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里的物质及其罪恶
作者:彭志恒
如果有人坚持认为,哲学是一种深奥且没用的学问,离我们的真实生活十万八千里,那么,那完全是有害无益的误解。真正讲来,在各种“科学”中,哲学是最实际的,它从不关心任何不着边际的东西。这便是我从事思考多年来的体会。
作为一名中国人,作为对多灾多难的历史有感触的人,我的思考其重心总离不开中国,离不开实际的中国社会生活,离不开现实的中国人生。当我思想这些最实际的事情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个说起来连我自己也感到沮丧“奥秘”:站在某个层面说,我们中华民族的真正“敌人”是“物质”这个概念。这也等于说,阻挡这个民族走向现代幸福的,既不是共产党人所说的剥削制度,也不是时下流行的经济主义思想所发现的贫穷、落后,而是近代以来形成的中国思想活动当中的物质概念。我这个观点,怕是令人沮丧的。原本,我们已经选好了“敌人”,已经对它宣战了,甚或也做好了享用战利品——走进现代人生——的心理准备了,可却有种声音说找错了敌人。对此,有谁能不沮丧呢?可是,我也没办法;我的发现确实告诉我,我们的战斗行动针对的是一个自己臆造的虚假的“敌人”。
我所说的这个我们思想当中的“物质”概念,是近代以来形成的。清朝以前,中国文化里没有这样的一个物质概念。中国古典思想里有个“气”的概念,在后来的思想史写作中被加以唯物主义解释,那是不恰当的。从思想史整体上看,气是与道、理、命以及阴阳五行法则联系着的,它完全不是一个自己本来就在那里的东西,它是被规定着的。物质使得近代以来的中国思想具有了某种顽固而又凶恶的气质,而这个情况,中国的古典思想是绝对没有的。中国的古典思想,总体说来,是讲道理的,不会让你觉得暗无天日,无法说理。这个可爱的情形早在董仲舒的思想里就表现出来了,而到了两宋的理学那里,这种情形就体现为某种成熟的基础伦理学气质了。并且,一到了明朝,始于晚宋的心学思想更是透出了一点现代性(人性)的光亮。
到了近代,一嗣物质这个概念出现,中国思想原来仅有的那点绵柔的气质就消失干净了;物质,把中国思想引向了彻底的黑暗。
对于不甚了解思想史的朋友来说,体会中国古典思想的某些可爱之处以及近代以来中国思想在逻辑学意义上的彻底堕落,可能有些艰难。这主要是因为,由于缺乏好的、符合现代价值观的形而上学的指引,我们都被以物质为中心的思想俘虏了。我们处身它里面,便看不出它有什么问题。
这个物质概念——放在各个民族的各个思想形态当中比较——也很独特。就日常理智的天性而言,我们倾向于信任西方哲学论证的知性结构所标示的客观性,比如,当我们看到眼前的桌子,我们自然地就想,桌子是客观物,我是一个人。通常而言,这种情况是正当的。基于这正当的情况,经验主义哲学清理出了“经验”的概念。可以与此并举地,另外一种思想形态发展出了物质的概念。(这说的是西方的情况。)这两种观念(方法)——经验与物质——都可以取得日常理智的信任;因为,对于日常理智来说,这两种哲学观念是最容易理解的。然而,中国思想中的“物质”既与“经验”不同,也与并举的“物质”根本不同。
与“经验”的不同,是不消说的,——中国人的物质对比于英国人的经验显然只是某种飘浮在空中的恐吓。然而,近代以来中国思想中的物质于西方唯物主义思想中的物质概念不同无疑是个值得深究的问题。为了简化之,我们不如这么想:后者一变而成为中国的物质,乃是由于它被中国传统文化的巧妙的反人道主义精神——集体主义精神——篡改了,原本是思想的某种逻辑学兴趣,在中国文化里,却被改编成了嗜血的任何伦理行动的理由。这个物质,在毛泽东思想里获得了最完整的体现。(回头若有兴趣,再谈这个概念的基本属性以及它在思想里的功用。)从历史现象上看,这个物质也又是血腥的。近代以来的中国悲剧——那些以消灭生命为主要节目的悲剧——其最后的根源都在这个物质上。(直接把刽子手绳之以法,了结愤怒与疑虑,当然快意,但真正说来,那是不解决问题的。)
