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娜·阿伦特：康德政治哲学十三讲(六)

非理性的人

第六讲
我们刚才讨论了“批判”这个术语，根据康德自己的理解，它源于启蒙运动；而且即使我们当下超越了康德的自我理解，也仍然保留了康德精神。就像他自己说的，后继者经常“比作者自己更好地理解自己”。我们说过，虽然批判的消极性含义从未离开过康德的头脑，不过批判在康德那里并不意味着对“某些书或者体系的”批判 ，“而是对一般理性能力的批判”； 我们也说过，康德认为他已经找到一种方式，可以避免在教条主义和怀疑主义之间作出毫无意义的选择，这二者通常都会导致“彻底的冷淡态度，在所有的科学中，都是混沌和黑暗之母”。 我告诉过你们一段怀疑主义者和教条主义者之间的谈话，当面对如此多的真理时（不如说是面对这样的人，这些人每一个都假装拥有真理，相互之间还争吵不休），怀疑主义者宣称：“不存在真理”，用这些诱人的字眼把教条主义者全部概括了，批判论者插入了这场争论并且打断了这种唱高调的比赛：“你们俩，教条主义者和怀疑主义者，看来拥有相同的关于真理的概念，也就是某种事物通过定义就可以排除所有其他的真理，因此它们全部都是相互排斥的。也许，”他说，“你们的真理概念本身是错误的。或许，”他补充说，“人，作为一个有限的存在者，拥有真理的概念（notion）但是无法拥有、占有真理本身。让我们来分析我们的官能（faculty），它会告诉我们存在真理。”毫无疑问，这种“批判限制了思辨理性，确实是消极的”；但是，因为这个原因就否认了“批判的这一功劳有积极的作用，这就好比是说，警察没有产生积极的作用，因为他们的主要工作只不过是阻止公民对其他公民可能感到担忧的暴力行为发生，以便每个人都能安居乐业而已。” 当康德在他的批判、我们的认识能力的分析中前进时，门德尔松（Mendelssohn）称他是Alles-Zermalmer，“完全的摧毁者（all-destroyer）”，也就是如下信仰的摧毁者：对于所谓的形而上学之物我是可知的，也因此存在这样一门称为“形而上学”的科学，它和其他的科学一样都是有效的。
但是康德自己没有看清楚他的事业中破坏性的一面。他并不理解他实际上把整个大厦给拆除了，这座大厦虽然经常遭受攻击、但已经持续了许多世纪，并且深入到了现代。和时代的精神音调一致，他认为，“损失的只是学派的垄断，而绝不涉及人类的利益”，这些学派中人会摆脱“细致然而无用的区分”，这些东西无论如何都不会“进入公众的头脑或者对他们的信念产生最起码的影响”。 （我正在给你们读的来自《纯粹理性批判》的两篇序言，这是说给康德在别处称为“阅读性公众（the reading public）”的。）需要驳斥的也是“学派的狂妄要求”，这些学派宣称是这样一些真理的唯一拥有者，这些真理不仅是涉及“普遍人类事务的”，而且是“在大众也容易达到的范围之内的——这些人对于我们是最值得关注的”。 大学中的情况也是如此。就涉及到政府而言，康德补充说，如果他们想要正确地介入的话，那么“支持这样的批判……比不去支持可笑的学派专制”要好的多，“这些学派当他们的蛛网被破坏时就大喊公众的危害，但公众对这些蛛网却毫不在意，所以也从来不会感到自己有什么损失”。
我已经向你们谈了比我起初想说的更多的东西，部分是想给你们关于这些著作的写作氛围一个模糊的概念，部分是由于这些著作的后果——虽然他们没有导致武装起义——毕竟比康德自己预料的要严重一些。就当时的氛围而言：启蒙的思想状况在它的最高层次上并没有持续多久，这可以在和下一代的态度的对比中明显地反映出来，这下一代以年轻的黑格尔为代表：
哲学就其本性而言是秘传性的（esoteric），即它不是为大众而准备的，或者是它不适合为大众而准备；哲学只有在这个程度上才是哲学，即它恰恰是和抽象思维（the intellect）相对并且更胜于普通见识（common sense）的对立面的，通过哲学我们才了解了每一代的地域性以及时代性的局限；和这种普通见识相比较，哲学的世界是一个完全颠倒的世界。
因为哲学的开端必须是把自己提升到比一般的反省得到的真理更高的层面上，这是更高的真理的前兆。
