劝诸生留校读书。有此两条路，摆在前面，此是则彼非，彼是则此非。如君两可之见，岂不仍待诸生之选择。余决不以为然。两人力辩。芝生终于不欢而去。然芝生以后仍携其新成未刊稿来盼余批评，此亦难得。”冯先生比之钱穆，用今天的话，比较活络。

冯先生又是懦弱的，这种懦弱，不全在自己，更在自己之外的某种压力。这也有一例可举。1951 年，冯先生随中国文化代表团赴印度访问。在德里大学见到他在西南联大的好友、当年的训导主任查良钊，不但没有说话，而且立刻回避。后来查良钊在《忆一位失去自由的教授》一文中回忆了此事。当时他怕冯友兰有不便之处，便提前写了个便条给他。说：“芝生兄，今天何幸在此德里大学相遇，恰值西南联大第十四周年纪念日，盼望吾兄归去后向我们共同的老朋友和当年同事们代我致意。弟，良钊，11 月1 日。”可当冯友兰见到查良钊时，他们几个没和任何一个人打招呼，就匆匆离开了会场，让当时所有在座的客人感到十分吃惊。当时负责会议的人说：“这像我们东方人的礼俗和习惯吗？’我真不懂。”因为查良钊在1949 年前先到印度访问，后未回大陆，而去了台湾。

当时在国际场合，有纪律规定，不能和台湾方面的人同时出现在一个场合，可见一个时代的精神氛围。《冯友兰先生年谱初编》提到此次出访。当时印度德里大学要授予冯先生名誉博土学位，冯为接受与否，曾请示了外交部。当普拉沙德总统介绍冯先生的学术贡献时，曾提及两卷本的《中国哲学史》及“贞元六书”，外交部得知后当即致电代表团，谓此介绍有问题，先生应于适当时机予以更正。所以随后在加尔各答访问并讲演时，冯先生讲的是“新中国的哲学”，并应外交部的要求说：“中国革命成功，我认识到我过去的著作都是没有价值的。”这是50 年代初冯友兰先生的经历，想来不会不在他的心上投下阴影。

“文革”初期，冯先生本来也是有罪之人，只是由于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随口说到：“北京大学有一个冯友兰，是讲唯心主义哲学的，我们只懂得唯物主义，不懂得唯心主义，如果要想知道一点唯心主义，还得去找他。翦伯赞是讲帝王将相的，我们要知道一点帝王将相的事，也得去找他。这些人都是有用的，对于知识分子，要尊重他们的人格”（《三松堂全集》第一卷）。在一言九鼎的岁月里，随口提到的冯友兰和翦伯赞，都因了这句话而改变了命运。虽然翦伯赞不久后自杀了，但据说在他死后身上发现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毛主席万岁！万万岁！”是感激抑或讽刺？

有了这样的经历，谁能不怕呢？冯先生死后，港台一些学者已放弃了对他“文革”中表现的苛评，倾向于认为冯先生的一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季羡林挽冯先生说是大节不亏，晚节善终，当是知人之论，

晚年费孝通

费孝通先生今年已是85 岁高龄了。在昆明举行的纪念“一二·一”运动50 周年的纪念活动中，我看见了他。他的精神很好，先在纪念大会上讲了话，又亲自给“一二·一”死难烈士送了花圈。隔着层层人群，望着这位虽已年迈，但仍思维敏捷的老人，我想到了他的青壮年时期，想到他的许多同辈朋友，心里默默地为费孝通先生祝福。在他同时代的朋友中，他是极少数幸存下来的人之一，作为一种象征，他能让今天年轻一代感受到那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风貌和坎坷人生。

我曾在一篇研究《观察》撰稿人的论文中，将储安平、费孝通、钱钟书作为那一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三种类型。对于费孝通先生，我当时评价他时心中有一种复杂的感情，由于我一直将他早年的朋友储安平作为一种理想知识分子的类型，所以在费孝通先生的晚年选择上，一直存有疑虑，而未能表示出理解。特别是对他内心的无奈，我是在读了他的杂文选集《逝者如斯》后，才若有所悟的。对像费孝通先生这样的知识分子，年轻一辈如果不走近他的内心世界也许很难理解他。他的晚年，或者说他的后半生，一直生活在两个世界里，一个是政治家（想不出其他更好的称呼）的世界，这一面为人所知，另一个则是社会学家的世界。前者是公众的，而后者是个人的，理解晚年费孝通，非走入费孝通的个人世界不可。我接触费孝通先生的著作，在80 年代中期。那时三联重刊了他的旧著《乡土中国》、《美国与美国人》，当时不仅对费孝通先生的学术感兴趣，而且喜欢他的文章。费先生的文章写得极其漂亮，这大概也是他同辈朋友的共同特征。

后来我选择了储安平和《观察》作为研究题目，因为知道费孝通先生是储安平的朋友，所以特别留意读他的著作，希望能从中发现那个时代的精神特征。做完《观察》研究之后，我又选择了西南联大为课题，这样就更多地接触到了有关费孝通先生的材料。

我先说几句学术界对《观察》周刊的评价。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华民国史》中说：“主要的中文时事评论期刊是上海出版的《观察》周刊，由于该刊可靠的军事联系，也被认为是这个时期有关战争发展的少数可利用的资料来源之一。”汪荣祖在《二十一世纪》上撰文指出“更具自由主义色彩的是储安平的《观察》集团”。“储安平及其《观察》尤为自由派批评的重镇，比之当年的《新月》，批评更为广泛，更为尖锐，自由主义的旗帜也更鲜明，又是一场自由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的思想斗争。”

余英时对《观察》的评价更高：“当时对知识分子影响较大的刊物大概要算《观察》杂志。《观察》的基本立场是西方自由主义，大体上可以看作五四主流思潮的延续。这四五年，部分由于政治形势变化得太快，青年一代知识分子的思想激进化也大有一日千里之势。《观察》的温和稳健立场，包括其中费边社会主义的倾向，并未能缓和激进化的历程。不过《观察》所揭橥的民主、自由、宪法等观念还是为日后知识分子留下了思想的种子”（《钱穆与中国文化》）。

由于储安平1957 年的遭遇，《观察》也极少为人提起。在储安平同时代的朋友中，很少有人为他专门写回忆文章，我印象中80 年代只有他的学生张啸虎在《读书》上写过一篇。90 年代中期，经我手在山西的《黄河》杂志上发表了冯英子的《回忆储安平先生》和王火的《回忆储安平教授》两文，算是集中的怀念文字。费孝通先生没有专门写过怀念储安平的文章，但他在许多文章中表达了对当年《观察》周刊的深情，也多次流露了对亡友储安平的怀念，我就是在这些片断的回忆中，走进晚年费孝通先生的另一世界的。

我感到他还是一个敢说话的人，在内心深处，他对自由主义理想依然保持着深深的眷恋，在许多属于个人的散文随感中，随处可见他的这种情感。在《怀〈文汇报〉女将》一文中，他说：“当时知识分子喜读的《观察》，一度以《南京通讯》而畅销海外。”在《我和〈新观察〉》中，他对《观察》有很高的评价：“《观察》是日本投降后到解放这一段内战时期知识分子的论坛。知识分子就是好议论，议论需要讲台和刊物。《观察》及时提供了论坛，一时风行全国。现在五六十岁的知识分子很少不曾是《观察》的读者。

当时我年华方茂，刚身受反动势力的迫害，岂肯默尔而息，于是仰首申眉、振笔疾书，几乎每期《观察》都有我署名或不署名的文章。在我说是件快事，对《观察》来说多一个快手。我们之间的文字因缘就这样结了下来。”他在1987 年为《山水·人物》所写的自序中，非常明确地说：这本书的出版“算是我对一位老朋友的纪念。他是解放前创办《观察》周刊的储安平先生”。他在文章的最后借回忆自己少年时期的一篇文章，发出如下感慨；“我并不想附会说，这是这一代知识分子命运的预兆：空留缎带在人间。我不明白一个14 岁的孩子怎么会有这种感觉，又何其适合于用来纪念我死得不明不白的亡友储安平呢？”

怀念储安平，怀念《观察》，或许可以说是怀念自己青壮年时期的理想。费先生这一代知识分子，有很好的中西文化背景，自然也有很强的自由民主观念。但岁月无情，历史难测，1957 年不仅埋葬了这一代知识分子的肉体，而且将崇高的信念也埋藏进幸存者的内心世界了。费孝通先生晚年已不愿多谈这些，但从他的散文，或者专业论文中，我们又时时能感受这种信念的强烈。他在《八十自语》中说自己晚年的选择“志在富民”，但“‘志在富民’是不够的，还有一个富了怎么办的问题。我是看到这个问题的，但是究竟已跨过了老年界线，留着这问题给后来者去多考虑考虑，作出较好的答案吧。”这是一个历经坎坷的知识分子对未来含蓄的期望，我们能感受到支持这种期望的信念是他年轻时的理想，

最后我还想说一点，收在《逝者如斯》中的《红场小记》、《孔林片思》、《〈史记〉的书生私见》是90 年代以后费孝通先生的少数几篇随感，但从中却透露出费孝通先生的晚年心境，他在后记中说：“我写下这些感受并不是想叫后代望而生羡，而是盼望这样的时代，不会一去不返。应当相信更好的时代是在今后。让我再强调一句，我的大学时代，甚至其后在十分艰苦的抗战时代，确确实实是靠了那么一批无私奉献于学术和教育的老师们，才使兢兢业业的学风没有中断。我希望我这本集中多少能传达一些当时那种使人神往的气氛。”这本《逝者如斯》，用费先生自己的话说是“自传的副本”，我的感觉是晚年费孝通在精神上还生活在他过去的时代里，这是让今日年轻人羡慕的，他曾有过值得留恋的东西，而我们呢？

寂寞钱端升

说寂寞钱端升，或许有些不确切。作为政治学著名学者，钱先生1949年以后在他同时代的人中，遭遇并不是最惨的。他是许多届的政协委员，还做过北京市政协的副主席。

虽然他没有逃过1957 年的厄运，但在同时代朋友中，还算是较为平静的。说他寂寞，不是指这些俗世的浮名，而是说内心。我读过一点钱先生早年的文章，尤其是他在40 年代写的许多东西，感到那是一个充满朝气，思维活跃，见识不凡的学者在说自己的话。钱先生后半生几乎没有什么著作，文章也极少，这些或许说明不了什么，但他内心装着的寂寞却在岁月的流逝中越来越满。

钱先生1900 年出生，19 岁毕业于清华大学的前身清华学校，1924 年获美国哈佛大学的哲学博士，25 岁就做了清华大学的教授。钱先生的专业是政治学。1934 年钱先生还在天津的《益世报》接替罗隆基做过一段时间的主笔，是很能写文章的。1991 年北京师范学院出版了《钱端升学术论著自选集》，书尾附一份12 页的钱先生主要著作目录表，1949 年以后的东西不到半页，其中只有80 年代初出版的一本《政治学与政治科学》。作为世纪的同龄人，钱先生在他的后半生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东西，想来他是寂寞的。他在一篇自述中说过：“至于我一生，经历了不同的时代，走过了曲折的道路，功过是非如何，窃以为还是留待来者评说为好。”似乎有沉痛的东西在其中。汪子嵩先生在《政治学家的天真》一文中说他“从现实政治角度看，他的许多见解不免天真，但从高瞻远瞩的政治科学的角度看，我想，钱先生给我们留下了一项很有精神价值的财富”。汪先生的话虽然委婉，当是的论。其实这正是钱先生作为政治学家的价值所在，他要是不“天真”，就是政治家，而不是政治学家了。政治家是讲现实的，而政治学家则必须“天真”，不然谁给我们许多理想呢？钱先生30 岁的时候写过《法国的政治组织》，34岁写了《德国的政府》、《法国的政府》，40 岁时主编了《民国政制史》，他要不“天真”早干别的去了。钱先生说他这一生“主要以教书为业，也以教书为主。但我一直是关心国内外政治的。我尝写过不少政治性的文章..也参与了一些政治性会议”。抗战爆发后，南京政府派胡适、钱端升、张忠绂去美、法、英等国宣传抗日，争取各方援助，虽是书生，但在危难之际，也有一腔热血。张忠绂在《迷惘集》中回忆说：“到了美国，适之要端升和我每月拿九百元的薪金作为国内家中用度，此外个人在美费用实报实销不用记帐。

他自己不准备拿月薪，端升和我也都谢绝领月薪。”那时这些读书人也真是“天真”。

钱先生要是想做官，机会多得很。《胡适来往书信选》中有一封钱先生致胡适的信，说他和陈布雷见蒋介石的情况。钱先生告诉蒋介石他将回北大继周炳琳做法学院院长，蒋说这样很好。“但自蒋处出来时，布雷大感其窘，盖布雷曾受人之托，欲另为我设法者也。”陈布雷何许人也，弄个官当不难，但钱先生还是想回学校教书。在另一封给胡适的信中就说：“弟既蓄志教书，自不能不想法求工作、以求有前进之可能。”整个40 年代钱先生先服务于西南联大，之后又回北大，直到1952 年院系调整才离开。这期间钱先生曾在1947 年到1948 年间在哈佛做客座教授，期满后谢绝了留在美国的邀请回到祖国来，初期还很有心劲，1950 年应储安平邀请，给刚刚复刊的《观察》周刊写了一篇长文《统一战线·人民政权·共同纲领》，以政治学家的身份阐发新中国的政治设想，以后便不多写了。1950 年，钱先生50 岁，多好的年龄啊。

钱先生在西南联大除教书外，还编刊物，编《今日评论》。在当时的《当代评论》、《民主周刊》、《观察》周刊上大量发表与现实政治关系密切的各种专论。他对国家的未来有一套完整的设想。我查阅《当代评论》时见到他写过这样一组连载文章，无法抄引原文，但看一下题目也能见出钱先生的风采：《国家今后的工作与责任》、《一党与多党》、《我们需要的政治制度》、《论自由》、《我们需要的经济制度》、《我们需要的教育政策》、《青年的思想》。对这些文章阐释的思想可以见仁见智，但看得出这是一个政治学家在独立地思考，严肃地追求。政治学是科学，钱先生早年选择了它，后半生却没能再像他青壮年时那样敢想敢说，对一个终身治政治学的学者来说，他的内心能不寂寞吗？政治学是科学，但却是危险的科学。钱先生是寂寞的，当年清华出身后来留美的一批政治学者哪个不寂寞呢？罗隆基、王造时、彭文应等等，都在寂寞中走完了自己的一生，和他们比起来，钱先生还算是不寂寞的。

安福三才子

研究中国现代史，无论如何绕不开清华大学。因为在中国现代史上，有相当多的人物是从这里出来。早年清华是留美预备学校，一个孩子在这里经过8 年的培训，然后放洋，再回来时，他们会有怎样的变化，大概有一个基本的样式，一个人早年的教育背景，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他一生的选择。1995 年4 月30 日，我第一次来到清华，观察每年一度的校庆活动，我特别留意那些早年毕业于清华的人，可遗憾的是他们已经很少了。再看年轻一代，大部分是50 年代的清华学子，与他们的前辈相比，已经多了新的色彩，但不管怎样，在热烈的气氛中，看到清华人的风采，我就想，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往往与她的大学教育是同步的，没有清华，没有北大，很难想像，一个国家现代化的步伐会是怎样的。

清华的历史，在某种程度上也许就是一部中国现代史的缩影。清华在50年代初成了一所工科院校，这不仅是清华的损失，也是一个民族的损失，早年清华，作为一所综合性的现代大学，在30 年代已经很成功，以后实际是如何发展的问题，但想不到她的半壁江山很快会失掉。

关注清华是由于做西南联大研究，更是由于这里早年蓬勃的朝气。但在对清华的关注中，我不大留意这里有多少得意的官员，而关心的是有多少失意的人，也许这些人身上更多地凝聚了一个民族的苦难。我想到了安福三才子的命运。

安福是江西的一个偏僻小县，但在本世纪初，不到几年的时间里，却有三位少年，由这里走进了千里之外的清华园，他们是罗隆基、王造时、彭文应。三个同乡，三个少年，谁也想不到他们后来的命运会是一种什么结局。他们三人中，罗隆基最大，彭文应最小。当年是罗隆基这位学长，将王造时和彭文应从遥远的安福第一次带进清华园的，而且二人的事业完全相同。罗隆基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哲学博士，王造时是威斯康星大学的政治学博士，彭文应是威斯康星大学的政治学硕士。三位安福才子，也许是命运的安排，也许是偶然的巧合，1957 年全部成了右派，而且罗隆基、彭文应是全国五个未获平反的右派中的两位，三个人都在“文革”中凄惨离世，想来真是令人心酸。

安福二才子，由清华放洋后，再回到国内都对政治表现出特殊的热情，但三位才子，又对做官无太大兴趣，一心想把自己在美国学到的一整套完整的关于民主和宪政的思想带给这个古老的民族，在三四十年代，尤其是罗隆基和王造时靠自己手中的笔，不知写下多少介绍西方民主思想的文章，又不知把多少精力直接投入到现实政治中去。罗隆基曾作为民盟的主要负责人，参预了40 年代中国民主化进程中的很多政治活动，而作为著名七君子之一的王造时，和罗隆基有一样的政治热情，还有彭文应也是如此。在历史的关键时刻，三位安福才子可说都是“书生论政”的典型。近年都说清华出大官而不出大学者，我想与清华割断传统有关系。遥想当年，清华是先有大学者，然后有大官的，基本走的是文人参政的道路。安福三才子，对政治都有热情，但非空言政治，三人都可以说是中国杰出的政治学家、法学家，而他们靠学术的力量，再去投身现实政治，自然比别人要高出一筹。早年清华的传统虽然不完全鄙视学者从政，但还是将做学问看得比做官更让人尊敬。安福三才子中，要说做官，大概都谈不上，罗隆基和王造时只做过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而彭文应则一直以教书为生。罗隆基在政治上确有一套想法，但他和他的两位小弟兄一样，还是以实现民主宪政为自己的终身理想的。而这种理想，是早年清华给予他们的，清华早年不仅贡献了许多第一流的科学家，还有许多思想家，而清华后来的衰落不是在技术上，是在思想上。早年清华的学生，对科学有热情，对民主也关心，清华是真正有“五四”精神的独立家园。

安福三才子，在40 年代都达到了他们人生最辉煌的时期，无论是学问，还是社会声望，他们没有与旧政权共进退，都满腔热情地投入新的环境中，然而命运又几乎同时出现逆转，都没有逃过反右和“文革”这两大劫难。今日清华人，应该记住安福三才子的经历，不忘他们未尽的历史使命，推动一个民族现代化进程不仅需要科学，也需要民主。

安福三才子未尽的理想，何日才能实现呢？唉，安福三才子，愿你们在九泉之下能够安息。

空方代表

天凉好个冬

最初读到季羡林先生《我的心是一面镜子》时，心里就有一种触动，当时就想，年轻人写不出这样的文章，中年人（60 岁左右）也不行。前几日看到《收获》杂志上有许明先生谈季羡老的文章，也说这文章好，我很欣慰，觉得自己没走眼。那几日我正在整理有关储安平和《观察》周刊的资料，因了季羡老的那篇文章，我从这些资料中检出一些有关季羡老的，写成一则短文：《季羡林与学生运动》，写成后投寄给一家报纸，终于没登出来。季羡老是1911 年生人，，比储安平小两岁。40 年代中期，储安平在上海办《观察》的时候，季羡老是封面底下列名的78 位“撰稿人”之一。给《观察》写过一些文章，其中有一篇《论现行的留学政策》，是批评当时的留学政策的，这样的文章，季羡老后来也没再写过。《观察》1950 年复刊时，季羡老写过一篇《把学术还给人民大众》，是在新时潮影响下写的。我写《季羡林与学生运动》，是由他在40 年代学生运动中的立场而发的感慨。季羡老与储安平是朋友。30 年代中期，储安平编过一本名为《文学时代》的文艺月刊，当时季羡老正准备去德国留学，后来给这本刊物写了《表的喜剧》。储安平在发表这篇文章的同时，将季羡老写给他的两封信，也在《编辑后记》中发表了，当时季羡老已在德国。储安平说：“我们得恳切地感谢季羡林先生的盛意，他在那样遥远的地方，竞然没有忘了我们这一个稚嫩的刊物，我们在筹备本刊出版的时候，正是他在筹备去国外的时候。..他临走时候说，他到了德国，第一篇文章就给我们，我们真得敬佩这样一位守诺的朋友。”季羡老的这两封信是很好的散文，可惜由于是夹在“编辑后记”中发表的，很少为人注意了。文中有两句话给我印象极深：“俄国人民是好人民个个都有朝气。政府却是个怪政府..使你没有自由。”半个世纪前就有这样的印象，后来苏联的变化，在季羡老，想来是不突然的。

今天季羡老已经走过了85 年的人生路，但他没有像我们一些中年人一样，沾沾自喜于一点所谓的文学业绩，季羡老说：“我现在怎样来评价镜子里照出来我的一生呢？呜呼！概难言矣！概难言矣！‘却道天凉好个秋’，我效法这一句词，说上一句：天凉好个冬。”比起“天暖好个春”的感觉，季羡老一个“冬”字透出了多少悲凉！

普及吴祖光

前几年，好像是舒展先生吧，针对国人对钱钟书的缺少了解，曾呼吁过“普及钱钟书”，但钱钟书先生是大学问家，要真正走到民间既不容易，似也无什么必要。钱先生曾说过，学问只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之事，可见他也从没想过要让更多的人知道。

当然舒展先生的呼吁自有他的道理，我是完全赞成的。我忽然想起多年前的这个呼吁，是由吴祖光先生与国贸的事引起的，套用舒展先生的话，我觉得今天应该普及吴祖光。

此话怎讲？

吴祖光先生是国内知名的戏剧家，但吴先生的另一面，知道的人就不一定多了，那就是吴先生首先是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1957 年，吴先生是敢说真话的人，自然命运也就坎坷。近十几年来，按说经过苦难的吴先生应该学会应付我们面临的这个世界了，但吴先生不学，也不屑于学，一直保持了知识分子天然的对社会进步承担的责任。近来，我听有人说到吴先生与国贸的事，多数人对吴先生的行为是既同情又责备的，他们认为吴先生那么大年纪了，自己又不是没事干，何必管闲事呢？最后归为这是吴先生性格的悲剧。对此，我是很不以为然的。吴先生令人肃然起敬的一面，正是他那种对正义、对公道的被人漠视敢于挺身而出的知识分子品格，可以想见，如果今天知名的知识分子，都能像吴先生那样，敢于路见不平，以言相助，那又是一种什么情形？撇开具体的事情不谈，在今天这样的环境里，谁要责备吴先生的行为，我真怀疑他的良心哪里去了！我是敬重吴先生的，吴先生的不妥协，绝不是一般的固执，而是理性支配下的对公道的维护。我呼吁普及吴祖光，就是要让中国所有的知识分子都来学吴先生身上这种爱管闲事时性格，让更多的知识分子知道什么才是自己应该做的，都去做老好人，那谁来主持公道？如果吴先生身上的正气都得不到保护，那是知识分子的失职，我有时甚至偏激地希望吴先生和国贸的事能成为中国的“德雷福斯”案件。一想到这我就特别希望我们的作家、教授能都像作家左拉那样。

陈寅恪与周扬

1949 年后，陈寅恪居广州，任岭南大学中文、历史两系教授。当时，党内凡文人气重的领导到穗后，一般都要看望陈寅恪先生，如陈毅、胡乔木、周扬等。陈寅恪先生为一纯粹学人，对于领导的关怀一般都以礼相待，绝无攀缘之意。1959 年他与周扬发生过一次冲突。

吴学昭《吴宓与陈寅恪》中引1961 年9 月3 日《雨僧日记》云：“解放后寅恪兄壁立千仞之态度，人民政府先后派汪筏、章士钊、陈毅等来见，劝请移京居住，寅恪不从，且痛斥周扬（周在小组谈话中，自责，谓不应激怒寅恪先生云云）。”’

周扬何以激怒陈寅恪先生？1962 年周杨在大连创作座谈会的讲话中曾谈及。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曾引述。周扬说：“1959 年我去拜访他，他问，周先生，新华社你管不管，我说有点关系。他说1958 年几月几日，新华社广播了新闻，大学生教学比老师还好，只隔了半年，为什么又说学生向老师学习，如何前后矛盾如此。我被突然袭击了一下，我说新事物要实验，总要实验几次，革命、社会主义也是个实验。买双鞋，要实验那么几次。他不太满意，说实验是可以，但是尺寸不要差得太远，但差一点是可能的..”

