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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12-23 0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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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危难之际，坚信人性尊严
文明危难之际，坚信人性尊严
——阿马蒂亚·森笔下的泰戈尔
泰戈尔是印度和孟加拉两个国家国歌歌词的作者。值得注意的是，孟加拉国的公民主要是伊斯兰教信徒，却选择泰戈尔这位印度教传统家庭出身的作家的作品作为国歌。在此实例中，何来“印度文明”与“伊斯兰文明”的冲突？
读阿马蒂亚·森教授的《好辩的印度人》(Argumentative Indian，Allen Lane 出版，2005)，以“文化和传播”为题的第二部分有“泰戈尔和他的印度”长文，读来颇多感触。绝大多数中国人仅仅知道森教授是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但不妨看看他笔下的泰戈尔，说不定能带来双重的发现之喜悦。
非黑即白的思维是中国某些知识分子的潜意识，这些人容易认为，像阿马蒂亚这样的学者，喝洋墨水(留学英伦)、拿洋人的钱(长期在英美名牌大学当教授)，一定是个反传统健将。可是，《好辩的印度人》一书通常给人这样的印象：阿马蒂亚的学问渊源有自，不仅有历史学家素养，而且精通梵文，熟悉印度古典——也许是家学渊源吧——阿马蒂亚的祖父Kshiti Mohan Sen是个知名的“国学家”，他撰著的《印度中世纪神秘主义》一书，泰戈尔亲自赐序；受泰戈尔邀请，在泰戈尔创办的学院担任教职；另外，他撰写的《印度教》一书由企鹅公司出版(当然经过别人翻译)，英文版几经再版，还被翻译成法语、荷兰语、西班牙语和日语等文字。
言归正传，我们还是跟着阿马蒂亚·森，回望一代伟人泰戈尔的身影吧。
拒绝西方文明，要不得
1941年，泰戈尔在他最后一个生日(80岁生日)做了讲座，后来以《文明的危机》为题作为小册子出版。这也是泰戈尔的散文绝笔(三个月后，他与世长辞)，中译可见于河北教育出版社的《泰戈尔全集》第24卷(本文有涉及该文的引文，森教授有英译的，据其英译)。演讲之际，印度尚未独立，中国正遭受日本的侵略，第二次世界大战尚在进行中，文明确实处于深重危难。泰戈尔说道：“最近，在整个欧洲，野蛮张牙舞爪，散布着恐惧。折磨人类的瘟疫，在西方文明的骨髓里复活，凌辱着人类灵魂，侵染着山川平原上吹拂的和风。”但是，泰戈尔并没有对人类悲观，他继续说：
对人类失去信心是一种罪过，一息尚存，我满怀信心。我希望一场毁灭之后，漫天的愁云惨雾荡然无存，从红日东升的地平线，铺展洁净的历史篇章。不可战胜的人民踏上恢复尊严的道路，排除万难，胜利向前。
阿马蒂亚·森注意到，即使在这篇文章中，泰戈尔对英国在印度的统治做了强烈控诉，但他还是尽力区分“对抗西方帝国主义”和“拒绝西方文明”这两种不同姿态。泰戈尔看到，“印度胸脯上压着英国管理当局的磐石”，但他依然回顾到，印度已得益于“以莎士比亚和拜伦为中心的讨论，以及最重要的……19世纪英国政治之宽宏大量的自由主义”。在泰戈尔看来，悲剧来自这样事实：“在他们的文明中的最好的东西，即，高举人的关系的尊严，却在这个国家的英国当局的行政中没有任何地位”。“假如他们手持警棍而建立起‘法律和秩序’的统治，或换句话说，建立起警察的统治，那么，对文明的如此歪曲，就根本得不到我们的尊重。”在泰戈尔的思想中，对抗西方帝国主义，要得；拒绝西方文明，要不得。这两种姿态的区分与多个议题有关，下面着重“说理”(reasoning)和“民族主义”来看。
自由中的说理
甘地和泰戈尔同为20世纪印度的两大思想家，被同时代印度之卓越政治家尼赫鲁称为人杰(supreme as human beings)，尼赫鲁也以有这样的亲密朋友感到幸运。不过，泰戈尔和甘地在许多问题上有分歧，据有关资讯，泰戈尔和甘地之争也是前些年印度思想界关心的问题，还专门出版过两者的通信集以供进一步研究。在此，我们可以听听阿马蒂亚·森的梳理：“泰戈尔极为敬慕甘地，但与之在诸多主题上，比如，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文化交流的重要性，理性和科学的作用，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本质，等等，存有不同观点。这些差异，我将论到，有一个清晰和一致的模式，泰戈尔更多强调说理，较少传统主义论调，对世界其他部分有较大的兴趣，对科学和客观性一般也较为尊重。”其中，自由中的说理(reasoning in freedom)是泰戈尔的明确立场，而且贯穿在一系列的问题上。泰戈尔的一位英国朋友安德鲁斯(C.F.Andrews)观察到，“泰戈尔极不愿意看到，人民永远被按照孩子的样子来对待。”这种理性精神在阿马蒂亚·森的下列记叙中也得到具体的显示：
