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错、生命科学与认识论：从傅科回到刚居朗

随风东西

差错、生命科学与认识论：从傅科回到刚居朗　　一、差错的两条轴线 (two axises of Error)

　　傅科与刚居朗使用的Error这个字，很难翻译，在理解上有多条线索，有时可以译成差错；有时可以当成错误。大致上我的理解包含两个面向，一个是遗传学上使用的copy/error/mutation中，以及在认识论中error/true/rectification比较接近：差错，但是放在病理学中他又是monster/abnormal/ error，构成真理论述（truth-telling）建构的对象：错误。再者与正常的关系中又包含了统计上偏差（deviation）的意义，不是逻辑上全然的True/ False的关系，而是代表一种偏离、误差、存在于系统当中，不可能没有，也不能缺少，相对于一种统计上「正常」所界定出来的对象，error接近异常，又不全然等于异常。

　　对于Canguilhem的《The normal and the pathological》，我们大致上都熟悉，熟知这个人与这本书对法国知识分子的影响与关连1，但是也如同这本书的命运一样，他被引用多于被阅读2。当傅科扩大运用病理学的方式来研究社会的正常、规范与异常之间的关系之后3，为什么还要回去读一个研究科学史的人的作品，似乎是一个开倒车的行为，我们或许要问现在再／在阅读Canguilhem到底有什么意义？

　　Rabinow（1994: 19-21）认为，相较于Bachelard提出的严格科学（hard science）的新历史，以及傅科谈到的人的科学，现在重读Canguilhem的意义在于他毕生研究的主题是生命科学的概念的历史，现在生物科学与社会领域中最重要的问题是规范与生命、死亡与信息这些与基因工程有关的概念，不管是反对基因工程的社会学家或者赞成人类基因计画的科学家，基因码（code）都是定论（the code is dogma），以信息和符码构成的新的生命概念构成了生命的逻各斯（logos）与目的论（teleology），生命只是「生物内在的“铭刻、变换、传送” （inscribed, converted and transmitted）。」(Rabinow 1994: 20)」当然，Canguilhem反对这种看法，他认为如果我们相信生命的逻各斯与目的论的话，生命就只是一个定局（finality），那我们就无法解释历史中的错误以及克服错误的历史。

　　从德勒兹（Deleuze）的脉络出发，Agamben（1999: 200）说，〈生命：经验与科学〉是傅科死前最后修订的一篇文章4，这篇文章是修改自正常与病理学的序言，最重要的一点是把Canguilhem的理论界定为一个「error的哲学」（philosophy of error），Agamben认为这一篇文章是傅科向伟大老师致意的同时，展现了一个的「奇特反转」（curious inversion），这一点反转：把生命视为error的领域。Agamben对这一点的分析着重在用德勒兹的《Immanence: A Life》来解析傅科在性史出版后面对「愉悦或欲望？」的困境，将error的问题连结上尼采。我的看法则不同，这一个所谓的「奇特反转」是刚居朗在1963年就提出的反省与开创，不是傅科「发现」刚居朗的哲学中的error意涵，这个转向是：生命是抵抗死亡转向到生命本身就是error，如果有一个傅科未完成的转向，那我认为是从关注正常与不正常的生命政治，转移到error的生命哲学。那何谓error的哲学，error这个意义是什么？作为知识与生命的基础，error到底是什么？如何回到1963年的error哲学？

　　对于差错这个概念的阅读分为两条轴线，一个是从Bachelard- Canguilhem -Bourdieu，一个讨论「真与误」及「何谓科学认识论？」的问题，这个脉络在社会学家Bourideu的讨论中，很清楚地将差错当作认识论的首要课题上，在Bourdieu所写的刚居朗的去世的讣闻中提到「刚居朗延伸Bachelard的作品，对历史的认识论（historical epistemology），或者更进一步说，是认识论的历史化（historicization of epistemology）做出一个重要的贡献，这正是对科学概念的发生与兴起的历史障碍进行严格的分析；在描述科学思想的病理学、假科学和科学的政治使用，尤其是生物学。」（Bourdieu 1998: 190）他把刚居朗的病理学运用在社会学研究上时，认为社会学的认识论就是要发现「社会学了解中的疾病」（Bourdieu 1991: 256）。另外一条轴线是生命科学史研究，Canguilhem的关怀非常不同于Bachelard的数学、物理学的认识论，他强调要生命、疾病的生物学、医学史，从生物学中建构出多价的概念（polyvalent concepts），这个脉络基本上可以放在英美世界对傅科作品的理解，从医学、生命科学的科学考掘学研究，到权力、性与规范的系谱学，甚至被理解成一种政治与历史的本体论5，这是一种傅科式的Canguilhem。这条轴线明显地比较受到欢迎6，因为他很清楚地以及不费力气地让Canguilhem的作品成为傅科研究的脚注，而差错这个概念时也就只是傅科晚期的一个小小的插曲。