周扬时任中宣部副部长，吴宓的日记中说他曾“自责”，可见当时没能说服陈寅恪先生。

由陈寅恪和周扬的这点关系，我想到了陈寅恪先生的道德观。陈寅恪先生作为中西文化养育大的一代学人，在为人处事、为学为文，特别是时势变迁、道德混杂之时，能以极清醒的判断，持一认定之道德标准而行事，绝不以享受欢乐，富华荣显而稍有改变，这是何等的气节。陈寅恪先生认为，一个人在为人行事上不能持有双重道德标准，而以两种或多种标准为自己行为的不一互做辩解，他在《元白诗笺证稿》一书中对此有极深刻的分析。他说：“纵览史乘，凡士大夫阶级之转移升降，即新道德标准与旧道德标准，新社会风习与旧社会风习并存杂用。各是其是，而互非其非也。斯诚亦事实之无可如何者。虽然，值此道德标准社会风习纷乱变易之时，此转移升降之士大夫阶级之人，有贤不肖拙巧之分别，而其贤者拙者，常感受痛苦，终于消灭而后已。其不肖者巧者，则多享受欢乐，往往富贵荣显，身泰名遂。其故何也？由于善利用或不善利用此两种以上不同之标准及习俗，以应付此环境而已。”陈寅恪先生的这种观念很早即形成，吴宓1961 年秋在广州谒陈寅恪后，知陈寅恪盛赞黄浚《大觉寺杏林》诗中的“绝艳似怜前度意，繁枝犹待后游人”之句，并在读书笔记中对陈寅恪盛赞此句做了自己的理解。他说：“至论三、四两句何以佳，宓以己意为解之如下：绝艳指少数特殊天才，多情多感，而性皆保守，怀古笃旧，故特对前度之客留情；繁枝则是多数普通庸俗之人，但知随时顺世，求生谋利，国家社会文化道德虽经千变万灭，彼皆毫无顾恋，准备在新时代新习俗中，祈求滔滔过往之千百游客观众之来折取施恩而已。”吴宓的解释与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中的那段话是一致的，他对陈寅恪的评价是；“寅恪兄之思想及主张毫未改变，即仍遵守昔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说（中国文化本位论）。在我辈个人如寅恪者，决不从时俗为转移。”陈寅恪先生1949 年后的辞不赴京及“著书唯剩颂红妆”等行为，绝不是一时迂执，而是在固定价值观念支配下的清醒选择。

张东荪这个人

90 年代初期，我在看《观察》资料的时候，开始注意张东荪这个人。给《观察》写文章的人当中，张东荪是最勤的一个，我曾做过一个统计，他写了14 篇文章。储安平编《观察》的时候，作者多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许多人是他的前辈和同学。张东荪曾做过私立光华大学的文学院院长，而储安平是这个学校政治系毕业的，可以说有师生之谊。

张东荪这个人后来不怎么听说了，在专业领域，他是被否定的人物，对一般人来说，这个人就更陌生了，但张在1949 年以前，却是非常有名的人物。30 年代由北平人文书店出版的郭湛波撰的《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对张东荪的评价极高，认为近五十年间“输入西洋哲学，方面最广，影响最大，那就算张东荪先生了”。还说张东荪“先生性豪爽，而爱才尤切，对于青年之栽培不遗余力”。但这是旧时代的张东荪，新时代里，他已是被遗忘的人物，青年人早已不知他是何许人也。

张东荪的被重新发现，也只是近两三年来的事，比较集中的大概是在上海。复旦大学的张汝伦先生曾在《读书》上介绍张的哲学思想，算是近年国内比较早的注意张的思想的人，还有复旦的吴孝武先生，他以张的哲学思想为自己硕士论文的研究对象，他的研究成果己发表在《中国文化》上，并引起许多人注意。还有张耀南先生编辑了一本张东荪的文选，并且出版了。这些都是已问世的成果。另外在民间，据我所知，戴晴正推备写张的传记，湖北荆沙市程朝富先生更是倾其精力和钱财，收集张的专著和文章，准备为其编撰文集。张的被重新发现，首先是许多学界人注意到他思想的价值，还有就是他后半生的坎坷命运。金岳霖晚年回忆录中有一节“张东荪玩政治”，对张一生的活动颇有微词，张汝伦先生对此曾有过批评（均见《东方》杂志）。金岳霖先生是张的同代人，而且共过事，彼此有看法是情理中事。金先生晚年高寿，说起旧时代的人和事，自然随便得很。但说张“玩政治”是言重了，虽然他说：“这里所谓的‘政治’和我们现在所了解的政治完全是两回事。”但听惯了“玩政治”的人，还是容易误解，其实张东荪和金岳霖一样，都是真正的读书人，所不同处是关心政治的方式有异，比较起来，金先生的关心政治多西方色彩（专业和政治分得清），而张东荪则更近于中国传统文人。

40 年代末，张东荪的好友名报人俞颂华作《论张东荪》一文，盛赞张是一位和平主义者。

张自己也多次说过，“至于我自己早已自知是不适于党派生活的人”（《俞颂华文集》1991 年商务版）。俞颂华在文中还说张东荪“他目前参加政治活动，发表政论，完全出于他对中国对世界的一种责任感。照我看来，他的个性，的确不适于党派生活，在政治上他也确无丝毫野心与任何企图”。俞颂华是张东荪旧友，他40 年代深论张的个性与为人，是可信的。他说；“一言以蔽之，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学者，不是一个党人，也不是一个政治家。如果有人期待他做一个党人或党魁，在政治舞台上立功，那就不是他的知己；我们只能期待他在立德与立言方面有不断的贡献。人不是万能的，各有短处与长处。他能立德立言，并且在这一方面已经有了成就，所以他始终能站在时代前锋，为青年学子所敬爱的导师。至于他参加政治，至多也只能在立德的方面示范，若使要他在政治上，尤其是在今日中国的政治上立赫赫之功，那是决不可能的。”（《俞颂华文集》）俞颂华毕竟了解他的老友。张东荪后来的命运，也说明他与政治，尤其是中国的政治是陌生的。张东荪事件是很难细说的，吴孝武先生在他的长篇论文《张东荪与民主主义思潮》的一个注解中详述了张的遭遇（见《中国文化》第10 期210 页），但吴先生没有提到千家驹先生《七十年的经历》一书。该书专列一节“记张东荪案件”，叙述甚详。千家驹先生说“我曾受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托，整理张东荪的叛国材料，并起草民盟开除他的报告书，因此得以见到全部的档案材料和张东荪的亲笔信件，故对该案经过知道得比较清楚”（该书214 页，香港镜报文化企业有限公司版）。张东荪晚年很苦闷，这苦闷，40 年代末，俞颂华就说过，后来日甚。1960 年叶笃义向党交心时写的关于张东荪的材料中也透露出这种苦闷，叶是张东荪在燕京大学执教时的学生。他说：“同年7 月党的30 周年大庆的时候，大家都欢欣鼓舞地在报上发表一些回忆庆祝文章。张东荪解放后从来没有发表过一篇文章，我劝他在这个机会写一篇。他还是不写，他说他要保持他的‘沉默自由’。..我再三相劝，他才勉强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四句七言打油诗来搪塞”（《文史资料选辑》增刊第二辑历页，1987 年中国文史版）。张东荪的同辈读书人中，如冯友兰、金岳霖都曾试图放弃自己的观点来适应新的环境，和他们比起来，张东荪是固执的。张在过去是很能写文章的，《观察》时期，已是60 岁的人了，但文章还写得冲劲十足。《观察》在40 年代末曾有过一次关于“自由主义往何处去的”争论。在这次争论中，张东荪写了许多文章，他的观念也是独特的。首先张认为政治上的自由主义在20 世纪的今天已成为过去。张东荪之所以得出这个结论，与他对整个资本主义的历史评价有关。在40 年代，张东荪对于西方资本主义的评价是首先看到了它没落的一面，他认为“全世界的资本主义正要推车撞壁之时”，张东荪当时过于看重资本主义国内的贫富不均，对外的愈趋于侵略。他在自由与平等之外，引进了生产的概念，这可能与张东荪早年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有关。在文章中，张东荪特别推祟苏联的计划经济，并说；“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救命汤。”“用计划经济以增加生产遂使社会主义站得住，这乃是苏联对于人类的一个无上贡献。”可能是有感于经济的落后，40 年代的自由主义者当中，在经济上许多人是推祟苏联的，至少是肯定其在经济上的成功。这种错觉可能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他们对于社会主义的某些幻想。张东荪在他的文章中有将政治上的自由主义与文化上的自由主义割裂开来的倾向，他或许已经隐隐约约感到“社会国有计划性而有些呆板，则我们尚留一个绝对活泼的田地在其旁”。这个绝对活泼的田地即是张所主张的“文化上的自由主义”，他认为：“社会的计划性只为了生产，总是有时间性的；一个计划完成以后必须增加。所以社会的一时固定是一种不得已的事，亦并无绝对的可怕。

但却必须在固定中留有一个变化的活力可以发生的余地。这就是文化方面的绝对自由。

我主张在这一方面使养成良好的自由传统充分培养个人主义的良好习惯，此即我所谓补习中学功课是也。本来西方也是自由主义的根底本在于文化。文化上没有自由主义，在政治上绝无法建立自由主义。中国今后在文化上依然要抱着这个自由精神的大统。文化上的自由存在一天，即是种子未断，将来总可发芽。”

在这场关于自由主义往何处去的讨论中，张东荪能敏感地将偏重于自由主义精神在政治方面的价值引申到文化上来确是非常有见地的。在文化上的自由一面，张东荪似乎有些理想化了。他以为计划的社会与文化的自由可以并存且互不妨碍，这未免有点天真，中国1949 年以后的历史证明，计划的社会除了导致文化上的专制以外，实在不可能使自由的精神得以发展。

在这场关于“自由主义往何处去”的讨论中，《观察》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是张东荪写的《知识分子与文化的自由》。张东荪在这篇文章发表之前，曾在《展望》周刊上写过一篇《告知识分子》的文章，《观察》也曾转载过。张东荪主张，知识分子在今天的大转变局势下不必害怕。他以一个纯粹知识分子善良的愿望推测未来，料定将来无论有何种政治上经济上的大改变，而知识分子自有其始终不变的重要地位，但看知识分子是否了解自身的使命。倘若知识分子真能了解自身的时代使命，不但不必害怕被人清算，而且还能造成比今天更好的光明前途。

当时相当一批大学教授有一种忧虑，他们恐惧将来的变化会使学术自由与思想自由完全失掉。张东荪认为这是一种误会，一种杞忧。张东荪认为一些知识分子只把学术作为谋生的手段，“而没有把自己的灵魂与学术打成一片”。具体到当时的现实是张东荪察觉到知识分子有分化的趋势，他们已没有抗战和政协时期的凝聚力了。所以张东荪特别强调文化上的自由主义，即保持学术和思想的自由。张东荪对中国知识分子在西方文化影响下形成的精神有深刻的理解，他的理解今天依然具有启发作用。他说，“中国接受西方文化虽只短短将近50 年，然而却居然在思想界文化界中养成一种所谓：LIBERALMIND。此字可译为‘自由胸怀的陶养’，乃是一种态度，或风格，即治学、观物，与对人的态度或性情，亦可说一种精神。”张东荪认为这种精神不是随便可以得到的，是积若干学养后方可达到的。他觉得当时中国文化界已有这样的风度，怀疑的精神和批评的态度，在当时接受西方文化的人们中已经萌芽。“为时虽然不太长，幸而对于这个精神却已植了一些根基。虽然有待于将来的更发扬光大，却不能不说已经有了萌芽。为了将来发展科学，为了中国在世界文化有所贡献，这一些萌芽是必须保全下去，千万摧残不得的。”张东荪是一个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人物，他说：“我个人对于中国学术自由的前途不是悲观的。因为我始终相信人类的知识一经开放，便无法退回到蒙蔽的状态。中国在这数十年中既已养成这样的自由思想的风气，谁也无法再压倒下去。所以我们的任务还是如何把它发扬光大，总要比现在更自由些。对自由风气的不能保全，却不必担忧。

我个人在生活方面虽愿意在计划社会中作一个合乎计划的成员，但在思想方面却依然嗜自由不啻生命。”在这场讨论中，张东荪的观点是很耐人寻味的，作为知识分子，由于自己所受的教育，他对计划的社会抱有理想的色彩，但这种信仰并没有妨碍他对学术自由、思想自由的执著追求，虽然他与许多自由主义分子有分歧，但在追求文化上的自由方面，他是不遗余力的。

1973 年，张东荪离开了这个世界。此前，由于受其连累，他的次子中科院学部委员、著名物理学家张宗隧，三子社会学家张宗炎，已先后自杀。1949 年后张没有写什么东西，张东荪的长孙张饴慈在致程朝富的信中说，他曾写过自传和许多诗，但在“文革”抄家前烧掉了，仅留下70 多首旧体诗。一代哲人，就这样走完他的人生路程，他是1886 年生人，1973 年该是87 岁，自然年龄是高寿了，但作为哲学家的张东荪在1949 年就死了，那时他也不过63 岁。

空方代表

吴晗的悲剧

在当年西南联大的教授中，闻一多和吴晗的命运特别耐人寻味。闻一多人们说得很多了，这里我想说吴晗。

说到吴晗，人们自然会想到他与《海瑞罢官》的联系，想到他和“三家村”的命运。

看过许多这方面的资料，深为他的悲惨遭遇而痛心。但痛心之余，我又常常往别处想，他的悲剧命运固然是时代造成的，但同时又是悲剧承受者个人的某些弱点，使悲剧成为这样，而不是那样。

我眼下正在做一个关于西南联大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课题，吴晗的命运常常使我陷入困惑，有时我实在不明白，像吴晗这样的读书人，怎么会一下子把自己的独立性全部交出去，变成一个特殊的文人。在1957 年的事件中，面对自己多年的朋友和前辈，他过去的读书人形象很快消失了。吴晗不像傅雷，虽然都是读书人，都曾有过努力放弃过去来适应新环境的追求，但吴晗比傅雷走得远，傅雷是绝望了，而吴晗是在希望中死去的，这是他更深的悲剧。

吴晗出身贫苦，在早年的读书生活中，以自己的才华和勤奋，进入中国的最高学府。

在他前半生的学者生涯中，影响他最深的是胡适。吴晗在中国公学读书的时候，曾给胡适写信，希望得到他的指点。他因《胡应麟年谱》一稿，得到胡适的赏识，被推荐到清华读书。后来又受胡适的启发，专攻明史，终于卓有所成。胡适对青年吴晗的评价是：“功力判断都不弱”，在给翁文灏（时任清华代理校长）和张子高（时任清华教务长）的转学推荐信中，还说吴晗：“中国旧文学的根底很好。”以胡适当时的名望，对吴晗这样的评价，确实是极高的。青年吴晗和他同时代许多人一样，是走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路，1950 年他在一份自传中也说自己：“受胡适、顾颉刚、傅斯年的思想影响都很大，..治学的方法，以至立场基本上是胡适的弟子。”（见苏双碧主编《吴晗自传书信文集》）但吴晗在40 年代初，思想开始变化。一个人的思想突然发生变化，有直接的现实原因，也有特殊的历史机遇。吴晗是1909 年生人，40 年代初也不过30 多岁，还在多变的年龄中。另外，在吴晗的思想变化中，当时中共南方局在昆明的地下负责人华冈的影响也很重要。这一点，吴晗的变化和闻一多有点类似，在当时的现实条件下，如果我们先不说他们两人的个性，闻一多和吴晗的直接生活处境，在同时代大学教授中，是相对艰难的，这也是他们对现实比其他人更不满的直接原因。具体到吴晗，他是工读出身，用今天的话说，不是按部就班考入清华的，而是靠自己的才华，因已有的学术成就才进入的，这种情况在心理上可能受到一些压抑。还有就是吴晗是没有留过洋的。当年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也是考虑到以吴晗这样的资历，在清华当教授不是太容易，才聘他到云大当教授的，吴晗也很痛快地答应了。吴晗在他同时代的朋友中后来是介入政治较深的，也是官做得比较大的，以学者和文人身份做到副市长的，这在吴晗的朋友中几乎没有，虽然这并非他的愿望，但一进入这样的环境，也就由不得自己了。他多次给周恩来、彭真写信，要求回清华执教，但终于未能如愿，只好下决心做行政工作。

苏双碧、王宏志在《吴晗传》中说过：“从40 年代开始，吴晗的许多著作是古为今用的。”这是吴晗悲剧的深层原因。作为历史学家，吴晗在40年代的古为今用尚有可取处，因为他的古为今用，是自己从直接的现实生活中感受到一些东西，是自己真实的生活体验，但到了50 年代末期，他的古为今用就把自己推向了绝境。吴晗和《海瑞罢官》的关系，就这样开始了。

1959 年4 月，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会议。会上毛泽东对干部中不敢讲真话的作风提出了批评。有一次毛泽东看湘剧《生死牌》，由此想到了海瑞。毛泽东要宣传海瑞刚正不阿的精神，要找几个历史学家写写海瑞的文章，胡乔木将毛泽东的这个意思给吴晗讲了，吴晗很快就写成了《海瑞骂皇帝》。毛泽东4 月有写写海瑞的意思，吴晗6 月16 日就在《人民日报》上发了这篇文章，紧接着又写了《海瑞》、《清官海瑞》、《海瑞的故事》、《论海瑞》直到《海瑞罢官》。《论海瑞》一文的开头就由“生死牌”说起。

吴晗是一介书生，但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他的独立性没有了。吴晗写海瑞，固然与他的专业有关，但似乎也犯不上为写而写，一个读书人，如果在这样的心理状态下做文章，早晚要出事。吴晗的失误，在于他太迷信了，太听话了，他要按别人的意图写，把自己的独立性丢了。庐山会议之后，吴晗把自己这篇《论海瑞》的文章送给一位参加会议的领导看，这位领导把毛泽东说的是提倡真海瑞，不是假海瑞；是提倡左派海瑞，不是提倡右派海瑞的意思给吴晗说了。吴晗在发表这篇文章前就加了一段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假冒海瑞的文字。但结果吴晗还是没能逃出那场悲剧。

作为正直的知识分子，吴晗有过失误，有过政治迷失，但良心还在。50年代批胡适的时候，多少胡适留在大陆的朋友都写了文章，而吴晗没有，这亦难得。吴晗是有才华的明史专家，但由于失去了独立性（且不论这独立性是怎样失去的），最终酿成了悲剧。

吴晗是令人尊敬的学者，但我们越是尊敬他，越觉得应从他的悲剧中吸取点什么。

过去的教授

1995 年3 月间，邵燕祥先生来太原参加一个会议，我前去拜访。记得邵先生曾和我说过，他们年轻的时候，极少谈起十年以前的事情，邵先生说不知这是什么缘故。回到家后，我一直没忘邵先生的话，想来想去是过去比现在有值得回忆的东西吧。今天的年轻人，的确容易怀旧，这可能是对现实的另一种评价，也可能是一种对未来的无望，过去的事总能唤起他们的另一种情感。

我是本世纪60 年代以后出生的人，曾经对现实投注了极大的热情，但每每失望。我有一段时间将自己的学术兴趣倾注于当代报告文学的研究，但很快我就发现，我所了解的当代报告文学作家与我理想中的那些知识分子是很不同的。在这样的判断下，我终于放弃了研究报告文学，甚至放弃了对当代文学的研究，就我个人的学术能力和兴趣而言，我是想从事一切有关当代作家的研究，但那些研究对象所具有的品格和作品的内涵，总让我提不起精神来。无奈之下，我才选择了研究储安平和《观察》周刊。正是在回到过去的知识分子中，我才发现今日所谓的大学教授、作家、诗人，太不是那么一回事了，无论从哪一方面看，今日的不少教授、作家、诗人都远赶不上他们的前辈，就精神气质和学术水平而言，他们的前辈总有值得学习的地方。我最初留意《观察》周刊时，就是因为印在《观察》封面下方的“撰稿人”中几乎都是教授，再看他们的言论，无论左右还是中间，都极有个性，都有一股“士”气。当时我就想，在那个时代生活的知识分子，就其精神状态而言，可能是一个高峰，从此以后，极少有知识分子再能像他们那样生活，那样敢说话，敢主持公道。当《观察》研究做完以后，我选择了西南联大，我想进一步了解那一批大学教授的精神状态，我想从故纸堆中重温他们州日梦。

对于大学教授，我一直认为他们是知识分子群体中的最主要力量。做为文化的承载者，他们不仅具有专业知识，同时在精神品格和文化传统方面，都是民族的楷模，很难想象，在一个大学教授普遍丧失了为社会正义鼓与呼的环境里，人们的精神状态会是怎样一回事。道理其实极简单，如果在一个社会里，大学教授不能主持公道，那么我们还有什么依靠呢！靠官员、商人、工人、农民来主持公道吗！显然不可能。

