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方代表

作者：彭志恒

如果有人坚持认为，哲学是一种深奥且没用的学问，离我们的真实生活十万八千里，那么，那完全是有害无益的误解。真正讲来，在各种“科学”中，哲学是最实际的，它从不关心任何不着边际的东西。这便是我从事思考多年来的体会。

作为一名中国人，作为对多灾多难的历史有感触的人，我的思考其重心总离不开中国，离不开实际的中国社会生活，离不开现实的中国人生。当我思想这些最实际的事情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个说起来连我自己也感到沮丧“奥秘”：站在某个层面说，我们中华民族的真正“敌人”是“物质”这个概念。这也等于说，阻挡这个民族走向现代幸福的，既不是共产党人所说的剥削制度，也不是时下流行的经济主义思想所发现的贫穷、落后，而是近代以来形成的中国思想活动当中的物质概念。我这个观点，怕是令人沮丧的。原本，我们已经选好了“敌人”，已经对它宣战了，甚或也做好了享用战利品——走进现代人生——的心理准备了，可却有种声音说找错了敌人。对此，有谁能不沮丧呢？可是，我也没办法；我的发现确实告诉我，我们的战斗行动针对的是一个自己臆造的虚假的“敌人”。

我所说的这个我们思想当中的“物质”概念，是近代以来形成的。清朝以前，中国文化里没有这样的一个物质概念。中国古典思想里有个“气”的概念，在后来的思想史写作中被加以唯物主义解释，那是不恰当的。从思想史整体上看，气是与道、理、命以及阴阳五行法则联系着的，它完全不是一个自己本来就在那里的东西，它是被规定着的。物质使得近代以来的中国思想具有了某种顽固而又凶恶的气质，而这个情况，中国的古典思想是绝对没有的。中国的古典思想，总体说来，是讲道理的，不会让你觉得暗无天日，无法说理。这个可爱的情形早在董仲舒的思想里就表现出来了，而到了两宋的理学那里，这种情形就体现为某种成熟的基础伦理学气质了。并且，一到了明朝，始于晚宋的心学思想更是透出了一点现代性（人性）的光亮。

到了近代，一嗣物质这个概念出现，中国思想原来仅有的那点绵柔的气质就消失干净了；物质，把中国思想引向了彻底的黑暗。

对于不甚了解思想史的朋友来说，体会中国古典思想的某些可爱之处以及近代以来中国思想在逻辑学意义上的彻底堕落，可能有些艰难。这主要是因为，由于缺乏好的、符合现代价值观的形而上学的指引，我们都被以物质为中心的思想俘虏了。我们处身它里面，便看不出它有什么问题。

这个物质概念——放在各个民族的各个思想形态当中比较——也很独特。就日常理智的天性而言，我们倾向于信任西方哲学论证的知性结构所标示的客观性，比如，当我们看到眼前的桌子，我们自然地就想，桌子是客观物，我是一个人。通常而言，这种情况是正当的。基于这正当的情况，经验主义哲学清理出了“经验”的概念。可以与此并举地，另外一种思想形态发展出了物质的概念。（这说的是西方的情况。）这两种观念（方法）——经验与物质——都可以取得日常理智的信任；因为，对于日常理智来说，这两种哲学观念是最容易理解的。然而，中国思想中的“物质”既与“经验”不同，也与并举的“物质”根本不同。

与“经验”的不同，是不消说的，——中国人的物质对比于英国人的经验显然只是某种飘浮在空中的恐吓。然而，近代以来中国思想中的物质于西方唯物主义思想中的物质概念不同无疑是个值得深究的问题。为了简化之，我们不如这么想：后者一变而成为中国的物质，乃是由于它被中国传统文化的巧妙的反人道主义精神——集体主义精神——篡改了，原本是思想的某种逻辑学兴趣，在中国文化里，却被改编成了嗜血的任何伦理行动的理由。这个物质，在毛泽东思想里获得了最完整的体现。（回头若有兴趣，再谈这个概念的基本属性以及它在思想里的功用。）从历史现象上看，这个物质也又是血腥的。近代以来的中国悲剧——那些以消灭生命为主要节目的悲剧——其最后的根源都在这个物质上。（直接把刽子手绳之以法，了结愤怒与疑虑，当然快意，但真正说来，那是不解决问题的。）

我做现代文学研究，形成了这么一个观点，即中国现代文学其实根本就算不上现代的文学，它不是以人性论为核心精神的现代的文学。直接支持我的这个论点的，就是物质主义思想支持的革命主义文学创作。如果诸位愿意看一看“现代文学史”上革命作家写的那些东西，您就会对我说的这话有所体会。

在康德的物自体，在休谟的实在，乃至在斯宾诺莎的精美哲学思想以及笛卡儿的思想里，我们都可以发现中国新文化（上世纪五四以来的文化）的物质的影子。如果我们把中国的“物质”看作是从西方哲学那里过来的东西，那是合乎逻辑的。但这样一点是需要时刻记住的，就是，中国的物质是变化了的，是被中国文化改造了的。我们谈论物质，必须时刻考虑到中国集体主义文化施加的影响，也就是，必须把中国文化的反人道主义基本精神与原本干净的形而上学写作——这种写作创制了物质概念——总是结合在一起。只有这样做，我们才能充分理解中国“物质”的独特、残酷以及它的黑暗。