如果我们以发展（progress）的术语来思考的话，这肯定是又“回复”到了哲学从一开始就一直所是的样子，黑格尔重复了柏拉图讲述的关于泰勒斯的故事，在对那个色雷斯女侍者的嘲笑中表现出强烈的愤怒。康德对于这个事实难辞其咎：当曾经激发过他的批判哲学的启蒙精神不在时，他的批判性哲学几乎立刻就被理解为另一个“体系”，而且也是这样被下一代人所攻击的。
同样地，当这种“回复”随着德国唯心论（idealism）更进一步的时候，康德的儿子一代，孙子一代甚至是曾孙一代——从马克思到尼采——看来是在黑格尔的影响下，决定完全地抛弃哲学。如果以历史理念的术语来思考的话，你会说理性批判的后果或者是批判性思考的形成，或者是“洞察”到理性和哲学思考对任何东西都无益，而且“批判”意味着破坏（destruction）思想抓到手的一切东西，这和康德关于“批判”的限制及净化的内涵是相背的。
还有另外一本著作也用“批判”这个术语作为它的题目，我几乎都忘记说了。马克思的《资本论》起初称为《政治经济学批判》，而且马克思在第二版的序言中提到了辩证法，这同时是“批判性和革命性的”。马克思知道他在做什么。就像在他之后的许多人和在他之前的黑格尔一样，他把康德称为“法国大革命的哲学家”。对马克思而言，使理论转化为实践的东西是就是批判；和格言的实际情况一样，它关联这二者，并且是二者的中介，但对康德而言并不是如此。法国大革命就是这样一个样板，是紧随批判时代和启蒙运动而来的事件，这表明体现在理论中的对ancien régime的拆除已经变成了实际的行动。这个事件似乎在说，这就是所说的“理念俘获了大众（the idea seizes the masses）”。这里的关键之处不是这是否真的——是否这真是引起革命的方式；关键之处毋宁是，马克思以这些术语来思考，是因为他看到了康德的伟业，即启蒙运动最伟大的著作，而且相信启蒙运动和大革命都和康德连在一起。（在康德那里，连接并且提供由理论向实践转化的“中间性术语（the middle term）是判断力；他脑海中已经有了实践者的概念——比如，医生或者律师，他们首先学习理论，接着进行医疗或者法律实务，他们的实务就是把学到的规则适用于具体的情况中。）
批判性地思考，照亮思想历经偏见、未经反省的意见和信仰的路途，是一个古老的哲学问题，就其作为一种自省的活动而言，我们可以追溯到雅典时期苏格拉底的助产术。康德对这种关系不是没有意识到。他明确地说过，他希望能够“以苏格拉的方式（in Socratic fashion）”继续，而且“以清楚地证明对手的无知” 的方式使所有的反对者哑然。和苏格拉底不同，他相信有一个“形而上学的未来体系（future systems of metaphysics）” 但是他最终遗留给后人的是批判性的，没有体系。苏格拉底的方法是清除他的同伴所有没有根据的信仰以及“不孕之种（wind eggs）”——只不过是填满他们头脑的一些幻想。 据柏拉图所说，他是通过ktinein的艺术,即挑选（sorting out）、分离（separating）和区别（distinguishing）的艺术来这样做的（technē diakrituikē,即辨别（discrimination）的艺术。） 根据柏拉图（但不是苏格拉底的说法），其结果是“灵魂从知识之路上的自负中得到纯化”；根据苏格拉底，在这个省察（examination）的过程中没有知识，他的同伴中没有一个人曾经助产（delivered）过一个不是不孕之种（wind egg）的产物（child）。苏格拉底什么也没有教；他从来都不知道他提出的问题的答案。他这样去省察只是因为省察的缘故，而不是为了知识。假设他知道什么是勇气、正义、虔诚等等，他也就不会急切地去考察它们，即思考它们。苏格拉底的独一无二就在于专注于思考本身，不计后果。在这整个事业中，不存在隐秘地（ulterior）的动机或者目的。一个未经省察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生活。这就是问题的全部。