今日的大学教授和普通人一样，也被固定在单位里，一切都依赖单位，所以他们的精神状态不佳，也不能全怪他们，这是时代的普遍精神。我研究西南联大的教授时，最留意大学教授的自由流动问题，我觉得这是使旧日大学教授的生存状况和精神状态始终保持最佳的一个基本前提。

所谓自由流动是一个较为宽泛的概念。我把它理解成大学教授的主动选择。它包括：一迁徒的自由（在国内外自由选择居住地的权利），二择业的自由（在国内外自由选择职业的权利）；这两种选择完全以个人意志为转移，不受任何限制。从历史资料看，大学教授的这两种权利，在过去是得到实现的。我统计过北大、清华、南开、北师大1949 年前100 位教授的自由流动情况，他们当中自由流动三次为一般规律，多的有流动四五次的，而流动的时间一般在三四年之间。最终落脚在一个自已比较理想的大学内。

自由流动只是大学教授的一个普通权利，这种权利并非大学教授所独有。所以强调这种权利对大学教授的重要性，是因为他们在谋生之外，有天然的关怀社会的责任，要主持公道，要批评政府，要通过写文章办报纸来伸张正义，这些特征决定了教授是一个主体性极强的群体，也同时决定了他们的生存环境相对有多变性，他们比其他阶层要难于在一个固定的环境中长期呆下去，这时如果没有自由流动的权利，对教授来说，实在太痛苦了。你想，当一个教授本来不满足于自己的工作环境，又厌恶自己的顶头上司，可他又无法摆脱这样的环境，那么他们的才华只会日益枯萎。大学教授是个性极强的群体，他们不是为混一碗饭吃就可以任意在一个单位中呆下去的，这时候自由流动就成为他们最重要的生存方式。他们作为有教养的人，常常不会在矛盾激化的情况下才离开，而是稍感不适，即主动选择。1926 年，鲁迅辞去厦门大学的教职而改任中山大学文学系主任兼教务长，可第二年3 月，中大文学院院长傅斯年聘请顾颉刚来中大，而顾与鲁有积怨，所以鲁迅很快就离开了，以鲁迅的性格，如果没有自由流动的权利，既应了中大的教职，又不能随意离开，那他非气死不可。但因为有这个权利，各人都可做主动选择，鲁迅不走，顾颉刚要么不来，要么来了也会走的，合则聚，不合则散，自由流动最符合人性的活动规律。当年的大学教授终身只服务于一所大学时情况很少。

自由流动是大学教授的命根子。它的实现依赖于整个社会的运行机制。还有一个教授的经济地位，就经济地位而言，今日的教授绝不可和旧日的教授同日而语。我说一个梅贻琦执掌清华后的例子。梅贻琦掌管清华后规定：教授的收入为300 至400 元，最高可达500 元，同时每位教授还可以有一幢新住宅；讲师的工资为120 至200 元；助教为80 至140 元；一般职员30 至100 元；工人9 至25 元。我们可以发现各个级别之间的差距，教授的收入是一般工人的20 倍。从管理学的角度看，这种差距是有道理的，就如一个家庭，主妇的收入不超过保姆的10 倍以上，她很难管理好这个保姆。想到今日的教授，想到他们的经济地位，再想他们的精神状态，也自有他们的苦楚。

有钱，有自由流动的便利，也就有了一个良好的精神状态。张东荪当年在上海光华大学做教授的时候，当时有一个惯例，每次校务会议开会时，主席都要恭读总理遗嘱，张东荪听了就说：“下次再读遗嘱，我就不来了。”遂夺门而去，这在当时是何等犯忌的事。西南联大时，国民党为了拉拢教授，要求负有一定行政职务的教授都入党，当时任法商学院院长的陈序经听了就说：“扯淡，我就不入。”也没人敢把他怎样。

抗战期间，张奚若曾做过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他在参政会上多次对国民党的腐败和独裁提出尖锐的批评，有一次担任会议主席的蒋介石听得不高兴，打断了张先生的话。

张盛怒之下拂袖离开会场，返回昆明。下次参政会开会时，张先生收到邀请信和路费后立即给参政会秘书处回电：“无政可参，路费退回。”1946年初，在旧政协开会前夕，张奚若应联大学生会的邀请做过一次演讲，开讲之前，他就说：“假如我有机会看到蒋先生，我一定对他说，请他下野。这是客气话。说得不客气点，便是请他滚蛋。”旧日的大学教授就是这样说话，说有性格的话，可以想见他们的社会地位，也可以想见他们的精神状态。后来这些旧社会过来的大学教授都不太爱说话了，新一代的教授也再难有显示个性的时候。过去的大学教授凡遇不合理的规定，都要说话，都要在报纸上写文章或者连署宣言，批评不合理的规定。1942 年5 月17 日《大公报》“星期论文”联名发表了西南联大伍启元、李树青、沈来秋、林良桐、张德昌、费孝通、杨西孟、鲍觉民、戴世光的文章《我们对当前物价问题的意见》。他们作为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所以联名对物价问题发表意见，是因为当时“由于物价的剧烈变动，整个后方的社会经济都作畸形发展，其影响所及，甚至道德人心也有败坏的趋势”。他们认为：“此项关系重大的问题，若不及时彻底解决，待其影响已成，恶象环生，将来纵有更大的决心与加倍的努力，亦将失之过晚，追悔无及。”还是这批教授，在40 年代中期以后，经常联名发表这类文章，畅谈自己对各种社会经济问题的看法。

说到过去的教授，我们年轻的一辈真有说不出的感慨，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都是教授，前后却大不相同。我曾和作家钟道新说，过去的教授是手工生产的，少，也就值钱，今日的教授是机器生产的，多，也就贬值了。你想，一个社会无论什么人都敢以教授自居，那自然什么人也就敢随意嘲弄教授了。这当然还是就教授的数量而言，就学术水平而言，今日的教授更应当感到面红耳赤心有愧才对。今日的教授已不再是学衔、学问的标志，而是工资的一个级别，一个分配住房的资格，再加上一个享受公费医疗的待遇而已。

过去的教授也不光是敢说话，还有对自己的严格要求，其道德水准也让人肃然起敬。

1941 年，国难当头，国家经济异常困难，当时教育部规定凡担任行政工作的教授每人发给一笔“特别办公费”，但西南联大的各院负责人不愿因此而引起广大教授的不满，联名上书校方指出：“抗战以来，从事教育者无不艰苦备尝..十儒九丐，薪水尤低于舆台，..故虽啼饥呼寒，而不致因不均而滋怨。”表示拒绝领受这项特别“补助”。想到今日的有些教授为了一百块政府津贴，撕破面皮，打得不可开交，真让人感慨不已啊..

空方代表

遥想教授当年

1994 年春天，我往上海徐家汇藏书楼，看三四十年代的旧期刊。一日与时在《文汇读书周报》做编辑的陆灏兄闲聊，我说做完《观察》研究这个题目后，想搞西南联大研究。陆灏兄说，前几年他就有一个想法，想找几个朋友就无锡国专、清华国学研究院、林家（徽因）客厅和西南联大，各写一本，从中大致可以见出中国知识分子的风貌。陆灏兄的话给我印象极深。《观察》研究脱手后，我即开始收集有关西南联大的资料，也访问了一些当年的学生。当我试图进入这个研究领域时，我先想弄清楚是什么东西使西南联大至今充满魅力。关于联大的风格，联大的学风，我们已有许多抽象的概括，但那些概括好像总欠点什么。我读的资料越多，访问的人越多，越感觉联大精神是难以概述的。有时觉得还是当年在联大读过书的那些人的描述更让人神往。无锡国专、清华国学研究院、林家客厅和西南联大，虽然各自独立，但相互之间又有联系，在这四个场所活动的人彼此有联系，而这四个地方在精神上是相同的。我说不清是一种什么情绪使今日年轻一辈的读书人，一提到这些地方无不肃然起敬。余英时先生曾说过，中国的学术规范在抗战前已经形成，后来中断了，再也没有恢复起来，年轻学人的向后看，恐怕与眼下的现实是相关的。旧日的风采只能从老一代学人的回忆中体味，那是一种早已逝去的时光，经历过的人尚能回忆，而我们只能在老人的怀旧中叹息了。

《学术集林》卷一中有姜亮夫先生回忆清华国学研究院的长文。他是这样说的：“在清华这个环境当中，你要讲不正当的话，找一个人讲肮脏话是不可能的。先生同先生、学生同先生、学生同学牛，碰见了都是讲，某个杂志上有某篇文章，看过了没有？如都看过两人就讨论起来，如一方没有看过，看过的就说这篇文章有什么好处，建议对方去看。”我不知今日我们见面常说的是什么，但谈学问总让人感到有点那个，是什么东西使我们变成这样呢？

我还读到过郑敏先生的一篇文章《忆冯友兰先生》，她是1939 年入西南联大哲学系读书的，半个多世纪后，郑敏先生这样回忆：“一位留有长髯的长者，穿着灰蓝色的长袍，走在昆明西南联大校舍的土径上，两侧都是一排排铁皮顶，有窗无玻璃的平房，时间约在1942 年。..正在这时，从垂直的另一条小径走来一位身材高高的，戴着一副墨镜，将风衣搭在肩上，穿着西裤衬衫的学者。只听那位学者问道：‘芝生到什么境界了？’于是两位教授大笑，擦身而过，各自去上课了。”这是郑敏先生笔下的冯友兰和金岳霖。

郑敏先生说，当时“每位教授走在那狭小的昆明石板小径上，都像是沉浸在自己的学术思考中”。这就是西南联大，这就是当时教授的精神状态。从这里走出了杨振宁、李政道两个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走出了一批大师，还有思想家。殷海光，这位1938 年入西南联大，后又进入清华研究院的学者，当年曾受到过金岳霖先生的常识。去台以后，成为自由主义的一代学人。他回顾自己的一生，除了受“五四”的影响外，就是西南联大的薰育。他在给林毓生的信中说：“在这样的氛围里，我忽然碰见业师金岳霖先生。

真像浓雾里看见太阳！这对我一辈子在思想上的影响太具决定作用了。他不仅是一位教逻辑和英国经验论的教授而已，并且是一位道德感极强烈的知识分子。昆明七年的教诲，严峻的论断，以及道德意识的呼吸，现在回想起来实在铸造了我的性格和思想生命。..论他本人，他是那么质实、谨严、和易，幽默、格调高，从来不拿恭维话送人情，在是非真妄之际一点也不含糊。”殷海光是金岳霖的弟子，余英时是钱穆的弟子，而钱穆当年也曾在西南联大呆过一段。殷海光、余英时后来都成为港台乃至国际有影响的知名学者，从他们身上不难看出西南联大风格的影响。可惜我们内地的学人没多少得真传的，想来真是痛心。

常风先生

十多年前，山西人民出版社曾出过一套两卷本的《英美散文六十家》，封面绿白相间，简洁淡雅，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此书署名为“高健编译，常风审校”。从译者的序中，不难看出他对常风的一种特别的尊重。这引起了很多人的好奇：常风是谁？

常风先生1995 年是整整85 岁高龄了，但精神一直很好。去年重病一场，他已不能下床，但思维和记忆都好。

常风先生总是平静如水，他的修养极好，每次访他归来，我都在想，年轻的一辈，怎么才能像他们那些老人一样，一切都那么天然挚朴，没有一点火气呢？

常风先生是1933 年清华西洋文学系毕业的，在30 年代是很有名的书评家，香港司马长风的文学史、刘心皇的《沦陷区文学史》中都记载了常风先生当年作为评论家的工作。

但这一切常风先生都是在他晚年才知道的，记得当我把这些有关资料拿给常先生看时，他总是平静地对我说：“没做什么，没做什么。”常风先生在30 年代初期帮助朱光潜先生办《文学杂志》，负责具体的编务工作，是《文学杂志》从始到终的参与者。在《新月》将关门的前几期，他又是一位主要作者，写了书评和一篇很长的散文。抗战军兴。

常风先生留在北平，这一段时期他和周作人有过一些接触。40 年代常风先生出版了《弃余集》、《窥天集》，还有一本编好的《茅茨集》，由于时局的变化没能出版。常风先生50 年代初由北京回到故乡，在山西大学教书，1957 年被划为右派。常风先生一回到山西即离开了文学界，没有参加过一次山西文学界的活动，山西文学界也从来没有想起过他这位30 年代介入过中国文坛中心的评论家。常风先生对这一切都有很清醒的认识，以他当年给《新月》、《大公报》写作的资历重新回到山西文学界，怎么可能呢？他的甘于寂寞，期待平安，一切以平常心待之的人生态度，换得了晚年的安康。

常风先生对关心他当年文字生涯的年轻一辈十分感激，每次见他他总要问起邵燕祥、姜德明、陈子善、韩石山..感激之情总在心中。

常风先生真正的文字生涯并不长，最能写的时候赶上抗战，留在了沦陷区，接着又不能写了。1957 年以后，还说什么写作呢？晚年能写了，但精力已不支，写字手也抖，但在这样的情况下，常风先生还坚持写了近十万字的回忆文章，其中《回忆朱光潜先生》、《回忆周作人先生》、《回忆叶公超先生》都是超过万字的长文，经历的丰富、文字的老到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可惜他写得太少了。他多次对我说，关于凌叔华、张申府都可以写，只是写不动了。

今年陆灏、赵丽雅二位要重印他的《弃余集》，常风先生还写了前言，对年轻一辈，常风先生总是在默默中表示自己的感激。

毛泽东为什么不喜欢冯雪峰

在中国现当代文化史上，有几个人的经历和命运特别耐人寻味，他们是周扬、冯雪峰、胡风、丁玲。他们四人有过合作，但更多的是分歧，最终还是带着恩怨离开了世界。

他们的命运又和两个伟人有关，一是政治领袖毛泽东，一是文化旗手鲁迅。

四个人中，除了丁玲以小说知名外，其余二位都是有影响的文艺理论家。在关于冯雪峰的研究中，有一个问题在困惑着人们，因为以冯的资历和与毛的关系，他不应该有那样的结局，但他一生的坎坷给人们留下的却是另外一种感觉，研究冯的思想历程，我首先想到的一个问题就是毛泽东为什么不喜欢冯雪峰？

冯比毛小10 岁。早年曾是著名的“湖畔诗人”。1927 年加入中共，1933年到中央苏区瑞金，结识毛泽东。从许多资料看，毛与冯的关系一直很好。冯雪峰之子冯夏熊在《冯雪峰传略》中曾说：“两人一起交谈散步不下数十次。”可见关系非同一般。冯后来成为中共与鲁迅之间联系的主要人物，与他和毛个人的关系有关。

1949 年后，对冯的安排是中国作协副主席，《文艺报》主编，中国作协党组书记，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以冯的资历，这种安排似乎不能说是很高。1954 年，冯就开始受到批判，显然，毛对冯是有看法的。对冯的不满，最初是由李希凡、蓝翎评《红楼梦》的文章引起的，理由是“两个小人物”给《文艺报》投稿受到冷遇。李、蓝的文章后在《文史哲》刊出，毛看见后先让《人民日报》转载，后觉不妥，改由文艺报转载。《文艺报》转载时，冯写了编者按，使毛大为不悦。后来袁水拍写了《质问〈文艺报〉编者》一文予以批判，冯迫于压力写了《检讨我在〈文艺报〉所犯的错误》。此文被当时在南方的毛泽东看到了，作了极为严厉的批示。他在“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错误”这一句旁批道：“应以此句为主题去批判冯雪峰。”没过多久，毛泽东读了冯的诗歌《火》、《三月五日晨》和寓言《火狱》、《曾为反对派而后为宣传家的鸭》、《猴子医生和重病的驴子》，并批给当时中央的主要领导人刘少奇、周恩来等阅，同时又嘱陈伯达、胡乔木、胡绳、田家英这些中共党内的秀才看。毛的批件中有一句话：“如无时间，看《火狱》一篇即可。”此后，冯即受到批判，1957 年与丁玲、艾青等同成为右派。那么“看《火狱》一篇即可”是什么意思呢？

《火狱》是冯的一篇杂感，写的是苏军攻人柏林后的大火，作于1945年的重庆。这则杂感，被毛视为寓言，不知出于什么心理。而杂感一旦被作为寓言对待，那读出什么内容的可能也有。冯在《火狱》的开始即说：“苏联红军攻入柏林，柏林立即全城大火，成为人类的‘恐怖之城’。”杂感用的是诗一样的语言，有些意思和比喻需要前后照应着读，如果粗看，会有另外的感觉。如第一句中的“恐怖之城”，忽略了那个引号，意思就不一样了。还有：“为了我们现在也拿出了真的恐怖，而历史的胜利就从恐怖的火光里照明了出来。”“全世界的人民围绕在优秀的民族及其伟大的领袖周围，却只为了反抗流氓恶棍率领着被恶化了的民族，所首先肆行的横暴。”（《雪峰文集》第3 卷348 页）我理解，冯的本意是欢呼胜利，但杂感用语晦涩，容易产生歧义。毛的批件在对冯产生不满之后，读这样的杂感，容易产生另外的联想。黎之发表在《新文学史料》上的一篇回忆文章中说：“只记得胡乔木说过：有一次毛主席拿着雪峰的一篇文章说，冯雪峰的湖畔诗写得很好，怎么文章写得这么坏。不知是否指的就是《火狱》。不过胡乔木又补充说：有时主席一会这么讲，一会儿又那么讲。”

冯雪峰与周扬关系不睦，这常常使人觉得毛对冯的不满与周扬有关，这种猜测有一定道理，但在没有可靠史料披露前，不能妄下结论。我理解毛对冯的不满主要还是理论上的分歧。

然而，毛泽东怎么会看到冯雪峰的诗《火》、杂感《火狱》和那些寓言的？它们分别编在诗集《灵山歌》、《论文集》（第一卷）、《雪峰寓言》中，是江青还是周扬或别的什么人提供给毛泽东的？提供时附带说了些什么？这些都还是个谜。

1946 年2 月，冯雪峰由重庆到上海。9 月间，上海国际文化服务社出版了他的杂文集《跨的日子》。他给当时已到了张家口的丁玲写信，并寄去了书，并请她转给毛泽东。

此事丁玲在《四十年前的生活片断》中有记载。她在1948 年6 月19日的日记中写道：“毛主席告诉我雪峰那本书有些教条，我答不上来，因为我没有看。雪峰那本书是寄给我的，同时有一本寄给毛的。”（《新文学史料》1993 年2 期第8 页）这个记载很重要，它至少说明从1948 年起，毛就认为冯有教条主义的毛病。毛看的那本书，就是雪峰的《跨的日子》。这本杂感集，具体内容不说了，单看他谈的问题和文章的题目，就容易引起毛的不满。雪峰杂感集的最后三篇文章是《新的骄傲》、《帝王思想》、《封建的意识与封建的装潢》。丁玲日记说毛认为冯有教条主义，这是很要命的批评。熟悉毛泽东思想的人都知道，毛一生对“本本主义”、“教条主义”等极为反感，而且常以这种词汇否定一个人的一生。研究冯雪峰，这是一个重要的思路。

空方代表

金岳霖的理想和无奈

西南联大的教授中，冯友兰和金岳霖的人生道路都很漫长，经历了许多历史变幻。

冯友兰的命运，给中国知识分子留下许多启示，这人们已经说得很多了。我曾写过一篇《晚年冯友兰》，说了我对他的理解。我对冯先生的学问是门外汉，我感兴趣的是他的经历。我想从他的经历中看一代知识分子的坎坷人生。我常常想这样一个问题：在同样的历史条件下，同样面临不适应，这时决定一个知识分子选择的动力是什么？过去的理想、文化的传统能起多大作用？也许这是难以说清楚的。但有一点，我觉得可以说，也容易找到相应的历史事实，那就是一个人的个性。个性这东西，有时候和信仰和传统是分裂的。在环境压力下的知识分子，信仰和传统的力量有时会很快消失，生存的力量是决定性的。像冯友兰在“文革”中的转变，从他早年的行为中也能找到相应的依据。台湾马逢华曾说过当年他和萧公权闲聊，说起清华旧事，萧公权说，战前清华园教授同仁之间就流行这样的说法：

Whatever Daisen Says，it goes；

Whatever it goes，Chisen Says。

这话的意思是岱孙怎么说，事情就怎么做；事情怎么做，芝生就怎么说（马逢华《记西南联大的几位教授》，《传记文学》52 卷6 期）。虽是学林掌故，但我们却能从细微处见到一个知识分子的个性。面临同样的历史巨变，冯友兰和金岳霖的转变有点类似。

1974 年冯友兰在《光明日报》发表《咏史二十五首（并序）》，这些诗明显留有当时的历史痕迹。《冯友兰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中有“金岳霖来信称赞《咏史诗》”的记载（蔡仲德编《冯友兰先生年谱长编初稿》524 页，河南人民出版社），可见金岳霖当时的思想状况。

金岳霖的道路，和他同时代的著名学者一样，都是早年清华，然后留美，回国做大学教授，虽然专业不同，但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的整体教育背景决定了他们对政治的态度，这个态度简单说就是“参政意识”。金岳霖的专业懂得的人不多，他当年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已是首屈一指的人物，1948年他曾和冯友兰一起当选为中央研究院人文组的院士，它是当时一个学者的最高荣誉。金岳霖曾说过他一生对政治不感兴趣，但对政治不感兴趣，不等于对政治没有见解。过去的知识分子，多数对政治是不感兴趣的，但同时他们又都对政治保持有热情，金岳霖曾在许多公开发表的宣言中签过名，对学生运动，他也和多数大学教授一样，有自己一贯的看法。金岳霖早年在西南联大的学生殷海光曾这样描述当年金岳霖对他的影响：“在这样的氛围里，我忽然碰见业师金岳霖先生。真像浓雾里看见太阳！这对我一辈子在思想上的影响太具决定作用了。他不仅是一位教逻辑和英国经验论的教授，并且是一位道德感极强烈的知识分子。昆明七年教诲，严峻的论断，以及道德意识的呼唤，现在回想起来实在铸造了我的性格和思想生命。..论他本人，他是那么质实、谨严、和易、幽默、格调高，从来不拿恭维话送人情，在是非真妄之际一点也不含糊。”（《殷海光林毓生书信录》第155 页，上海远东出版社）

