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我们的真问题？——秦晖访谈录

宇文怀远

现在学界的一个问题是，大量存在的学术泡沫，本来3000字能说清的，100万字说得你糊里糊涂。原因之一就是无视常识

　　国企是谁的？当然是国民的，这有什么可说的？

　　1月11日下午，秦晖教授坐在家中客厅沙发旁边的矮凳上，身体前倾，一件土黄色棉布外套规规矩矩，小翻领领口露出的毛衣秋衣，层层叠叠，灰灰秃秃。在他的周围，这个百来平米的单元房，门厅一张刨花板面的折叠饭桌，屋内直抵天棚排满四壁的书架——有列宁全集，有女儿的照片，有会议纪念的工艺品……俗常、拥挤，不怎么个性光鲜。

　　而此前，在各种场合遇见过的秦晖先生，也是很容易被说成“本土”（或者“土”）的样子：酱色的塑料框眼镜，暗色的衬衫，下摆散着，坐在沙发边边上；发言也没有“抢”啊“驳”啊的风头，但一说就又说开了，不瞻前不顾后地，往细往远了掰扯。

　　这一天，从3点到6点，他是一直在讲话的。虽然感冒还没完全好，喉咙和鼻子还在消极怠工。

　　在这一大片一大片的话里面，有很靓丽很时兴的词，比如自由、民主、公正；也有些拗口的句子，比如，“一个假说被证伪，一个更完善的假说被证伪……不断证伪的过程就是不断接近但最终也没法达到真理的过程”，再比如，“原因的原因的原因就不大是原因”；有近在眼前的现实，比如“下岗”、“医保”，有远在天边的学理，比如“罗马法”、“嘉兴藏”；……像是急切的喃喃自语，散漫里有焦灼；像是游离的广场演说，切实里又有超脱。

　　而此前，对秦晖先生著说的阅读经验，除了“思想和理论”的学习，也补充证实着这样的感性印象：这是位对枯燥的渊博知识、拗口的繁复道理，在行又享受的先生！人格修养上的谦卑掩映着智力上的优越；义愤害臊地躲在与价值无涉的逻辑链后面；责任心呢，又要固执地站到学术研讨前面来；……

　　关于 “心历路程”，秦晖先生青少时代以来的回忆提供了这样一些镜头：

　　之一，1969年的南宁，省图书馆，少年秦晖，一边神色严峻地飞快翻阅，一边如获至宝地唰唰摘抄。时而眉头紧锁，时而豁然开朗。这安静空荡荡的书库外面，是一个时代的嘈杂和浮尘。

　　之后不久，秦晖揣着一颗15岁的赤诚之心以及一书包“如何又快又多地灭田鼠”、“如何用辣椒制作土农药杀蚜虫”的资料卡片，斗志昂扬地来到广西百色田林一个离县城100公里的村子，准备大干一场——当然，幸好没什么实践机会，这些浮夸时期出版物提供的“土洋结合”的农技知识，也就没造成什么祸害。

　　之二，70年代初的广西乡下，秦晖在种田，在劳动的间隙，坐在田埂上，他准备与老乡们“打成一片”悉心听取人民群众的心声；可是他听到的心声，基本是张家长李家短，是黄段子是无厘头……于是只能面红耳赤只能耷拉着脑袋默不作声。

　　“当然这不会使我‘看不起’农民，因为意识形态教育使那时的我相信这些都是‘支流’、是‘表面’，当老乡和我谈起生产或者队里的公事时我会找到对‘贫下中农’‘本质’的感觉，更不用说假如他们‘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讲些什么忆苦思甜忠党爱国为革命种田的大道理——可惜这类‘本质’话语我从未听到过，除了开会以外。遗憾的是老乡们——其实我也一样——总是生活在‘表面’而不是生活在‘本质’之中。”

　　之三，还是贫穷中国荒唐年代黯淡寂寞的小小村庄。秦晖在自学，农机、水电、医药。他钻到拖拉机下面在修理发动机，他指指点点在修建社里的第一个水电站，他在给老乡们开药方……因为学农机学水电学医药，他又学上了电学、三角、植物分类学，因为要尽量多地参阅资料，他又学上了英文，用拼音标注的又聋又哑的顶呱呱的英文。

　　“那时候的学习基本是求智爱真型的。虽然学了很多实用之学，但那些年里，农村技术‘职位’也是计划体制下按‘关系’分配的‘稀缺资源’，并不是具备有关知识者就可以此‘谋生’的。因此我在‘早稻田大学’的学习主要还是‘务虚’，是为了免于精神饥渴；低调点说，是为求知而求知，高调点说，是为追求真理——但其实也算不上什么高调，在那种环境下，除了‘真理’，你还能追求什么?”

　　之四，又是图书馆，这回是县图书馆；又是如饥似渴，却是不红也不专的、“文革异端思想之源”的“灰皮书”，60年代为反苏翻译内部发行分级选阅的书。这时候的秦晖，20来岁，不时被借调到县文化局搞民间文艺创作，于是有机会看到了“只给县长看的书”，于是小学毕业就跟着潮流闹革命的青年秦晖，开始了“真正的思想成长历程”。

　　这之后，在乡下锻炼了9年之后的1978年，投考中国农民史学开创人赵俪生先生的研究生，做学生做教授，从广西壮乡到西安的陕西师范大学到北京的清华大学，从农民战争农民农村问题到经济史到转轨比较，从先秦到明清到当代，从“自我陶醉地”做考据派的“死学问”，到为“现实的问题与主义”，“据常识守底线”、“不得不发言、不得不辩论”……秦晖，这位先生，他的视界和声音，“自然而然地”拓宽、“顺理成章地”搅深。

　　“涉猎广、专业领域淡化、逆潮流而动，但始终是有社会关怀导向的。20年来我的关注点在变化，但基本的人生态度、治学态度与价值标准是一以贯之的。它既源于一个变动社会中的求知者鉴古知今析疑解惑的纯粹‘兴趣’：这种兴趣不是为了‘学术地位’而是为了使自己更‘明白’些；也源于转型期一个中国公民的责任感：这个公民并无经天纬地济世安民的‘传统士大夫’抱负，只有一点现代国民的匹夫之责而已。”

　　“关怀”、“责任”，在秦晖先生这里，又低调又骄傲，似乎也不大有深沉而光辉的扮相。比如，当你继续追问：

　　追求“真善美”的童年期表现？

　　——求知欲本身是没什么目的的。说好听叫忧国忧民，其实就是纳闷。我并没想当什么家，只是拿到一本书，就很高兴，就很喜欢看，而且这兴趣是不断转移的，比如小学的时候，就比较喜欢天文学，有段时间还做过发电机、电动机。

　　能回忆起来的最早的理想？

　　——当时的意识形态是不提倡个人理想的。“党叫干啥就干啥，甘当革命螺丝钉”。当时是很忌讳说当这当那的。而且我们真的也没想，真的没什么雄心壮志。

　　最早有公民概念是什么时候？

　　——潜移默化吧。“文革”时不也讲“天下我们的天下，国家我们的国家”吗？那时候人们还是很虚假地认为有责任感的。

　　内心会激荡不安吗？为大的问题，比如公正民主自由……

　　——有。我关心的事情都是和“我”有关的，不仅仅是我研究的课题，我本身也是变革过程中的一个部分，一个主体啊。

　　焦虑或者愤世嫉俗吗？

　　——这种情绪一直都是有的，就是不满意呗，就是想求变求新。人之常情。

　　您是乐观的吗？

　　——沮丧无奈，任何时候都会有的。但我是信仰自己对自己负责的历史观的。中国现在的事情办糟了，直接责任就是我们这一代人，你再往前，顶多能往前追到上一两代人，你再把它追到孔夫子啊秦始皇啊，就没什么意义了。这个是可以从数学上证明的。绝对的乐观或悲观，都没什么根据。对公共生活的关注是每一个公民都应该有的。中国现在面临的问题是非常简单的，一个有正常智力的公民都有这个判断能力。

　　……

　　在天命之年，秦晖先生，在内心，在书斋，在晴冷的冬天北京，在熙来攘往的人群里，在交替的澎湃和安静之间，一如既往地，自得其乐地，做着他所谓的“底线之上”的思想实践——“维护自己的自由——不做奴隶；尊重他人的自由——不做奴隶主；反对他人之间的强制——坚持废奴主义。”

　　从历史转入现实

　　从去年下半年以来，产权改革一直是媒体报道和学界讨论的热点，您在其中的发言也比较频繁独到。您也谈到，您在十几年前就开始关心“分家问题”了；而在十几年前，您为人所知是因为您在农民史问题上的研究。您最初关注转轨是出于什么契机呢？是接待了某个上访者，还是出于对政策研究的直觉，或者别的？