我们有的时候会觉得，中国的物质不是个庄重的哲学概念，甚或有时它也表现得像个婊子——总是屈从于外在于自身本性的某种完全陌生的意志。比如说，在我们中国，这样的情形已经为人们所熟识并不以为然了：今天这帮人掌权，便说，他们的想法符合唯物主义规律，明天，那帮人上台了，他们也说，他们的想法（才真正）符合唯物主义规律。这种情况下，至少在表面上，中国“物质”是茫无所之的；它不是一个庄严独立的形而上学立场。这种情形表明，中国物质是与中国权力粘合着的。这种二者粘联的情况，我们在物质概念的逻辑学属性那里是找不到根源的。物质作为哲学概念，它的逻辑学表现是十分纯净的，它本身并不包含可以使得现实的思想活动变得乌烟瘴气的因素。我们只能到中国文化里为这种情况寻找根由。而确定了这个思想方向，我们也确会很快取得实质性收获：中国文化里原本就有的那些可以在现实方面造成中国式权力的价值观念使得这种情况得以发生。这具体说来是这么回事：中国文化养育的权力依然是中国这国家的权力方面，尽管五四以来中国在文化上有所变化，然而它的权力依然还是过去的权力，只是这权力强迫地使用了缺乏反省但也无罪的日常化的思维方式。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原本纯净的哲学概念物质发生了哪些可以观察到的变化呢？我们发现，它不再是一个可爱的富有启发意义的哲学概念了，对于思想本身，它不再是一个亲切的东西了，它蜕化成了一种极端抽象的思想部件；它不再包含任何现实内容，它只是一味地将日常理智的知性的（物我二元的）模式推动向某种死寂的境地。这样，思想一味地如此活动，物质的惩罚之剑高悬，（思想）无法觉知（它）自己，自我的观念也就不会发生。这样，原本是可爱的启迪的物质主义思想，就成了思想热爱真理的灾难了，成了现实之恶了。

说到这儿，想到了几句有用的题外话。我们探讨中国，寻找中国悲剧的根源，单是寻得一伙人犯了错误，对中华民族做了错事，这是远远不够的，虽然百年以来我们一直热爱这种做法。毕竟，我们通常所说的人——被叫做“生命”的人的生物学形态，不过是长着一个脑袋两条腿的东西，只用心于把它怎样怎样是不管用的。我们必须而且也必然找到某种精神性的机制，它是一切罪恶的根源。这既是西方现代历史给我们的启示，也是人类精神征程的永恒使命。

您可能会诘问：物质（这概念）到底犯了怎样的罪过，值得我这样大加挞伐呢，还充满蔑视地称它做“婊子”？这个问题回答起来颇难，而且这里我写作使用的言语方式也不适合给出一个彻底的答复。我们不如这样，旁敲侧击，看看西方世界有的什么东西我们没有，然后再看看物质概念与中国情况有什么关系。

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国就表里不说内里却死心塌地地向西方学习了；这种忸怩作态的学习，到今天也有一百多年了。这种情形，就其作为某种历史形态而言，显然是无可厚非的。单从经验观察的角度看，我们的向西方学习，就是没有错的。所谓学习，就是填补匮乏。那么，它那里有的同时又是我们这里匮乏的究竟是什么呢？

晚清前半段，人们普遍认为，西方世界所有的枪炮舰船是我们没有的。于是，那个老大帝国开始励精图治，搞起了“洋务运动”。30年磨一剑，到了19世纪90年代，帝国的海防力量成了东方世界顶呱呱的一支。然而，仅甲午一役，便落得丢盔卸甲。为什么呢？因为所谓“师夷之长以制夷”的论点看到的只是假象。这种意见对中西的观察只是停留在表面，并未深入地认识到，中西方的根本差别完全不在双方拥有功率不同的战争器物上，而是在别的地方。晚清后半段，当时主导意见对中西差别的认识的正确性也是似是而非的。这是因为，它看到的所谓西方社会“先进的”制度文化仍然只是“技”的层面上的，而对造成那种制度文化的深刻根源却没有任何知觉。这种情形事实上也造成了后来的民国时代的这样一种令人沮丧的情形：表象上，中国钟爱西方的现代制度，——“共和国”这种权力形式整个都搬过来了，怎能说不钟爱呢？然而在内心里，在对中西差别的解读上却并没有什么进步，仍然停留在“师夷之长以制夷”的地步。只是，毕竟又过了几十年，“长”的概念的内涵丰富了些，除了枪炮舰船，又多了些实业内容，比如办个印染厂什么的。近代史（由于中国直到目前也还不是现代社会，所以我们尽量避免使用“现代史”这样的字眼）的红色段落是不向西方学习的。它与西方展开了彻底的对立，企图圈起篱笆另造洞天，可说实话，那除了是场滑稽剧之外，我们还真不知说它什么好。最后该提到的历史段落，是从上世纪80年代到现在。关于这个段落，中国社会普遍有种情绪，这种情绪不仅看好这段历史所发生的事情，而且时不时还欢欣鼓舞一把，更有那样的时候，偶尔扮一扮坚决，咬牙切齿地喊一嗓子“坚持改革开放的方针不动摇”，好像“改革开放”是个什么伟大的正道似的，——关门闭户空气不好，开门透透气，再自然不过了，由闭到开，只是一次最肤浅的反思过程，根本谈不上什么深刻的内涵。这便不由人不忧心忡忡。晚清，愤懑，激动，狼奔豕突；民国，希望，绝望，忍辱负重；赤色中国，迷梦深深，愚昧错解自主一方的尊严。唯独这最后一个段落，毫无建树，并且，你们也看到了，如今已弄得乱象横生了。原因在于，这段历史不但没有走出晚清“中体西用”的保守主义逻辑，而且在行动上远不及晚清中国的大刀阔斧。（其实，晚清变局在整个近代史里是最为悲壮的，也是最应该获得敬意的；“师夷长”，闹变法，拟立宪，在一个古典-现代翻然陡转的大历史时刻，哪一步不是惊心动魄？）