一个教授当年的风范给学生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象，可以想见金岳霖的精神魅力。但同样一个金岳霖，在后来却突然发生了变化。他的学生王浩曾说，金先生的绝大部分文章和3 本专著都完成于1948 年底以前。“金先生于1949 年以前及以后追求了两个很不相同的理想。”对此王浩的评价是“所以一个人如果多年来专心追求一个理想而中途忽然转向另一个理想，恐怕不易得到像持续一个理想所能得到的成绩。”（《金岳霖学术思想研究》第48 页，四川人民出版社）他先后参预了对杜威、胡适和罗素的批判，参预了对梁漱溟、费孝通、章伯钧的批判。这个被他的学生认为“在是非真妄之际一点也不含糊”的人，突然转变了。他的转变是一个时代知识分子的普遍选择，人们对他的选择也许已不再苛求，但如何评价这种选择，从这种选择中能看出什么东西，却是不容含糊的。王中江在《理性与浪漫——金岳霖的生活及其哲学》中有一段话说得极好。他说：“对他50 年代以前的哲学的片面的批判和否定，使我感到愤怒和痛苦。对此，金到底是如何感受的，我们已不能详细得知了，但我忍受不了。从理智上，我同情他，一心想为他的所为作出辩护，把他个人的悲剧性失误，转换成同时代的悲剧性曲折；但是，从感情上，我不能原谅他，我甚至反感，我要求他对他自己的失误承担责任。”（见该书255 页，河南人民出版社）金岳霖这一代知识分子，本来言论应该是最具独立性的，但在历史巨变中，我们没有看见这种独立性。金岳霖晚年，对自己的选择有很沉痛的反思，但他的话说得很含蓄。他说：“在解放前，我没有搞过什么政治，那时我似乎有自知之明。我在解放后是不是失去了这个自知之明呢？解放后，绝大多数的人都心明眼亮起来了，难道我反而糊涂了？我也没有变成糊涂人。事实是既有政治，也是‘政治’。”（刘培育编《金岳霖的回忆与回忆金岳霖》60 页，四川教育出版社）金岳霖其实在这里想要说的是，多数人放弃了独立性，我也就不再坚持了。为什么要这样呢？金岳霖说：“解放后，我们花大功夫，长时问，学习政治，端正政治态度。我这样的人有条件争取入盟入党，难道我可以不争取吗？不错，我是一个搞抽象思维的人，但是，我终究是一个活的、具体的人。这一点如果我不承认，怎么说得上有自知之明呢？根据这一点我就争取入盟入党了。”（同上）

1957 年，金岳霖平安无事，不知这是否和他与毛主席吃过4 次饭有关，但与金岳霖主动放弃自己的学术观点而尽可能迎合时代有关。关于金岳霖早年的生活，我们现在知道的不多，知道的也多是关于他个人生活的一些趣闻，如他和林微因一家的关系之类。我读过一些国内出版的关于金岳霖的书，感到金岳霖这样的知识分子是读书人的楷模，身上有许多优秀的品质，学问好，人又高雅，有中国人的机智（如他有作联语的嗜好），又有西方人的幽默。从他晚年的谈话中，能感到他在做出违心之论时，是有过考虑的，不过他“终究是一个活的、具体的人”。就个性而言，金岳霖大概属于比较软弱的人。

1922 年，金岳霖28 岁的时候，在当时的《晨报·副镌》上写过一篇长文《优秀分子与今日的社会》（1922 年12 月4－5 日），这篇文章好几本关于金岳霖的书都没有注意到。

了解青年金岳霖，这篇文章是很重要的。写这篇文章的时候，金岳霖还在英国。文章是由蔡元培、胡适等知识分子在《努力周报》发表的《我们的政治主张》而发的感想，蔡元培、胡适在这个主张里提出了著名的“好人政府”的主张。从金岳霖的这篇文章看，他对中国的社会、政治、人情都有很好的分析。特别是他对知识分子的理想，仍能给我们启发。第一，他希望知识分子能成为“独立进款”的人，他说：“我开剃头店的进款比交通部秘书的进款独立多了，所以与其做官，不如开剃头店，与其在部里拍马，不如在水果摊子上唱歌。”第二，他希望知识分子不做官，也就是“不做政客，不把官当做职业的意思。若是议定宪法修改关税的事都是特别的事，都是短期的事，事件完了以后，依然可以独立过自己的生活。”第三，他希望知识分子“不发财。如果把发财当作目的，自己变作一个折扣的机器，同时对于没有意味的人，要极力敷衍。”第四，他希望知识分子能有一个“独立的环境”，要有一群志同道合的人在一起。

金岳霖年轻的时候，虽然对中国社会的利弊有清醒的认识，但并没有失去信心。他说：“有这种人去监督政治，才有大力量，才有大进步，他们自身本来不是政客，所以不致于被政府利用，他们本来是独立的，所以能使社会慢慢的就他们的范围。有这样一种优秀分子，或一个团体，费几十年的功夫，监督政府，改造社会，中国的事，或者不致于无望。”一个人如果不特别健忘的话，他在年老的时候，应该回忆起自己年轻时的理想。金岳霖的这篇文章是他专业之外的感想，也许他早已忘记了，但文章可以忘记，理想却不会丢失，只是尘封在记忆中不愿再去提起，时代留给金岳霖他们这一代知识分子的难题，是他们始料未及的。

杨树达的屈辱

杨树达是中国著名的语言文字学家。他在专业上的成就在同时代的学者中被公认是最好的，陈寅恪、钱玄同、黄侃等均对他的成就表示过赞誉。新中国成立，65 岁的杨树达走进了新的时代。此前，他是1948 年中央研究院人文和社会科学组的院士，在新的环境里，他的学术地位同样得到尊重，他是第一届中国科学院的学部委员。

杨树达是怀着十分喜悦的心情走进新时代的。1949 年9 月，听到政协开会的消息，他曾写下这样的话：“辛亥以后，国事扰攘，将四十年，国民望治甚殷，终归失望。人民军纪律严明，行动稳健切实。衰暮之年，或可及见升平，是余之幸也。”（《积微翁回忆录·积微翁诗文钞》第293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年11 月版，下引该书只注页码）

作为学者的杨树达，在满怀信心迎接太平盛世。以他在当时中国学术界的地位，他在生活上受到了很好的待遇，而且他和毛泽东有特殊的关系。当年毛泽东在长沙时曾听过杨树达的课。“1920 年驱张一役，余与毛公同事，故有违教一语也。”（345 页）50 年代初期，毛泽东每次回湖南，都要见杨树达，后来杨树达每有不顺心之事，也常给毛泽东写信。以杨树达这样的背景，他在学术上本来应该是心情舒畅，自由自在的，然而事实上，50 年代初期，杨树达在学术上却极不顺心，他的遭遇是同时代著名学者不适应的另一种典型。杨树达的专业与政治毫无关系，他又和毛有交情。50 年代的任何政治运动对像他这样年老的著名学者，已不会有很大的影响。但他同样陷于一种困境中，他的不适应和他同两个人的关系有关，而这两个人大体是新时代学术的典型代表，在新的学术环境中，杨树达已感觉不到他在过去的自由平静，而是处处要受人制约，这两个人，一个是郭沫若，一个是杨荣国。

先说郭沫若。

郭沫若在专业上和杨树达有相同之处，但在过去公认杨的学术地位要高于郭。40 年代初，杨树达对郭沫若的《两周金文辞大系》就说过：“觉可商榷处颇多。”（167 页）而郭对杨却是极尊敬的。1940 年12 月25 日，郭沫若致杨树达的信中说：，“就整个言之，我兄于文字方法体会既深，涉历复博，故所论列均证据确凿，左右逢源，不蔓不枝，恰如其分，至佩至佩。”（黄淳浩编《郭沫若书信集》上486 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此后郭杨之间时有信函往返、从论学的内容和行文的谦恭，能看出郭沫若对杨树达的学问是很钦佩的。但令人沉思的是随着两个学者地位的转移，郭沫若对杨树达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以杨树达在中国学术界的地位，他的学术成果的问世，已经很少有什么阻碍。

但不知什么原因，后来杨树达的学术成果问世，却需要由科学院来审查。先是李亚农审查他的《金文说》，评价不高，还有唐兰，颇有微词。不管怎么说，李亚农、唐兰总还是学者。使杨树达不能容忍的是当时的科学院竟让根本不懂学术的人来审查他的著作。

对此，杨树达在回忆录中说：“科学院对于审查稿件轻视之，信任诸少年不学者妄为评涉，余吁请再审《小学述林》时，曾予以讽戒。院中不省，前感于《金文炼说》妄评事，愤不能忍，故上书主席言之。今日得毛公复云，已将余缄交院，请其注意。明知此事将开罪于人，然若院人稍有天良，必当力图改进，公审查之责于天下人，则余虽为人疾视，为学术计，仍所甚愿也。”（400 页）杨树达当时还只是就事论事，没往别处想，没有想到是什么原因使学术环境很快成为这样的。

杨树达的学术地位，公平地说，在新环境里并未被漠视，当时有关的专业学术权威机构，均给杨树达留有位置，郭沫若也曾请杨树达回北京做研究工作，杨树达以年龄为由婉辞了。但读郭沫若1950 年以后给杨树达的信，明显不同于以前。1953 年8 月郭沫若在一封信中说：“今世著书立说，当对读者负责。出版发行尤当对读者负责。此乃国家事业，故不能轻率从事。往复磋商，应是好事，望勿为此怅惘。”（《书信集》上501 页）当时杨树达每有论著寄郭，几乎都不顺利，总要被删去许多。对此，杨树达曾说：“得郭沫若复书，告已读余《甲文说》，嘱余汰去若干首再寄去，当嘱编译局出版云。”（366 页）虽然这样，杨树达对郭沫若的文字学水平仍有极高评价，认为“非一般浅学后生所能及也”（367 页）。而且杨树达曾将郭沫若和王国维相提并论，可见其学者的风度。

但他对郭沫若的学术品质也有批评。他在回忆录中说：“此又可证郭沫若之粗心轻信也，盖心有成见，必欲推翻余说，遇有可为之助者，乃急不暇择也。余往言：做学问必须诚意正心，信也。”（387 页）。可以说，从50 年代以来，杨树达即对郭沫若有看法，先是感觉他太热心政治，“郭鼎堂忙于政务，匆匆不能审思耳”（319 页）。在回忆录中，还有对郭沫若更严厉的批评：“前以《金文馀说》寄请郭沫若审定，渠只读书序退还，云事忙未能全读，乞谅云云。既不延请学较裕之人置院中审查稿件，己又藉口事忙不审，虚负院长之名矣。”（396 页）另外，杨树达对郭沫若的学术品质也很不以为然。因为郭沫若曾就一学术问题在给杨树达的信中说过：“董某妄人耳，其说未可尽信也。”（《书信集》上503 页）这是郭沫若批评董作宾的。而杨树达却说：“记《卜辞通纂》曾言读董断代研究例，拍案叫绝，今乃斥为妄人，鼎堂真妙人哉。”（373 页）从杨树达的回忆录中，大体可以看出一代学者的无所适从，而当时，杨树达还未能采取像他的好友陈寅恪那样的处世态度。他在回忆录中说：“且谓寅老不满意于科院，谓解放数年，绝不重视史学，至此老成凋谢之际，乃临时抱佛脚，已有接气不上之象云云。”（382 页）

再说杨荣国。

杨荣国这样的学者，今日已成为学者的一个教训。因为他以学术为政治服务来治学术，已完全背离了学术精神。但像他这样的学者在新环境里，却处处如鱼得水，在杨树达、陈寅恪、顾颉刚这些学者不适应的时候，杨荣国这样的学者正是喜气洋洋的时候。

他当时是湖南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历史系主任。

1951 年，杨树达在回忆录中有一段记载：“本校文学院长杨荣国发布文字于《新建设》杂志，引金文、甲文错误百出。”然后一一指出其错来。为此，杨树达不仅写文质疑，而且给毛泽东写了信。毛泽东曾将杨树达的信给李达看过。但令人感慨的是，后来有人转告杨树达：“今日教授当以思想为主。自悔孟浪。”（345 页）但杨树达并未甘休，又给当时的教育部长马叙伦写信：“言湖大文学院院长杨荣国学识低劣，万不可任之为师范学院院长。”（359 页）其实像杨树达这样的学者，在50 年代初，他们的学术地位并不是消失了，而是其他学术欠佳的人很快和他们等量齐观。当时湖南大学评了10 名教授，最高为6 级，对于杨树达，大家公认为第一，而且认为应再加一级。但对杨树达来说，他当时的感觉是：“谭丕谟并《中苏条约》极浅之文字看不通，亦评六级。余提议应减，无人见信也。平心论之，余评最高级，决不为少；而与杨荣国、谭丕谟同级，则认为一种侮辱也。”（352 页）然而尽管杨树达有此责言，事情并没有什么改变，越到后来，他认为不可能的事早已习以为常了。

空方代表

叶企孙饶毓泰的死

在自然科学中，我对物理学有一点兴趣，我对物理学本身是一窍不通，但我喜欢看有关物理学家的传记，喜欢读一点物理学发展史之类的书；在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的专家中，我总觉得物理学家的内心更丰富，他们对世界、对人类、对现存社会秩序总保持着关心和具备着责任，他们对人类文明的结晶永远有热情，对人的尊严、人的价值，对社会公正、言论自由等都很敏感，对战争对和平，对人道主义这些问题上形成的人类公认的价值标准，都有着令人敬佩的见识。从事纯粹技术工作的人，很容易除了专业之外不再对其他事物保持热情，但物理学家似乎是个例外，物理学家和现代知识分子似乎是天然一致的，像爱因斯坦、普朗克、奥本海默，还有中国的王淦昌、许良英等人，人们可以不懂他们的专业，但却不能不懂他们这些人所努力追求的东西。

我在做西南联大研究时，除了对当时人文学者的精神气质很敬佩之外，对从事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的教授也有兴趣，我一直想从他们当中找一两个人来做个案分析，从中看看40 年代那些专业与政治无关的教授对政治是什么态度。我首先想到了叶企孙和饶毓泰，想到了他们的死。

叶企孙和饶毓泰是中国早期物理学发展中的两个奠基人。他们同是留美的博士，后来主要从事物理学的教学工作，中国多数物理学家均出自他们门下。当年，他们两人都有极高的社会地位，叶企孙在40 年代还曾做过一段中央研究院的总干事。国民党离开大陆时，派飞机到北大、清华抢运教授，他们都在其中，但他们都没有走。1948 年他们俩都是中央研究院物理组的院士，这是当时科学家的最高荣誉。后来的经历，我们就不多说了，到了“文革”，饶毓泰自杀，叶企孙重病缠身，凄然离世。叶企孙由于卷入一桩重大冤案中，很长时间受到迫害，曾被投入监狱。叶企孙晚年十分凄惨。“当时不少人在海淀中关村一带见到了这种情景：叶企孙弓着背，穿着破棉鞋，踯躅街头，有时在一家店铺买两个小苹果，过走边啃，碰到熟知的学生便说：‘你有钱给我几个。’所求不过三五元而已！”（刘克选、胡升华《叶企孙的贡献与悲剧》，《自然辩证法通讯》1989 年3 期）而关于饶毓泰的死，一直讳莫如深，许多资料都不言他自杀身亡，而是含糊其辞，其实这有什么可忌讳的，在那样的年代，老舍、傅雷、范长江、翦伯赞、储安平等等，自杀的人已经不可胜数了，多一个物理学家也不奇怪。吴大猷曾给饶毓泰写过小传，他说：“一生严正从无政治活动如饶氏者，亦横遭侮辱，于10 月16 日（1968年）自缢于北大教授住宅。”（台湾《传记文学》51 卷3 期）

叶企孙、饶毓泰后来都获平反，但他们的死留给人们的印象是强烈的，一个连物理学家都容不下的环境，到底在哪里发生了问题？

物理学家钱临照曾把叶企孙和饶输泰作过比较，他说：“他们两人都很刚强，但饶先生像玻璃，虽然硬，却容易碎，而叶先生像一块钢，不仅硬，还有Plasticity（塑性）。”（见刘克选、胡升华文章）。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过一本《一代师表叶企孙》的纪念文集，让人们更多地了解了这位物理学家的一生，至于饶毓泰，至今还很少有人提起，饶先生有许多学生，他们该为自己的老师说几句话。

汤用彤的顾虑

我从旧书摊上拣得一册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下），上册已不知散落何处。此书是1944 年在重庆翻印的，所据初版本为1938 年6 月商务版。这本书是汤先生的传世名著。1955 年中华书局重印过，1962 年再印。1983 年作为“汤用彤论著集之一”又印过一次。前两次重印，汤先生都写了“重印后记”，特别是1955 年版的后记，能见出当时汤先生的心态。

从旧时代过来的知识分子，有三种情况，一种是专业本身与政治分不开的，如搞社会学、新闻学、政治学的那些学者，像钱端升、费孝通、吴景超、储安平等，这些人最容易出事。二是专业本身与政治无关，但学者本人却对政治有热情，像冯友兰、潘光旦、雷海宗和一些自然科学家，这些人遇事多数也难幸免。还有一种人是专业与政治无关，本人对政治也不热情，像陈寅恪、陈垣、汤用彤。按说这种纯粹的学人，又都是公认的大师（二陈和汤均是1948 年中央研究院第一届人文和社会科学组的院士），由于远离政治，他们本应无不适感，因为他们从事的学问，与政治的变易并无多少关涉。但现在的情况却不是这样。陈寅恪人们说得很多了。陈垣后来也说了许多合时宜的话。汤用彤的经历还算平静，但他的心境已不从容，不清静。汤先生的名著是1938 年在长沙发行的，当时抗战已开始；北大、清华、南开迁至长沙组成临时大学。汤著初版时有一“跋”，汤先在“跋”中只述与学术有关之事，并述及自己的治学经历，虽然用语谦虚，但也能见出学者的自信：“然敝帚自珍，愿与多年研究所得作一结束。惟冀他日国势昌隆，海内又安，学者由读此编，而于中国佛教史继续述作。俾古圣先贤传大之人格思想，终得光辉与世，则拙作不为无小补矣。”（《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汤先生生性忠厚，钱穆在《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中说“锡予寡交游，闭门独处”（见该书155 页，台湾东大图书公司）。还说汤先生在朋友为学互相驳难时，“论佛学，锡予正在哲学系教中国佛教史，应最为专家，顾独默不语。”（同上）可见汤先生性情之忠厚。梅贻琦掌西南联大时，在人事安排上较偏重清华，如当时文学院院长一直由冯友兰担任，而没有轮及北大。钱穆就说：“如汤锡予，岂不堪当一上选”（同上，190 页）。钱穆对汤用彤的评价是“独立不倚，极高明而道中庸”（麻天祥《汤用彤评传》323 页，百花洲文艺版）。

40 年代末周炳琳致函胡适述及北大情况，说：“锡予兄处事稳重持平。深知各方面情形，数月来局面之维系，孟真实深得其助。”（《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第113 页，中华书局版）对那些好说话易冲动的人来说，经历新时代，看不惯就要说，这一说就麻烦了。但像汤先生这样性格、这样学问的人也变得不由自主起来，是很令人深思的，甚至他还说出这样的话：“回头来看这一部旧作，感到非常惶悚。”（《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重印后记，中华书局1983 年版）1955 年，对知识分子来说，已经经过了思想改造运动，有过了批胡适、批胡风，像汤先生这样谨小慎微的人，没有触动不可能，所以才有这样主动的检讨：“在这一部书中，我没有能够认识作为宗教的佛教唯心主义的本质，没有能够认识它是麻醉人民的鸦片。我只是孤立地就思想论思想、就信仰论信仰，这显然不能正确地认识佛教在中国文化思想领域中所起的反动作用。因此，对于佛教的估价也不可能是正确的。”（同上）读这篇“重印后记”，从言语行文中，能感到汤先生的心情，处在一种悄悄不安之中，学者都希望自己的著作能有更多的读者，但重印旧著，又生怕惹事生非，生怕承认自己的过去，总是在一种否定旧我的心情中，试图找到与新时代的契合点，但这哪里可能呢？汤先生的研究方法本来是很先进的。但他也只能说：“应当肯定，在旧的观点、方法支配之下所进行的考订研究工作，它可能取得的成绩终归是有限的。”（同上）《汤用彤评传》的作者麻天祥说：“这如不是过分谦虚之辞，则必定是违心之说。”（见该书119 页）一个时代的学术水平与时代的学术环境和学术精神是一致的。如果说汤先生的违心之论是有道理的，那按新的方法、新的时代精神来研究学问，应该达到比过去更高的水平，但事实是无情的，今天研究佛教的人，还得看汤先生的旧著。

汤用彤写序

我写过一则短文《汤用彤的顾虑》，是说汤先生的心情的，这篇短文是因我在书摊上购得一册汤先生的旧著而引出的感慨，因为我把那本旧著《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和后来重印的稍微比较了一下，看到场先生的重印后记，想到了知识分子困境。中国知识分子，要说硬也硬，要说软也软，这都不难找出许多例证。但对知识分子性格的认识，我大体倾向于认为读书人嘛，还是柔弱的多，刚直的少。就性格而论，文人一般总比武人懦弱些。了解读书人的这一面，才好再去了解他们变化的历史。汤先生步入新时代后处境算是好的，旧著大多重印了。汤先生那时一是年事高，二是身体不大好，这样的处境，使他谨小慎微起来，也在常理中。我写完那则短文后，又在书摊上以极廉的价格买到汤先生的两册书，一本是《魏晋玄学论稿》，1957 年人民出版社印的，一本是《往日杂稿》，1962 年中华书局印的；一为小32 开，一为大32 开。我很喜欢过去人民和中华书局印的学术书，封面和开本都只给人简洁雅致的感觉，学术书，就应该是这种风格，今天许多学术书的设计，都太花、太俗，感觉不好。汤先生每印旧著，都要写小引、前言、重印后记之类，一是说明文稿的大体情况，一是总要检查自己的思想。这些为旧著重写的前言后记，常常可看出汤先生的心情。而这种心情和重印旧著本身是一矛盾体。因为汤先生在这样的文章里总要先声明，这些旧著已经没有重印的必要，至多是一点资料。

那我们要问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让印呢？看来这都不过是一些套话，说说而已，在心里，哪个学者不珍爱自己的旧著呢？但有些废话还得说说，这样或许能增加一些保险系数。比如在《论稿》中，汤先生就说：“今既要出版，本应大加修改，然而由于我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很差，又久在病中，原定计划既未完成，更谈不到把旧稿彻底改造。”书是按旧稿印了，但这样的话也一定要说，另外再深刻检讨一下自己的过去，这似乎已成为那个时期老学者重印旧著的一个惯例，集中研究这种现象，也是了解知识分子处境的一个角度。汤先生给《杂稿》写的前言更有意思，先说自己是受了资产阶级“史料学”的影响，搞起考据之学来，而不去研究这些材料说明什么问题，不去从史料中引出合乎实际的结论，“而往往是材料堆砌，不能真正地解决什么问题。今天看来，这样的风气当然是要不得的。”可到了文章最后又说：“这本文集，今天看来误谬之处甚多，我想它之所以能出版，主要的是说明解放后我国文化事业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有了重大的发展，说明了人民政府对保存史料的重视。”前后如此矛盾，可见汤先生当时的心情。