　　80年代我做的学问主要是农民史。我们把农民作为一种历史现象来研究，但也关心现实的农村。在这个过程中，感到过去的一些论说有很多不能成立的地方，比如把传统农村基本矛盾理解为租佃矛盾，用阶级斗争的理论作解释工具；而我们试图以比较的视角，了解农村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各维度，所以80年代很长一段时间，比较经济史、现代化研究，也是我们用力的一个主要方向。不过那时侯的很多感想，基本还是以历史研究著作来反映，不直接谈现实问题。

　　后来，80年代末的一些事情，让我觉得历史和现实是打通的，历史并没有真正过去，我们也一直生活在历史之中。正因为研究历史，所以看待现实问题时才会有纵深感。比如，那段时间，有很多人认为，改革会中断会趋于保守；但事实上，政治上是如此，但是在经济改革上，不但没有中断，反而加速了。我一直就有这样的预计，因为，道理很简单：在没发生冲突之前，旧体制还披着一层温情脉脉的面纱，大家长摆出慈祥面孔，子弟还要表现孝顺，虽然大家已经有了很强的自我意识；但面纱被挑破了，大家都看透了，家长不能指望子弟孝顺，子弟不能指望家长慈爱了。再加上，那时候，很多利益群体不能说话了，强势利益群体完全按照自己的想法搞，一些改革就更容易了。

　　而且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先例。比如1848年欧洲革命失败以后，似乎是保守派镇压了自由派，但反过来，保守派在争取自己的经济利益方面，比自由派更自由。

　　凡是在这种背景下的改革都有共性：都是强势阶层推动的，缺少公共参与的空间，缺少讨价还价的机制，基本上是以强权为杠杆，以既得利益为动力的。从方向上讲，是进步的趋势，但是手段缺乏公正性，在正义和道德合法性上缺失，而且会造成后遗症。

　　想知道您的研究方法和资料来源。您在研究农民问题时，曾经为很细节的东西，多次去云南；现在的产权改革研究呢？实地考察民间访谈多吗？

　　从国内史学界讲，我是最早运用基层档案做现当代研究的。1980年代，我是陕西师范大学的老师，搞函授，跑了很多县档案馆，那时候是没对外开放的。档案中有活的历史，比如土改一段，我根据档案的线索，找到了当事人做访谈。后来到了北京，参与组织了一些农村调查，并与改革机构有过比较密切的合作，另外还有一些国际交流，实感就更多了。

　　在研究方法上，我想强调的一点是，普遍的问题是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脱节，要宏就一直宏下去，要微就一路微下去，两者不能形成认识循环。我想更好的方式应该是这样：宏观研究从认识论上，应该提出具有明显的逻辑严谨的理论框架，因为边界清晰，或者可以证实或者可以证伪，形成启示，引向微观问题的关注；而不是，宏观含含糊糊，大而无当，看似什么都能解释，实际上什么都解释不了。我觉得应该是，宏观理论促使微观研究，微观研究对宏观理论研究证伪，然后产生第二代的理论，从而形成知识的循环。

　　在这一点上，我一直遵循我研究生时代的导师赵俪生先生的教诲，按他的说法是：小问题越做越大，大问题越做越小。既要避免宋学传统的空疏，又要避免汉学传统的豆丁。

　　您在做企业转制研究时，与企业工人、管理层的实际接触，对您的研究重要吗？会有上访的人向您求助吗？有哪些技术帮助您把握案例研究中的客观性？

　　会有接触。我讲的问题，基本都是有经验基础的，但一般不直接介入案例，那样会陷入是非。我的研究是，把案例归纳为问题，进而理论论述。其功能，在于提醒相关的注意，注意存在的问题，具体解决不是我力所能及的。我在采集事实时，会尽量从各个不同角度。而且我也相信：在一个自由开放的社会中，每个人都不能标榜自己绝对客观，但是在主观上要有追求客观的愿望。只要有这个愿望，看问题即使是有价值取向也问题不大，因为不同的价值取向可以互补。任何人类知识的增长，都是通过深刻的片面性互相补充完成的。关键在于我们是否有一个自由的开放的探讨问题的机制和环境。

　　整天收到类似的来信，多极了。但我的身份其实只是学者。

　　中国人缺少逻辑能力?

　　可能因为您的观点，您一贯的姿态——强调改革的公正公平，申张弱势群体的权益，让大家对您的影响力的期待，不仅仅限于一个学者……

　　作为学者，我并不认为我主观上有很强的为某一个群体说话的冲动。我不是政党领袖，也不需要争取选民，所以没这个动机。我写，当然是有我的价值关怀在里面；但我还是试图逻辑严谨、有事实根据。但是，还是有冲动的，还是有感而发的——在有据而论的基础上。

　　至于影响力，我想是，尽人事，由天命。这个应该不是我主要考虑的东西。我既不是冷漠的，也不是单纯地喜好感情宣泄。我做的事情，什么性质，很难说。什么是学术呢？我想，第一是有实证基础的，不是创作；第二，在实证基础上形成思想，逻辑上是严谨的，带来知识增量，扩充人们的认知领域。现在学界的一个问题是，大量存在的学术泡沫，本来3000字说能清的，100万字说得你糊里糊涂。原因之一就是无视常识。

　　“常识”也是您经常提到的一个词，您有一篇文章题目是《在常识之上思想》。您确实觉得我们处在一个常识被遮蔽的现实中吗？

　　有些很简单的问题是被复杂的语言说乱套的。比如，国企是谁的？当然是国民的，这有什么可说的？但是有人就说了，国企本来就不是大家的，国企是法人的，似乎法人可以是脱离自然人存在的一样——其实人所共知，法人背后是必然有自然人作基础的；还有人说国企是无主物，可是我们都知道，如果你私拿了，就会被认为是贪污，如果是无主物，按罗马法，发现者所有，是非常正当的；还有人说国企没有效率，没有效率就可以给私人吗？逻辑上说不通啊；还有说，本来就是抢的不义之财，现在就要还给资本家，但如果是不义之财，就应该还给“那个”资本家，而不是抽象的资本家阶层，你如果从甲抢来的东西还给乙，那是双重的不公正。

　　反过来说，因为改革过程中的不公正，而否定国企改革的人，也违背常识和逻辑。比如说，郎咸平说，谁能证明国企比私企没效率，你给我拿出数字来。这还用拿数字吗？既然你在那大声说国资流失，既然国企连照料资产都做不好，还怎么谈更有效率呢？而且我们说有无效率，是在其他条件相同的充分竞争的情况下，但国企，很多都是垄断，垄断就谈不上有无效率。

　　那您觉得为什么“我们这么没有逻辑”？是智力、或者中西文化上的什么差异吗？

　　不能这么说，并非中国人就缺少逻辑能力，很多情况是背后有太多的利益推动，有意忽略罢了。比如说，现在很多人都在用交易费用理论“交易成本的降低”为用专制手段私自处置公共资产的行为辩解，说，不允许各阶层谈判、掌权人任意处置，可以有效地降低制度变迁的交易费用。作为事实，是有的，但合理性何在啊？这和科斯（注：交易理论提出者）讲的是两回事，他说的是企业节约交易费用，他没说强权可以节约交易费用，也从来没认为可以通过剥夺人们交易权利的方式降低交易费用，科斯的节约交易费用，是在人人有充分交易权利的前提下提出的。如果按照这种强盗逻辑，奴隶制是最能节约交易费用的，因为我把你的交易权利剥夺了，你就不交易了，那不就最省了吗？比如古拉格群岛，那还真是最节约交易费用的。

　　您的文章中经常会提到这个是“假问题”、那个是“伪命题”，您似乎费很大力气在做澄清工作。

　　是啊。比如在东西问题上，我就觉得有一种偏向就过了，就一直在回避真问题。这个偏向过分强调文化价值观的差异，好像西方人和中国人有什么天然不同的价值追求，好像西方人就更爱自由，而东方人就喜欢有一个大家长管自己。哪有这回事？那为什么外国的监狱中国的监狱都要上锁呢？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我自己原来也有似是而非的时期，也写过，“中国人害怕风险，西方人爱好冒险”之类的文章。但我现在觉得，中西差异的真正所在是，人们面临的现实的问题有很大差异，中西交流的隔阂，并不在文化。

　　政府的权利和责任

　　关于目前中国需要左派还是右派，是社会民主主义还是自由主义，是大政府还是小政府，学界争论得很热闹，而您似乎对这两方都有不满不屑，甚至认为这个问题本身就是假问题。

　　就本意而言，自由主义是关于限制政府权利的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是关于强化政府责任的主义，本来是不相冲突的。也就是自由主义从来不会直接讲政府不负责任，民主主义从来不讲政府可以为所欲为权利不受制约；但是因为权利和责任在宪政框架下是统一的，你讲责任大，你就得承认他的权利大，你讲权利小，你就得承认他的责任也小点。所以就形成对立了。因为作为统治者，当然是想权利大责任小，为所欲为，想抢什么抢什么，同时对你的死活不闻不问；对老百姓讲，正好反过来，一方面希望权利意义上的小政府，尽可能的多自由，又希望是责任意义上的大政府，尽可能的多福利。但是鱼和熊掌不能兼得，所以宪政解决的就是这个责权对应的问题。