前面的文字说了这么一个意思：以学习西方为基本课题的中国近代（以来）历史，虽然已走了一百多年，但在“我们到底需要西方的什么”这个根本问题上并没有取得可以信赖的见解。
现在我们就来看看，西方那里到底有什么是我们所没有的同时又亟需的。

饥肠辘辘的乞人看富款首先只看到他的小肚腩，这很自然，但若思想只停留在对小肚腩的崇拜和热爱而不能进一步探寻小肚腩背后的精神性根由，便是不可取甚至令人憎厌了。近代以来，中国饥渴的眼睛只看到了西方世界眩目的现代景象，然而却没有看到造成这现代景象的文化原因。尤其是二战以后，在西方世界，各种各样现代的玩意儿（novelty）正加速地堆积，电子商务，电脑网络，豪华汽车，民航飞机，如此等等，更加吸引了中国的眼球，以至于让我们近代以来最没头脑的权力竟发昏到要“科技兴国”（说是科、教兴国，其实就是科技兴国）了（据我所知，被我们批得稀烂的满清政府也不曾制定这样的缺乏清醒认识的政策）。就在我们被西方的现代景象折磨得头晕目眩的时候，西方世界的真正财富却被中国社会恶毒的愚昧掩藏着。

按照流行意见，西方世界有两样东西是中国所钟爱的，一个是科学，一个是不同以往的社会管理方式（民主）。别的暂且不说，现在单说说这两样东西。站在高超的立场上看，观察的思想看西方时所看到的所有的东西，飞机大炮汽车导弹乃至发达的管理繁荣的生活等等等等，都属于表象，都是某一个更根本的东西的表现。中国所青睐的科学和民主自然也不例外，也是一个更为根本的东西在社会实践领域里的延伸。不管是目前在中国压倒一切的所谓“科学”，还是民主（共和国观念加上理性化的法律体系），都无不是自由思想（在实践领域里延展为“思想自由”的主张）的产物。

我们都知道科学是个好东西，它把我们的生活弄得越来越舒坦，我们因而对它信任有加。然而我们不知道，科学所有的辉煌都是从“物体”开始的，都是从物体这个概念的出现得以开始的，而物体，放到整个人类文明史里看，是个新概念——不是一直以来就有的。你可能觉得我说的都是废话：学科当然需要物体，没有物体科学研究什么呢？没错，这一点，你我都知道。但也许诸位不知道的是，物体并不是我们通常想象的那样，是一种亘古常有的“客观存在”，而是这么一回事，它是自由思想的产品。

培根是现代“物体”的第一个作者，他是第一个尝试着创制物体概念的人。他不仅在自己的思想里全面推翻古典的基督教世界（当然他留下了一个“上帝”的观念，这一点英国别的经验主义思想家也一样），而且胆大包天地要制造一种新的逻辑，以便全面取代旧日的逻辑。在他的全面怀疑、彻底反叛的思想活动中，“物体”的概念有了最初的形状。培根以后的英国思想家除了贝柯莱之外，没有一个不对“物体”着迷的。他们的努力加在一起，使得英国的经验主义哲学创造了物体这个概念。（需要强调的一点是，我们可以把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过程看成物体概念不断完善的过程；由牛顿创制的经典物理学到以相对论出现为标志的现代物理学，这个过程无不是物体概念的演化过程。）

物体概念是操作所谓“自然界”的第一方法。物体由质量（质量是什么，这个问题恐怕是自然科学无法回答的）、可度量性（空间形制等）和可被影响性（“力”是其反向说明）这三种观念构成。对这三种观念进行形式逻辑处置，又加上数学，这就是全部自然科学的内涵。

我们通常认为，物体是原本存在的，只因过去人们懒惰，没发现，现代以来，才被勤勉的研究理智发现并利用起来了。这其实是想当然的。我们所说的“物体一直都存在”，实质上是就物体抽象的外形而言的，而没有照顾到物体具体而实际的存在。譬如我窗外眼前的那块点缀视野的大石头，它被赋予的审美内涵，它的外表以及它与周边事物的被精心设计的关联给人的那种即时的感觉，它的被有限的化学知识看到的元素构成以及被有限的物理学知识把握到的可被影响的属性，等等等等，如果这些东西都被抽空的话，那么，两千年以前它（似乎）也当然存在，但那存在不过是一种空的形式而已；那“存在”实质上只是我们思想的一个推理，是某种思想形态的一个并不明智的嗜好。所以，我想我应该这样主张：如果您一直想不通为什么一块石头过去和现代不一样，并且真心诚意地认为那块石头并不是只有当我看它时才有的，那么，您就应该冷静而平和地告诉自己——这一切都是因为，“我的思想作为思想的某种形态倾向于如此这般地看待那块石头”。而在这样一种思想形态之外，思想是有许多别的形态的。对于当下的中国思想而言，正是在那些别的形态的思想里，我们才会发现真理（真的道理；非假的道理如“稳定压倒一切”、“面包和自由哪个重要”、“生存权才是最重要的”等）。因而，物体真正说来是一种新观念，它是现代历史开始的时候自由思想的产品。在那个时候，思想普遍地对自身所有的原来的观念采取敌对的态度，思想按照自己的天性，即自由，去向着新天地找寻，由此“物体”诞生了。由于物体实质上是人类理性操作自然世界的方法，所以，物体诞生了，原来的世界便也自然要发生许多变化。这便也就是自然科学以及技术科学的成效。