我做现代文学研究,形成了这么一个观点,即中国现代文学其实根本就算不上现代的文学,它不是以人性论为核心精神的现代的文学。直接支持我的这个论点的,就是物质主义思想支持的革命主义文学创作。如果诸位愿意看一看“现代文学史”上革命作家写的那些东西,您就会对我说的这话有所体会。
在康德的物自体,在休谟的实在,乃至在斯宾诺莎的精美哲学思想以及笛卡儿的思想里,我们都可以发现中国新文化(上世纪五四以来的文化)的物质的影子。如果我们把中国的“物质”看作是从西方哲学那里过来的东西,那是合乎逻辑的。但这样一点是需要时刻记住的,就是,中国的物质是变化了的,是被中国文化改造了的。我们谈论物质,必须时刻考虑到中国集体主义文化施加的影响,也就是,必须把中国文化的反人道主义基本精神与原本干净的形而上学写作——这种写作创制了物质概念——总是结合在一起。只有这样做,我们才能充分理解中国“物质”的独特、残酷以及它的黑暗。
我们有的时候会觉得,中国的物质不是个庄重的哲学概念,甚或有时它也表现得像个婊子——总是屈从于外在于自身本性的某种完全陌生的意志。比如说,在我们中国,这样的情形已经为人们所熟识并不以为然了:今天这帮人掌权,便说,他们的想法符合唯物主义规律,明天,那帮人上台了,他们也说,他们的想法(才真正)符合唯物主义规律。这种情况下,至少在表面上,中国“物质”是茫无所之的;它不是一个庄严独立的形而上学立场。这种情形表明,中国物质是与中国权力粘合着的。这种二者粘联的情况,我们在物质概念的逻辑学属性那里是找不到根源的。物质作为哲学概念,它的逻辑学表现是十分纯净的,它本身并不包含可以使得现实的思想活动变得乌烟瘴气的因素。我们只能到中国文化里为这种情况寻找根由。而确定了这个思想方向,我们也确会很快取得实质性收获:中国文化里原本就有的那些可以在现实方面造成中国式权力的价值观念使得这种情况得以发生。这具体说来是这么回事:中国文化养育的权力依然是中国这国家的权力方面,尽管五四以来中国在文化上有所变化,然而它的权力依然还是过去的权力,只是这权力强迫地使用了缺乏反省但也无罪的日常化的思维方式。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原本纯净的哲学概念物质发生了哪些可以观察到的变化呢?我们发现,它不再是一个可爱的富有启发意义的哲学概念了,对于思想本身,它不再是一个亲切的东西了,它蜕化成了一种极端抽象的思想部件;它不再包含任何现实内容,它只是一味地将日常理智的知性的(物我二元的)模式推动向某种死寂的境地。这样,思想一味地如此活动,物质的惩罚之剑高悬,(思想)无法觉知(它)自己,自我的观念也就不会发生。这样,原本是可爱的启迪的物质主义思想,就成了思想热爱真理的灾难了,成了现实之恶了。
说到这儿,想到了几句有用的题外话。我们探讨中国,寻找中国悲剧的根源,单是寻得一伙人犯了错误,对中华民族做了错事,这是远远不够的,虽然百年以来我们一直热爱这种做法。毕竟,我们通常所说的人——被叫做“生命”的人的生物学形态,不过是长着一个脑袋两条腿的东西,只用心于把它怎样怎样是不管用的。我们必须而且也必然找到某种精神性的机制,它是一切罪恶的根源。这既是西方现代历史给我们的启示,也是人类精神征程的永恒使命。
您可能会诘问:物质(这概念)到底犯了怎样的罪过,值得我这样大加挞伐呢,还充满蔑视地称它做“婊子”?这个问题回答起来颇难,而且这里我写作使用的言语方式也不适合给出一个彻底的答复。我们不如这样,旁敲侧击,看看西方世界有的什么东西我们没有,然后再看看物质概念与中国情况有什么关系。
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国就表里不说内里却死心塌地地向西方学习了;这种忸怩作态的学习,到今天也有一百多年了。这种情形,就其作为某种历史形态而言,显然是无可厚非的。单从经验观察的角度看,我们的向西方学习,就是没有错的。所谓学习,就是填补匮乏。那么,它那里有的同时又是我们这里匮乏的究竟是什么呢?