陈垣的转变

陈寅恪、胡适和陈垣私谊很好。《陈垣来往书信集》中收有胡适的信17通，陈寅恪的信19 通，可见交往的频繁（陈智超编注，上海古籍出版社），陈垣的两本名著《元西域人华化考》、《明季滇黔佛教考》均是陈寅恪作的序。1949 年，胡适和陈寅恪同机离开北平。由于二陈一胡为当时中国史学界的重要人物，他们都在南京政府抢运计划的名单上。这3 个史学大师，从这一年开始分手，各自走了3 条不同的道路。胡适先飞美后赴台，陈寅恪客居广州，辞不赴京。只有陈垣能顺应潮流，继续做辅仁大学的校长，一直做到院系调整以后的北师大。

1948 年12 月13 日，胡适还在给陈垣的信中谈论与《水经注》有关的问题。从信中可以看出两位学者的交情。胡适在信的末尾写下这样的话：“今夜写此短信，中间被电话打断六次之多，将来不知何时才有从容治学的福气。”（《陈垣来往书信集》191 页）3 个月后，1949 年4 月29 日，陈垣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标志他一生重大转变的《给胡适之先生一封公开信》，虽然信的语气尚不激烈，但却意味着这两个朋友之间的友谊结束了，同时也意味着他和陈寅恪的友谊也划上了句号。他在信中说：“在北平解放的前夕，南京政府三番两次的用飞机来接，我想虽然你和寅恪先生已经走了..”当时的陈垣“亲眼看到人民在自由的生活着、青年学生们自由学习着、教授们自由的研究着”。关于陈垣给胡适的这封信，我们至今未见手迹。胡适见到这封信后，写有《跋陈垣给胡适一封公开信》，心平气和地谈了他的感想，他认为这封信不是出自陈垣手笔（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6 册，2122～2133 页，台湾联经版）。不管怎么说，陈垣从此转变了，以后他每做文章，几乎都要否定自己的过去，说自己以前“所讲所学皆井蛙夏虫之见”（陈智超《陈垣传略》见《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第一辑206 页，山西人民出版社）。1959 年1 月，他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激动地说：“一方面感到闻道太晚，在先进的人们，先进的知识分子早已为人民革命事业不屈不挠英勇奋斗的时候，而我过去却一直对这样伟大事业毫无认识，未能参加到革命的行列，实觉愧对人民。另一方面，我也庆幸和感谢党多年以来的关怀与培养，党用共产主义世界观教育了我，使我能在垂暮之年，获得新的政治生命，因此我感到光荣。”（同上）对陈垣的转变，陆键东在《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中有这样的评价：“陈垣思想的巨大转变是一个典型，它映照出时代铺天盖地的潮流。北京的人们相信，在这股洪流面前没有人能置身于外。”（该书118 页，三联版）

陈垣是转变了，从他前半生经历中，我们推不出他要转变的必然结果，但他的转变又是一个既存的现实。我们对他的转变不必过分苛求，但也须保留一点怀疑的态度。当时陈垣69 岁，尽管许多资料说他转变之后，如何学习毛泽东的书和马列主义，但有一个基本的事实不容回避，就是一个年过古稀的人，在多大程度上能立刻重新接受一种新的思想？如果说能接受，那么这与一个人的生理和心理状况均不相符，陈垣的学术研究，走的是朴学一路，与政治无关，但谁选中了这个本与政治无关的人，让他成为旧学者在新时代里转变的典型呢？在日后的几乎每一次政治运动中，陈垣都有积极的表现。他曾写过一篇《思想改造在辅仁大学》的文章，将自己终身服务的大学说得一无是处，说自己：“长期为帝国主义服务，思想模糊，敌我不分..”（见《文教工作者的思想改造问题》上册，人间书屋1952 年）

如果按照当时的逻辑，经过思想改造运动之后，作为旧学者的典型，陈垣迎来了他自己的新时代，从治学方法上，他找到了新的东西，从思想境界上，他找到了马列主义，他是学者，应该从此在学术上达到一个超越过去的新水平，虽然他已是一个老人，但他还没有失去学术能力，他应该多为人们留下一些学术成果，但遗憾的是，在他晚年的学术生涯中，我们见到的多是这样的文章：《斥奥斯汀侮辱中国人民》、《加强政治课程和时事学习》、《我在三反运动中的思想体会和检讨》、《遵循着斯大林同志的遗志继续前进》等等，陈智超说：“解放以来，他还写作了二十多篇学术论文。”（同上）陈垣过去的学术特点是以写专著见长的，但后来却没写一部专书，而应景的文章，要几倍于这“二十多篇学术论文。”（刘乃和《陈垣同志已刊论著目录系年》，《励耘书屋问学记》，三联版1992 年）是陈垣年龄太大了吗？从他的健康状况看，似乎不是。令人感慨的是40 后代末就几乎双目失明的陈寅恪，始终保持了自己的独立性，不仅没转变，还完成了《元白诗笺证稿》、《论再生缘》和3 大卷的《柳如是别传》，“至文化大革命之难起，他至少完成了十几篇文章，两本专著，以及《寒柳堂记梦未定稿》。盲目衰翁有此成绩，殊可惊叹。”（汪荣祖《陈寅恪评传》第166 页，百花洲文艺出版社）陈寅恪虽然小陈垣10 岁，但当时的身体状况也不好。陈垣似乎适应了时代，但再没留下了什么传世之作，而坚持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陈寅恪，却为后世留下了丰富的学术遗产，陈垣的遗憾是时代造成的，但个人应当承担多少责任，后人又该从这遗憾中得到些什么启示呢？我所见陈垣的资料不是很多，但从一本《陈垣来往书信集》中，我能略窥他的个性，该书紧排着收有1935 年戴传贤和汪兆铭给陈垣的两封信。从信中得知，戴传贤复信是陈垣将他的《元西域人华化考》寄给他后的感谢信，当时戴传贤是考试院院长。汪兆铭的信也是陈垣寄赠《史讳举例》、《元西域人华化考》后的复信，当时汪兆铭是行政院院长（见该书624、625 页）。从这信中，至少可以感到陈垣是喜欢和政界要人来往的，这种个性，在他最终的转变中，可能也起了作用。史学界对二陈的评价是：陈寅恪重志节而陈垣识时务，因此二人的命运也就截然不同。

顾颉刚的恐惧

1949 年，顾颉刚57 岁。他没有走，留在上海复旦大学做教授。顾颉刚早年出身北大，是沐浴着五四的精神成长起来的，他在《古史辨》一册的自序中说过：“若是我不到北京大学来，或是子民先生等不为学术界开风气，”“要是不逢到《新青年》的思想革命的鼓吹，我的胸中积着许多打破传统学说的见解不敢大胆宣布。”五四精神鼓舞着顾颉刚，不仅仅是在学术思想上，而且包括他对社会生活的看法。作为学者，顾颉刚的学术道路与政治的关系并不大，但顾颉刚本人是受胡适、傅斯年、钱玄同等人的影响成长起来的，在精神上深信特立独行的原则。1925 年对由女师大学潮引起的北大同人内部的矛盾，顾颉刚曾致函胡适，劝他“不必与任何方面合作，要说话就单独说话，不要说话就尽守沉默。”（《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341 页，中华书局版）可见当时顾颉刚对学术之外的事情，兴趣并不大。顾颉刚小胡适两岁，但对胡适本人极其恭敬，凡给胡适写信，均以学生自称。1927 年，顾颉刚就说过：“我以10 年来追随的资格，挚劝先生一句话。”（同上，428 页）顾颉刚对胡适热衷政治很不理解，劝他：“我期望先生的事业完全在学术方面发展，政治方面就此截断了吧。”（同上，收8 页）顾颉刚和胡适过去的私谊极好，他们虽然是同龄人，但胡适对顾颉刚却有导师的作用，顾颉刚说过：“自从遇见了先生，获得了方法，又确定了目标，为学之心更加强烈。”（同上，531 页）顾颉刚和傅斯年也是好友，但两人个性不合，顾颉刚也曾对胡适说过：“我和孟真，本是好友，但我们俩实在不能在同一机关做事，为的是我们俩的性质太相同了。”（同上，533 页）我说了这些顾颉刚和胡适、傅斯年的关系，是想说明一个意思，我们曾经有很长时期，把当年胡适、傅斯年留在大陆的好友，简单地认为和他二人分道扬镳，这既不符合他们之间的本来情形，也不近人情。刘起（左金右于）先生在《顾颉刚先生学述》一书中曾有许多文字述及顾颉刚与胡适、傅斯年的不同，但多数不能服人（刘起（左金右于）《顾颉刚先生学述》第258 页；1986 年5 月中华书局版）。50年代顾颉刚在批判胡适的运动中，表过态，写过文章，这也是事实，但对顾颉刚的这种做法，今天的人们已经能够理解，因为当时作为一个年逾六十的老人，在那样的气氛下说点假话，也不违情理。当年留在大陆的史学家，论和胡适的交情，有3 个人最深，或者说，这3 个人胡适对他们都有知遇之恩，一是吴晗，一是罗尔纲，还有就是顾颉刚，但3 人中，只有吴晗没有写过批判胡适的文章。

我个人理解，吴晗没有写，是因为当时以他的政治地位，如不是特殊情况，没有人再去运动他来表态。要是他还在大学教书，恐怕也不会不写。他们当时对胡适的批判，更多地映现了一个时代铺天盖地的政治狂澜，这狂澜中什么，人情、礼法、师友、前辈统统化为乌有，剩下的只是惟一的政治标准。对顾颉刚来说，他的内心不仅是痛苦的，而且是恐惧的，这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他同时代许多旧知识分子的心态。

1954 年，顾颉刚由上海来到北京，很快和当时历史所的实际负责人尹达有了矛盾，一直闷闷不乐。作为学者，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虽然他不敢拍案而起，但他的痛苦却在日记中流露出来。1952 年4 月2 日的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载：“作《东向与南向》，久不作文矣，今乃得闲作得一篇，大非易事！”（顾灏《顾颉刚年谱》346 页，中国社会科学版）可见当时顾颉刚的心态。1952 年7 月，顾颉刚参加了上海高校的思想改造运动和三反运动。对这些运动的真实感受，他在日记中说：“此次学习，可怕者三：天正热，不堪炎热，一也。刺激太甚，使予接连不得安眠，二也。开会太多，无写作自我批判的时间，三也。”（同上，347 页）顾顿刚本是著名学者，但在50 年代初期，他就处在这样一种恐惧中。他虽然尽量表态，尽可能按新时代的要求来批判自己，但在内心深处，他还是难认同的。他在一封信中说：“本年三反、五反、思想改造三种运动，刚无不参预，而皆未真有所会悟。所以然者，每一运动皆过于紧张迫促，无从容思考之余地。刚以前作《〈古史辨〉自序》，是任北大助教6 年，慢慢读、慢慢想而得到的。因为有些内容，所以发生了廿余年的影响。今马列主义之精深博大，超过我《古史辨》工作何限，而工作同志要人一下就搞通，以刚之愚，实不知其为。..若不经渐悟之阶段而要人顿悟，所谓‘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此实欺人之语耳。”（同上
347 页）

顾颉刚在50 年代的表现，其实只是外在的，在内心里，他也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是不得已而为之。这可以从他和童书业与杨向奎之间的一件事情看出。

童书业原是一个没有学历的人，曾在浙江图书馆做校对员，但童书业喜好读书研究。

1934 年，他写了一篇评顾颉刚《尚书研究讲义》的短文，发表在《浙江图书馆馆刊》上，并寄了一份给顾颉刚，后顾颉刚因省亲到杭州去，便去找他。第二年又邀请他到禹贡学会给自己当助手，从此开始了自己的研究工作，并且做出了很大成绩。而杨向奎是北大历史系的学生，曾帮助顾颉刚查《道藏》，并续完顾颉刚的《中国上古史讲义》，这部分文章，曾被顾颉刚收入《古史辨》第7 册中。可以说，顾颉刚对杨向奎和童书业均有知遇之恩。然而1952 年童书业在《文史哲》上发表《古文辨派的阶级本质》，杨向奎发表《古史辨派的学术思想批判》；对此二文，顾颉刚在日记中说“均给予无情之打击”（同上，346 页）。但顾颉刚对童书业和杨向奎的做法并未责怪。1954 年王树民对童杨二文表示“窃未敢以之为然”。对此顾颉刚的看法是：“此是渠等应付思想改造时之自我批判耳。以彼辈与《古史辨》之关系太深，故不得不做过情之打击。苟我之学术工作已不足存于今之世，胡近来二君又为《文史哲》向我索稿乎？故其为否定之批判，是可以原谅者也。”（同上352页）既然顾颉刚可以这样看待学生对自己的批判，那么同样道理，他对胡适的批判不也是出于同样的心理吗？正是由于自己有这样的心理，才能理解学生的心理，当时胡适留在大陆的朋友很少不写文章批判他的，大概也都有同样的心理。

《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中只有两处提到顾颉刚，都是叙旧时提起，可见对他当年的批判，胡适根本也未放在心上。

整个50 年代，顾颉刚基本没有什么好心情。他在日记中说：“到京8年，历史所如此不能相容，而现在制度下又无法转职，苦闷已极。”（同上370页）到了“文革”，顾颉刚作为反动学术权威，戴高帽，受批判，每天到历史所劳动，一直持续到70 年代初才得以解脱，和他同时代的学者比较起来，顾颉刚的后半生基本还在做学术工作，终是幸事。

空方代表

晚年贺麟

1982 年，已80 高龄的贺麟入了党。这位中国著名的唯心主义哲学家，以此为标志，完成了他由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的转变。走进贺麟的内心世界，我们会感到如同其他著名知识分子的转变一样，贺麟一生的经历同样留给后世许多难解之谜。

贺麟是1902 年生人，他这一代知识分子共同的教育背景是中西两面，作为哲学家，贺麟的经历更深地映现了时代巨变在他身上的影响。我在读有关西南联大的资料时，常常在冯友兰、金岳霖、贺麟身边停下来，想他们的经历和选择，有时为他们庆幸，但更多的时候是叹息。作为同时代3 位著名的哲学家，在变动的时代里，他们的理想和选择常出现后人难以理解的背反现象。冯友兰、金岳霖、贺麟都是留美的博士，在抗战期间都在学术上达到自己一生事业辉煌的时期，在以后不多的岁月里，他们作为独立的知识分子，经常对政治问题发表自己的见解。今日我们重读他们当年的著作，特别是他们写的文化时评，我们怎么也不会推出他们后来转变的必然结果。这几位哲学家的学问人们是公认的，但他们的经历却又是曲折的，我想从他们的经历中感受一个时代是以怎样的方式和力量，使这一批留美的博士放弃了自己早已形成的价值观念，他们的转变有多少是出自真诚，又有多少是出自无奈！在西南联大校史上，这3 位哲学教授不仅留了下来，而且很快和新时代同步，倒是当年几位治历史的教授如陈寅恪、钱穆、傅斯年、毛子水、姚从吾等人，保持了清醒的选择，哲学家和史学家对立的选择，给我们留下许多启示。对贺麟这一代知识分子而言，1949 年的选择已成为分析他们时无法绕开的一个标志。

在这个转折关头，去留问题是显然存在的，从常识讲，去留问题是因每个人的处境而言的，但往深里想，去留也反映当时知识分子对时局的基本估价。陈寅恪不走，代表了大多数知识分子当时的选择，钱穆在《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中说他曾邀请陈寅恪、杨树达、梁漱溟等人，但均未成功。对此他感叹到：“国家遭此大变，但距抗战流亡不久，家人生计，顾虑实多。亦证当时一辈知识分子对共产党新政权都抱与人为善之心。”（该书246 页）贺麟是钱穆旧友，这个分析，对贺麟来说，也是真切的。北平围城期间，南京方面曾3 次让贺麟离开，但他终于没有走。贺麟当时的想法是“我不愿意提个小包，像罪犯一样跑掉，也不愿再与蒋介石有联系。就是到美国去也不会如学生时代那样受优待，何况我的爱人女儿决不做‘白俄’。”（《会通集》74 页，三联版）这时，中共地下党也开始做许多大学教授的工作，在贺麟的去留问题上，当时的地下党员汪子嵩、袁翰青都起过作用。

留下来的贺麟首先面临的问题是他必须以放弃自己过去的学术思想来重新选择新的东西，他是哲学家，这种不是经过深思后的选择，对他来说，太痛苦了。他的一位同事说：“回想解放初期，当我们在‘红楼’帮助贺先生‘洗澡’时，大家说，黑格尔唯心论有什么舍不得丢掉的，有什么可值得留恋的，有什么不好一刀两断的。我们是那样地‘慷慨’，贺先生是那样地动情，他好久说不出一句话，当时我们感到实在不好理解，只说他思想太顽固”（《会通集》31 页）。可以想象当时贺麟的心情，一个治哲学黑格尔的专家，他怎么能不加思考地就放弃自己的学术观点呢！贺先生有苦恼，但他终于没有苦恼下去，在随后到来的批判胡适运动中，他已经完全放弃自己的独立性了。此前，他到江西泰和参加了半年土改，1951 年他在《光明日报》上发表《参加土改改变了我的思想》一文，赞同唯物论。他写了《读艾思奇同志〈批判胡适的实用主义〉的一些启发和意见》，粗暴地批评了胡适。对贺麟的转变，我们能够理解，但更重要的是光理解同情远不够，我们要分析的是贺麟是在怎样的环境下放弃了自己的学术独立性，这样的环境是怎样无情地将一个读书人的理性粉碎到如此程度。《胡适来往书信选》中，收有贺麟给胡适的一封信，从信中可以看得出贺麟对胡适的敬重：“先生近年为国宣劳，功绩至伟，而对学问如此努力，写作收获如此之多，使国内朋友闻之莫不欣佩奋励。除亟盼先睹尊著外，并尤褥祝英文本的《中国思想史》早日写成出版。麟近应《五十年来的中国》编者潘公展先生的约，写有《五十年来的哲学》一文，文中有两三处提及先生，虽觉表述的不充分，但也足见向往之忱，特附寄一阅，尚祈指正。”（下册40 页）这是1945 年写给胡适的信，再看后来的批判，真让人难以相信，当年贺麟从美国回来，是胡适请他到北大哲学系当讲师的，薪水120 元。1984 年出版的《现代西方哲学讲演集》中，收有4 篇集中批判胡适的文章，还有批判罗素的文章。贺麟晚年，对自己当年的做法有深刻的检讨。在《近年罗素两本著作读后》一文的附记中，他坦然承认对罗素“曾做过敌对性粗暴攻击”（《现代西方哲学讲演集》22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6 年，贺麟将自己早年的旧作《当代中国哲学》一书改名为《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交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在新写的序言中，贺麟特别说明：“只有第三章时代思潮的演变与剖析，因为涉及政治问题，且系基于学生的笔记写成，由于我当时对于辩证唯物主义毫无所知，所以这次作了较大的修改。”可以看出，贺麟对于旧著的修改是有忏悔心情的，但今天的研究者如将新旧著作对读，就会发现，贺麟在新著中改掉的恰恰是那些最具个性、最有锋芒而又最代表他哲学观点的那些东西，今天研究贺麟恐怕还当以他的旧著为依据。

1941 年贺麟在《当代评论》第1 卷第16 期上写过一篇《学术与政治》的长文，此文后来收入了他的《文化与人》一书中（商务1988 年版）。在这篇文章中，贺麟说：“所以一谈学术，我们必须先要承认，学术在本质上必然是独立的，自由的，不能独立自由的学术，根本上不算是学术。学术是一个自主的王国，它有它的大经大法，它有它神圣的使命，它有它特殊的广大范围和领域，别人不能侵犯。每门学术都有它的负荷者或代表人物，这一些人，一个个都抱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态度，忠于其职，贡献其心血，以保持学术的独立自由和尊严。在必要时，牺牲性命，亦所不惜。因为一个学者争取学术自由独立的尊严，同时也就是争取他自己人格的自由独立和尊严，假如一种学术，只是政治的工具，文明的粉饰，或者为经济所左右，完全为被动的产物，那么这一种学术，就不是真正的学术。”贺麟抗战期间，是主张学术建国的，他所设想和追求的是：“使全国各界男女生活，一方面都带有几分书生味，亦即崇尚真理、尊重学术的爱智气味；另一方面又都具有斗士精神，为民族的独立自由而斗争的精神。”（《文化与人生》23 页商务版）然而贺麟后来未能为学术的自由而奋斗下去。按贺麟的观点，争学术独立和自由，实是争人格的独立自由和尊严，那反过来说，失去了学术独立和自由，还谈什么知识分子的人格和尊严呢？贺麟解放后写的学术文章中，甚至连文风都有改变，比如批判胡适和罗素的文章，与他之前的文章比较起来，我们不会相信他会变得这样的粗暴，而这一切却又实实在在地发生了。贺麟晚年也只能在内心怀念他过去的追求。他在给《文化与人生》写的新版序言中，就流露了对旧著的深情，他说“《文化与人生》一书虽然在编排方面有不少缺点和错误，初次在报刊上发表时，读者尚有较好的反响，我自己也感到相当满意”，而当知道韦政通对他旧著的评价时，甚至发出了“海外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的感慨，其心情可以想见。

像冯友兰和金岳霖一样，贺麟也享了高寿，在他漫长的一生中，他最有创造性的时期实在没有多少，而在晚年，在临近生命终点的时候，他坎坷的一生，留给后人的不仅是他在西方哲学上的贡献，更有他曲折的人生道路。

吴恩裕的学术转向

旧时，中国许多政治学的学者曾经很活跃，比如张奚若、钱端升、周炳琳、杨人楩、王造时、吴恩裕等人，这些学者大体上都属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们一方面在大学教书，一方面不断用言论来参预社会变革。我在查阅《观察》周刊、《新路》周刊、《世纪评论》等刊物时，常见这些大学教授的言论。

后来政治学在中国消失了，政治学、社会学这些学科的消失，不仅耽搁整整一代政治学的学者，使他们本人的学术生涯提前终止了，更重要的是这些学科的消失，使中国人重新变得愚昧起来。我们常说某某东西对一个民族造成了伤害，我感觉政治学者的改业所带来的损失，要很长时间才能意识到。我曾和我的朋友丁东做过一个关于中国“文革”民间思想的研究，在收集资料和分析“文革”一代青年的思想资源时，我们明显地感到一个时代思想资源的贫乏，必然导致一代青年思想状况的贫乏。那一代青年无论对政治、经济、民主、自由等等的理解和评价，让人感到他们又是在黑暗中摸索，其实，他们的前辈早在半个世纪之前，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可惜的是这些宝贵的思想资源中断了。我从吴恩裕的学术生涯中，感到了某种无奈，看到了一个学者的苦闷。