　　但在此、在宪政之前，你完全可能面对一个责任小权利大的政府，那么你面对这样的政府，你可以同时要求，一方面限制政府权利，一方面追问政府责任。也就不存在大小政府的争论。大政府还是小政府，自由多些还是福利多些，就现在的中国，当然是假问题。真问题的双方是这样构成的：以“限制政府权利扩大责任”为一方，以“推卸政府责任扩大政府权利”为另一方，我们要面临的是这样的选择和分野。这是“是否要追求一个责权对应的政府”的问题；是“是否保障公民基本自由民主权利”的问题；是否坚持底线的问题。

　　既然您近年来研究国企转轨问题，能否就我国工人阶级的状况做一个概括性的描述？

　　现在的中国并不是完全自由市场经济，这个情况下，排除政治因素的阶级分析不大可能。中国的现实是，单位不同，同样是工人，状况可能很不一样；企业家也是，有权力的和被权力勒索的，处境很不同。但中国目前，在现阶段改革过程中，无权势者的利益很大程度上没有得到应有的保障。（图/受访人提供）

　　秦晖

　　生于1953年，现为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1981年作为中国“文革”后首批硕士毕业于兰州大学，曾任陕西师范大学教授(1992年起)、中国农村发展信托投资公司研究员(1994年)，现为中国经济史学会理事、中国农民史研究会理事、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特邀研究员，《方法》、《中国社会科学季刊》等学术刊物编委。

　　1980年代初主要研究农民史，后期转向经济史研究，90年代致力于结合历史研究与现实研究，在结合社会调查与历史文献分析的基础上建立农民学，并主持了一系列乡村调查，主编了《农民学丛书》。近年开始中国与东欧的转轨比较研究，关注国企转制过程中的国有资产流失、弱势者权益受侵害的问题。

　　主要著作：《田园诗与狂想曲：关中模式与前近代社会的再认识》、《农村公社、改革与革命》、《市场的昨天与今大：商品经济、市场理性、社会公正》、《实践自由》等。

　　秦晖底线

　　秦晖曾多次针对国内学界“自由主义还是社会民主主义”的争论，断然指出：在自由秩序建立之前的时代，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有很大的价值重合。我们应该共同对付反自由主义、反社会民主的民粹主义与专制主义；共同追求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都赞同的基本价值，比如基本公民权利、自由与程序正义。这是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的共同底线，而并不是什么两个主义“之间”的“第三”立场。

　　秦晖思想关键词

　　关于产权改革

　　卖方缺位

　　一项资产面临处置，但是没有来出卖的人，也即所有者缺位。

　　看守者交易

　　国有资产法理上属于“国民”，政府只是看守这些资产。政府却利用权力对其进行处置。

　　界定式私有化

　　所谓“界定”，说穿了就是行政划拨。由于国有资本存量太大难以卖掉，就干脆采用划拨方式径自将其从“国民所有”“界定”为内部人所有，在内部人中又指定老板拿大头。

　　经营者持大股

　　在股本设置时，向经营层倾斜，鼓励企业经营层多持股、持大股，避免平均持股；鼓励企业法人代表多渠道筹资买断企业法人股，资金不足者，允许分期付清（亦即可以以未来红利冲抵）。在以个人股本作抵押的前提下，允许将企业的银行短期贷款优先划转到企业经营层个人的名下，实行贷款转股本，引导贷款扩股向企业经营层集中。

　　内部人私有化

　　以长沙湘江涂料为例。只把17年前的或企业创建时的初始投资算作国有，而以这些投资为本滚动产生的“积累”都被“界定”为内部人（“企业集体”）资产。这样“界定”，80%的企业资产便从“国有”帐上消失并转入内部人手中，再经“优惠”赎买，余下的20%国有资产比率又缩水成了6%，连同未进入新企业资本帐内而是上交财政的赎买金，共为12%，亦即88%的原来人们心目中的国有资产“在10天左右时间里”都被大笔一挥“界定”掉了。

　　关于中国道路

　　中国原始积累的方式

　　中国权贵资本在一开始民间经济贫瘠的情况下，主要靠的是从国库中挖资源。现在国库渐渐挖得没什么了，就逐渐转而把国库当成一个中转站，通过国库去挖民间的资源。一方面“化（平民之）私为公”，另一方面“化公为（权贵之）私”。

　　中国可能面临的危险

　　历史上反民主的寡头主义与反自由的民粹主义往往互为因果，造成“不公正的伪竞争”与“反竞争的伪公正”之恶性循环。这正是中国目前面临的巨大风险。

　　中国应该走的道路

　　假如中国在如今经济周期的增长活跃阶段，不失时机地启动民主进程，许多矛盾可以由于“蛋糕不断做大”而缓解，因民主化而带出“矫正正义”的问题还是相对容易解决的。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yyg680