有一次，甘地访问泰戈尔在圣蒂尼克坦的学校访问，一位年轻妇女递上签名本，甘地在上面写道：“永远不要仓促许下诺言。一旦许诺，就应以生命为代价来实现它”。泰戈尔看到这句话后有些激动不安。他在同一个本子上用孟加拉语写上一首短诗，其大意是，根本没有人可以“被几团泥土永远捆为囚徒”。他继续用英语总结道(也能让甘地读懂)，“假如发现诺言是错的，赶紧离那诺言远远的”。
甘地竭力提倡，每个人都要在家里用原始纺轮纺布。泰戈尔对这种主张的批评现在看来是明智的。当然，从经济学角度，这种倡议显然非常可笑，因为甘地的出发点和用意肯定在别处。按照阿马蒂亚的理解，甘地是想通过这种生活方式让生活较为优裕的人们能够与那些不那么幸运的人相认同。但是，泰戈尔的批评要点在于：“纺轮并不要求人思考；人们只是简单地、不停地转动古人发明的轮子，使用最少的判断力和耐力。”
在阿马蒂亚·森看来，泰戈尔作为教育家的身份是非常重要的。泰戈尔于1900年在孟加拉创办独立的学校，而且，正是以学校为基地，他在印度的社会、政治和文化运动中担当重要角色。关于泰戈尔的教育思想和实践，是另一篇大文章的内容了，在此只想指出，泰戈尔在教育中所强调的，是自我激励，而不是纪律，是培育智力好奇心，而不是好胜的卓越。在教育内容上，既有自身的传统，又有其他文明内容的学习，尤可一提的是，泰戈尔的学校还传授有关中国文明的课程。
普遍的人性
泰戈尔在民族主义问题上的姿态对我们别具意义。首先可以预料的是，泰戈尔明确反对印度教正统对于伊斯兰教的、基督教的和锡克教的视界的敌意。进一步看，他甚至对民族主义也深表怀疑。以赛亚·伯林概括过泰戈尔的复杂立场——二元性，指出他谴责浪漫派的过分怀旧情绪，因为他们根本不懂政治自由(political liberty)，而政治自由的观念则来自英国思想家和英语著作。同时，泰戈尔也反对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具体就是反对英国殖民主义，投身民族独立事业。森教授则进一步指出，这种二元性也反映在泰戈尔对待文化多样性的态度上——既要声张印度独立的权利，而同时不否认印度可以自由地和获益地学习国外的重要性。他怕的是，因偏爱本土的印度传统而拒斥西方，不仅会画地为牢，而且很容易转向对来自其他国外影响的敌意，比如，基督教(在公元四世纪就已成为印度的一部分)，犹太教(在耶鲁撒冷陷落后不久因犹太移民而进入印度)，尤其重要的是伊斯兰教，自八世纪以来一直在印度有着非常强大的存在。
泰戈尔对爱国主义的批评是他著作中持续一致的主题，他曾在一封信中明确写道：“民族主义不可能是我们最终的精神避难所；我的慰藉是人性。我不会以珠宝的代价来购买玻璃品，只要一息尚存，我将不会容许民族主义战胜人性。”对这一主题的丰厚演绎要数他的小说《家庭与世界》(中译收入全集第12卷，该小说还受到卢卡奇和布莱希特的关注，并在印度被改编成电影)。
小说中，出身贵族世家的尼基莱什对社会改革很关注，包括妇女解放，但他对民族主义持冷淡态度。由于他对反英国的骚动不热情，使得他那位较容易精神冲动的妻子碧莫拉渐渐失去了对他的崇拜，因为在她眼里，尼基莱什缺乏爱国心。碧莫拉开始对尼基莱什的朋友松迪博神魂颠倒，直至落入情网。松迪博是个民族主义者，极善演讲，行动上则带有爱国主义的军事色彩。但是，尼基莱什拒绝改变自己的观点：“我愿意服务我的祖国；但我的崇拜保留给正道(Right)，正道比我的祖国远远要伟大。要把我的祖国当作神来崇拜，无疑是要把诅咒带给它。”
后来，碧莫拉认识到了，松迪博的激越的民族主义情绪和他的宗派主义的(最终是暴力的)行动是相关联着的。在戏剧性的事件中，尼基莱什冒着生命危险解救那些受害者，也结束了碧莫拉的政治罗曼司。
我们似乎不应该忘记，泰戈尔在其中成长的家庭氛围使他熟读梵文典籍和印度古典著作，在他放眼世界的同时，他也希望始终对自身的文化和传统保持兴趣并参与其中。我们也应该知道，他是印度和孟加拉两个国家国歌歌词的作者。值得注意的是，孟加拉国的公民主要是伊斯兰教信徒，却选择泰戈尔这位印度教传统家庭出身的作家的作品作为国歌。在此实例中，何来“印度文明”与“伊斯兰文明”的冲突？
(阿马蒂亚·森的Argumentative Indian 中文版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2007年11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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