国内关于吴恩裕的资料不是很多，我由于视野有限，只查阅到红学界几位学者在80 年代初期写的怀念文字。吴恩裕在新时代是以红学家名世的，他先后写了《曹雪芹的生平》、《关于曹雪芹》、《己卯本石头记新探》等，对红学做出了贡献。但是吴恩裕的本业却不是红学，而是哲学和政治学。他是1933 年清华大学哲学系毕业的，1936 年到英国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从事研究工作，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我在做储安平和《观察》研究的时候，在《客观》、《观察》、《世纪评论》、《东方杂志》上读到过他的许多关于政治学的专论，他也是列在《观察》封面上的撰稿人。吴恩裕和储安平同岁，当时正是壮年，从国外回来，雄心勃勃，想在民主宪政方面为国人多做一点工作，吴恩裕特别强调民主的实现和国民教育程度的关系。说到吴恩裕，我特别想说他和哈罗德·拉斯基的关系。治中国现代思想史的人，不应当忘记这位费边主义的理论家。考察40 年代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思想状况，也不应当忽视拉斯基的影响。30 年代中期，中国政治学的学者有好几位是从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出来的，如罗隆基、储安平、王造时、吴恩裕等。40 年代储安平办《观察》周刊时，在外国人的文章中，以选择拉斯基的最多，而且每次署名都以教授相称，可见对他的尊敬。我不熟悉国内这方面的研究情况，但就我所见而言，我觉得研究40 年代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思想状况，拉斯基大概是一个绕不过去的人。

吴恩裕在英国的时候，拉斯基是他论文的导师，而且在他遇到困难的时候，曾多次帮助过他。1945 年，吴恩裕在重庆《客观》第10 期上曾发表过一篇长文《拉斯基教授从学记》，详细介绍了他在英国做研究的情况。

从吴恩裕的叙述中，我们能看出他自己的学术兴趣。他的专业是哲学，但他初到英国的时候，考取的是读历史的留英公费生，如果改习哲学，将不能获得公费。为此他曾苦恼过。“一个学习哲学已有五六年的人，突然迫他改习历史，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哲学如一杯浓郁芬芳的美酒，饮来味道深沉醇厚，耐人寻思。历史则是一杯白水，虽然也可能聊慰求知的渴欲，但不免淡而无味，不能引人人胜。”正是在这种苦闷中，他找到了拉斯基，学习政治学，此后即以此为自己的专业。吴恩裕年轻的时候，对历史持这样一种看法，可以想见，50 年代以后，他改做《红楼梦》研究是迫不得已的。自己的专业已经不再允许研究，无奈之下只得另寻别路。1949 年前，吴恩裕已经完成了《西洋政治思想史》（1947 年）、《政治学问题研究》、《马克思的政治思想》（1954 年）、《唯物史观精义》（1947 年）等，已经是一个对西方政治学和马克思主义有精深研究的学者，但他的学术道路后来偏离了他的学术兴趣。我不知道吴恩裕早年是否就对《红楼梦》有兴趣，但从《客观》和《观察》上的文章看，他是对民主宪政和社会进步抱有热情的。他在《客观》周刊写过《实行民主不能忽视教育》（4 期）、《关于奥斯丁主权的讨论》（12 期）、《认识政治与认识民主》（14 期）等，在《观察》周刊写过《家庭关系政治关系民主政治》、《论人性与私产》、《国家与道德》、《自由乎平等乎》、《法律道德与大家利益》、《一个历史的教训》、《马开维里代表思想选集》、《社会契约论》、《读胡适之先生校足本密尔自传书后》等等，都在他的专业范围之内。与胡适、傅斯年等人比起来，吴恩裕这一代自由知识分子是抗战以后才学成归来的，40 年代正是大有作为的时候，像他的同辈朋友储安平、费孝通等人一样，他们在40 岁以后，已经没有做学问的条件了，想来真是痛心。几乎两代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的学者（以1900 年和1910 年前后出生的那些知识分子为代表），在他们50岁和40 岁的时候，失去专心治学的时光，真是一个民族的巨大损失，他们是中国现代史上真正受过中西两面学术训练的学者。吴恩裕还做了红学研究，更多的学者则是什么都不能干了。

失望的王芸生

王芸生是《大公报》的总编辑，在《大公报》的历史上，王芸生算是第二代人物，比起《大公报》的创始人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来，他算是晚一辈的人，但由于王芸生前后生活在两个不同的时代，研究《大公报》的消亡，王芸生最有代表性。《大公报》的前3 位创始人，除张季鸾1941 年逝世外，其余两位都离开了大陆，留下来的王芸生，成了这一代报人中一个失望的典型。

要说王芸生，不能不说中国过去的新闻传统和新闻实践。在没有电子传媒的时代里，报纸和刊物是新闻的基本传播方式。旧中国的新闻事业，我个人认为在《大公报》身上已经很成熟，这种成熟不仅体现在它的基本经营方式上，更主要体现在它所具备的现代新闻观念上。初期《大公报》即能确定“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四不方针，预示了它日后的成功，加上他后来形成的“文人论政”的办报思想，可以说代表了特定阶段内中国新闻发展的最高水平，它在新闻实践上所达到的水平，是日后报纸不易企及的。

《大公报》初期的两巨头胡政之、张季鸾均是留日的学生，有开阔的视野和现代眼光，他们办《大公报》是照英国《泰晤士报》的路子来的，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日后《大公报》的基本路子。我曾用了几乎一个夏天的时间在图书馆翻阅过影印的《大公报》（天津版），我感到它所积累的经验和达到的水平，足以给现在的新闻从业者提供借鉴。

解放前，论日报，我以为《大公报》代表了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最高水平，论周刊，要算40 年代末储安平的《观察》，围绕这一报一刊的实际是当时中国新闻从业人员中最活跃的一群。当时列在《观察》封面上的撰稿人中，论工作范围，最集中的就是《大公报》了，计有李纯青、许君远、徐盈、杨刚、萧乾。值得注意的是这几位《大公报》的名记者兼《观察》的撰稿人，竟有好几位是地下党员，这可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40 年代末部分知识分子的思想倾向，就连萧乾本人也说过，他当时算是中间偏左的。王芸生、储安平、徐铸成3 人前后的经历和命运，或许就是中国现代新闻史的一个缩影。

共和国成立之初，王芸生还不到50 岁。1929 年，王芸生因和张季鸾打笔仗，被张发现邀入《大公报》，很快受到张季鸾的赏识，成为《大公报》的一支笔。《大公报》时期的王芸生用他自己的笔，不知写下了多少好文章。名报人俞颂华在《富有热情的王芸生》一文中说：“王芸生的文章为世人传诵。他立言的长处是在常以国家为前提，而站在人民的立场，说一般人民所要说的话。虽则格于环境，他有时恐未必能畅所欲言，可是他富于热情，所说的话，常能打人读者的心坎。所以他的文章，始终能动人心弦，不致与无党无派的多数民意脱节。”（《俞颂华文集》第311 页，商务印书馆1991 年）像王芸生那样的社评，我们今天已经很难看到了。当年他所写的《为晋南战事做一种呼吁》一文，虽曾受到周恩来的批评，但周对王芸生文章的评价却是：“爱国之情，溢于言表，矧在当事，能不感奋。”（《周恩来书信集》第198页，中央文献出版社）另外像《拥护政治修明案》、《看重庆、念中原》更是传诵一时。李纯青对王芸生的评价是：“王芸生先生有其长处也有其短处，短处是骄蹇自满，独断独行，很少听人意见，更不受人指挥。他只尊敬两个人，一是张季鸾，二是陈布雷。其文章激情洋溢，江河直泻，能引人入胜，但对问题并未深入，看不出事物的本质。”（《笔耕五十年》第509 页，三联版）“而社论则由于王芸生一人操纵或指挥写作。当然，它也代表了《大公报》的基本态度。”“王芸生经常说：‘《大公报》就是王芸生，王芸生就是《大公报》。’这话有点过饰。

但《大公报》社论确实也包含着王芸生个人的书生之见。”（同上526页）“国内尖锐的政治问题都由王芸生自己执笔，而且事前皆不与人讨论，可以说，那《大公报》社论，主要就是表现王芸生个人对时事的纵横谈”（同上509 页）。对王芸生本人如何评价，可以见仁见智，但无论持何种态度，我们都可以看得出《大公报》时期的王芸生是一个极富个性和充满朝气的人，然而就是这样一个王芸生，不久之后怎么会变得精神萎缩，一蹶不振呢？李纯青就说过：“他也不是像解放后他在自我批评中那样自毁的人。”（同上509 页）然而恰恰就是这同一个王芸生，后来变得让人不敢相信就是当年《大公报》的那一支好笔了。

旧时代的知识分子，突然进入新时代，本来是充满希望的，但他们的不适应，很快就非常明显。就王芸生本人来说，大革命时期他曾参加过中国共产党，但后来退党了，由于他曾编写过《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曾上庐山为蒋介石讲解过中日外交史，特别是当年为《晋南战事做一呼吁》而和周恩来打过笔仗，这些经历，可能隐隐约约都在发生着作用，使王芸生产生恐惧感。由于有这种心情，才使他不断做出自我否定。1945 年重庆谈判时，王芸生曾写过《毛泽东先生来了》的文章，并和毛泽东交谈过，后来还代表《大公报》回请过毛泽东。这些都是王芸生作为《大公报》总编进行的正常活动，在当时看来，并无什么特殊的意义，《沁园春》词发表后，王芸生抄给傅斯年并在信中说“以见此人满脑子什么思想”（《傅斯年文物资料选辑》）。就王芸生本人的思想倾向而言，国共两面，他都有看法，并不想把自己的后半生压在某一党派身上。当年胡政之看到国民党大势已去，而《大公报》也不可能在一个新的环境里继续生存，才把香港作为自己的最后退路。李纯青曾回忆过1948 年底他和王芸生的几次深谈，当时作为地下党的李纯青显然负有说服王芸生的使命。王芸生当时的感觉是“没有出路了”，“共产党不会要我这样的人。”（《笔耕五十年》第532 页）后来是李纯青受地下党委托告诉王芸生毛泽东邀请他参加新政协，才终于使王芸生留了下来（周雨《大公报史》第252 页，中华书局版）。当时的王芸生“觉得《大公报》有救了，他本人也有了出路。”（孔昭恺《旧大公报坐科记》第107 页，中国文史出版社）

一个人在历史变幻的关键时刻，他的选择有一定必然性，但也有偶然性，就王芸生《大公报》时期的言论和个性，我们似乎很难推断他必然要留下来。李纯青说：“张季鸾去世后，王芸生不通达国民党上层政情，与吴鼎昌不往来，偶然去向陈布雷求教点滴，一部分思想除自己独立思考外，是从某经济学者、某哲学教授、某某专家那里听来的谈论。”（《笔耕五十年》第510 页）王芸生的选择可能确实和李纯青的劝说有关。论交情，重庆时期，王芸生也只是和毛泽东有些礼节性的往来，远比不上两次给蒋介石讲课的交情。王芸生后来的变化，大体与同时代知识分子的选择是相同的，他热爱这个国家，希望她能强大。对香港那样的实行殖民统治的地方，王芸生这一代知识分子有很强的民族情感，是不愿在那里生活的，陈寅恰当年的选择也有同样的心理。从个人的事业来说，40 年代末《大公报》的重任已经落在了王芸生的肩上，他肯定不希望这张民间的报纸在自己手上断送掉。而此前他对国民党的批评，曾引起过许多麻烦。在这样的情况下，加上李纯青的工作，王芸生终于决定留下来。但当时他的心里并没有底。李纯青说：“获悉天津《大公报》改名《进步日报》，王芸生闻讯懊丧，要我力争存名。”（同上第535 页）而当王芸生从周恩来那里听说《大公报》不必改名了时，他却精神抖擞，并对李纯青说：“周公（恩来）告诉我：《大公报》不必改名了，你随军南下，继续主持上海《大公报》。《大公报》还是民间报纸，你们自己经营，我们不来干预。当然，有困难我们还是要帮助的。”（同上第535 页）可以看出当时王芸生留下来并且有信心，是因为新时代有承诺，但遗憾的是这个承诺没有兑现。1949 年6 月17 日上海《大公报》发表王芸生起草的《新生宣言》，检讨了大公报近50 年的办报历史。并说：“大公报虽然始终穿着‘民主’、‘独立’的外衣，实际是与蒋政权发生着血肉因缘的。《大公报》始终维持着一种改良主义者的面貌，它在中上层社会中曾有一定影响，即由于此。”社评最后说：“今后的大公报，从经济观点上说，是私营企业，而在精神上，是属于人民的。..今后大公报的方向是新民主主义的！是走向社会主义的！今后大公报的任务，是巩固新民主主义下四个革命阶级的联盟，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努力争取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及民族资产阶级向新民主义靠拢，努力发展生产，从事经济建设。今后的大公报，将特别着重于照顾进步知识分子及民族工商界的利益，并努力反映这两个阶级的意见，在毛泽东主席的旗帜下，大踏步走向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建设！”（转引自方豪主编《大公报与现代中国》第708 页，重庆出版社1993 年）至此，《大公报》完全放弃了自己早已形成的传统和风格。对这个宣言，李纯青说：“那个宣言是在当时的气氛下写出的，是否完全得当，事过境迁，未尝不可以冷静讨论。”（同上535 页）王芸生的转变虽然经历过一些痛苦，但他还是变了。王芝芙在《回忆我的父亲》一文中说：“分别只有半年，父亲已判若两人，他对自己的认识已截然不同。”（《文史资料选辑》第97 辑第77 页）这是王芝芙读了王芸生《我到解放区来》一文后的感想，在这篇文章里，王芸生已经在用阶级的观点来否定自己的过去了。

新生了的王芸生将面临更无情的现实。40 年代末上海《大公报》发行16 万份，后逐年下降，1952 年只有6.3 万份，已面临倒闭。上海《大公报》如此，天津《进步日报》如此，重庆《大公报》更是如此，《大公报》办不下去了。可以想象当时王芸生是怎样的心情，在被否定了的旧时代时，《大公报》能够生存而且很有影响，重新走进一个新天地，《大公报》却面临危机。在此情况下，王芸生给毛泽东写信，后毛泽东在中南海见了他，并做出指示：“《大公报》北迁天津与《进步日报》合并，仍叫《大公报》，作为全国性报纸，分工报道国际新闻与财经新闻。”（《文史资料选辑》第97 辑第81页）《大公报》过去的特色是文人议政，而现在是报道国际新闻和财经新闻，王芸生不会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但他已经不再对《大公报》有信心了。王芝芙说：“此后父亲一直坚持毛主席亲自订下的办报方针。1957 年报社内虽有同志建议加强文教版，父亲也没有动摇过。他一再重申毛主席提出的方针，决不再走回头路。”（同上第81 页）

1957 年，储安平、徐铸成都成为右派，作为当年的著名报人，王芸生本来也在其中，但据说是毛泽东说了话，王芸生才幸免于难。理由是：“徐铸成的《文汇报》，储安平的《光明日报》，两家‘民办’报纸已成‘右派’，《大公报》就放他一码吧。”（刘自立《一代报人王芸生》，《海上文坛》1996年第4 期第58 页）1957 年以后，王芸生是完全失望了，由于反右时伤害了李纯青，使他终生愧疚，他说：“极左太厉害了，能把人一生最好的朋友关系破坏掉”（同上）。此后他经历“文革”的苦难，早已结束了一个报人的生涯。由于王芸生是日本问题专家，他晚年也只能整理自己青年时代的旧著了。

据说70 年代，一批大公报人曾看望过王芸生，提出恢复《大公报》的倡议，王芝英回忆道：“我父亲低头未发一言。事后，他对我们说，《大公报》没有恢复的必要了！”（同上）他的后辈曾想把他的一生经历记录下来，但遗憾的是他“所讲的竟全部是特别‘政策’性的，‘正统’的，完全不像他平日兴致所致，忆起的那些事情”（同上）。

遥想当年，王芸生在《大公报》执笔写社评的时候是何等风采，一位恃才傲物，纵论天下的报人，是怎样变成如此这般的呢？是个人的原因吗？60 年代初，他和曹谷冰合作写了《1926 年至1949 年的旧大公报》（《文史资料选辑》第25。28 辑），对这篇违心之论，周雨在《大公报史》的后记中说：“但是由于时代的局限性，那篇文章是在‘左’的路线影响下写的，囿于环境，作者很难做到实事求是。作为当事人写史，检讨多于事实，对若干的人和事的衡量难免失于平允。以致凡熟悉大公报的人，熟悉旧时代的人，在今天看来，莫不认为前述文章的论点失之偏颇。”

梁厚甫在《美国人怎样看大公报》一文中说过：“过去大公报，是光荣的，文人办报的苦心是值得我们敬仰的。..大公报与中国历史共存。”（周雨编《大公报人忆旧》第329 页，中国文史出版社）《大公报》和他的同人，后来都经历了坎坷的命运，无论左右，都很难幸免，杨刚、范长江自杀了，蒋荫恩、孟秋江“文革”中被迫害致死，许君远、徐铸成、徐盈、彭子冈、赵恩源、李纯青、萧乾、陆治、朱启平等都没有逃过1957 年的厄运。王芸生的失望是一代报人命运的另一种写照。王芸生在晚年曾多次想到陈布雷，他与陈有私谊。王芝芙说她父亲在病危中的自述里，对陈布雷的悲剧很有感慨，与陈的自杀比起来，王芸生是活下来了，但他内心也是极沉重的，他的选择同样充满悲怆意味。

空方代表

周一良：毕竟是书生

周一良出身世家，青年时代，由燕京而清华，由史语所而哈佛大学，1946年怀着“漫卷诗书喜欲狂”的心情，由美返国，重回燕京执教。周先生是1913年生人，共和国成立那年37 岁，是一个学者最好的年龄。周先生的早年教育背景，是中西两面，这使他治学和为人都深深留有那个时代的印迹。早年的教育背景一般决定人的一生，周先生本来在学术上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我不懂周先生的学问，但我在读他晚年写的自传《毕竟是书生》时，能感到他对自己的一生是有遗憾的。他从哈佛回来的时候，才33 岁，如果不是很快失去了学术环境，周先生在史学上的成就要比现在更令人敬佩。周先生的遗憾不仅是他个人的，而且是一代知识分子的共同命运。

周先生的青年时代，呼吸着学术自由的空气，他想成为像陈寅恪那样的学者，他在治学上走陈先生的路，在整个精神世界里，也深受陈寅恪“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影响，但青年时代的信仰后来在他身上没能很好地体现出来，直到晚年，重读周先生的文章，才感受到他对自己青年时代的信仰是多么留恋。

周先生年轻的时候，在学术上显示了他的才华。杨联升在一篇怀念陈寅恪的文章中说周一良是“当时青年学者中最有希望传先生衣钵者”（《谈陈寅恪》第30 页，台湾传记文学社）。1946 年4 月，陈寅恪去英国治病，道出纽约，与赵元任见面，“对一良与联升近况，垂询甚详”（同上）。可见陈寅恪对周一良的厚望。1945 年10 月，傅斯年致函胡适，为北大网罗人材，周一良先生是第一人选。“周一良、王毓铨、胡先晋，乞先生一斟酌，就地决定。”“周一良甚好，乞先生接洽一下，但他恐非教授不可（也值得）”（《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55 页，中华书局版）。这是傅斯年对周一良先生的评价。此前，燕京司徒雷登、洪煨莲都曾力邀周一良重回燕京，赵元任在给博斯年一封信中曾详细谈到有关史语所招募人才之事，对周一良的评价是“史语所要NewBlood，周一良是第一个要紧的人，万万不可放去”（王（左水右凡）森、杜正胜主编《傅斯年文物资料选辑》第198 页，台湾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发行）。青年周一良能得到前辈学人如此高的评价，可见他确是一位有前途的学术人才。今天，周先生已经走过了83 年的人生旅途，他是年轻一代敬仰的学者，但他没有成为当年前辈期望的周一良，这是我想要说的问题。50年代初，陈寅恪《对科学院的答复》中也提到周一良，他说：“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之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你以前的看法是否和我相同我不知道，但现在不同了，你已不是我的学生了，所以周一良也好，王永兴也好，从我之说即是我的学生，否则即不是”（转引自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第112 页，三联版）。从陈寅恪的语气中，能感到他对周一良等自己学生的期望，遗憾的是他的学生在追求“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上没有自己的老师执著。

周一良先生在他的自传中曾说过：“我生性小心谨慎，加之解放后‘原罪’思想沉重。”正是由于这两种原因，使本来一个志在做学问的纯粹学人，不仅不能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而且把早年最可贵的精神气质都丢失了，这是很令人痛心的。就个性而言，周先生是“小心谨慎”的人，但对一个学人来说，就是生性小心谨慎，如无强大的外在压力，也不致于要将早年的信仰完全埋进心底。那时周先生是快40 岁的人了，已经不是那种在信仰问题上容易变动的年龄，但他却变了，这其中个人的原因不是决定性的，而是外在的压力，这种外在的压力，有时非设身处地，它的强大和可怕是难以说清楚的。

因为从周先生及他同时代许多知识分子的早年教育背景中，我们推不出后来必然变化的结果，也许这是一代知识分子共同的宿命。

周先生的学术兴趣本来在魏晋南北朝这一段，但后来周先生几乎没有能按自己的兴趣去做研究，周先生在他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中，还算是灾难少的（“文革”前），但恰恰是在他这种还算顺利的学者身上，让我们感到一个时代是如何将一个学养极好的学者变得平庸起来的。不平庸，不听话，就难以生存，想到这些我们也就不能再苛求一个学者了。

周先生在“文革”后期和冯友兰、魏建功、林庚3 位老教授成了“梁效”写作组的顾问，何以如此，个人应当在其中承担什么责任，恐怕一时难以说清。我曾想过去做这样一个研究，就是将“梁效”和“石一歌”做为两个个案，详细分析卷入其中的学者的命运，但这样的研究须在历史档案完全解禁的条件下才有可能，所以只好搁置了，但对和周先生有同样经历的人，我们还是要先有同情和理解，再进行深入研究。

“五十年风云变幻，老友毕竟是书生。”这是挽魏建功先生的一副联语，周先生有同感，用来做了自传的题目，其实，对许多中国知识分子，这句话都很恰当。周先生早年的精神气质，在历史环境宽松的条件下又重新恢复起来。1980 年魏建功先生逝世，周扬在追悼会上找到周先生，安慰他说：“今后要吸取经验教训嘛！”对此周先生在自传中说：“我当时心想：组织上当时调我进梁效，并非个人报名加入，谈不到经验教训。

而且，‘文革’中你自己不也是被整得人仰马翻吗？你又怎样去吸取经验教训呢？”（1994 年2 期《史学理论研究》）这时的周先生已经开始重新确立自己的独立性了。

尹达的学术道路

湖北荆沙市的程朝富先生，近日来太原访学，一日在原《晋阳学刊》主编高增德先生处闲聊，不知怎么就把话题落在了尹达身上。特别是程先生说起尹达和顾颉刚的关系，很引起了我的兴趣。我对当年到达延安的学者已留意多时，尹达的经历我以为是值得研究学术史和知识分子问题的人注意的。