新的政治权力形态的发生也是这么回事，也是自由思想的产品。这个情况发生在17、18世纪的欧洲。原来，人作为伦理个体它的现实伦理含义是成熟而确定的，它就是基督教世界里的一个一个的“子民”。十七八世纪的时候，人们（洛克、休谟、霍布斯、卢梭、伏尔泰等人）开始放弃人类原有的社会人格形式，不要基督教世界的人了。他们大胆妄为，平地起高楼，凭空制造了“自然人”的观念。自然人当然是一种理想，但却是不存杂质的思想。自然人就是对现实的人的否定，这个否定正是思想自由的一次见证。

总之，自由思想开创了现代的世界，我们原本以为最终可信赖的那些东西比如科学等，其实是自由思想的可爱的产品，自由思想是西方世界真正的精神财富，也是人类现代世界的唯一实在的内容。自由思想可以发生无限多的可爱的结果，但不管我们怎样热爱那些结果比如科学什么的，只要我们没有直接采用思想自由的主张，我们就永远不可能走进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生存。

说了一大堆，终于该落脚到物质这个概念上来了。

什么是自由思想呢？是不是我们中国人所理解的，想怎么着就怎么着才算自由思想的实践结论呢？当然不是那么回事。自由是对思想活动规律的一个描述。人类思想的天性是任由自己，不假外求。思想的最高规律可以被归结为同一律。同一律是什么呢？说起来非常简单，就是，（我们的）思想没有办法理解从A里生出B这样的事情，也就是说，从A里出来的必定是A。这就是同一律。在自我的概念业已发生的现代世界，按照同一律的原则，思想是没法接受自我范畴之外的任何“自在之物”的。一旦有自在之物，思想的天性就会受到威胁。（但需注意，在自我的概念尚未发生的世代，比如在基督教时代，则不存在这样的问题。因为，上帝，虽然是个远在的、外面的、自己就在那里的自身完满的存在，但同一律并未受到破坏，正如费尔巴哈所说的，上帝是自我的异在。）

中国思想的基本特征表现为，没有自我的概念，“我”在思想活动里总必然扮演被压迫的角色。现实社会的专制和不自由便是中国思想这种情况的实践结论。中国思想的基本情况按照观察的结果可以被陈述为：在所有的思想活动中，由于物质获得了某种“自然”“自在”的品格，它不仅独立自存，而且始终与此时此地之我牵连着，所以，它事实上压迫着向往真理（即“思想”自己）的思想活动，后者因而不可能按照自我原则实现自己自由的天性。也正因为这样，我们发现，中国新文化里的物质既是某种似是而非的、漏洞百出的形而上学的基石，又是一种嗜血成性的、泼皮无赖的生活信仰。可以这么讲，正因为物质这个在整个人类文明里独一无二的概念，中国思想整体上的表现是不可理喻的，有时也是邪恶的。

物质，是自我原则的最后敌人。诸位慢慢会发现，我若批判中国社会的专制，没人认为不妥，但我这样大张旗鼓地批判物质，才是真正掘了中国人的祖坟；他们现在没什么反应，那是因为他们以为我是在胡言乱语，一旦他们发现我是认真的，他们就会非常不高兴。说到底，对物质采取批判态度，才是真正可以让中国思想感到焦虑不安的事情，因为，物质是当下中国思想的最后依靠。

空方代表

中国新文化传统里的物质是个罪恶累累的概念。

应该说明的是，我在这里以最严厉的口气批判“物质”概念绝不是这么一回事：现实问题有现实原因，因为懦弱或懒惰，不去寻找现实原因，不去鼓吹法办专制者或贪官，却对一个空名词大加挞伐。对物质的批判，在根本的意义上，是对中国思想的审查；正是中国思想，制造了百年中国的深重苦难。

近代以来，中国人的懦弱是不消说的。面对威权，懦弱，面对不合理的社会现实，懦弱，对于个性与创造的辉煌，还是懦弱。这种懦弱使得中华民族在各种意义上都显得只是一堆垃圾。那么，我们如何把这种懦弱分解成可被理解的观念性过程呢？

造成懦弱的外在的压迫物还并不直接地就是中国思想当中的物质，此一压迫物合逻辑地对应于当时思想活动的自我原则的匮乏。这种情况，我们通常将它陈述为“自我意识的匮乏”。而匮乏或缺乏足够的自我意识乃在于，由于作为文化传统的集体主义文化无法提供诸种必要的人道主义价值观念作为其发生条件，同时由于日常理智在缺乏好的形而上学指引的情况下总自然倾向于坚信所谓“客观之物”是自身实在的，思想所必然渴求的现代“自我”顺理成章地异化成物质概念了。（这也等于说，物质原本并非一个天然的权威，也绝非哲学意义上的实在，而不过是自我自己反对自己而已；物质是人自己反对自己这思想情况的最为简便的逻辑学结论。）

（这里需要插入一个说明。我说中国人无自我，怕是诸位难以认同。在生活表现上，中国人的自私自利是堪称世界之最的，这给我们一个假象：中国人都是很顾念自己的，他们有足够强的自我意识。其实完全不是这么回事。中国生活中表现出来的“自我”其实不过是中国集体主义文化中本来就有并且根深蒂固的任性罢了。作为思想形态，中国生活中当下流行的自我（即任性）远不是作为现代价值观的丰满充实的自我意识，而只是对抽象的单个的人（代词我所指称的那个东西）的一种迷信式的追求。这种情形，正好是爱国主义宣传所批评的自私自利和损人利己。）