　　本文打算沿着上述提及的Error之两条轴线进行讨论：科学的认识论以及生命科学史。分成三个部分，第一、从傅科的这一篇文章出发，回到刚居朗与巴什拉的认识论传统，讨论差错这个概念的理论位置。第二、生命与差错，将Error置于生命的概念之中，正常（normal）与规范化（normalization），从生命的概念到生命科学，异常（abnormal）包含畸形学、病理学与遗传学三个阶段，差错如何作为一个新的病理学的概念，他与信息理论与遗传学的关连。第三、知识与差错的关系，差错如何作为一个研究纲领。

　　二、傅科与刚居朗的生命－科学

　　Foucault与刚居朗的交往是一件有趣的事情，虽然众所周知傅科自称刚居朗的学生，但是作为师生身份只有在傅科的博士论文《古典时期疯狂史》中，刚居朗担任论文指导教授，实际上，刚居朗没有实质上指导过傅科7，但是在许多地方，傅科都把自己当作刚居朗的学生，如在法蓝西学院院士就职演说的〈The Discourse of Language〉，响应法国认识论学圈的〈On the Archeology of Science: Response to the Epistemology Circle〉，在《临床医学的诞生》中提到的刚居朗，以及专门讨论刚居朗，并作为《正常与病理学》的序言的〈生命：经验与科学〉…等等，俯拾可见。而Canguilhem也同样有几篇文章与段落赞赏、讨论、或者响应傅科，例如，九０年代写的〈Introduction to Penser la folie: Essais sur Michel Foucault〉、〈On Histoire de la folie as a Event〉、以及评论事物的秩序最后一部份人的科学的〈The death of man, or exhaustion of cogito? 〉或者他在《科学时代的意识型态与理性》前言中提到，受到傅科与阿杜赛提出科学的意识型态（scientific ideology）的影响，他才开始在课堂上教授Bachelard的认识论；他试图在这本书中回答傅科（1972）《知识的考掘学》中区分的几种知识转变的门槛（threshold of transformation），但是却反对傅科对贝尔纳（Claude Bernard）以及巴斯特（Louis Pasteur）的负面评价。以及不同意傅科对于Broussais的评价的响应。这些文章似乎都展现了刚居朗对傅科的论点诸多不同意的地方，这非本文的重点，但是异中求同，傅科对刚居朗的赞许却是毫无疑问地，将他放在当代法国知识界最重要的位置。

　　傅科（1985）为他的老师刚居朗写的《正常的与病理学的》8的序言（后来收录到Paul Rabinow编辑的《Essentail work of Foucault 1954-1984》（Vol II）篇名改为《生命：经验与科学》（Life : Experience and Science））9中一开始就区分生命的两种研究趋向。

　　傅科认为，二次大战以后有几种对立：马克斯主义/非马克斯主义，佛洛伊德主义/非佛洛伊德主义，学科分殊化/哲学家，学院/非学院，理论家/政治家。但是傅科认为对他而言，有另外一种区分方式穿透所有这些对立：经验、意义与主体的哲学（philosophy pf experience, of meaning, of the subject）以及知识、理性、与概念的哲学（philosophy of knowledge, of rationality and of the concept），前者就是沙特、梅洛庞蒂，后者卡维耶（Jean Cavailles）、巴希拉（Bachelard）、柯以雷（Koyre）和刚居朗（Canguilhem）。傅科认为虽然这条轴线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但是完全稳固是要到二十世纪三０年代胡赛尔的现象学进入法国，他指的是胡赛尔的《笛卡尔的沉思》（Cartesian Meditation），变成两种读法的竞争对象（the contested object of two possible readings），其中一种企图把胡赛尔激进化成为主体哲学的方向，另外一支则是回头去找胡赛尔思想中的形式主义（formalism）与直觉主义（intuitionalism）的问题，这种分歧虽然历经交互作用，但仍是深沉的异质的（heterogeneous）。