资本发起的最后一场战役:土地私有化
作者：俞飞龙 2008-02-20 16:05:54 发表于：博客中国




30年的改革开放,我们用同一个逻辑完成了中国的社会转型，这个逻辑就是“否定国家统筹经济发展的合法性，主张用资本的力量（它的另一个几乎可以称得上是代名词的说法是“市场”）来引导社会的发展”，我们用这个逻辑终结了农村合作化的可能，瓦解了国企的社会价值，市场化了本属于公共资源或具有公共资源意义的医疗、教育、房产，加快了开放金融的步伐和力度。当这一切都已成定局或正按部就班地进行着了的时候，国内和国际资本及其代理人，开始把目标瞄向了一个民族赖以生存的最大，对我们而言也是最后的战略性资源：土地，这些人以“市场经济需要生产资料自由流动”和“保护农民权益”为口号，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土地私有化”造势活动。清华大学的秦晖、蔡继明以及耶鲁大学的陈志武等学者，最近两年或通过长篇累牍地撰文，或通过接受采访的方式，大肆推销他们的“土地私有化”观念，他们的行文逻辑，基本都是从已引起国内学术界反思的“市场经济”这个前提出发，从一个侧面阐述私有化的合理性与必要性，而根本不谈及资本意图、土地私有化必然引起的社会后果，以及我们民族需要花多大代价来承受这个后果、是否能承受这个后果等问题。
06年6月，秦晖在《经济观察报》连发两篇文章，都是近万字的长篇大论，谈论土地私有化问题，这两篇文章的很多观点其实是站不住脚的，当时我很想写一篇反驳的文章，名字都取好了-----《十问秦晖》，后来他参加由《南方农村报》主办的三农问题研讨，我看了他的照片，说了句“秦晖长得象个坏人”，随后，在看了《南方都市报》对他的专访后，我才知道我那句话非常不礼貌，非常失礼，老刀孤陋寡闻，不知秦晖教授患有眼疾，心里很惭愧，所以这文章也一直没着手写，今天借这机会，向秦晖教授道个歉，并谈论一下土地私有化的意图及其必然引起的社会后果。
秦晖教授认为，土地私有化能增加农民收益，从而解决三农问题。这是经不起推敲的，也不符合所谓市场经济的价格波动原则，在当前的土地制度下，只有极少部分土地能进入市场交易，由于相对紧缺，所以导致地价极高，但是，当私有化将所有土地的交易完全合法化后，由于市场供应量几乎是无限度增大，供求关系换位，必然导致土地价格急剧下滑，有年轻学者曾计算过，按照耕地本来的价值推算，国内的耕地售价每亩平均不会超过1万元。也就是说，私有化并不能提高土地交易价格，从而增加农民收益。单从市场价格这个角度而言，土地私有化将必然导致地价下滑。
而用私有化来解决三农问题更是无稽之谈，三农问题与土地所有制形式并没有直接关系，而与国内产业结构性失衡和基层政府对农民征收过多费用有关，农民穷的问题绝不是土地问题，从世界范围看，这个问题也不是由农民自己就可以解决的问题，农业和工业产值的差距不可能从农业自身得到解决，这已经是个常识，没有哪一个国家从农业向工业化转变过程，是依靠农业自身来解决这个矛盾的，而都无一例外需要启动国家调控功能，通过补贴农业达到二者相对平衡。此外，导致农民权益没得到保护的原因在于具体的管理机制，而不是土地所有形式，私有化并不可能让这个管理机制自动变好。私有化并不是什么特别的利器，在整个社会的管理、政府行为没得到很好规治的情况下，一张产权证并不能改变农民利益受损的处境，不说历史上有名的“羊吃人”（这是在私有化的背景下发生的悲剧），就说当下发生在城市里的撤迁，由于行政权没得到完善和规治，不少撤迁户手里握着的产权证，并没有保障他们获得应有的收益。
秦晖教授文章还有不少奇怪的，逻辑不通甚至自我设定的错误观点，比如用一两个官员极其典型违背政策的观点来指代政府立场，认为私有化不会带来土地集中和兼并，甚至声称解放后土地集中程度最高等等。
鼓吹土地私有化的人强调得最多的，是“私有化（明晰产权）是市场经济的需要”，以及“私有化可以保障农民的权益不被剥夺”。尤其是最后一点，从现实的一个侧面看可以得到相当部分人的同情，就是说当前的所有制形式不能很好地保障农民的权益，他可以罗列大量的事实证据证明这个观点。
但是，这个判断有一个逻辑错误，就是有意或无意把管理模式和所有制形式两者混淆了，比如导致农民受损的是管理模式，他们提出的“病因”和开的“药方”瞄准的却是“所有制形式”。当前我们的土地所有形式并非不明晰，如果土地所有权真的不明晰，那么也就不可能发生黑龙江和河南的农民“收复失地”的举动。导致农民的土地收益被掠夺的原因在于政府的管理模式和行为模式存在缺陷，可他们却有意无意地忽略这个区别，这种有意无意的忽略，在最近30年已经发生了很多次，国企就这样瓜分掉了，房地产就这样市场化了，金融就这样赔本引进战略伙伴了，现在他们用同样的逻辑进入土地领域。而且一些媒体也乐于给他们提供场地来宣扬他们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媒体成了资本谋取社会资源的一个重要工具。
按照土地私有化这个逻辑，一旦土地私有化后，中国将面临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从耕地这块来看，中国现有的耕地18亿亩，这18亿亩59%集中在东北平原、华北平原和长江中下游平原，10％在西北，这些土地都很平整，适合大面积的机械化耕作。而且事实上，机械化耕作几十年前在上述地区曾具有一定规模：在改革开放以前，就是78年以前，我国东北有60%以上耕地实行了机械化耕作，新疆是80%，华北平原也是60%左右。
私有化为土地自由交易提供了合法性，而资本一旦可以进入这个领域，它就会按照自己的逻辑运作，它的逻辑是什么？利润最大化，而要实现利益最大化，它就会按照它的最高效率来配置它的生产要素，这个效率按美国70年代的水平估算，一个农业工人可以轻松耕作3000亩土地，18亿亩中的这百分之70，需要多少人就可以完成整个作业?按照资本的逻辑，土地私有化后，实际农业人口只需要不到一亿。而现在我国的实际农业人口还有7亿多，剩下的这6亿多怎么办？当然资本不会管这个，现在我们对农业已经开始补贴，在这样的政策背景下，资本一旦完成了交易，它就不会再承担任何额外的社会责任。而我们的社会是否有相对充足的机会吸纳这些被挤出来的人口？没有。
不要以为国内资本没有能力完成这种大规模的兼并，经过三十年的累积，国内私人资本已经相当雄厚，我曾在一篇文章中粗略计算过，仅仅由于第一次分配的不合理，这三十年资本方就额外拿走了本属于劳动方的8万亿。所以中国的资本市场不缺钱，非常充裕，这也可以从最近几年的宏观调控窥到一点端倪，最近几年，我们虽然一再采取“紧缩银根”控制投资，但投资热却无法降温，为什么？就是因为国内资本市场中的私人资本数额庞大，资本的所有权变了，以前是国家主导，现在大量货币在私人手上，所以用紧缩银根这招搞宏观调控就不那么灵了，再加上开了国际金融这个口子，国际资本跟国内资本已经有了游刃有余的结合方式，资本的力量更不可小觑。
单从效率上讲，土地兼并能带来效率提高，这非常符合主流经济学推崇的发展原则，很多被新自由主义描绘的市场经济洗了三十年脑的中国人，包括中国学者，都会自觉不自觉地将这一趋势和进步、发展联系在一起，但也许我们在此需要回到一个简单的问题面前，就是我们的发展是为了什么？是为资本创造效率还是为国民获得更好的生存环境？我们需要追问我们是否又在犯一个错误——是否在用资本意志取代民生需求？而要满足我们的民生需求，我们是否应该继续按照资本的逻辑来主导中国的进一步转型？比如完成土地私有化。
匈牙利是如此转型的一个典型代表，而且不同群体给予这个国家的结论非常值得玩味：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在2007年把这个资源和产业绝大部分为外国资本瓜分掉了的国家吹捧成了发达国家。认为它的转型非常成功，而大多数具有民族立场的经济学家则一致认为匈牙利的转型是个不折不扣的悲剧，这个悲剧具体到耕地这块的情形是这样―――－短短几年时间，匈牙利的主要耕地区——西北部地区的80%的耕地都集中到了外国人手上。
在大多数国企被瓦解，金融“坚定不移”地加大了开放力度，甚至连军工也开始转制的情形下，土地私有化称得上是资本在中国发起的最后一次大战役，这个战役一旦按照资本的意志完成，国际国内的剩余资本在中国就又有了一个庞大的角逐空间，这也许确实可以给中国再带来10到15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但是，我们为此要付出的代价也许就太大了，土地私有化后，中国的社会结构和基本价值就相对彻底瓦解掉了。若想再行改变（几乎是必然的），可能就只有一条出路了：流血。
甚至比流血更悲壮，因为我国应该在2015－2020年就会迎来一个世界从所未有的“丁字形结构”的社会，这个“丁字形结构”是什么？是我们实行的独生子女政策导致的人口结构性变化，现在我们是多数人在创造财富，养活小部分人，但独生子女的一代步入中年后，这个情况就会发生逆转---------整个社会是少数人干活，养活不能干活的大多数：一对夫妻得养活两对老人，一到两个小孩。这个时候，指望资本来承担一些额外的责任是不现实的，资本其实从来都具有比专制更彻底的特权，它存在的目的就是要满足自己的利益，资本按市场原则完成了交易，就算履行了社会责任，而这个丁字形结构，意味着中华民族将有一个生存压力异常沉重的未来，需要去承担一个前无古人的沉重负担，而从此前我们的改革设计看，我们还没有考虑好如何为这个局面买单的事，我们该怎么为这个局势买单？依靠资本吗？按照资本的逻辑它不会管你这个，不用说这个，比它更小儿科的“新劳动法”，只不过为劳动者增加了一点儿权力（远远没到位），就遭受到资本方及其代理者数年的围追堵截。这样的局势最后只能是社会和政府承担，无论你对这个政府怎么看，持什么态度，但最后这些事情都得由它来具体承担着，但是资本这几十年来把我们国家最大的收益拿走了，它一直在，也一直会用它的逻辑说话，所以如果私有化一旦施行，我对未来的局势判断是非常悲观的，我会觉得我们这个民族前景将有一个很大的悲剧发生。
农村的问题确实需要解决，农村不能按照现在的路往下走了，但更不应该用“私有化”的方式去解决农村问题、解决土地权益问题，鼓吹私有化的人只从西方经济理论出发，侃侃而谈私有化的必要性，但几乎不涉及私有化必然产生的社会后果，以及我们为这些后果必须支付的代价，所以我说他们的言论是对这个民族不负责任，是在不计后果、厚颜无耻地为各类正急于寻找新的投资机会的私人资本说话。