懦弱，要是仅只懦弱，那便也罢了。懦弱与残酷是内在地联系着的；懦弱因而残酷。懦弱等于自我的阙如，然而自我原本不是可有可无的思想摆设。自我是本质，是实在，这意味着，它必然在伦理实践领域有所体现。现实的情况是，一切都刚好与自我相反对，——现实是物质概念的现实，物质是异化了的自我。这样，现实与自我这本质之间便形成了某种紧张关系，二者是完全对立的。人对自我概念的追求无法实现为某种可爱的生存形态，自我于是成为现实的无法磨灭的对立面，自我总渴求现实的垮塌。这在生活形态上，就是破坏，摧毁，蹂躏，和长久的诅咒。说起来，近代以来中国社会运动过程中各种残酷事件，火拼，杀戮，肃敌，整治，屠杀，镇反，如此等等，就是这么回事。

思想渴求真理，生活渴求幸福，然而所有的道路都被物质概念堵死了。思想由此地出发向外走，走到对面（外面的某个地方），就都留在了那里不动了，（——这便是物质的概念，）因而精神便成了无家可归的“人”。一个逻辑学圆圈运动没有完成，所有的思想活动便成了复仇的过程。这时，日常思想活动中的任何观念都有可能成为顽固的“敌人”，因而现实之物的价值也就难得持久（现实之物的价值来源于观念的赋予）。为什么，昨天彭德怀还是毛的朋友，今天就惨死在他的手下，为什么，昨天戴着眼睛儒弱可怜的天之骄子，今天就成了喋血“战场”的暴徒了，为什么，一百多个孩子昨天还欢笑了这个世界，今天就烟消云散在我们的心里无影无踪了……很显然，思想无法赋予现实之物以持久的价值（无法让它持久地有用）——物质主义的思想与任何观念为敌，它吞噬任何观念。（记住彭志恒的名言：对于此类悲惨事件，单是找几个领罪人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虽然这也是必要的]，这样做依然还是在走革命主义的老路。）

近代以来的中国，是哲学创作的荒芜年代。在这荒芜年代里，我们不可能拥有精美的唯心论，因而作为人格我们是卑微的，同时也不可能拥有健康的经验主义思想，因而我们也不可能按照知性的规律勤勉地工作。在这哲学荒芜的年代里，中华民族那点可怜巴巴的勇气基本上仅只体现为百年来社会思潮中那几朵零星激起的主观主义浪花上。五四时代的人性论，二三十年代的自由主义主张和梁实秋的人性论，三四十年代朱光潜沈从文等人的泛唯美主义观点，四十年代及五十年代初文艺理论界的主观主义精神……这些都是中华民族永恒人性的零星体现，稀少却也星光一样辉映了百多年斑驳夜路。这些是我们仅有的一点财富。然而，就是这么一点精神财富，也被肤浅而又蛮横的中国唯物主义思想蹂躏进而毁灭了。哪一次批判和思想改造，不都是一次统治欲的肉搏，随之生命倒下，鲜血流出；在形形色色的惨状背后，隐匿着的，总是物质概念的阴魂。

物质，就像魔咒一样，囹圄了中华民族的灵魂。凡是人的，人性化的，人道主义的，它皆剿灭，凡是内心勇敢的，天真烂漫的，理想主义的、有生机活力的，它皆蹂躏，凡是向往光明的，追求真理的，主张公义的，要求自由的，捍卫权利的，它皆镇压……在这场长达百年的物质与人心的惊心动魄的肉搏中，中国人生陷入了深重的苦难，苦熬了百年，本当升华的中华民族现代化悲剧竟连观众的一滴眼泪也换不来。我这崛起的心灵，不可能不借酒浇愁。

任何优秀的哲学概念都代表了人类思想史的某一个必然而且重要的、不可缺少的环节。这是由思想的逻辑学品格决定的；正如德国哲学家黑格尔的《哲学史讲演录》所陈述的那样。而中国新文化里的物质却不是这样。对于思想史而言，它是一种毫无意义的哲学观念。它既不能将思想活动向着真理推进一步，也不能将现实伦理世界的合法性维持在日常思想活动的实际过程中，它完全是一种毫无价值的思想史现象。它在实际生存中的表现，除了血腥、残忍、邪恶和卑下，就什么也没有了。而20世纪中国历史残酷的混乱也正是物质概念这种伦理学品格的完整体现。

寻着一个理路说，物质本身不是一个开创性的形而上学概念，而毋宁只是某种混乱不堪的思想形态的一个自然而然的结论。我的意思是说，形而上学企图对于人来说是必然的，是无法磨灭的。而当这种企图针对（近代以来的）中国思想进行整体化把握时，由于传统方面提供的观念性资源十分有限甚至阙如，物质概念便即时发生了。而从其现实表现上看，物质概念也的确是中国集体主义文化原有的蒙昧而又嗜血的基本性格的集中体现。这么说来，20世纪中国人所经历的以“物质—思维”二元模式为最后依托的悲惨生活——杀戮，杀戮，还是杀戮——就是活该当然的了；谁让你的形而上学沉思那样惰性而无法引领精神在东方土地上淌过那片必经的沼泽地呢？

中国人曾经为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欢欣鼓舞，为物质—思维二元论欢欣鼓舞，为“第一性”“能动性”欢欣鼓舞，一句话，我们曾经为物质的伟大而激动得流泪、呼喊；我们甚至在身体健壮尚能够眉飞色舞的时候就筹划着将来死后要把自己的骨灰挥散得到处都是并自豪地宣称“我是无神论者”“我是唯物主义者”，毛思想的“物质”“客观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曾经取得了中国人多少死心塌地的崇拜？然而，这物质却是一个没有任何积极意义的思想史现象，——其实如此。物质主义横行中国的年代（1930年代~），作为中国思想史的一个段落，其核心概念应该是“人”，而决不是“物质”。当然，目前而言，人这个概念还没有得到哲学的陈述，不过，这种陈述无疑是必然的。