　　这个区分要从康德（Kant）与孟德尔松（Moses Mondelssohn）对〈何谓启蒙的辩论？〉（Was ist Aufklarung?）开始讲起，首先启蒙的影响让当下（present moment）变成哲学研究的主题，不再只是搁在一边：「在这个阶段，历史变成哲学的一个主要问题。」（Foucault 1998: 468）在德国，德国哲学将其用在社会的历史与政治的反省上，如后黑格尔主义到法兰克福学派和卢卡奇，透过费尔巴哈、马克斯、尼采和韦伯。在法国，则是科学史特别成为历史的启蒙的哲学问题（philosophy question of historical Aufklarung），而胡赛尔的笛卡尔的沉思在很长时间以后加入了这个传统，激发了理性的普世部署、科学的实证性与哲学的基进性之间关连的疑问。傅柯说：

　　知识（savoir）和信仰，认识（connaissance）的科学形式和构现（representation）的宗教内容，从前科学到到科学的转变，对抗传统经验背景的理性权力的形成，在理念与信仰的历史中，正是这些主题通过实证主义和反对实证主义的人，通过对科学主义的喧哗辩论和中世纪科学的讨论，启蒙的问题传播到法国。(Foucault 1998: 468)

　　傅柯响应了所谓科学史不必然要以高度逻辑化和数学化的科学哲学，才能代表科学史的变迁，而刚居朗反转了这个问题：他集中他的主要作品在生物学史和医学，他非常了解科学发展所引起的问题的理论重要性，不必然代表或者取决于科学所能够达到的形式化的程度。刚居朗不只是将科学史的范畴扩大而已，他还重整科学史的规则，有几点重要的转变和认识论上的突破，这几点展现在傅柯的研究里面非常明显，也常被引用来当作法国被称为结构或者后结构主义或者后现代的知识分子的理论特征。

　　我想既然傅柯已经将他与刚居朗的科学史研究与英美的科学史与科学哲学划异，同时不只是在领域上划异而已，而是重建科学史的学科规范，深究其中的要点：不连续、真实论述的历史、病理学、以及生命的概念，这个划异及内容贯穿傅柯与刚居朗的科学史。

　　第一、「非连续性」(discontinuity)。最常被引用，通常是因为阿杜赛在自我批判论文集中提到他是从巴希拉和刚居朗的认识论中承继断裂的概念，傅柯认为非连续性几乎是与科学史的诞生一起共生的，非连续性的科学史的意义是：「这种历史的特征，如同Fontenelle说过的，是『意外的』特定科学突然形成，特定进展的非预期的极端迅速，科学知识远离常识，骚动科学家的动机。科学史的好辨形式是对前概念、抗拒、障碍的无止尽战争。」（Foucault 1998: 470-1）简单地说，非连续性的历史不是要求一劳永逸；它是内在的本质；它是非连续的；必须经常付出代价来重新开始。（Foucault 1998: 472）

　　在认识论的脉络中，断裂的定义以及解释容易理解，傅科的研究是概念史（history of concept）的研究，概念史的研究强调不只是认识论的断裂，他所说的认识（episteme）的断裂反而比较接近社会学，一种在不同层叠（strata）中变化、转变、断裂的认识，但是如果应用在社会史当中，要怎样谈论断裂（discontinuity）？傅科在回答巴黎认识论学圈（Paris Epistemology Circle）的问题：〈论认识与认识论的断裂〉（On the Episteme and Epistemological Rupture）并且后来收录在《Essential Works Volume 2》的〈论科学的考古学---响应认识论学圈〉10（On the Archeology of the Science: Response to the Epistemological circle）一文中，几乎都在回答他的考古学与历史学的差别，其中重要的关键就是两者对于断裂的态度与使用。

　　傅科说，现在的史学不是没有处理断裂。考古学与历史的差别不是在一个处理断裂，而一个处理连续性。现在的史学家也处理断裂，并且在连续性的历史事实中重建关连，史学家在操作着断裂的系统性介绍，断裂并不再继续威胁着连续性，而是变成史学家在历史著作中透过时间序列的分析（analysis of temporal series）来准确地控制断裂的使用（certain controlled use of discontinuity），因为史学家讨论我们熟悉的经济机制、意识型态现象、思想形式或心态的种类早就在十九世纪就形成，这正是把断裂的概念进行转换，把障碍变成可行，变成可操作的概念，断裂不再是历史书写的负面限制，而是正面因素，提供有效性和客观的分析。（Foucault 1998: 300）