注：根据年前一研讨会发言整理（有较大增改）

yyg680

现如今中国无处不在血淋淋的私有化进程
作者：何必 2008-02-20 18:06:41 发表于：博客中国



春节后第五个交易日，人民币汇率中间价一举冲到7.1574，创下2008年30个交易日中的第16次新高。近期人民币的涨势可谓异常汹涌，从2月15日起，以一天一关的速度先后冲破了7.18、7.17和7.16三个关口。按照昨日的中间价计算，人民币自汇改以来的累计升幅已经达13.31％，2008年以来的升幅也首次超过了2％。对比去年全年6.9％的升幅，仅仅30个交易日就2％的升值速度可以称得上“快马加鞭”。虽然最近三个交易日316个基点的上涨并不为奇，但是以此速度推算，美元兑人民币中间价冲破6比1的大胆设想似乎在第二季度初就可以完成。虽然美国上周公布的经济数据大多好于预期，总统布什也签署了总额为168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案，但是美联储主席伯南克的“经济前景恶化论”给美元人气重重一击，市场对美联储3月18日降息的预期重新燃起。“美元指数一周以来虽然只有54个点的下跌，但美国次级债风波未尽对美元的拖累还是甚为明显。”兴业银行(45.80,0.86,1.91%,吧)资金部的一位外汇交易员如此分析。昨日询价市场，人民币以7.1580几乎接近于中间价的报价收盘，虽然较上一个交易日只有43个基点的上涨，但是在市场普遍看多的预期之下，短期内继续破关的可能性较大。（2008年2月20日《上海? と?ā罚?人民币升值还在加速的通道之内，这显示出中国当局的在进退维谷当中选择了向国际资本妥协而不是向国内类似社会保障等需求让步的基本态势。
实际上，迄今为止，全世界没有一个人能够不必担忧别人非议地说出来，人民币的币值到底应该在一个什么样的程度。通看现如今所有的人民币升值的吁求，都是在加速的呼吁，至于在什么样的位置停下来，比如人民币对美元到底应该是1：6还是1：4，那就是众说纷纭各执一词尽人皆知莫衷一是。
更有人看到，人民币的走势远不是升值那么简单。按照目前中国央行强行吸纳国内市场上所有外汇的货币政策，使得在乘数效应当中的通货膨胀压力剧增，货币供应量快速增加。与此同时，中国面临两大难题，一个是县乡以下委府财政大多数处于破产状态，这给币值造成了下跌的前途；一个是中国的银行们呆坏账与日俱增，以至于到现在，包括高层以及央行和银监会在内，没有人能够说得清楚，中国的银行的呆坏账比率和数目究竟是多少。如果再加上社会保障欠账，那么人民币币值就远不是升值，而是应该贬值。换句话说，如果中国方面透露真实的财政状况和银行呆坏账状况，人民币币值恐怕会掉头过来背道而驰快马加鞭。
呼吁人民币加快升值速度的自由派人士不乏其人，试图让人民币一次性到位者，给出了币值理想位置的振振有词。而这背后，中国右派阵营对于市场化的追求可谓是孜孜以求舍死忘生。主张尽可能由市场来完成所有资源配置者大有人在，市场原教旨主义在中国大行其道。
不过，对于市场化及其带来的各种效应，咱们似乎一直被当作是话语禁区。右派们被别有用心的贪官污吏所看好，或者说，右派与贪官污吏沆瀣一气，在表面上的市场化上，完成了对全民、国家、集体财富的瓜分，并为此舶来了新自由主义作为理论支撑。
其实，即使在西方，对于新自由主义及其造成的后果，也不乏反思之人。不信咱们经看看如下的文字。
迈克尔?赫德森：资本主义金融化与私有化的神话
李春兰 摘译
2007年1月5日、26日美国http://www.counterpunch.org网站刊登了美国著名金融理论家迈克尔?赫德森题为《关于私有化的另类视角》《私有化的神话与现实》两篇文章，认为近三十年来，资本主义形成私有化、金融化和全球化的三位一体：20世纪70年代国际资本积累了大量的过剩资本（这导致金融化），这些资本推动了苏东剧变并收购了大量前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的自然资源、基础设施行业以及地产（所有这些行业都具有垄断性）??这就是全球化和私有化，然后利用这些行业的垄断性获得大量租金，这些租金主要流入金融、保险和房地产等组成的泛金融部门，使世界经济进一步金融化，并使这些部门的垄断资本获得大量收益，但是却使这些国家经济被绑架，使这些国家沦为租金资本主义甚至是封建主义经济（因为利润的主要来源是租金，而不是工业资本的剩余价值）统治之下。新自由主义所掀起的私有化浪潮是对几百年来的进步经济学的颠覆，它所宣称的种种关于私有化的好处只是一种神话，是金融食利阶层的谎言，作者列举了十二组关于私有化的神话和现实的对照，非常具有说服力。其中作者提到，美国医疗卫生私有化较严重，但是在发达国家中，美国人均寿命差不多是最低的，而美国国民在
医疗服务上的支出却是最多的。这对于中国拟议中的医疗体制改革有参考价值。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财富的可继承性产生了既得利益以及靠租金和利息生活的贵族。这些租金和利息使经济体支付工资和积累有形资产的能力陷入巨大困难。为描述这种现象，经典经济学家们发明了经济租金这个概念??超出必要生产成本之外的额外支出。他们建议通过对食利者的收入征税和对垄断行业甚至是土地实行国有化来终止免费午餐。政府要把这个税收收入用于兴建公共基础设施，并把生产性企业从税收中解放出来。
到20世纪中期，大多数经济学家都一致认为现代工业的技术要求需要政府投资公共基础设施、调节市场、向食利者的收入征收累进税、用财政政策推动国内市场的繁荣并防止经济金字塔底层人民的贫困。既得利益阶层用了将近一个世纪才发展出反对高税收和较多政府调控的意识形态??新自由主义。尤其是金融部门开始认识到银行贷款的主要市场是能够产生租金的资产??如按揭贷款抵押的土地和建筑、公共设施、煤矿、石油和天然气。几乎所有经济体的最大资本开支都是政府开支，特别是在自然垄断行业的支出，这些行业包括交通??从19世纪的运河和港口到铁路、公路和航空，以及电力、水和煤气的输送、通讯系统以及广播电视传播频谱，更不用说军事力量了。
近些年来这些资产转为私人所有是自五百年前欧洲占领美洲新大陆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财产转移。这一结果丰富了索尔斯坦?凡勃伦所谓的既得利益集团，它们集中在被美国国民所得帐户称为FIRE（FIRE是金融[Finance]、保险[Insurance]和不动产[Real Estate]的首字母缩写）的部门中。现在人们可能会把被私有化的垄断行业以及其他公用企业归入这个部门。
原苏东国家不小心成为一个试验的一部分。这个试验在它们的经济基因里注人了转化因素，使它们在成熟过程中将会瘫痪。
私有化的长期发展动力
私有化的历史是由三种主要的发展动力塑造的：首先是通过军事征服控制被打败者的士地和公共领域。社会一次又一次地见证了他们的公共部门被获胜的征服者私有化，并被分成数份，分给其战友。
第二种发展动力是政治内部交易。美国几笔最大的财富是在从美国独立战争后的土地舞弊到19世纪批地修铁路期间的混乱中创造的。自1980年以来，英国的企业在以撒切尔夫人为首的保守党统治下实行了私有化。苏联的官僚和“红色局长”也把最有利可图的公共资产所有权私有化。政治精英之间的内部交易是迄今为止公共资源所有权私有化的主要途径。
第三种发展动力是金融力量。一直以来，金融力量是掠夺本来不可转让的财产的所有权的最省力的方法。取消抵押人赎回抵押品的权利是在土地不能卖给外地人??但可以没收给债权人??的时代攫取债务人土地的一种古老的方式。此后，债务就成为财富私有化的主要手段。哈布斯堡王朝把煤矿抵押给债权人，接着就失去了这些煤矿。当前被迫出售公用企业以偿还外国债务的负债累累的第三世界政府与此很相似。
这三种发展动力通常是同时存在的：军事占领、政治内部交易、金融力量趁机攫取负债人口或被债务压垮的国家组织的财产所有权。而重息债务已成为把公共土地私有化的最主要的非军事手段。1980年以后的欧洲、第三世界和后苏联国家公有企业的私有化的主要方式是金融手段和内部交易两者的结合。
这是过去的几个世纪里自欧洲殖民征服以来最大的财产攫取活动。企业、垄断权、长期控制在公共领域的土地和矿产资源都已被侵吞。
由于公共基础设施具有自然垄断性质，所有长期以来它就一直控制在国家手里以减少“寻租”??私有化实际上就是寻租。经典的经济思想认为租金不是对服务的支付，而是由法律要求给金融财产的所有权支付的一种费用，其价值是由社会而非财产所有者创造的。对租金征税不会减少土地供给、垄断权或来自于生租资产的服务。但是征税的反对者们??特别是那些发放贷款（其利息来自租金收入）的银行家们??为了宣称这种免费午餐根本不存在，他们尽量绕过经典的租金理论。私有化和租金实际上都是在获得免费午餐。
后苏联盗贼统治下的私有化