尹达是著名的考古学家，全国解放后曾做过中国科学院考古所的所长，《历史研究》的主编，和他同时代的许多学者不同，尹达很早就走上了革命道路。

尹达1928 年入河南大学，先学哲学后转入国文系，在学生时代，即参加了中国考古史上著名的安阳殷墟发掘。因了这段机缘，1932 年，26 岁的尹达成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的研究生，1934 年毕业后做了助理员，1937 年升为助理研究员。青年尹达的这一段学术道路，为他一生的学术事业打下了基础，他的《中国原始社会》一书，即是使用在史语所积累的资料完成的。史语所在傅斯年的领导下，是当时中国史学研究最权威的机构，尹达的学术生涯开始于这样的地方，按理应该有个更大的发展，在学术上做出更大的成就，然而青年尹达在他哥哥的影响下，很快离开了史语所（他在史语所共6 年），走上了另一条道路，虽然还与学术有关，但他所选择的学术环境已迥异于史语所。这个转折在尹达一生中是至关重要的，由史语所而延安马列研究院研究部，用流行的观点，从政治上说，他进步了，而从学术上看，他却停滞了。我不评价尹达的人生选择，如果他从此放弃了学术，成为职业革命家，那我们也无话可说，问题是尹达一直在学界中，这样他的经历就具有启发意义。

1945 年，傅斯年曾作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访问过延安，其间曾和尹达会过面。我在台湾史语所出版的《傅斯年文物资料选辑》中查到尹达在准备去北方大学前，写给傅斯年的一封信。这封信流露了尹达对史语所读书、研究生活的怀恋。信不长，抄出如下：

孟真先生：

安延（案：应为延安）一晤，至以为快。知诸师友均在努力写作，自愧为学术工作尽力甚微，思之怅怅。日内即赴华北，横过山西，拟便中作考古调查，过去山西虽发现多处遗址，但大都未能分析清楚，故欲于不妨碍旅行中作此调查耳。今后甚愿与诸师友取得联系，以便共同致于学术，未审所中师友愿否？

所中所出有关考古之书，可否致送一份？盼甚。

愚未完成之书，仍愿续作。今后交通方便，大局安定，望能捎致北方大学，当设法完成之。

学安

后学尹达　二月十五日

尹达的这封信约写在1946 年（他去设在张家口的北方大学之前），距他到延安已近10 年。看得出，尹达还是钟情学问，但他似乎已感到与当年史语所的朋友在学术上存了距离，可以说，他的心情是很怅然的，因为尹达毕竟是学问中人，看到当年同道仍在学术上不断前行，而自己却徘徊不进，心情自是沉重。信中所谓“未完成之书”当指尹达参预的山东日照两城镇西遗址的发掘，他写了草拟报告（未定稿），留在史语所。

以后的历史也证明，在当年史语所的同辈朋友中，官做得大的要算尹达，尽管是学术官员。当年从史语所同赴安阳的朋友，留下来的郭宝钧、梁思永，在学术上的贡献都不小，离开的董作宾、石璋如成就也远在尹达之上，特别是同学石璋如，在台湾考古界做出了很大贡献，而尹达基本上是作为学术官员终其一生的。《郭沫若书信集》中收有郭给尹达的信25 封，当时尹达是历史研究所的副所长，而郭是所长。这25 封信均是郭命令尹达为他处理事情的，好像尹达不是一个学者，倒像是郭的一个办事员，从信的内容看，也能想见尹达的心态，他是事无巨细，都要向郭请示的（黄淳浩编《郭沫若书信集》下册170－199 页，中国社科版）。尹达生前多次讲过，他学习考古主要是受了郭沫若的影响，30 年代初他读了郭著《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我之所以学习考古，而且走向革命都同样是受了郭老的影响”（《中国史学家评传》下册1646 页，1985 年4 月中州古籍出版社）。尹达说自己是郭的“私淑弟子”。在尹达一生中，可能确有郭的影响，但青年尹达整个学术基础，恐怕还是在史语所打下的，尽可能往郭的身上靠，也可理解，但既然找到了学术研究的方向，为什么后来在学术上长进不大呢？而那些没有受郭影响的人却做出很大的学术贡献。

进入新时代后，尹达虽然没有脱离学术界，但他基本上是以科研活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来实现自己的学术愿望的。这之后的尹达，在精神气质上也发生了变化，从他和顾颉刚的关系中，我们似乎能看到一个出身于史语所的学者，在后来的生活中，他身上的学者气质终为官气所淹没了。

顾颉刚在中国史学界是何等人物，这尹达是很清楚的。无论是从年龄还是学术辈分、学术地位，尹达都是晚辈，按中国读书人的习惯，尹达对顾颉刚应该是十分尊敬的。1954 年顾颉刚由上海调入历史研究所，其时，尹达和顾颉刚的地位已经明显不同，一个是旧知识分子，一个是延安来的知识分子，1928 年蔡元培筹备史语所的时候，顾颉刚即是所长人选（刘起（左金右于）《顾颉刚先生学述》第273 页，中华书局1986 年版），而现在尹达是历史研究所的实际负责人，地位远在顾颉刚之上。顾颉刚曾说：“我一生好书，节衣缩食地买书，所积太多，科学院代我全部运京，又给我一所大房子安放，我非常感谢政府对我的照顾，可是到京后不久，尹达就对我说：‘我看你就害在这几百箱书上了！’我听了骇然，心想，科学院为了我能掌握些史料，才招我来此；他竟说我为书所害，那么招我岂非多事？”（顾灏编著《顾颉刚年谱》第353 页，中国社科出版社）史语所出身的尹达竟对顾颉刚的书多发出责难，实在难以令人置信，是什么经历、什么心理使尹达变成了这样呢？顾颉刚由沪来京，是刘大年和尹达请来的，何以出此责言？是否革命资历的自然流露？这些都很引人深思。

尹达和顾颉刚的矛盾，也许有个人的性格原因，但更多的恐怕还得从尹达的延安经历中去寻找。1956 年春天，顾颉刚曾在民进讨论党与知识分子关系问题的会议上，谈了他与尹达的矛盾。后来受徐伯昕嘱，曾向尹达述及自己一生的经历，期望得到理解，搞好团结（同上第359 页）。但在50 年代末期，在历史所批判资产阶级史学时，顾颉刚依然是重点批判对象。我对顾尹之间的矛盾所知不多，但读《顾颉刚年谱》时，看到顾颉刚的心情，总不由地想到尹达的经历，也许尹达的变化与他的经历无关，但他的言行，总让人想到他的革命生涯。除了对顾颉刚的态度外，对史语所所长傅斯年，尹达的所为也令人难以理解。由他主编的《中国史学发展史》一书中，几乎不提傅斯年的名字，述及当年著名的安阳殷墟考古发掘时，也只提“中央研究院”而回避史语所（见该书512 页，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 年版），也许这不是尹达的责任，但由于尹顾的矛盾，这样的处理方法，不能不让人有更多的联想，难道就因为毛泽东在《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中说到过傅斯年吗？从这些小事中，可以看出尹达已经不再是一个纯粹的学者了。解放后，尹达写了20 多篇文章，但多是谈论学习历史研究方法，对前辈学者和学界友好的怀念，以及为学术著作写的序言，几乎不再研究什么学术了。如果说初期的学术即是为了做官，那尹达是成功的，但这些恐怕不是尹达的初衷，而作为一个学者，他后来的经历，更多地凝聚了一个时代对学术的制约。

刘起（左金右于）在《顾颉刚先生学述》的后记中写到：“在这里我更怀着沉重的哀思，怀念尹达同志对本书撰成所给予的支持和帮助。他从本书草拟提纲时提出重要意见，到写出全稿，始终给予关注，还准备给本书写序言，不幸病倒无法执笔。卧病医院我去看他时，还殷殷关注本书及早与学术界见面，其后又曾托同志转达他关于本书交代出版的拳拳之意”（同上第382页）。从尹达晚年对顾颉刚的态度中，我们能感到他有忏悔心情，然而也许是伤害过重，尹顾之间的裂痕已经不好弥补了。据说顾颉刚去世后，曾有遗嘱，所藏图书绝不捐给中国社科院历史所。

尹达在史学界的地位，史家自有公论，我不敢置一言。我只是偶然注意到了尹达一生的经历，忽然想到他后来的所作所为，其实，这不仅是尹达个人的特点，如他有同样经历的知识分子，大概都或多或少地留有时代的印迹，尹达的复杂性，也许就在这里。

王瑶曲折的学术道路

王瑶青年时代就选好了自己要走的路，但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又不能走自己想走的路，对一个学者来说，这意味着什么？重新选择对青年王瑶来说肯定是无奈的。1952 年，他在一份自我检讨中曾说：“后来系里在课改中课程有了变动，古典文学只剩下了三门课，而就有三位教古典文学的教授，而且资格都比我老，教新文学的又人少课多，于是我改教了新文学，但我在思想上并没有放弃了我研究古典文学的计划，因为我以为研究新文学是很难成为一个不朽的第一流学者的”（《王瑶文集》第7 卷第499 页，北岳文艺出版社1993 年版）。1949 年，王瑶是36 岁。王瑶比钱钟书、费孝通等同出清华的学者虽然小4 岁，但他和他们的区别还不在年龄上，而在社会声望上，当时的王瑶虽然在学术上已经显示了才华，但他还只是清华中文系的一个专任讲师。对那些已成名的学者来说，他们转变和重新选择所经历的痛苦，我认为要相对低于那些已经显示了学术才能但还未有建树的人。王瑶的典型意义即在于一个人将要以放弃自己整个的教育背景为代价，来重新确立自己的学术道路，如果不是割断传统，王瑶是会赴美留学的（按清华旧制），时代的转换使这一切成了王瑶的终身遗憾。

王瑶是清华研究院第12 届毕业的研究生，师从闻一多、朱自清。当时王瑶32 岁，他的毕业论文做的是《魏晋文学思潮与文人生活》。1946 年1月29 日，闻一多呈函梅贻琦校长和教务长潘光旦，为王瑶初试。初试的范围是：中国文学史、中国哲学史、中国通史。

考试人员，当时除了中国文学系的教授外，还聘请了汤用彤、彭仲铎、冯友兰、吴晗4 位。

同年4 月4 日，朱自清再函梅、潘两位，正式为王瑶考试（见《清华大学史料选编》三（上）第112、114 页，清华大学出版社）。王瑶是经过严格学术训练的人，以他治中古文学的才能和兴趣，再去做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虽是开创性的工作，而且获得了世所公认的成就，但一想到青年王瑶那么好的学术训练，而做了和这种训练关系并不密切的专业，在王瑶来说，难道没有遗憾吗？训练一个能治中古文学的专家，比之于训练一个能做现代文学研究的学者，前者的要求和难度是远大于后者的。在王瑶的同辈朋友中，许多人还是佩服他的早年学术成果。赵俪生就说过，对他的《中古文学思想》、《中古文人生活》、《中古文学风貌》三书，“鄙人则深深拜倒石榴裙下”（《王瑶先生纪念集》16 页，天津人民出版社）。王瑶能在现代文学研究中卓然有成，靠的还是早年的教育背景和学术训练，至少他在治学的方法上有看家的本领。一个人学术兴趣的转移，固然有个人的因素，也有一些偶然的机缘，但对王瑶来说，他学术道路的曲折，更多地折射出的是一个时代对学术自由的制约。王瑶曾想过离开清华，因当时南昌大学曾请他去做系主任，“而且教的课是中国文学史”（《文集》499 页）。可见王瑶对自己专业的留恋。我常常这样想：如果王瑶生活在一个崇尚“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环境里，他的学术成就要远胜于今日。我们多了一位现代文学的开创者，但却少了一位治中古文学的专家，这其中有什么值得我们深思的东西呢？朱德熙说：“我一直认为昭琛具备一个大学者应有的素质。要是环境更好一点，兴趣更专一一点，他一定会做出更大的贡献”（《王瑶先生纪念集》第13 页）。

从王瑶早年的经历看，他不仅仅是一个专注于学问的人，还是一个具备现代知识分子气质的人。学生时代的王瑶，曾显示出对政治的热情，他在清华读书时，写过大量的时评。在一二·九学生运动中，他也是很积极的一位。但王瑶对政治的热情，是那种读书人对政治的热情，简单说就是好议论，并非想在仕途上有所求。这种对政治的热情，是王瑶那个时代读书人的精神气质。王瑶在1935 年加入共产党，40 年代又入了民盟。用当时流行的知识分子分类法，大概属于中间偏左的。但王瑶本人有名士气，别人和他自己都说过“很高傲”。王瑶的这种气质决定了他自己是一个不适于过党派生活的人。1948 年当有人拉他加入新民主主义文化学会时，他曾说过“我听说有组织的约束性，就拒绝了”。可见他本质上还是一个祟尚自由的人。他的理想是：“一方面努力研究学问，希望成一个学者，一方面也对民主运动多少做点事情”（《文集》497 页）。可以这么说，早年清华的教育背景，培养了王瑶的精神气质，如果不是后来的历史变幻，王瑶作为一个在专业之外对社会保持热情和关怀的知识分子，他所产生的影响要更大些。

在一个新的环境下，王瑶选择了研究中国现代文学，从他个人的意愿来说，他想尽量和新的时代保持合拍，但早年的教育和个性又和这种主观愿望相冲突，尽管他已经不是在完全独立的精神状态下完成了《中国新文学史稿》，但由于突然做违心的选择，他的这部新著还是不自觉地流露出曾经有过的独立思考，当时批评这部书的人认为：“这本书的根本弱点，是思想性低，没有站稳无产阶级立场，甚至于有敌我不分的地方，加以分析力、概括力不够，编写的态度和方法不谨严，因此就产生了一连串的错误和缺点”（《文集》507 页）。今天再看这样的批评，我们应该为王瑶庆幸。这种庆幸可以表述为，在特定的时代氛围下，王瑶准备放弃自我来适应新的环境，但早年养成的客观精神已成为一种精神气质，融进了血脉中，所以总不免要流露出来。今天人们之所以看重王瑶的旧著，虽然理解它带有时代的局限，但从中依然能够感到有一个学者的真诚。王瑶自己写过长文《〈中国新文学史稿〉的自我批判》，在50 年代，他也曾写过批判胡适、批判胡风的文章，在那样的年代里，王瑶说过许多违心的话。对知识分子在那种处境下的无奈选择，我认为陈寅恪在《柳如是别传》中对侯朝宗等人应举行为的分析，很能帮助我们理解。陈寅恪说：“盖建州人关之初，凡世家子弟著声庠序之人，若不应乡举，即为反清之一种表示，累及家族，或致身命之危险。..关于此点，足见清初士人处境之不易。后世未解当时情势，往往作过酷之批评，殊非公允之论也”（该书下册1118－1119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王瑶当时的处境，从他1951 年写给一位向他请教文学史教学问题的人的信中可见了一斑。信中提到李辉英时本：“李辉英原曾有所叙述，今已删（政治上有问题）”（《文集》602 页）。当时就是这样的处境。

王瑶到了晚年，精神气质又重新回到了他的青年时代，晚年王瑶特别怀念他在清华度过的岁月。他对清华学派的呼吁，实在是怀念他的青年时代。人们怀念王瑶，敬仰王瑶，其实是在表达对一种精神和人格的怀念。晚年王瑶以他人格的力量唤起了人们对独立精神的向往，这是他留给我们远比他的著述更伟大的力量。王瑶是很理智而清醒的人，80 年代初，他在给石汝祥的信中就说过：“过去的时间不仅耽误了像我的孩子们（30 岁上下），也耽误了如您我这样的中年和老年人。”（《文集》642 页）痛哉斯言！

空方代表

钱钟书：书生气又发作了

国内近几年出版的关于钱钟书研究的书很多，我见到就买了，时间一长，就积攒下一大摞，最近我集中翻了一遍，忽然生出一点感想。

现在国内外研究钱钟书的，以学术为主，即多数研究者的着眼点在于钱钟书的小说、诗词和他的学术论文，这当然是很重要的，但研究一个学者，如果光注意他的学术而忽视他的思想，时间久了，这样的研究总会越走越窄的，特别是像钱钟书这样经历了这么多风云变幻的学者，他的经历本身，就是一部丰富的当代历史。

前几年，我在一篇研究《观察》撰稿人的论文中，就想把钱钟书作为同时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类型看待，可惜由于当时所知材料有限，未能深入下去，但对于钱钟书作为一种知识分子的类型来研究，我觉得还是能够拓宽钱钟书研究的视野的。国内已出的几本钱钟书传记，似乎也未能从这个角度出发，写出一个知识分子的独特经历。李洪岩《智者的心路历程》有所涉及，但还没有着意为之。

我一直以为像钱钟书这样的知识分子，如果能够深入他们的内心，在大量资料的支持下，剖析出他们内心的苦恼、无奈和最终的生存方式，这对深入了解中国知识分子是很有帮助的。

中国现代学术史上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治哲学、政治学、社会学、文学等的学者，似乎总不如治史学的人看得透。看得深，当然这只是一个大致的说法。就说政治选择，一般推论，那些治哲学、政治学、社会学的学者，应该在理论上对政党、国家这些东西有更深切的了解，看过去这些学者写的文章，他们也都是极犀利、极清醒的，但纸面上的深度并没有融入自己的行为。倒是那些治历史的学者不一定有超过这些学者的理论深度，但判断起事情来，似乎总比另一类学者高明。比如胡适、傅斯年、钱穆、姚从吾、毛子水、陈寅恪这些做史学研究的人，比冯友兰、金岳霖、贺麟、钱端升等人，在许多事情上，还是更有决断。虽然历史的复杂性远不似这样简单，个人的处境和选择中有许多偶然因素，诸如个性、当时的处境、朋友的位置还有家累等等，但历史研究总是由结果推断原因，这样一想，中国知识分子的道路，就更具有某种色彩了。

钱钟书这样的学者，现在看来，他的选择是充满矛盾的。以钱出身清华和留英法的教育背景，我们不应该推断出他现在的结局，因为一个人的理想是由他们的教育背景决定的。从政治理想上说，钱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的一员，但钱本人对他同时代那些知名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又多数看不上眼，读过小说《围城》和《猫》的人都是有这种感觉，也许这与钱钟书的个性有关，也许与他父亲曾告诫过他不要做徐志摩、胡适之一类的新派人物有关。我总觉得钱钟书看不上他同时代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还不光是自视甚高的个性，更有深刻的东西。当时自由主义的许多知名人物，在政治理想的追求上固然代表了多数人的意愿，但这部分受西方文化影响较重的人，在做人这一条上似乎未能完全和他们的理想相一致，而钱钟书对此有更高的理想，即一个人说和做应当是一回事。

尽管当时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理想很诱人，但由于钱钟书很了解他们的生活，特别是个人生活，以他的道德衡人，那些人自然就不入眼，至少当时他们许多人在个人私德上，钱钟书是有自己看法的。钱是1910 年生人，在自由主义人物中，如果不算严复、梁启超那一代，直接从胡适这一代算起，钱是第二代的人物，在这第二代的人物中，钱是受中国传统道德影响较重的一位，可以说他是较看重做人的道德的，这一点钱和陈寅恪很像。

吴忠匡曾说“文革”中钱给他写信即言：“郭章二氏之书，几乎人手一编。吾老不好学，自安寡陋，初未以之遮眼；第则庶几能得风气，足于多闻后生竞走趋矣。章文差能尽俗，未入流品..”这是钱看到《柳文指要》后的感想，当时他对郭、章二人均有反感，他也从未遵父命去看过章行严，因为他们所为，不符钱钟书的道德观。一般说婚姻问题上很能见出一个人的基本道德观，至于是因为有这样的婚姻才导致那样的道德，还是因为有这样的道德才产生了那样的婚姻，各人可以有各人的看法，但钱对许多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偏见，肯定有他们个人婚姻选择上的随意性这一因素。

钱钟书曾说过，他是一个闭门不管天下事的人，但中国的读书人，哪有真不管天下事的，这话不过是一种托辞而已。钱钟书在内心深处有自己独特的看法，可惜的是他这些东西都被现实生活无情地消磨了。

就个性而言，钱是一个喜欢特立独行的人，但这种个性最终能在一个人身上差不多完全被压抑，也可见出生存处境的严酷。钱在选宋诗的时候，就不选文天样的《正气歌》，表面看是嫌它道学气过重，但谁又能说这不是另一种形式的抗议呢？钱给杨绛《干校六记》写的小引，看似幽默和平静，但内心里却有更深的悲愤。1988 年钱钟书给《光明日报》写了一则短文《报纸的开放是大趋势》，压抑了多年的钱钟书终于说话了，可惜时间不久，他又沉默了，而这时他已到了人生晚年。这次的沉默，也意味着，除了过去学术文章中偶有自己的愤懑流露出外，钱钟书40 岁以后，几乎没有再说什么自己真想说的话，而这样的机会对钱钟书这样的老年学者来说已经赶不上了。对一个学者，特别是像钱钟书这样极有个性的学者，是多么的痛苦啊！他和自己的时代表面看是达成了平衡，但在内心这种冲突又时时浮现出来。这痛苦，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或许更能感觉到。

1982 年夏天，胡乔木请钱钟书为他改诗，钱钟书就真改了，对此李慎之在《胡乔木请钱钟书改诗种种》一文中说：“他（胡乔木）拿出两张纸，上面写的就是后来在‘七·一’发表的《有所思》。然而涂改批注很多，一望而知是钱钟书的笔迹。他一面给我看，一面说‘我做旧诗总是没有把握，因此要请钟书给我看一看，改一改，不料他给我改得这么多，你看怎么办好？’我说：‘这是钱先生书生气发作了。还是我来给你办一点外交吧’。”（《百年潮》1997 年第2 期）经过李慎之的解释后，钱钟书在给胡乔木的另一封信中才说：“我恍然大悟，僭改的好多不合适，现在读您来信更明白了我只能充个‘文士’，目光限于雕章琢句；您是‘志士仁人’而兼思想家。我上次的改动就是违反了蒲伯的箴言..”（同上）胡乔木和钱钟书是清华同学，但从目前已知的材料看，他们的友谊是在后来发生的，主动的一面在胡乔木。胡乔木最初知道朱光潜病重时曾写一慰问信，其中就提到是在钱钟书处听到的，可见80 年代初胡乔木和钱钟书的友谊。

‘从李慎之的回忆文章中，可以推出，胡乔木曾请钱钟书担任社科院的副院长，至少是流露过这样的意思，而钱钟书拒绝过。李慎之文章说：“我（胡）要请他看在我的面子上，给社科院撑撑场面，给社科院当个副院长。”后来钱钟书答应了，做了一个从不问事的“撑场面”的副院长。