　　傅科主张，历史学在十九世纪形成，直到现在都属于同一个认识（episteme），属于《事物的秩序》中第八章提到的人的科学（human science）11，讨论人的话语、人的行动，环绕着人为核心的重构过程。「把历史分析变成连续性的论述的欲望，和把人类意识变成所有知识和行动的起源主体的欲望，是一个相同的思想体系的两面。」（Foucault 1998: 301）

　　第二、真理论述的历史（history of truthful discourse）同时也是循环方法（recursive method），循环方法的意义在于真理的论述的连续转变，经常是在生产自我历史的重构。「科学经常以一种自发的方式在制造和再制自己的历史到了一种程度：科学唯一权威的历史学家只会是科学家自己，重建他现在在干什么的过去。」(1998: 472) 傅科并且批评科学史家只从归纳科学家与科学发现来建立科学史，以及假设一个理想的时空下的真理判准，这都不对，因为典范或者「常态科学」（normal science）的理论架构都是科学活动在当代的结果，这都是从常态的角度回头检证过去或者科学的有效性。这一个批评，很直接地联想到波普的否证主义和区分原则，对非科学或假科学的批判。

　　所以，Canguilhem所用的方法是「科学与认识论联手，加上「断裂式」的分析所组成的方程式。」（Foucault 1998: 473）

　　第三、生命科学与生命的概念，傅科认为物理化学的认识论从十八世纪开始变成科学的真理的代表，真理的政权扩张，并且不得不把不属于物理世界的生命放进科学论述中考虑，生命开始成为机械论的生理学与病理学的结合下，为了成为「正常」的身体和「健康」的人口而存在。傅科认为机械论的生命科学认为没有什么是不可以取代的，坏掉的东西只要换掉，突变的基因只是因为一个新的取代了旧的。而生命不是建立在健康的、正常的、量的生理学之上，而是建立在一个变动、改变的不断修正以抵抗死亡的病理学之中，所以生命科学不要放在科学进步，进而向生命扩张知识版图的脉络中，而是要建构一个完全不同于物理化学的历史，所以生命科学必须说明生命的特殊性，建构自己的对象：疾病、死亡、畸形、异常、差错，否则生物中越来越被重视的自我调节与自我保存的过程，只是在不断强化物理化学机制对生命的解释和了解。

　　傅科认为概念史的研究是刚居朗与生物学史最大的不同是强调概念的形成（foramtion of concepts）与对象的建立（constitution of object），生物学以为「除非已知，否则生物学中没有适当的客体。」（Foucault 1989: 19），但是概念不是分析不可超越的，而是他提供一种可知的结构，赋予基本分析（如物理或化学）可以显示出生命的特殊过程，例如反射的概念（concpet of reflex）。要进一步的进入刚居朗的研究中进行考察何谓错误的认识论与病理学式的科学史之前，傅科提到两点，第一点，「生命的概念」（concept of life）是生命与环境的关系，是生物学加上信息理论（information theory），生命与环境的关系是一种结构与被结构的关系，从环境当中取得信息，反过来又结构环境，生命的概念既不是纯粹环境论的也不是主动创造环境的根源，一种被结构的结构与结构化的结构。第二、错误（error or wrong）是独特与遗传的，生命使生存不可能在正确的位置上，错误是制造人类思想和历史的根源。（1998: 476）

　　傅科和刚居朗的认识论与科学史的概念，深深地影响了整个身体研究的取向，哈金（Ian Hacking）所说的不成熟的科学（Immatural Science）正是生命科学研究与具体客观的科学史或理性主体哲学认识论，大相径庭的地方，透过这一组对比，身体的科学史座落在生命的错误与病态中，一个疾病、异常、畸形的研究视野（viewpoint）。

　　三、error的脉络和概念

　　life is that which is capable of error. －Foucault（1998: 476）

　　在Paul Rabinow和Gary Gutting等人的眼中，Focault讨论疯狂、犯罪等等问题的一个起点就是Canguilhem对于生命科学的考察，以及Canguilhem的error的启发。Foucault与Canguilhem在Error这个概念上最直接的关连莫过于〈Life: Experience and Science〉这篇文章。这是Focauldian研究中，被发现的一个新的、重要的关键词。

　　但是到底这个字的意义为何？

　　error分成两个部分，其一是「能出错」与「真理与生命」的问题，涉及本体论与认识论的层次，再者是从规范走向差错的生命科学史。对于后者，科学中的Error只能被放在一个新的病理学的脉络被理解：遗传学与信息理论的脉络，这个脉络在傅科身上可以回溯到他于1969年法兰西学院的求职演说（Candidacy Presentation）中曾经提及研究的主题之一就是遗传学史。