自1980年撒切尔-里根时代以来出现的新事物就是把国有土地和自然资源、基础设施和工业这些资产转移给内部人员或任其被“红色局长”（即先前的管理者们）合理化并合法化。从前关于这种转让会带来效率或者说符合社会的需要从来没有被论证过。但到了20世纪80年代，信奉新自由主义的政府的反对者们编了一个封面故事，为用金融资本的计划取代政府的计划披上一层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外衣。其理由是：把财产从国有转为私有会把新主人变成开明实业家。由于利润的巨大推动力，他们会经营出一种更有效的、并能自我持续的工业发展模式。
在这幅快乐的画面中，银行业和金融业除了为新的直接投资提供融资外，似乎不起到多大作用。但从智利、英国到俄罗斯，私有化的重心都是金融操作。为获得资本收益，同时为了逃税，金融操作的重要性远大于提高生产力或加强管理。
这些金融免费午餐是如此的丰盛，纳税如此低，而且如此容易得到，因此，商业根本不想去承受开发产品和市场的风险。这一措施的结果就是增加了19世纪的改革者和调控者所说的通过金融费用形式体现出来的“掺水成本”。金融资本反过来又用这些提高的成本为当前公共服务的越来越高的使用费作论证。这些费用??从技术上来说，是经济租金的一种形式??有可能会比政府官僚主义的低效率的危害更严重。
私有化者们通过强调经济惟一的无谓负担是税收这一假定来避免人们关注这些问题。感觉就像是公共税收收入全部遭到了滥用而不是用来支付了政府支出以及资助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所有的私人投资还有贷款都被认为是生产性的，并且所有的经济租金、利息、金融费用都被认为是合理所得。金融部门投资最多的部门是不动产和垄断权。
第三世界和后苏联经济体应该如何应对私有化造成的畸形以及私有化所产生的新的拥有既得利益的经济和政治力量？问题在于这些利益??在全球债权人的支持下??正试图阻止这些国家对治这些问题的调节政策和税收政策的出台，这些政策力图重建公共利益和私人寻求财富之间的传统平衡。
金融部门推动私有化的动机
国家税收和金融资本的租金之间如何分配经济剩余的斗争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主要的经济紧张关系。私有化模式将决定谁得到经济体的经济剩余，特别是资源租金和垄断租金。是政府以税收的形式得到，还是金融部门以利息和管理费用的形式得到？这使银行家和债券持有人成为政府最大的竞争对手，或至少是政府税收能力的最大对手。
当利率降低并且／或者物价、经济租金以及财政补贴上升时，这种未征税收入的资本价值就成为进一步贷款的基础。随之出现的资产价格膨胀当作财富创造被夸耀，但它实际上是债务创造。收入和物价可能降低，但债务却不会消失。当利息被支付给银行和债券持有人，并被他们用于发放新的贷款以进一步提高资产价格时，债务负担就会成倍增长。这种循环流动??在债务圈里的循环??不需要建设新的生产资料，仅通过更高的债务比率就能创造更多的“资本收益”。
结果是金融高端正在代替政府成为社会的经济计划者。但是，它的储蓄和贷款分配计划的目标与政府的是不同的。整个19世纪的经济学家们都期望银行系统发展成社会的主要计划者，但他们认为这会在公私混合的经济体里出现。金融机构将在不断朝专家治国方向发展的社会里协调投资。奇怪的是，传统上对工资、利润和租金的强调忽视了金融资本收取的利息或者“资本” 收益的评估，并因此忽视了既得利益者完全成为食利者的可能性。
当前，金融资本的直接目标不是促进长期增长或防止贫困，而是抽取利息以及其他金融费用，并膨胀不动产、股票和债券的资本收益。结果导致了财富和收入之间的两极分化??这恰恰与政府表面上宣称的鼓励生产性企业而非免费午餐，并努力使经济体的最底层保持偿付能力、有工作、能够自立的作用相反。
这个分化以及与之相关的资产和基础设施服务价格的上涨并非他们公开宣称的私有化目标。私有化曾许诺带来比公共管理更高的效率，降低成本，并通过把政府从必须偿付的高运营成本和官僚费用中解放出来，从而降低政府的征税。私有化的辞令中并未承认它会大大提高利息的流动以及保险和管理费用，从而大大提高资本的收益。在1979年以玛格丽特?撒切尔为首的保守党开始统治英国以后，美国1980年上台的罗纳德?里根紧随其后，推动了一场反税收的私有化运动。这场运动把征税、国家调控和国有化说成是弗里德里希?哈耶克所声称的通往奴役之路。
经济哲学长期以来都偏好积极的政府角色，而且这个角色也在过去的一百多年里为金融行业提供了很好的服务。政府债务主导了世界资本市场，公共基础设施成为债券发行的最大客户。从英国的伦巴第大街到华尔街以及巴黎的证券交易所，金融高端协调了19世纪最大的资本开支浪潮??巴拿马和苏伊士运河、横穿西半球和欧亚大陆的铁路、海运、采矿业和石油工业以及国家电力系统。全世界范围内最大的资本投资是对公用企业和垄断业的投资，而不是对工业制造的投资。这种公共基础设施业也产生了最大的债务。
为了提高效率和避免价格欺诈，这类企业传统上都被公众控制。而且在很多国家，只有政府有足够的税收收入承担主要的基础设施投资。由于政府能够印刷钞票或拥有税收收入和财富，所以与其他所有部门相比，全球金融业最喜欢公共部门的债券和贷款。直到20世纪80年代早期，贷款人还把中央银行的贷款担保视为风险最小化的方法。但到了1982年，当墨西哥宣布自己没有偿付能力，不能偿还即将到期的债务时，这种情形就结束了。拉美以及其他第三世界政府已经达到了它们实际偿还债务能力的极限。在连续几百年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之后，它们开始面临出售基础设施的压力。
当政府面临的削减税收的压力增大时??其中最重要的是削减最富有阶层的税收??情况更是如此。这就是他们详细推出私有化的新意识形态的背景。金融业已摆脱了政府的控制并且占据上风，因为债权国建立的流动性储蓄已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贷款总额正在上涨。由于新创造的信贷的推动，贷款正在寻找新的出口??而尚未用作债务抵押的重要优质资产就是公共基础设施。
现在金融、保险和不动产部门（FIRE）管理着经济体的储蓄和信贷：其管理方式就是把大部分贷款（美国和英国大约是70%的储蓄和贷款）用于房地产。剩下的大部分贷款都贷给了股票和证券市场的机构投机者??他们最大的收益就在于以低价买到公共部门资产从而保证高资本收益。付给投资银行家的前所未有的保险费已被更多的并购费所取代，这样就以经济体的其他部门为代价繁荣了金融业。
这一切都是在强大的意识形态推动下进行的，并通过政治运动的作用而加强。同时，资金捐助者为了私有化把商学院、法学院和经济学院的课程都变成了公共关系课，给所有人洗脑：私有化会惠及整个经济体。传统上重视对租金收入征税，而非对劳工工资或工业资本利润收税。结果就是租金资本主义取代了大家熟悉的旧的工业资本主义。
私有化主要是一种金融现象
因为这些储蓄主动寻求尚未用于债务抵押的资产，所以私有化就和经济金融化（由于二战以来储蓄的成倍增长而加快）和全球化构成三位一体。结果是，从1980年后开始负债的第三世界政府和1991年后的原苏联国家政府的公共资产被窃取。
公用企业被出卖后需要给金融部门支付利息、红利和管理费用??而在公共管理条件下这些收费是不存在的。更糟糕的是，它们的私有化是以远低于合理的市场价格进行的。中央银行通过提供很容易得到的贷款加速了资产价格膨胀，使基础设施私有化收益在很多国家都成为金融回报最大的项目。但经济体却出现了财政挤压，因为它们开始受财富精英的控制。在实行累进税的传统自由经济政策下，这些精英是最重要的税收来源。
当政治家们顺从地削减最上层人士的税收时，陷入财政和贸易赤字的国家被迫依赖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两个执行华盛顿共识的孪生机构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生了彻底的转变。他们现在代表国际债权人宣布，政府变卖公用企业的时机已到（在这些企业中，有很多是1952年以后由世界银行给政府的贷款建立的）。政府要用变卖公用企业的收益偿付债券和银行贷款。否则它们就有拖欠债务的危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通过指导债务国降低工资水平，出售国有资产偿还贷款来解决问题。公用企业就因此成为世界债权人的最主要猎物。
后苏联国家经济体在苏联解体后没有外债，因此它们对削弱第三世界国家的那种金融债务压力具有免疫力。它们在1991年之后获得独立时，几乎没有任何债务，也没有大量储备。它们也没遭受军事威胁。推动它们的私有化的最强大力量就是对半个世纪以来的苏联计划的意识形态上的反弹。在它们的印象中，私有化就是西方的主流的经济模式。这些私有化全面提高了这些经济体的运营成本，这些国家事实上重建的是一种租金资本主义。
启蒙运动和经典经济学的精神被逆转