物质的概念虽然被硬说成是对中国古典主义思想形态的“扬弃”，然而其实这不过是一种非常无耻的权力游戏，——上世纪30年代至今，中国所有的说理活动其实都是无耻的权力游戏。而真正说来，物质与古典思想史诸多哲学创作主题概念相比，期下三滥的邪恶品性就会明显地表现出来，就各种主题概念对于经验世界的最基本的伦理主义价值而言，古典时代随便哪一个概念都比物质更高大。

这里谈几个中国古典时代的主题概念，通过对这些概念的述评，人们会发现，物质这个概念尽管以其固有的血腥性极大地影响了20世纪中国历史，但于中国思想史而言则是极端苍白的。

仁这个概念，在近代以来的中国思想里，是扮演了否定性的一个角色了的，而且，在我个人的批判性的思想活动里，我也是毫不犹豫把它当成有用的否定性使用的。然而，思索的思想若站在现代文化立场之外的（任何）地方，我们都不难发现，仁对于古典主义伦理世界不仅是极其重要的，而且直接地就是那个世界终极价值。

伦理学是人类文明最原始的话题，也是永恒的话题。如下的现象是有趣的：大约在同时，在经过了一场全体思想家都参加了的思想的任性但却华美的表演之后，二千五百年以前，中西方两种世界都开始了伦理学探索；这是人类文明最艰难的一步。那边是苏格拉底，这边是孔丘。如果我们放弃某种学院式的态度，不追究孔丘的仁的概念的逻辑学缺陷，也不把现代的今天才展现了其伟大的辉煌的苏格拉底关于个体精神自觉的主张拿来说事儿，那么，我们便可以十分确定地说：仁创制了一种生活。而这是伟大的；伟大得超乎我们的任何想象。

从两千年的历史过程看，仁创制的那种生活是成功的。这主要是指，它使人类在世界的东方可以按照某种一般的规则过活。由于今天的我们还在很大程度上处在那样一种人生形式里，我们甚至可以完好地构想那种生活的某些细节。在那种生活里，个人是在与他人的社会性关联里取得现世生存的任何合法性的，多个人未经论证直接被联结在一起。这种最初的伦理学设想终于落实为一整套的社会生活规则（君臣父子等），陪伴着生存于世界东方的人类，走完了两千年充满阵痛却也拥有表象方面的辉煌的历史。

当然，我们今天对那两千年是采取批判态度的，即那两千年在当下思想里扮演的是否定性角色，但这不过是因为，我们（当前的中国思想）尚无能力将古典时代的中国放进历史的博物馆，它还没有被思想论证为“博物”，我们依然还在它里面。仁作为概念固然缺乏规整的逻辑学体格，这方面不如物质，但它确实是指导了整个的古典主义思想的。在这个平等的层面上，我们把它与物质放在一起比较，哪个更高超？一眼就可分明，物质不过是个邪恶的无赖而已。物质不仅不能安顿东方人生，而且彻底地将生活搅乱。

我们的实际生活总是由某一个基本的伦理学观念管理着的。这既是逻辑学的根本归宿，也是我们认识眼前生活的真正有效的方法。而从这里看，更看出物质概念的邪恶来。

仁的概念之外，道，天，理，心，作为基本价值观，都对中华伦理世界的现实生活进行了有效的管理。就管理现实生活而言，道是帮闲性质的。但它却是一种必然的东西。可以这么说，如果没有道的作用，中国古典思想单靠仁的观念没有办法完整地把握现世的生活，人生因而也就必将是七零八落的。道，在任何时代，在任何程度上，为人的形而上学乐趣提供求索的方向，因而这便也缓解了人的形而上学天性与俗不可耐的仁之间的天然的紧张关系。即便是到了今天，思索的理性（比如北京大学的张世英先生）面对现实感到困顿的时候，也还是在道所提供的思想空间里寻找前进的方向。抛开现代的逻辑学立场，我们也不难发现，天也是个神奇的观念。天在中国文化里是最一般的观念，今天的生活里我们也总是使用它。但这还不是我所说的“神奇”。神奇在于，一方面，它没有脱离经验的痕迹，这与泰勒斯的水、与火等是一样的，然而它却在中国集体主义文化刚起步的时候最好地论证了现世秩序的“合法性”。这一点，对于世界文明里中国生活的形成是至关重要的。没有天，古典主义的中国生活便不会有。而理，则不仅对现实生活进行了有效而高超的管理，而且，达到了某种形而上学完美性。现今的人对古典思想的了解，多数是通过马克思主义化了的教科书以及胡适、冯友兰的作品完成的，或者顶多看一看某些书本中表述的对中国古典思想史的某一个段落持有新奇但却偏面意见，这是不够的。近代以来的哲学史研究及相关作品，总体说来，是缺乏哲学思索的基本功的。目前，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以及《中国哲学简史》是最受欢迎的，而冯却是个地地道道的冒牌货——他不懂哲学；这很能说明我们这个民族对哲学是缺乏真实见解的。因为这样，理的概念便没有得到合适的对待。理是中华伦理世界的价值巅峰。在朱熹的作品里，对理的陈述固然缺乏逻辑学自觉的光辉品格，——理在逻辑学上是不自觉的，虽然脱离了经验之物，但依然是在外面闲逛的思想，但它使中华伦理世界作为整一体所必需的所有条件都具有了可以被满足的可能。它完美论证了中国文化的古典世界。从朱熹的片言只字上看，我们完全可以这样合理地猜想：如果中国文化有自己的逻辑学传统，那么理，则可以获得完美的逻辑学陈述；因为，朱熹的理事实上完成了对经验主义世界的完整把握了。