　　第一部份，所谓能出错（capable of error）的重要性，或许正好说明为何生物学中不正常状态持续发生，或者得以说明突变与演化的过程，独一无二是遗传的错误，生命变成生存，也从未完全在对的地方，而且生命注定要朝向err，以及变成wrong。（Foucault 1998: 476）傅科说：「error is the root of what produces human thought and its history.」差错具有两种意义，历史本体论与历史认识论的双重性；本体论上，差错的可能性内在于生命之中，所以差错是一种动力或者活力（vitality）。认识论上，因为科学的历史是断裂的，那只能以一系列修正来分析，如果真理的判断是理性，理性最终也是差错构成的。差错不是负面或者延迟，而是人类生命的特定面向，不可放弃的一面，从起源的最深处发现生命，生命是差错内在其中的本能。「尼采说真理是最大的谎言，而刚居朗离尼采最远也最近。」（Foucault 1998: 476）

　　正是差错的意涵，使他结合了生物学与历史。「这一个理性的史学家，如此理性主义者式，却是一个差错的哲学家。」（Foucault 1998: 477）Canguilhem碰到现代哲学的历史中最基本的事件之一，这个事件乃是一个「真理与生命的问题？」，从十八世纪开始，笛卡尔主义开始对真理和主体的关系提出疑问，如果康德的《判断力批判》（The Critique of Judgement）以及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是对真理与生命的思考，那生命就不应该只被当作引发真理、主体与知识问题的领域，整个主体的理论难道不应该被重新构成？不是把知识看做开启世界的真理的钥匙，而是深植于生命的错误之中，从各方面再思考主体的问题。

　　Canguilhem与现象学之不同在于虽然现象学讨论、分析身体、性、死亡感觉世界，但是仍以cogito为核心，「对立于这种意义的哲学，主体和生存经验，Canguilhem提出一种错误的哲学，生命的概念的哲学，作为一个接近生命观念的不同途径。」（Foucault 1998: 477）

　　其次，差错这个概念的特定脉络是遗传学12，在1909年的Archibald Garrod的《新陈代谢的先天差错》（Inborn Errors of Metabolism）中，第一次把Error用在遗传学上，从此之后，Error就变成遗传学中建构病态的概念，但是在1923年修订再版的Garrod这本书中，可以看到他还是用anomalies来描述这些遗传病，如白化症（albinsim）、黑尿酸症（alcpatonuria）、胱胺酸尿症（cystinuria）、戊糖尿症（pentosruia）等等，所以这还是一个旧的概念操作，或许不只是normal/ abnormal的分类还用在讨论遗传疾病，畸形学（teraology）也还被用在描述遗传疾病上，在生命科学中实在很难看到像是 Kuhn所说的常态科学，只能看到如民俗疗法、中医、生理学、解剖学、基因工程同时并存的情境。遗传学大概在世纪初就开始成为一个科学研究的范畴（见刚居朗（1988: 103-123）之on the History of the Life Sciences since Darwin），但是到所谓DNA的发现，或者以双螺旋体获得1953年诺贝尔奖的华生，终于成为一个普为人知的知识。傅科在1976年的Le Monde上写过书评赞美Francois Jacob的《Logic of Life》，并且也在法兰西院士的候选人演讲中，提到他未来的遗传学史研究计画，但是我们发现他并没有延续这个计画，或许是因为他的兴趣已经转向后期的自我技术与生命政治。傅科此时还没有把遗传学中的Error当作一个问题，他对基因或者DNA的态度，认为是响应特定的经济需要和历史条件，以一种旧与新的概念同时并列的状态存在，并建构一个新的科学对象的学科，例如旧的名词如组织、适应、遗传学加上新的概念如讯息、程序、程序目的性。

　　傅科在候选人演说中提到要做遗传学知识的研究，他谈到的遗传学知识主要还是一个科学知识与科学史的取向：「遗传学发展于十九世纪，建立在二十世纪初，始于繁殖的技术，通过企图促进类的，集约耕种的实验，对抗动物和植物的传染病。另一方面，遗传学的知识响应特别的经济需求和历史条件，在养殖和农业性质的面向、在市场的均衡、可获利的标准的要求、和在殖民农业的系统中，深刻地转换这套知识。改变的不只是信息的本质，还有他的量和范围，换句话说，知识被新的科学发展如化学、植物和动物的生理学所接受。（如界定于十八世纪的硝酸盐化学肥料和杂交的技术，已经被植物繁殖的理论所证实是可能执行的。）」（Foucault [1969] 1997：7 ）