在过去的两百年里，美国以及其他国家的公共基础设施开支的逻辑是使基本服务价格最低化。一百多年以前，美国最有声望的商学院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的第一个经济学教授西蒙?派顿把公共基础设施视为劳工、资本、土地之外的“第四个”特别的生产要素。在“不加重负担类税收” 政策下，对公共基础设施的投资的收益不会直接以利润的形式呈现，而是在经济体整体价格水平的下降中反映出来。派顿指出，当把税收用于国内条件的改善而不是战争和其他非生产性的开支时，它就是不加重负担的。基础设施投资通过降低生产、分配和生活成本，能使经济更有竞争力：增加获利机会，提高真实工资水平。
政府对公有企业的投资的基本作用是降低成本，尤其是使经济租金最小化。派顿指出，伊利运河的修建从东部的本土生产者那里抢走了位置租金。例如，来自西部的竞争使纽约州北部的农场价格下跌，这样人们就能买到低价农作物。派顿还指出，在城市也一样，公共交通降低了城市中心地区的房产价格，并因此降低了位置租金。
政府支出的现代反对者们公开把税收指责为无谓的负担。“如果一个国家是军事主义的并且其在经济发展政策的制定上很消极，” 派顿解释道，“那它就是个财富的消费者而非生产者。”军事征税对纳税人来说是个纯粹的负担，但“在工业社会，税收的目标” 是通过降低成本而不是增加私有者的租金来“增进工业繁荣”。政府开支将从用于发动战争转向用于公共事业投资。
这一学说鼓励了美国政府开发运河、修建铁路、创建邮局以及兴办公共教育这些形式的基础设施。“公园、下水道和学校促进了所有生产性阶层的健康，提升了他们的智力，并因此使他们能够生产出更廉价的商品、同时在他国市场中更有竞争力”，派顿总结道。“如果法院、邮局、公园、煤气厂和水厂、街道、河流和港口治理，以及其他公有事业不能增进社会的繁荣，政府就不会主持这些项目。就像所有的私营企业一样，它们应该生产剩余，不过，它们是为整个经济体生产剩余，它是通过以最低的价格提供基本服务来生产剩余。”
总而言之，经典经济学家在100年前的著作中就预测??并主张??政府的作用将不断增强。包括港口、运河和铁路在内的运输网络以及其他诸如电力和天然气设施、广播传输和通讯系统形式的自然垄断行业，其建造成本是如此之大以致于大多数国家都将其控制在政府手里。即使像美国一样当国家把这些行业委托给私有企业经营时，这些企业也要受到强大的公共调控部门的严密监管。
为什么经济体拒绝使之更有竞争力的政策？原因是私人投资者有短期的自我利益。尤其对于金融部门来说，攫取的基础设施能提供用来产生资本收益的垄断收入流。每一次新的资产价格收益流都成为抬高这些垄断行业股价的机会??这是一个把增加的额外收费加进全社会正常商业成本的过程，而这个附带收费就是金融机构的收入流。
调节系统尚未就位时进行的私有化使金融操控、债券融资和逃税可以不受控制。这些攫取到垄断公司的资本为了逃税，更多地使用国外的离岸银行，结果迫使政府把税收负担转移到了劳工身上。
启蒙运动的伦理哲学的本质是劳动价值论。人人都有支配自己身体和劳动价值的权利，同时也有支配他们的创造物的权利??但不应该拥有垄断权。任何一种不能算为劳动力和企业报酬的收入都被认为是经济租金??价格高于实际价值的部分。以金融费用、掺水成本和经济租金形式存在的价格要素不属于实际必需的生产成本，而更多地源于法律规定，因此是制度的产物。
由于接受良好教育、食住无忧的劳动力的生产力水平更高，因此高工资经济学说主张提高工资和生活水平所需的支出，因为它能通过由此带来的更高的生产力实现自我补偿。低工资的体力劳动已开始过时，被工业革命的技术要求所淘汰。
为了用免费午餐提高生产力水平不高的劳动者的生活水平，政府的主要征税对象是最富裕阶层。在财政平衡表的开支一栏，社会保障以及其他福利项目都是从税收总收入中支出的。根据财富应该承担社会责任的学说，这些税收主要应来自高收入阶层。这个累进税哲学是从古希腊、罗马到整个欧洲再到20世纪70年代的文明的惯例。宗教的和世俗的伦理哲学也都认可了这一道德规范。
几乎还没有人注意到就已经出现了一场逆转启蒙运动和经典政治经济学哲学的反革命。自1980年以来，政府就开始一反他们传统上的对公有企业的重视。财政政策的新目标是使利息和资本收益最大化。在19世纪食利者的金融和租金收益被视为封建主义的附带剥削并被政府试图通过重税将其消灭。但是今天政府对之实行一种递减的税收政策。
作为一项国际政策，私有化主要是由美国政府的战略家推动的，目的是瓦解俄罗斯的工业力量??并以此消除潜在的军事竞争对手。作为华盛顿共识的主要内容，私有化成为冷战的终结者。原苏联国家见证了它们的公有资产在无序的劫掠中被卖给了红色局长以及其他内部人员，而他们则一转手把主要股份卖给了西方买主。
华盛顿共识同时把阶级战争引入国际商业中。处于权力顶峰的金融资本除了使工业资本与劳工相互反对外，还接管了工业以及通过外包裁减劳动力。除了当前的收入，他们还获得资产所有权、资本收益和税收减免。剥削劳动力的模式也转换成控制工人强制缴纳的退休储蓄、社会保障金和健康保险。
私有化已存在四千年了。但由于它与能实现技术的长期进步和生活水平的长期提高的经济学说对立，它不能够从经济哲学那里获得合法性。通过把社会分化成债权人及其债务人，金融力量不断增长，产生了一种主张政府权力最小化的新自由主义思潮，它强迫政府出售公有资产。
像前面所提到的，私有部门的金融计划的目的与国有部门有很大不同。政府负责长期发展计划；而金融部门则臭名昭著地只是追求短期利益。金融计划者的目的在于抽取利息并为金融交易（“资本”）收益创造机会。在冷战的背景下，这恰好与美国的战略目标吻合。果然，苏联让美国政府的冷战战士控制了它的金融和经济系统。
原苏联经济体的私有化是由西方国家政府指导实施的，当然它用于打败冷战军事竞争对手，而不是为了促进经济增长。从1991年开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以及其他政府间组织（特另是美国国际开发署）在苏联的重组中起了重要作用。
第一步就是花光国内储蓄。这为亏本出售公用资产奠定了基础。惟一可能的买主就是那些从政府手里赊购这些企业的人（现在拿走财产，以后付钱），或是外国购买者。
主要的私有化买主是政府内部人员和国家官员。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迅速地提出“条件”，迫使这些国家开始出售它们的政府企业以及其他公共财产，以便获得贷款资格，从而避免它们的货币在不断增多的袭击面前破产。
因此，这把我们又带到了这样一个事实：今天这波私有化产生了权力精英，他们的家族有可能在未来的几个世纪里控制他们所在的社会，就像封建时代的欧洲征服者影响以后的发展一样。
神话和现实
神话：私有化引导管理者们通过提高生产力、削减成本和发展市场来增加利润。
现实：大部分被私有化的企业都是自然垄断部门，而不是制造厂。垄断收益以及其他形式的经济租金主要来自物权，这使其所有者能像地主收地租一样收取使用费。这些使用权是合法所得和特权，并且不存在直接生产成本。市场被锁定为依赖垄断，而不是发展。
神话：私有化把社会从中央计划和管理定价中解放出来，中央计划的价格管制使对社会具有重要影响的行业??交通、电力、水、通讯、广播和电视光谱效率低下，并提高了商业价格。
事实：私有化导致大型的金融机构而不是公共部门成为新的中央计划的实施者。但是后者的目标是更多更快地生产金钱，而不是全社会的长期福利，并且后者并不一定提高生产力。
神话：公有企业应该像寻求利润的公司一样使收入最大化，同时使成本最小化。
事实：公有企业收入最大化通常意味着提高基础服务价格，而基础服务价格的提高又会提高生活和商业成本。公共和私有部门的传统区别就是公有企业的目标是降低整个经济体的成本，而不是创造更多的利润。
私有化提高成本的方式有很多种。在管理方面，甚至当管理人员与以前相比没有发生变化时，也要支付给他们更高的费用。管理者也期望拥有更大的股权。这就引导他们以能够提高股票价格的方式经营企业。
这些购买者会计算这些企业私有化后能带来多少收入并以此从银行家和债券持有者那里获得购买这个企业的贷款。当私有化后公司服务的价格和收入上升后，这个公司就会变成价格更高的资本，为金融资本和公司高层管理者创造资本收益。
政府不再能获得它以前作为基础服务的提供者所收取的使用费。政府剩下的唯一税源就是征收消费税或增值税，这些税会进一步提高社会服务的价格，导致人民进一步的贫困化。
神话：私有化在本质上比公共运营和公共所有权更有效率。
现实：当经济学家们谈论更“高效” 时，他们到底是什么意思呢？难道公有和私有企业有效率的方式是一样的吗？事实是，公共设施一直以来都服务于长期目标，从长期来说，它也很可能是有效率的，而私人企业的服务目标却越来越短期，尤其是被金融化以后。私有化只能说使金融部门在短期内受了益，它只是从这方面说是有效率的，但是如果以整个经济体的长期发展标准衡量，它就不一定是有效率的。