而相比之下，物质呢？物质这概念在现实生活方面怎么样呢？我甚至觉得这不需要多说。诸位回忆一下上世纪三十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生活就行了，混乱，堕落，血腥，此外什么也没有。真不知道当中国人向着别人宣称自己是唯物主义者时，他自己是怎么样的蒙昧而不自知。

总之，物质，是个祸乱中华的概念。即便是今天这样的情形也还俯拾即是，一个读过几年书的文化人，往往会对别种思想形态充满不屑地宣称他是个唯物主义者；可见物质是多么地“深入”了人心了。而当我们问一下，为什么中国这么糟，你反对专制，中国为什么会有专制，你珍视生命，中国人为什么草菅人命，当我们这么问时，我们才真会不寒而栗：物质在指挥中国思想造成灾难性中国生活的同时，竟隐藏得那么深。

而心又是个愈加特别的思想史概念。与心相比，物质就更加不知堕落到什么程度了。

一般说来，对于中华民族近代以来的巨大变迁，我么可以有两种思想方法，一个是“影响论”，另一个是“自我发展论”。前者是当下流行的，它的意思是说，从鸦片战争开始，当时正在兴起的欧洲的经济主义扩张（这种扩张在遭遇了民族主义思想观念之后在东方世界被诠释成了社会统治权的扩张并引起了令人啼笑皆非的各种形式的反抗）冲撞了中国文化（中国社会），由是，后者因为被影响了，因而开始转变，开始现代化。这是我们通常情况下都会坚持不放的一种思想方式，靠着这种观念，我们基本上做到了整体地把握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并为它的将来制订方向。

然而这种思想方法是有缺陷的。缺陷有二，一是，“影响论”违背了思想活动的同一律。这也等于说，如果我们愿意继续深入地思想，那么我们终会发现，我们事实上不可能理解，一个原本外来的东西怎么能够使得此地的东西发生变化。如果那东西是“西方的”，那么它怎么可能“进入”到“东方的”里面来呢？如果那东西真的仅仅是“西方的”，那么，它难道不是根本就不可能参加到“东方”（中国）这里来吗？事实上是不是这样呢：原本，那东西是共通的，只是，它被某种不恰当的思想态度辨认成为“西方的”（外面的）了？二是，——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这种方法在根子上损坏了自我概念的发生条件；而“自我”的概念又是对现代价值观的一种最为完全的表述。这也可以这样说，思想如果违背了同一律，就不会发生真的“自我”。

因而，思想就得回到“自我发展论”这条路上来。

所谓“自我发展论”是这么一个意思：中国由晚清一变而成为共和国（形态）并又演变为今天这样的局面（迈进现代世界大门的前夜——彻底专制彻底腐败彻底堕落彻底黑暗），是中国文化自身发展运动的结果；“影响论”只是中国思想使用的一个方法，这方法可以还原为自我发展论的某种特别的爱好，即，中国文化原本有现代化的企图，只是，这企图是通过“西方社会对中国施加影响”这方式体现出来的。

现代新儒学在接续儒学血脉时，独取心学而为之续。熊十力，梁漱溟，牟宗三，余英时，乃至小丑一般的蒋庆，都无不如此。现代新儒学虽然从各方面讲都是可笑的，但在独取心学这一点上却颇耐人寻味。

心的概念，的确包含着极为丰富的现代价值因素。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道地的集体主义，在这种文化里，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关联是伦理建构的重心，而个体生命反倒成了社会关系网的连接符号了。这种情况下，个体是淹没在普遍的伦理关联之中的。而对个体的重建正是现代文化工程的核心项目。心，在这个节骨眼上，正好成了中国古典时代鼎盛时期与现代世界入口处的桥儿。与仁、天、理、道都不同，心是人人都有的；心的概念把伦理个体（“人人”“人们”）的存在给暗示出来了。这是思想史的一个极大的进步。从汉中董仲舒时代到元末，中国历史就走了这么一步，了不起的一步。不要小瞧这一步；从鸦片战争到现在，中国历史一直都在“中体西用”里晃悠，可以说半步都没走出来。心里包含的进步能量早在明朝就有所体现了。明中王守仁树立心学，随即流布，时至明朝后期，“抽象的主观精神”就已经遍地开花了。更确切地说，王守仁一死，人人都有一颗心人人都可以成圣的观念就经由他的学生王艮走向民间了，并在李贽时代造成了“满大街都是圣人”的惊叹或恐慌。可以想见，心的概念有怎样的威力。

中国的心与欧洲的“我”（笛卡尔）都在同一时期出现，（后者稍晚，）“我”是现代文明的基石，心则包含了丰富的现代价值因素，这实在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

心的发展包含了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晚宋至明中期）算是一颗妥协之心，后一阶段，心则发动了大规模的叛乱。前一阶段，心的概念所固有的个体主义本性极力压抑自己，向儒家集体主义价值观妥协，南宋陆氏兄弟的“心”与王阳明的“心”都是装满了仁义礼智信的。后一阶段，心这个概念所涵盖的自由本性终于受不了集体主义文化的压迫了，它开始全面反抗，遂发展成抽象主观精神泛滥成灾的“狂”、唯我独尊。