晚清前半段,人们普遍认为,西方世界所有的枪炮舰船是我们没有的。于是,那个老大帝国开始励精图治,搞起了“洋务运动”。30年磨一剑,到了19世纪90年代,帝国的海防力量成了东方世界顶呱呱的一支。然而,仅甲午一役,便落得丢盔卸甲。为什么呢?因为所谓“师夷之长以制夷”的论点看到的只是假象。这种意见对中西的观察只是停留在表面,并未深入地认识到,中西方的根本差别完全不在双方拥有功率不同的战争器物上,而是在别的地方。晚清后半段,当时主导意见对中西差别的认识的正确性也是似是而非的。这是因为,它看到的所谓西方社会“先进的”制度文化仍然只是“技”的层面上的,而对造成那种制度文化的深刻根源却没有任何知觉。这种情形事实上也造成了后来的民国时代的这样一种令人沮丧的情形:表象上,中国钟爱西方的现代制度,——“共和国”这种权力形式整个都搬过来了,怎能说不钟爱呢?然而在内心里,在对中西差别的解读上却并没有什么进步,仍然停留在“师夷之长以制夷”的地步。只是,毕竟又过了几十年,“长”的概念的内涵丰富了些,除了枪炮舰船,又多了些实业内容,比如办个印染厂什么的。近代史(由于中国直到目前也还不是现代社会,所以我们尽量避免使用“现代史”这样的字眼)的红色段落是不向西方学习的。它与西方展开了彻底的对立,企图圈起篱笆另造洞天,可说实话,那除了是场滑稽剧之外,我们还真不知说它什么好。最后该提到的历史段落,是从上世纪80年代到现在。关于这个段落,中国社会普遍有种情绪,这种情绪不仅看好这段历史所发生的事情,而且时不时还欢欣鼓舞一把,更有那样的时候,偶尔扮一扮坚决,咬牙切齿地喊一嗓子“坚持改革开放的方针不动摇”,好像“改革开放”是个什么伟大的正道似的,——关门闭户空气不好,开门透透气,再自然不过了,由闭到开,只是一次最肤浅的反思过程,根本谈不上什么深刻的内涵。这便不由人不忧心忡忡。晚清,愤懑,激动,狼奔豕突;民国,希望,绝望,忍辱负重;赤色中国,迷梦深深,愚昧错解自主一方的尊严。唯独这最后一个段落,毫无建树,并且,你们也看到了,如今已弄得乱象横生了。原因在于,这段历史不但没有走出晚清“中体西用”的保守主义逻辑,而且在行动上远不及晚清中国的大刀阔斧。(其实,晚清变局在整个近代史里是最为悲壮的,也是最应该获得敬意的;“师夷长”,闹变法,拟立宪,在一个古典-现代翻然陡转的大历史时刻,哪一步不是惊心动魄?)