公用企业不能经营得像私有企业一样有效率或更有效率这种观点是没有内在根据的。确实没有迹象表明私人公司的管理比公有公司的管理需要的官僚机构更少。比如美国完全商业化运作的健康维持组织（HMOS）就是一例。它大量增加中间管理层如律师和财务工程师，这些人的主要工作就是阻止那些最需要卫生保健和医疗保险的人得到这些服务，因此在发达国家中，主要依靠商业化运作的美国医疗机构给国民提供的医疗服务是最差的，它的平均寿命也差不多是最低的，但是美国国民在医疗服务上的支出却是最多的。
神话：尽管利息和其他金融费用提高了成本，但由于债务与股本比的提高能“创造财富”，所以利息和其他金融费用也能增加股本回报率。
现实：通过发行债券融资使企业的利润流变成了给债权人的金融收益。结果是收入没以资本的形式用于资助新的生产性投资，反而被支付给了金融部门。金融部门又以现存资产来收购已经存在的有形资产。这样就提高了企业所欠债务的比率，而没有相应带来生产的增长和债务偿还能力的提高。
神话：私有化节省了政府开支，能使政府降低税率。
现实：出售公有企业使这些天然垄断部门的使用费流到私人投资者而非政府手里。这些使用费的提高使整个经济体向金融资本和垄断企业的管理者支付了更多的钱。
神话：政府的财产私有化是在合理的价格下进行。这使政府能用这个收入来减轻纳税人的负担。
现实：就像在过去大约一年里这些企业的实际市值水平所显示的，大部分私有化都是以远低于公平的市场价格进行的。很多私有化实际上就是赠送。
神话：私有化能使产出最大化，能惠及所有人。
现实：通过使财富所有权两极分化以及鼓励寻租，私有化从整个经济体中抽取利益。它也增强了既得利益集团的力量，后者把经济力量转化成政治杠杆，从而以有利于他们自己的方式修改税法和其他公共政策。这种法律就更偏向于鼓励短期的金融投机而不是真正的经济发展。
神话：如果私人管理者获得了资本收益，那是由于他们高效的管理。
现实：“效率”通常是指把收入流通过金融化变成付给那些收购这些企业的债权人的利息。在短时间内就得到的这些横财即所谓“资本”收益往往是免费的午餐而非出于生产性企业的创造。
房地产已成为很多出售的关键。在英国，国家马车公司通过把它所购买的位于市中心的第一条公交线中转站卖给房地产开发商，并用这一资产价格的收益偿还他购买该线路时所借的钱。这样，他们什么都没有花就得到了实际的公交运营权。但是当新的关注点在于获利性而不在于服务的平等时，客源少的线路的公交服务就被取消了。
神话：私有化是启蒙运动中个人主义发展的顶峰。
现实：经典的政治经济学的哲学理想是补偿劳动和资本的直接生产成本，使以经济租金形式出现的“免费午餐” 这样的横财最小化。通过提供垄断收益以及其他经济租金，私有化逆转了几百年来的经典政治经济学的哲学。
神话：私有化使社会摆脱奴役之路。
现实：历史上的奴隶制是这样产生的：在金融上两极分化，把所有权集中在社会金字塔的上层，从而可以夺走罗马的经济剩余，导致城市和农村发展受到抑制。罗马的债务和财产的运作机制与当今的债务和财产的运作状况有明显的相似之处。
神话：私有化使公共部门的工资与私人部门相一致。
现实：对劳动和管理来说，这条原则以相反的方式起作用。公有企业的管理者试图大大增加他们的收入并且自己也拥有股权。鉴于私有化时首次公开募股时股价价格大大被低估，所以他们获得的资本收益远远大于他们的实际工资。与此相对比的是，私有化对于劳工通常意味着劳工力量被打垮，尤其是通过外包。由于没有工会保护，劳工的工资减少了四分之一。非工资形式的收益（养老金、医疗保健和假期以及工作场所的安全）也相应下滑。
因此，私有化已成为推动管理人员和员工、财富所有者和挣工资者之间两极分化的主要杠杆。为了对此进行论证，私有化者做了两个自相矛盾的假设。一方面，管理者声称他们的报酬应该比以前所有人都要多，从而“激励”他们为股东赚更多的钱并且“创造财富”。另一方面，他们又主张要减少工人的工资，从而激励他们更努力地工作，以便使收支平衡，避免债务。
有没有出路呢？
最明显的回答就是让前苏东国家的劳工和工业有竞争力，这样它就能恢复它在旧苏联时期所拥有的人力资本、研究和技术领先地位。
使经济更有竞争力的方式有三种：（1）降低对劳工和创造性资本的税收。（2）像主要的工业国家那样以成本价甚至是补贴价提供基本设施服务。这些基础设施的成本涵盖能源以及其他基本设施，同时也包括卫生保健和社会保障；（3）使个人预算支出的主要部分??居住成本最低化。
在现行制度下，商业以及雇员税收负担沉重，同时需要支付的住房、办公空间以及垄断的基础设施服务价格也在不断上涨。如果主要对土地租金和经济租金征税，这些税会被国家用于降低建筑价格以及由自然垄断行业提供的服务的成本。
由于一个世纪以来建设了大量的公共基础设施以及提供了能够提升劳动生产力水平的高等教育等其他高水平的社会服务，芬兰和瑞典已经有能力支撑高额所得税，并维持虽不惊人但也相当不错的经济增长。
根据加入欧盟的条件，公共预算赤字不能超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三。如果把资本投资视为公共预算赤字的一部分而把政府束缚住，东欧国家又如何能追赶得上呢？波罗的海国家通过实行欧元失去了他们制定货币政策的独立性。
政府需要税收收入。问题在于，最佳的税收来源是什么？甚至连美国的米尔顿?弗里德曼以及撒切尔夫人的前顾问??帕特里克?明弗特这样的货币主义者都承认亨利?乔治提出的物业税是负担最轻的税，因为它没有提高价格水平。
政府每征收一百万的物业资产增值税，它就会减少征收相等数量的劳动和商业所得税以及社会保障税。这样，政府并没有用计划干涉企业，而是使企业减少了负担。
“租金税”是经典经济学讨论的中心。它是启蒙运动的伦理目标，也是从 20世纪 30年代的美国新政到1945年后欧洲社会民主党的民主改革的基础。
对于前苏东国家来说，降低生产成本并重新取得领先地位是相当容易的。我认识到很多前苏东国家经济学家都认为他们的经济是有竞争力的。因为大家能赚到钱、不动产价格在上升，而且我们身边处处都是繁荣和建设的景象。但潜在的模式并不稳固。它没有区分正常商业投资和额外经济负担的不同。
远离新自由主义的情形已开始出现。很多前苏东国家的商人、政治家、经济学家、教育家，甚至连银行家和律师也已开始明白这一悲剧性的漏洞百出的财政金融政策有可能导致经济的瓦解。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从金融角度观察税收政策。从长期来看，金融债务的压力会压垮技术革新的潜力。支付给吃租的食利阶层的租金如此巨大，它将污染这个经济环境，扼杀能够促进新技术利用的新投资。而且税源的减少使政府紧缩开支，阻止政府为传播技术建造所需的基础设施。
……………………
嘿嘿。
其实，人们也注意到，作为新自由主义发源地的美国，在实际操纵当中，也并没有言必行行必果地比对着新自由主义的信条照猫画虎。特别是在类似国外资本收购美国矿产资源方面，到现在竟然没有成功的案例。这给了中国右派们很大的难堪，使得其在言必称美利坚时总是有些心虚。这实际上是主张市场化、金融化和私有化的右派们在国际上对新自由主义的质疑声浪越来越高涨的情况下的尴尬。奥地利芝加哥学派的极端主张，即使是在自由主义大本营的美国也饱受质疑，却歪打正着地在口口声声自命为社会主义的中国畅行无阻，私有化进程获得了极大的推动，不管是国有资产，还是城市土地，现在更是在中国西部的四川的成都重庆开始的农村土地股份制的试点当中使得农地也不能幸免，统统被当作是私有化的牺牲品。而且，所有这一切，都是在短短十几年当中完成的。
这种财富掠夺速度，是非常惊人的。
如果说，类似哈耶克等市场拜物教论者们，还仅仅是停留在理论上的喋喋不休的话，那么其主张在中国，却被所谓的知识分子们用来剥去其社会责任的外衣，完全沦为巧取豪夺的底气，并且迅速成就了官产学铁三角们精英联盟的一夜暴富并形成了对公平正义的攻守同盟。可以说，中国右派们虽然把持着中国官方媒体（从这一点上也可以看出来中国官方的基本立场），但却在赢得广泛社会认可方面力有不逮，而且在此愈演愈烈，在道德上成为不折不扣的矮子，失去了道义上的正当性。
中国官方对右派们气急败坏的市场化叫嚣赞许有加，并借此中饱私囊，乐得右派们在比如放逐政府责任、限制社会福利、加强资本权力等等方面的大呼小叫，喜不自胜地提供包括官方媒体在内的舆论阵地供右派们上窜下跳，并借此完成了人类历史上最为惨烈的财富侵吞和转移的舆论准备。
当所有这一切都木已成舟之后，我们再去看中国，就已经惨不忍睹了。
当然，中国是不是从来就没有过公有制，中国的公共性欠缺是不是个历史性问题，等等，这些我以前就讨论过。
现在，向来缺乏公共性的中国，所谓的私有化，无非是从中国国民的手里向贪官污吏手里快速集中的进程。也就是说，这里私有化，是原本经建立在私有化基础上、但却被比如1949年之后貌似公有制的表象所掩盖了的国民财富迅速被剥夺的过程。或者说，这种私有化，是一种血淋淋的私有化，是明火执仗抢夺他人财富的私有化。
麻烦的是，作为被抢劫者，我们还无可奈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