他实际上所作的是在谈话中（in discourse）、在思考过程中（the thinking process）公共化（make public）——我和自我之间（between me and myself）的在内心中进行地无声无息的对话；他在公共场合进行（performed）就像是长笛演奏者在一个宴会上表演（performed），那是纯粹的表演（sheer performance），纯粹的行动（sheer activity）。就像长笛演奏者为了演奏好就必须遵循一定的规则，苏格拉底发现了唯一的控制思考的规则——一贯性规则（the rule of consistency）（就像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所称呼的）， 或者就是后来所称的不矛盾律（the axiom of noncontradiction）。这条规律对于苏格拉底来说就是“合理的（logical）”（不要没有道理的说或者思（Do not talk or think no-sense）），“合乎道德的（ethical）”也是如此（与大众意见相左要比不协调的自己独处、即自我背反好的多）， 对亚里士多德就成了思考的第一原则，但只是关于思考的。然而对康德来说，他整个的道德教导都是建立在这个规律基础上的，它重新成为伦理的一部分；因为在康德那里伦理是奠基在一个思维的过程上的：行动着并且意愿你自己的行动准则能够成为一个普遍规律，也就是说，你使自己隶属于这样的普遍规律。也是同样的一般性规则——不要和你自己相悖（Do not contradict yourself）（不是你自己而是你的能思维的自我（not your self but your thinking ego））——决定着思维和行动（thinking and acting）。
苏格拉底的方式之所以对康德显得重要还有另外一个原因。苏格拉底不是任何宗派的成员，并且他也没有建立任何学派。他作为一个哲人的形象源于他在公共集市上接纳所有的新来者——对于所有的提问者、所有阐明和实践他所说的要求都是没有防备的、开放的。学派和宗派是未经启蒙的（用康德的说法），因为他们依靠创始者的学说。自柏拉图的学院以来，他们都是处在和“公众意见（public opinions）”、社会的大多数、“他们（they）”相反的立场上；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依赖权威。典型的模式是毕达哥拉斯学派，其成员的意见冲突通过诉诸于创始者的权威来解决：就是autos epha, ipse dixet,即“他自己这样说过”。换句话说就是，大众的未经思索的教条主义遭到了精选出来的少数人的反对，不过同样是未经思索的教条主义。
如果我们现在再来考察哲学和政治的关系，那么很明显，批判性思考的艺术一直都具有政治的含义，而且在苏格拉底那里还是非常严重的后果。不像教条化的思想，这种思想可能的确传播新奇的而且“危险的”信仰，不过却是在学院之墙的保护下进行，学院在小心地照看着arcana，即秘密的、深奥的（esoteric）的学说；而且也不像思辨性的思想，这种思想很少搅扰任何人，批判性思想的原则是反权威主义的（antiauthoritarian）。不过，就权威而言，最糟糕的是你不能发现、抓住它。在苏格拉底的审判中这一指控——他把新神引进了城邦——是一项捏造的指控；苏格拉底什么都没有教导，尤其不会是新神了。但是另一项指控、即他腐化青年，并不是没有根据的。批判性思想对人们的搅扰是它们“不论眼光投向哪里都会使最习以为常的（the best-known）真理的梁柱动摇”（莱辛）。当然这也是康德的情况。虽然他从未走向公共场合，他最困难但绝不是模糊的哲学著作，《纯粹理性批判》不大可能成为流行的，哪怕是在他热爱的“阅读公众（reading public）”当中，但康德确实是一个完全的摧毁者。不过在康德那里关键的是，几乎和其他所有的哲学家不同，他对这种情况感到非常抱歉，而且从未放弃这样的希望：他的思想能够通俗化，以至于这条“少数人的人行小道成为一条[所有人的]阳关大道” 以一种奇怪的口吻，在1783年8月16日，也就是在《纯粹理性批判》出版两年之后，他在写给门德尔松的信中说：