前面的文字说了这么一个意思:以学习西方为基本课题的中国近代(以来)历史,虽然已走了一百多年,但在“我们到底需要西方的什么”这个根本问题上并没有取得可以信赖的见解。
现在我们就来看看,西方那里到底有什么是我们所没有的同时又亟需的。
饥肠辘辘的乞人看富款首先只看到他的小肚腩,这很自然,但若思想只停留在对小肚腩的崇拜和热爱而不能进一步探寻小肚腩背后的精神性根由,便是不可取甚至令人憎厌了。近代以来,中国饥渴的眼睛只看到了西方世界眩目的现代景象,然而却没有看到造成这现代景象的文化原因。尤其是二战以后,在西方世界,各种各样现代的玩意儿(novelty)正加速地堆积,电子商务,电脑网络,豪华汽车,民航飞机,如此等等,更加吸引了中国的眼球,以至于让我们近代以来最没头脑的权力竟发昏到要“科技兴国”(说是科、教兴国,其实就是科技兴国)了(据我所知,被我们批得稀烂的满清政府也不曾制定这样的缺乏清醒认识的政策)。就在我们被西方的现代景象折磨得头晕目眩的时候,西方世界的真正财富却被中国社会恶毒的愚昧掩藏着。
按照流行意见,西方世界有两样东西是中国所钟爱的,一个是科学,一个是不同以往的社会管理方式(民主)。别的暂且不说,现在单说说这两样东西。站在高超的立场上看,观察的思想看西方时所看到的所有的东西,飞机大炮汽车导弹乃至发达的管理繁荣的生活等等等等,都属于表象,都是某一个更根本的东西的表现。中国所青睐的科学和民主自然也不例外,也是一个更为根本的东西在社会实践领域里的延伸。不管是目前在中国压倒一切的所谓“科学”,还是民主(共和国观念加上理性化的法律体系),都无不是自由思想(在实践领域里延展为“思想自由”的主张)的产物。
我们都知道科学是个好东西,它把我们的生活弄得越来越舒坦,我们因而对它信任有加。然而我们不知道,科学所有的辉煌都是从“物体”开始的,都是从物体这个概念的出现得以开始的,而物体,放到整个人类文明史里看,是个新概念——不是一直以来就有的。你可能觉得我说的都是废话:学科当然需要物体,没有物体科学研究什么呢?没错,这一点,你我都知道。但也许诸位不知道的是,物体并不是我们通常想象的那样,是一种亘古常有的“客观存在”,而是这么一回事,它是自由思想的产品。
培根是现代“物体”的第一个作者,他是第一个尝试着创制物体概念的人。他不仅在自己的思想里全面推翻古典的基督教世界(当然他留下了一个“上帝”的观念,这一点英国别的经验主义思想家也一样),而且胆大包天地要制造一种新的逻辑,以便全面取代旧日的逻辑。在他的全面怀疑、彻底反叛的思想活动中,“物体”的概念有了最初的形状。培根以后的英国思想家除了贝柯莱之外,没有一个不对“物体”着迷的。他们的努力加在一起,使得英国的经验主义哲学创造了物体这个概念。(需要强调的一点是,我们可以把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过程看成物体概念不断完善的过程;由牛顿创制的经典物理学到以相对论出现为标志的现代物理学,这个过程无不是物体概念的演化过程。)
物体概念是操作所谓“自然界”的第一方法。物体由质量(质量是什么,这个问题恐怕是自然科学无法回答的)、可度量性(空间形制等)和可被影响性(“力”是其反向说明)这三种观念构成。对这三种观念进行形式逻辑处置,又加上数学,这就是全部自然科学的内涵。
我们通常认为,物体是原本存在的,只因过去人们懒惰,没发现,现代以来,才被勤勉的研究理智发现并利用起来了。这其实是想当然的。我们所说的“物体一直都存在”,实质上是就物体抽象的外形而言的,而没有照顾到物体具体而实际的存在。譬如我窗外眼前的那块点缀视野的大石头,它被赋予的审美内涵,它的外表以及它与周边事物的被精心设计的关联给人的那种即时的感觉,它的被有限的化学知识看到的元素构成以及被有限的物理学知识把握到的可被影响的属性,等等等等,如果这些东西都被抽空的话,那么,两千年以前它(似乎)也当然存在,但那存在不过是一种空的形式而已;那“存在”实质上只是我们思想的一个推理,是某种思想形态的一个并不明智的嗜好。