胡乔木请钱钟书改诗，以钱钟书对世事的了解，当不会不知这为何意，是用不着费心的。在胡乔木这是礼贤下士的姿态，在钱钟书也只是一个形式而已，钱钟书当不会处理不好。但钱钟书的“书生气”还是发作了。我是这样理解的：钱钟书这样的读书人，几十年来都在一种压抑的状态下生存，对于官员有一种反弹的心理，所以尽管是朋友，但毕竟不是一般的朋友，既然有这样的机会，在不自觉中，就“书生气发作了”，看似无意，但却有足够的心理依据，中国的读书人被压抑得太久了，也要出口气，这最能见出钱钟书的个性。可以推想，以钱钟书的个性，当年让他去译毛诗和《讲话》，在内心是一种什么滋味。有的人也许是受宠若惊，而有的人则可能就是逼上梁山了，至少在钱钟书有这种意味，他绝口未提过这些事，可见他有自己的判断。中国的知识分子，就钱钟书那一代人来说，确实是值得深入研究，他们当中有陈寅恪这样的，以不合作为最高原则，有顾准这样敢于反叛的，有储安平这样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的，更多像钱钟书这样看透了而“闭门不管天下事”的，正是这些丰富的知识分子选择，构成了中国当代知识分子悲欣交替、起落交织的全部人生。

再说张东荪

我在《旧人旧事》一书中曾写过一篇关于张东荪的文章，这之后，又陆续看到一些资料，由于各种人说的张东荪都是自己了解的一面，所以关于张东荪的形象也就各异。

对于一个历史人物，人们有不同的看法和评价，这是常事，但具体到张东荪来说，人们之所以各执一词，却多是因为关于他50 年代初的经历本
身就没有人能说清，而这种说不清楚，并非由于资料的缺乏，实在是因为有关的档案至今尚未解密。张东荪出事在1951 年，距今已40 多年，按《档案法》30 年解密的规定，本也应该能够供研究者查阅，但我们现在还没有这样的条件。为什么一件本来很容易说清楚的事情却一直说不清楚呢？这很给研究历史的人留下了想像的余地。

千家驹在他的回忆录《七十年的经历》中单列一节专说张东荪案件，据千家驹说：“我曾受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托，整理张东荪的叛国材料，并起草民盟开除他的报告书，因此得以见到全部档案材料和张东荪的亲笔信件，故对诸案经过知道得比较清楚。事隔多年，虽文字上可能有所出入，但基本情节相信是不会错的。”（该书214 页）根据千家驹的说法，他算是处理张东荪案件的直接当事人之一，那么他所记述的张东荪事件是有一定可靠性的，但千家驹1986 年写作的这本回忆录是有局限的，或者说是有偏见的，比如他说：“原来张东荪不仅历史上一贯反共，还当过汉奸，不过自己不出面，做汉奸的幕后军师而已。”（213 页）这种说法，显然是把当时为了糟踏张东荪而使用的各种未加证实的材料当作结论了。事实上，在敌伪时期，张东荪坐了6 个月日本人的监狱。他的这一段经历，1947 年出版的《观察》周刊曾连载过他自己写的《狱中生活简记》（2 卷13— 17 期），这是许多人都知道的。至于张东荪在过去和共产党的关系，人们也很清楚，至少在抗战胜利后，作为民盟的负责人之一，他曾多次与中共打过交道，如果他“一贯反共”，1949 年也就不会成为中央人民政府的委员了。张东荪在北平和平解放过程中，作为傅作义与中共谈判的中间人，也是人所共知的，他可以说是为北平和平解放立过功劳的。1949 年1 月1 日，中央军委关于与傅作义谈判的6 点方针的电报中就明确说：“惟我们希望傅氏派一个有地位的、能负责的代表，偕同崔先生及张东荪先生一道秘密出城谈判。..如张东荪出城不能保守秘密，则张可以不出来。”（《北平和平解放前后》55 页，北京出版社）另一封关于与傅作义谈判中应注意的问题的电报中，也多次提到张东荪：“因为傅作义派人出来谈判，具有欺骗人民的作用，并有张东荪在场，故我们应注意运用策略。..使张东荪看了认为我方宽宏大量，完全是为保全平津人民的生命财产而出此。..如张东荪不愿久待，即可派车送他来中央所在地，并派人妥为照料。”（同上58、59 页）千家驹回忆录中提到张东荪的事，有些是当时压力下有人随意揭发的，有些是张在压力下所做的检讨，多数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但由于张东荪的历史档案不公开，所以干家驹的回忆被很多人引述，因而也造成了对张东荪的误解。

关于张东荪事件的主要内容，千家驹的回忆是这样的：“据王某招供，当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开会时，张东荪送了一份名单给美国国务院，凡他认为将来可以与美国合作的民主个人主义者，他都做了记号。有的是双圈，有的单圈。又当我国政府决定抗美援朝时，他把消息透露给王某，并叫他赶快离开北京去香港。凡此种种，人证物证俱在，这是现行反革命的罪行，是通敌卖国的行为。”（213 页）目前，有关张东荪事件的回忆都没有引述原始文件，这给这桩历史事件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近有唐振常先生、吴小如两先生在《文汇读书周报》上写过回忆张东荪的文章，但对他的判国罪，无一说得清楚。张中行在《负喧琐话续编》中也有一节忆张东荪的文字，对此也语焉不详，为什么这些同时代的人都说不清当时的情况呢？可见这是一件秘密审理的案件。《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三册中对张东荪的介绍是这样的：“张东荪，原为燕京大学教授、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抗美援朝时，因出卖国家重要情报，—被免去政府委员职务，但从宽处理，不逮捕法办，并照发工资，随后民盟中央决定开除他的盟籍。”（该书422 页）毛泽东文稿是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具有一定的权威性。这个介绍中，只肯定了张东荪在抗美援朝中这一件事，而排除了像千家驹回忆中有关给美国国务院送名单并做记号的说法。吴孝武先生在关于张东荪的一篇论文中认为，据张东荪的亲友回忆：“此案的关键人物是一个同时为美苏服务的双料间谍王志奇。王在解放以后常去张家，但张对他不欢迎，曾劝他马上离开中国。张在政治上缺乏经验，他当时在燕大，常到城里开会，就随便把文件置放在其长子张宗炳家中，有一次刚好被王志奇看到。王后来被捕，事情就牵涉到张。张亦承认自己于此事有责任，自责不已。”（《中国文化》第10 期210 页）虽然张东荪亲友的说法也未必绝对可信，但比起其他人的说法，似乎较为合理。由于档案没有解密，我们也就只有推理。出事的时候，张东荪已是64 岁的老人，说他主动给美国特务提供情报，没有什么前提。也不合张东荪一贯的为人行事的原则，王志奇无意中看到有关材料是可能的，但出事以后将此事扩大为张东荪主动提供是不近情理的。对张东荪的遭遇，吴孝武的判断是：“张在解放战争期间曾鼓吹中国做美苏桥梁的外交政策，并认为中国今后要工业化，必须在更大程度上依靠美国而不是苏联。因此，他对中共后来的‘一边倒’政策有所保留。”吴孝武认为这是引起对他怀疑的原因。这个分析是有道理的，我们不妨把眼光再放远些。

1949 年以后，张东荪虽然成了中央人民政府的委员，但就张一生的主张和性格看，他是主张干政而不参政的。他认为“士”在社会上发清议作争谏，才能把一个社会的清明之气唤起来（《士的使命与理学》，《观察》1 卷13页）。张东荪是一个有独立品格的知识分子，而且他从过去的时代中走过来，在新的环境里并没有立即与新时代融为一体，这就导致他和新时代许多方面的冲突。张中行说张东荪“根据我的印象，他也是惯于快言快语，得天不厚的一位”（《负喧琐话续编》24 页）。他的好友俞颂华早就说过：“他是彻头彻尾的一个自由主义者，他有独特的见解与主张，他喜欢独来独往，特立独行，而不愿受任何拘束的。对于什么政党的所谓铁的纪律，他是感到头痛的。”（《俞颂华文集》320 页，商务印书馆）以张东荪的思想和性格推论，50 年代初，以他那样身份参政的人能掌握多少国家情报和机密呢？在张东荪看来，他所知道的那些事也许根本就不是什么情报，这也就是旧文人在新时代的不适应。

叶笃义在他的回忆录《我与民盟》中说过一件事。上海解放后，罗隆基将回北平时，司徒雷登约见过他一次，托其向周恩来传达这样的口信：中国如能放弃“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他可以向美国政府建议给予中国政府几十亿美元的支援。罗隆基到达北平之后，在未传达这个消息之前，听到陈铭枢已经向周恩来做了相同的传达而遭到周的斥责，于是他就放弃了这个念头。后来美国驻北平总领事克乐伯（Clubb）回国的时候，罗隆基同张东荪两个人约克乐伯相见，叫他见到司徒雷登告诉这个经过。所谓“以民盟来做美国和中共之间的桥梁”这一主观幻想至此彻底结束了。”（《文史资料选集》增刊第2 册第30 页）根据这一细节推断，张东荪对于后来的外交政策应该不至于太书生气，但也许是年老而无法改变自己的个性，他终于还是按自己的想法去办事了。叶笃义就说过，解放之初张东荪就不写文章表态，叶劝他，他说：我要保持我沉默的权利。可以想见他的性格。

张东荪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最早被新时代抛弃的人，这是他的不幸，但也是他的幸运，以他那样的思想背景和性格特征，躲过1951 年，还能躲过1957 年吗？

1952 年4 月21 日，毛泽东在“三反”运动中对北京市高等学校的情况曾有一个批示、在批示中他说：“看来除像张东荪那样个别的人及严重的敌特分子外，像周炳琳那样的人还是帮助他们过关为宜，时间可以放宽些。”（《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3 册第422 页）1952 年8 月7 日，毛泽东约见梁漱溟，谈话完毕后，梁受张东荪之托，向毛泽东求情。

梁漱溟说：“张的为人聪明特出，久在学术思想界享有高名，与我相熟数十年。北京城的解放，张亦是奔走内外之一人。1949 年建国，组织中央人民政府，列居60 名委员之一，殊‘不料他亲美，惧美（这时他是美国人办的燕京大学教授），竟受一特殊间谍的诱感，甘心为美国务院作情报，窃以政府会议文件密授之。此特务被捕，供出其事，张内心慌乱，如醉如狂，寝食俱废。我对张‘既恨之，又悯之’，虽无意为之求情，亦愿探悉主席将如何处理。”毛泽东回答说：“此事彭真来向我详细报告了。彭真要捉起他来。我说不必，这种秀才文人造不了反。但从此我再不要见他，他再不能和我们一起开会了。

想来他会要向我作检讨的，且看他检讨的如何吧。”（《梁漱溟先生年谱》第206 页，广西大学出版社）张东荪后来是如何检讨的，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好像是一种宿命似的，当年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一个一个都倒下了。1948年，张申府因在《观察》上发表《呼吁和平》，被开除出了民盟，1951 年张东荪又出了那事，之后的运动不断，仔细一想，整批倒下的都是那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

空方代表

胡适与冯友兰

忽然想到写一篇关于胡适和冯友兰关系的文章，是因为看了《胡适的日记》（手稿本，台湾远流出版公司）中胡适对冯友兰的评价。胡适比冯友兰大四岁，可以说是同代人，但在胡适和冯友兰之间，这4 岁不仅是年龄的距离，还是师生的差别。1917 年，胡适到北京大学当教授的时候，冯友兰还是北大三年级的学生，也就是说，胡适是他的教师。

胡适一生中和冯友兰的直接交往并不多，虽然因了北大和清华的关系，他们不可能有较密切的来往，但事实上，胡冯二人，也许是个性，也许是思想不同，在同时代的知名学者中，他们的交往是很少的。

应该说20 年代，胡冯二人有过交往，关系也还比较融洽。1931 年9 月3 日，为了能到教育部将要设立的国立编译馆中谋事，冯友兰曾给胡适写过一封非常恳切的信，他在信中说：“前在京畅谈甚快。出京后以人事匆匆，曾未与先生一信，歉厌何极。”（《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346 页）冯友兰这封信是求胡适帮忙的，写得很客气，信末署“学生冯友兰鞠躬”，可以想见当时胡冯二人的关系。

1931 年，冯友兰出版了他的《中国哲学史》上卷，由此引出了他与胡适的一段学术争论，即关于老子和孔子谁前谁后的问题。胡适认为老子在前，而冯友兰认为孔子在前。

为此当时学术界曾发生过争论，梁启超也站在冯友兰一边。但在这个问题上，冯友兰的结论最终没有能说服胡适。1930 年3 月20 日夜，胡适曾给冯友兰写信，申说自己的看法，其中说：“你把《老子》归到战国时的作品，自有见地，然你的《中国哲学史》讲义中所举三项证据，则殊不足推翻旧说。”（《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3 册第38 页）1931 年胡适在给钱穆的信中还说：“我并不否认‘老子晚出之论’的可能性。但我始终觉得梁任公、冯芝生与先生诸人之论证无一可使我心服。若有充分的证据使我心服，我决不坚持老子早出之说。”（同上968 页）尽管论争中的双方谁都未能说服对方，但学术之争还是平和的，胡冯之间的关系也很正常。胡适和冯友兰的关系进入40 年代以后开始发生变化，这变化可能确有当年学术分歧中积下的怨气，但这时胡冯之间的分歧主要不表现在学术上，而是思想和人格上了。当年在学术上和胡适有不同观点的人很多，比如顾颉刚、钱穆等人，但学术的分歧并未影响他们之间的正常关系，而只有在对冯友兰的关系上，胡适显得很偏激，这其中肯定夹杂了许多非学术的因素。1943 年12 月12 日，胡适读到了在贵州印行的由张其昀主编的《思想与时代》杂志，他的评价是：“此中很少好文章。”（《日记》第15 册）而该刊的主要撰稿人中就有冯友兰。胡适接着说：“张其昀与钱穆二君均为从未出国门的苦学者；冯友兰虽曾出国门，而实无所见。他们的见解多带反动意味，保守的趋势甚明，而维护集权的态度亦颇明显。”（同上）1950 年初胡适见到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的英文本，他的评价是“实在太糟了。我应该赶快把《中国思想史》写完。”（《日记》第16 册）可以说，从50 年代以后，胡适对冯友兰的看法就完全改变了，他已很难平静地看待冯友兰和他的著述，凡提到冯友兰几乎都带有鄙意，一反胡适固有的宽厚态度。1955 年1 月24 日的日记中说：“写完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书评。《TheAmericanHistoricalReview》要我写此书英译本《TheDeikBodel》的书评，我耽误了半年，今天扶病打完。为此事重看冯书两遍，想说几句好话，实在看不出有什么好处。故此评颇指出此书的根本弱点..”（《日记》第17 册）在日记的最后又说“陈寅恪（审查报告——笔者注）说得比他清楚..”这里胡适引了陈寅恪给冯友兰所写审查报告中的一段话，从语气上说是借陈的话来否定冯友兰。陈寅恪先后给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下两卷都写过审查报告，而且评价很高，胡适也许是有成见，
所以评价不够客观。从学术分歧的角度说，胡适对冯友兰的态度是偏激了。人们也许会说，一向主张宽容的胡适，为什么对冯友兰这样呢？仔细分析，可以发现，这种评价中有胡适对冯友兰人格的认识。50 年代末，胡适在给严耕望的一封信中，再说到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反而平静了，他说：“冯书最便检查。但不列原书所举僧名，最为无识！”（《长编》第8 册3102 页）

从根本上说，胡适对冯友兰的评价，是随冯友兰的变化而变化的，也就是说，愈往后评价愈低，而且是愈到后来愈从人格上加以评价。1961 年胡适和钱思亮聊天，谈到大陆许多朋友的近况，对冯友兰的评价就很苛刻，他说：“在天主教办的一个刊物上知道冯友兰在那边认过130 次的错，自己承认是无可救药的资产阶级。他本来是一个会打算的人，在北平买了不少房地产。1950 年在檀香山买了3 个很大的冰箱带回去，冰箱里都装满东西，带到大陆去做买卖，预备大赚一笔的。他平日留起长胡子，也是不肯花剃胡子的钱。”（《长编》第10 册2556 页）胡适的这些话是和朋友聊天时说的，只能说表达了一种情绪，并不一定准确，查《冯友兰先生年谱初编》（蔡仲德著，河南人民出版社），1950 年冯友兰没出国，他是1948 年2 月由美返国的，胡适显然是说错了。可见胡适是道听途说，再有说冯友兰想回国做买卖发财，也太离谱了。公平地说，离开大陆以后，由于冯友兰的一些变化，使胡适对他的评价多带有情绪化的色彩。反过来说，80 年代初冯友兰写《三松堂自序》的时候，说到胡适，评价却很客观，他说：“胡适的这部书，还有一种更广泛的影响——胡适是在哲学方面用那个指头比较早的一个成功的人。”（该书216－217 页，三联版）他还说：“陈寅恪和金岳霖的两篇审查报告都把我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同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做比较。这是因为在当时，这一类的书，只有这两部。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无论什么事物，都是后来居上。这是因为后来者可以以先来者为鉴，从其中取得经验教训。无论如何，在中国哲学史研究近代化的工作中，胡适的创始之功，是不可埋没的。”（同上228 页）

从胡适和冯友兰的相互评价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在学术史上，因偏激造成的失误也许是难以避免的，但我们应当尽可能在一切问题上都尽量发挥理性的力量，以便能使偏见少一点，冯友兰晚年说到胡适时，基本上没有偏见了。当然，胡适与冯友兰关系和特定的时代背景有关，评价失当的责任并不全在个人身上。

怎样评价傅斯年

1997 年5 月17 日上海《文汇读书周报》发表了少云先生《关于傅斯年》一文，对傅斯年多有误解，特提出几点意见，以就教于少云先生。

少云先生文章中说：“抗战胜利后，起初长北大的应是胡适，而傅恐胡适过于宽厚，碍于人情，对任伪职的旧日友好不好应付，遂自荐做开路先锋，为胡日后接任铺平道路。”这段话说得含糊，容易给人误解，以为傅斯年是为胡适着想，才就北大代理校长一职的，而事实并非如此。

关于胡适做北大校长一事，前后背景是这样的。当时原北大校长蒋梦麟出任行政院秘书长，按国民政府1934 年修订的《大学组织法》第九条之规定：“大学校长一人综理校务，国立、省立、市立大学校长简任，除担任本校教课外，不得兼任他职。”（《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 辑第1 编173 页）这样蒋梦麟就必须辞去北大校长和他兼任的西南联大常委。关于这一点，当初蒋本人并不自觉，是朱家骅和傅斯年提醒的结果。江泽涵在给胡适的一封信中说：“骝先、孟真劝他辞北大校长，因为他兼北大校长，违反他手订的大学组织法。”（《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第26 页）还有一点是，蒋梦麟在长北大期间，和教授合作得并不十分愉快，据说其中有他夫人的原因，另外就是多数教授对他热衷仕途颇不以为然。这可以从收入《胡适来往书信选》中的傅斯年、钱端升、江泽涵、汤用彤等人的信中看得很清楚。

抗战胜利后，听说胡适将出长北大，在当时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曾引起很大反响。大家对胡适寄予厚望，当时很多知名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都给胡适写了信，表达自己对他的信任，可见胡适在知识界的威望。胡适当时还在美国，他在给朱家骅、蒋梦麟的一封信中说：“将来弟归国，若不得已，亦愿与孟真兄分劳，暂代一时，以待梦麟兄之归..”当时胡适对蒋梦麟在北大的作为很肯定，以为他的步入仕途是“为政府征调，只是暂局”。当时的情况是蒋梦麟离开后，蒋介石想让胡适或傅斯年出任，因为傅斯年在国内，蒋介石先让教育部长朱家骅征求傅斯年的意见，而傅斯年则说北大校长非胡适莫属，绝无自荐之意，并为此上书蒋介石。此事傅乐成编《傅斯年先生年谱》和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中均有详细记载。这个事实的意义在于，当时国内公认胡适和傅斯年是文化界当之无愧的领袖人物，这个评价是蒋介石的幕僚陶希圣的判断，唐纵在他的日记中说：“与希圣谈转移自由分子对政府之恶感，希圣认为胡适之为最恰当之人物，可惜适之不能归。其次傅斯年对西南联大亦颇能影响，如果自由思想派能了解政府，则青年学生不致为共党所愚。”（《在蒋介石身边的八年》第496 页，群众出版社）

从以上这些背景资料中可以看出，当时的情况是除了胡适，就数傅斯年最有资望。

至于说他出长北大是为胡适扫清障碍，也只是客观上造成的，如果理解成这是胡适怕事，就离事实较远了。傅斯年后来在给他夫人俞大綵的信中说过这样的话：“大批伪教职员进来，这是暑假后北大开办的大障碍，但我决心扫荡之，决不为北大留此劣迹。实在说在这样局面之下，胡先生办远不如我，我在这几个月给他打平天下，他好办下去。”这只是傅斯年本人的想法，与胡适本人无关。

另外少云先生文章中还说胡适对傅斯年的评价有“溢美之词”，而周作人的评价“亦使人信服”，这样理解傅斯年就不全面了，而且这还涉及一个是非问题。关于傅斯年代理北大校长后不聘在沦陷区出任过伪职人员一事，并非三言两语能说清楚，但在这一问题上，傅斯年没什么过错。当时俞平伯曾给胡适写信，为知堂说情（参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第71 页），容庚也给傅斯年写信，力陈自己的种种无奈和理由，但傅斯年均不为所动。因为道理很简单，如果出任伪职的人受不到谴责，那傅斯年作为大学校长，就对不起那些跋山涉水到了重庆和昆明的教授和学生。抗战爆发后，有多少知识分子为了民族大义而抛家别子去了大后方。这里知堂对傅斯年的评价是夹杂有个人意气的，在这一点上，知堂所言，绝不可取。至于说傅斯年是“外强中干”那一段话，就更是不近人情了，傅斯年当年倒宋（子文）倒孔（祥熙）皆是有目共睹的事，文章白纸黑字，对蒋介石也有批评，这是人所共知的。而且当中央银行国库局闹得最厉害的时候，中央银行国库局内部给傅斯年提供秘密材料的人，听到传言说“委员长已与先生说情”，并给傅斯年写信抱怨，傅斯年在这句话的旁边写道：“不成话”。这封信已影印在《傅斯年文物资料选辑》（台湾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编）中，是可靠的历史证据。傅斯年与蒋介石有私交，但傅斯年当面批评过他，在国民参政会上，他与陈布雷笔谈的记录现已刊布，1946 年蒋介石曾任命傅斯年为国府委员，他也坚辞不就，并说自己乃一介书生，世务非其所能，并说：“如在政府，于政府一无稗益，若在社会，或可以为一介之用。”傅斯年一生有许多缺点，但在向权贵的挑战一面，却不失书生本色。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