[虽然这部批判作品是]几乎花了十二年的时间思考的结果，但我几乎是在四到五个月的时间就匆匆忙忙写完它了……没有花多少心思考虑使它能够被读者容易理解，……因为，否则如果我寻求给它一个更通俗的形式，那可能这本著作根本就永远也不会完成。不过这种缺陷可以逐步去除，现在这本著作还是以一种粗糙的形式存在的。
批判性思考，按照康德和苏格拉底的意思，就是让自己经受“自由和公开的省察的考验（the test of free and open examination）”，而这也意味着参与的人越多越好。所以，在1781年，《纯粹理性批判》刚出版以后，康德就“拟定了一个使其通俗化的计划”，“因为”，他在1783年写道，“每一部哲学著作都应该容易被大众接受；否则的话，它可能会在表面的一层迷雾下面隐藏着不合理的东西” 在康德关于通俗化的愿望中，他所期望的是——这对于一个哲学家来说显得非常奇怪，这往往是具有强烈的宗派倾向的一族人——省察者的圈子逐步地扩大。启蒙的时代就是“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时代”；所以，对于康德来说，最重要的政治自由不是像对斯宾诺莎而言的libertas philosophandi，而是表达和出版的自由。
就像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自由”这个术语在康德那里有很多含义；但是政治自由的含义在他的著作中一点都不模糊并且前后是一贯的，就是“在一切事情上都有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 “我所理解的对自己理性的公开运用，是指任何人就像一个学者在全部听众面前所能做的那种运用。”这里的运用有严格的限制，“就像一个学者”这个词语暗示了这一点：学者和公民不同；他是完全不同的一类共同体的成员，也就是，“一个世界公民社会”的成员，也正是以这种资格他向公众发表意见。（康德的例子很清楚：一个服役的军官没有权力拒绝服从。“但是作为一个学者而对军事业务上的错误进行评论并把它提交给公众来做判断时，就不能公开地加以阻止了，”这也就是作为一个世界公民。 ）
言论和思想自由，就像我们理解的那样，是一个人为了能够说服别人分享他的观点而表达他自己和他的意见的权利。这假设了我能够仅凭自己就可以完全做主，而且我对政府的要求是允许我宣传任何已经在我脑海里扎根的东西。康德对这类事情的观点是完全不同的。他认为恰恰是思维能力（the faculty of thinking）依赖它的公开运用；不经过“自由和公开省察的考验”，思考和形成意见都是不可能的。理性的本性不是“自我孤立的而是要求和他人一起融入共同体”。
康德对此的立场是非常引人注目的，因为它不是一个参与政治的人的观点，而是一个哲学家或者思想家的。思考，就像康德同意柏拉图所说的那样，就是我和我自己的对话（das Reden mit selbst），所以，思考就是一项“孤独的事业（solitary business）”（就像黑格尔曾说的），这是所有的思想家都会同意的为数不多的意见之一。不过，这同样是千真万确的，那就是当你碰巧正在思考时，你也需要或者要能够忍受你的同伴；而且，如果你不和别人交流或者让别人检验，或者是口头上或者是书面上的，不论你独自一人发现了什么，独处时发挥出的能力将会消失。用雅斯贝尔斯（Jaspers）的话来说就是，真理就是我能交流的东西。科学中的真理依靠别人可以重复的实验；它需要普遍的有效性。他必须具备的，即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关于鉴赏力判断所要求的就是“普遍可传达性（general communicability）”。 “因为交流以及表达自己的想法，尤其是关于所有人都关心的事务的想法，是人类自然的天性”。

haohaoqitian

我在阅读前，将字体放大到5号了。

思考就是一项“孤独的事业（solitary business）”（就像黑格尔曾说的），这是所有的思想家都会同意的为数不多的意见之一。

诚然，与自己相处比与他人相处更难，人不知而不愠比有朋自远方来，更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