所以,我想我应该这样主张:如果您一直想不通为什么一块石头过去和现代不一样,并且真心诚意地认为那块石头并不是只有当我看它时才有的,那么,您就应该冷静而平和地告诉自己——这一切都是因为,“我的思想作为思想的某种形态倾向于如此这般地看待那块石头”。而在这样一种思想形态之外,思想是有许多别的形态的。对于当下的中国思想而言,正是在那些别的形态的思想里,我们才会发现真理(真的道理;非假的道理如“稳定压倒一切”、“面包和自由哪个重要”、“生存权才是最重要的”等)。因而,物体真正说来是一种新观念,它是现代历史开始的时候自由思想的产品。在那个时候,思想普遍地对自身所有的原来的观念采取敌对的态度,思想按照自己的天性,即自由,去向着新天地找寻,由此“物体”诞生了。由于物体实质上是人类理性操作自然世界的方法,所以,物体诞生了,原来的世界便也自然要发生许多变化。这便也就是自然科学以及技术科学的成效。
新的政治权力形态的发生也是这么回事,也是自由思想的产品。这个情况发生在17、18世纪的欧洲。原来,人作为伦理个体它的现实伦理含义是成熟而确定的,它就是基督教世界里的一个一个的“子民”。十七八世纪的时候,人们(洛克、休谟、霍布斯、卢梭、伏尔泰等人)开始放弃人类原有的社会人格形式,不要基督教世界的人了。他们大胆妄为,平地起高楼,凭空制造了“自然人”的观念。自然人当然是一种理想,但却是不存杂质的思想。自然人就是对现实的人的否定,这个否定正是思想自由的一次见证。
总之,自由思想开创了现代的世界,我们原本以为最终可信赖的那些东西比如科学等,其实是自由思想的可爱的产品,自由思想是西方世界真正的精神财富,也是人类现代世界的唯一实在的内容。自由思想可以发生无限多的可爱的结果,但不管我们怎样热爱那些结果比如科学什么的,只要我们没有直接采用思想自由的主张,我们就永远不可能走进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生存。
说了一大堆,终于该落脚到物质这个概念上来了。
什么是自由思想呢?是不是我们中国人所理解的,想怎么着就怎么着才算自由思想的实践结论呢?当然不是那么回事。自由是对思想活动规律的一个描述。人类思想的天性是任由自己,不假外求。思想的最高规律可以被归结为同一律。同一律是什么呢?说起来非常简单,就是,(我们的)思想没有办法理解从A里生出B这样的事情,也就是说,从A里出来的必定是A。这就是同一律。在自我的概念业已发生的现代世界,按照同一律的原则,思想是没法接受自我范畴之外的任何“自在之物”的。一旦有自在之物,思想的天性就会受到威胁。(但需注意,在自我的概念尚未发生的世代,比如在基督教时代,则不存在这样的问题。因为,上帝,虽然是个远在的、外面的、自己就在那里的自身完满的存在,但同一律并未受到破坏,正如费尔巴哈所说的,上帝是自我的异在。)
中国思想的基本特征表现为,没有自我的概念,“我”在思想活动里总必然扮演被压迫的角色。现实社会的专制和不自由便是中国思想这种情况的实践结论。中国思想的基本情况按照观察的结果可以被陈述为:在所有的思想活动中,由于物质获得了某种“自然”“自在”的品格,它不仅独立自存,而且始终与此时此地之我牵连着,所以,它事实上压迫着向往真理(即“思想”自己)的思想活动,后者因而不可能按照自我原则实现自己自由的天性。也正因为这样,我们发现,中国新文化里的物质既是某种似是而非的、漏洞百出的形而上学的基石,又是一种嗜血成性的、泼皮无赖的生活信仰。可以这么讲,正因为物质这个在整个人类文明里独一无二的概念,中国思想整体上的表现是不可理喻的,有时也是邪恶的。
物质,是自我原则的最后敌人。诸位慢慢会发现,我若批判中国社会的专制,没人认为不妥,但我这样大张旗鼓地批判物质,才是真正掘了中国人的祖坟;他们现在没什么反应,那是因为他们以为我是在胡言乱语,一旦他们发现我是认真的,他们就会非常不高兴。说到底,对物质采取批判态度,才是真正可以让中国思想感到焦虑不安的事情,因为,物质是当下中国思想的最后依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