这两个阶段的心，我们都可作积极理解。前一阶段的心维持了现实的秩序，并同时为中国文化指明未来方向，后一阶段的心则义无反顾地（当然也过分热烈地）拥抱伦理个体的个体主义内容。所以你看，物质，这个在道德上想当婊子又要立贞节牌坊的概念，在政治上两面三刀无赖习气的概念，在逻辑学上属于低能、俗不可耐的二元论（“物质是第一性的”，主观方面又是“能动的”，到底什么意思？这就是二元论）立场，怎么能跟心相比呢？

还有个问题就是，没有西方的入侵，中国是不是也照样向着现代世界走？如果非要这么问，回答是“那是当然”。如果撇开这种没什么意义的问题，那么也还有这么一项工作需要做，就是，如何理解心这概念的积极指向与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现代化热情之间的逻辑联系。这有兴趣将来再说吧。

以上言论（包括前面几段）我是想说明这么个理儿：中国人无比信赖的物质观念，其实是个很坏很没用并且杀气腾腾的东西；被社会主义思想批判得一无是处的古典主义时代的任何一个主题概念都比它强，更别提西方世界现代历史中的各种概念了；物质概念，以物质为主导观念的思想形态——中国思想，是人类文明史上最坏的东西。我喊“打倒专制”，中国人可以昂起头：“我最民主”，我喊“打倒腐败”，中国人可以昂起头：“我最清廉”，我喊“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中国人可以昂起头：“我最重情义我杀的人都十恶不赦”……但如果我说：“唯物主义思想有问题”，他们就会把那颗愚蠢的头颅低下。——低一下头，或许才能看到新的人生风景。

任何关于我们之外的自在的存在的观念，比如神鬼灵仙等，都至少具有丰富的道德价值。这种价值对于人类生活不仅有积极意义，而且有时是必不可少的。在这一点上，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中对灵魂、自由、上帝的处理给了我们许多的提示。另一方面，如果我们仔细想想，这也是合乎逻辑的，——它们是人对自身存在的某种说明或者规定。然而我们也发现，中国新文化中的物质概念是绝对没有任何正向的道德价值的。从它对中国思想的影响以及受了影响的思想怎样地导演了20世纪3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生活的一幕幕悲剧上看，物质是个真正邪恶的概念。从这个概念的实践形态看，物质完全是此地之人的反对面和镇压者，就人的道德形态而言，人就是此地的善，而物质则刚好是这善的反面。“新中国”成立以来，在“肃反”“三反”“五反”“文革”“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反精神污染”“反资产阶级人性论”等历次运动中，物质都在不停地压制并凌辱善（这人的道德本质），它把人的肉体作了抽象化处理，使肉体彻底变化为精神（灵魂）的对立物，然后再通过鞭笞肉体逼退精神，让这善走投无路。而当善的路走到了尽头，——这很自然，生灵（生命的精神方面）便只能引退再回到单纯而抽象的本质。由是，肉体便蜕化成行走的尸具，生命便演变成呼啸而过的贪婪。诸位想想，五十年代至今，你眼中的中国是不是这样？为什么中国人的头脑只会做生物学意义上反应（反射），又为什么中国人竟如此贪婪——嗜血的贪婪？你到大街上走走，看看，乱作一团的交通，刚刚修好就坑坑洼洼的路面，亮丽而虚伪的店面，匆忙而抽象的步履，满目垃圾的市容，灯红酒绿的嚣张与迷乱，面对孱弱的麻木与骄横……苍天低下，哪一处书写的不是浅见与贪婪？然而，为什么呢？为什么会如此？我只是希望我们不再一如既往地简单地把某些生命杀了作祭品，我们应该倾力研讨使生命变得如此狰狞的观念性根源。

有一次，我与两个学生聊天，其中一个问我：古巴，北朝鲜，等等，文化传统各不相同，但都是腐败堕落，是不是唯物主义有问题？我的回答当然是肯定的。唯物主义理论本身是有问题的。往简单里说，就其在思想活动中的逻辑学地位而言，物质概念与上帝观念并无太大差别。而另有致命的差别是，“上帝”是彻底伦理学化了的观念，是至善至美至真，而物质则大不然。物质对于天性喜爱阳光的思想活动而言是一个挥之不去的阴影，甚至是一种恐怖力量。“上帝”通过否定个体而成就道德的辉煌，而物质则只是单纯地否定个体。可见，唯物主义思想本身是有着严重的道德虚无主义问题的。

但它本身有问题，是不是就意味着必然导致坏的实践活动呢？也未必。历史经验证明，如果整体文化环境健康，那么唯物主义的消极效应是可以避免的。马克思主义诞生于欧洲，而欧洲可以免于其害，正是这个道理。而在免疫能力较弱的文化环境里，它则会爆发出极大的破坏力，中国，古巴，北朝鲜，就属于这样的情形。这几个地区（以及原欧洲的东方包括苏联）固然文化传统不同，但有一点是一样的，就是，它们都缺乏体系化的坚固的人道主义思想。物质概念本能地使人沦为奴隶，可以与之形成对抗的也只有人；只有强大的人的概念才可以抵御物质的侵占。一方面，这些地区人的观念匮乏，另一方面，唯物主义思想又是最容易为日常理智所接受的形而上学形态，两方面相加，便铸就了各地区社会生活的灾难。一般说来，这些地区摆脱唯物主义的困难，可以有两条路走。一条是，采用神的概念。这条路方便快捷，因为“上帝”（基督）“佛”“安拉”等都是现成的，拿来便可以使用。不过这条路长远来说有局限。另一条路是，在形而上学层面上彻底推翻原有的文化传统，奋起铸造人的概念。这条路不好走，漫长而多艰。但这是条彻底的路。我发现，中国的情况是，这两条路都在走，都有人走。

kd7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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