　　但是遗传学与胚胎学或演化论有何不同？遗传或者先天的疾病与精神疾病或临床医学有何不同？事实上Foucault后来并没有继续这个遗传学的研究，但是Canguilhem认为遗传学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才成为一种科学的学问，遗传学与生理学处于两个不同的认识论。因为从十九世纪开始，生理学取代了病理学在面对疾病中的主要地位，医学中disease的重要性被normality所取代，相对于normal的是irrgulative abnormal，而不再是diease。但是遗传学中，新的病理学概念是错误，遗传学的重点不再是可以矫正的abnormal，而是不能被矫正，全然的的错误（error），并且这个Error还会继续一代一代地复制下去。

　　如果用一种系谱学的方式理解，Canguilhem所说的错误的前身，就是疾病、疯狂、畸形、改造、手淫等等，但是在遗传学的脉络中，error并没有以外貌多变的怪物出现，而是以他自身的逻辑出现，logos, the logic of life : error。如果透过Canguilhem所说的 disease, abnormal, monster等等来了解error，error则只是十八、十九世纪bio-politics中正常化的作用、正常的延伸、规范的边缘现象，显然这种看法是不足的。

　　虽然在生物学史的发展中，Error对于正常的概念是两个认识论的断裂，但Error却不是完全与normal/ abnormal的概念无关，要理解Canguilhem的error还是必须透过他所指出的normal/ abnormal的分类以及认识论框架里面来讨论，因为新陈代谢以及遗传的差错把normal/ abnormal的对立转移为copy/ error，而畸形的问题变成复制者的责任，生命的新科学不只没有消除normal/ abnormal的对立，而且还把这个对立内化到生命自身。（Canguilhem 1988: 140-141）例如，Rabinow认为Error必须回到normality的解释上面，尔后才进入Error的问题。「再一次他引入常态的主题，作为座落于行动中，而非给定的条件，人们发生错误（mistakes）当其发生在错误（wrong）的地方，与环境错误（wrong）的关系，在错误（wrong）的地方接受到的求生、行动、活跃的信息。我们必须移动、犯错、适应以求生存，这种『犯错或迷迷糊糊（erring or drifting）』并非只是意外或者外在生命，而是生命基本的形式。」(Rabinow’s preface in Vital Rationalist 1994: 21)就这一点，Error虽然是生命的内在与基本形式，但是并不是自然的错误（error of nature），也不是弭平了正常与不正常的对立，而是「确实深植于生物自身的结构对立之中。」（Canguilhem 1988:141）

　　关于abnormal与error之间的区别其实蛮模糊的，可能需要透过一些更精致的讨论才能区分。但是Canguilhem对这个字的用法太过限定在遗传学中，并且这个遗传学作为一个论述形构，在1960-1980之间可能算还在认识论化的门槛（threshold of epistemologization），不像现在已经是一个真理论述，跨越诸多场域、超越形式化的门槛（threshold of formalization）。

　　系谱学式的阅读，还可以从傅科的《不正常的人中》（2003: 58）着手，他提到三个要素：畸形人、需要改造的人、手淫的儿童，在十九世纪共同构成不正常的领域，「这三个要素从十八世纪起开始被分离出来，被界定，他们在十九世纪被绞接起来，引入不正常这个领域，后者渐渐地将把他们覆盖，据为己有，可以说对他们进行殖民，直到把他们吸收。」这也是说虽然畸形或者矫正不是十九世纪的正常／不正常区分原则下的产物；但是从十八世纪开始的三个领域都进入这个「不正常」分类当中，而且不复是畸形或者矫正。但是Canguilhem要把这三个（法律上的区分）拿掉，只进入肉体的疾病分类学和病理的生理学的范畴中来讨论，这相对于Foucault的作法是完全相反的。到了1963年，刚居朗在增订《The Normal and the Pathological》的第二部分时，把norm与normal分开，他认为normal的意义是透过生命的哲学分析，是一个可能不断向norm靠近的能力，但是还没有到达norm的客观位置，才是normal，normal不是代表惯性（inertia）或者无差异（indifference）。所以常态不是一个稳定与平静的概念，而是动态和争辩的。（Canguilhem 1989: 239）他认为这是因为normal被当作是一个外在于客体的选择或者抉择的效应，是规范的延伸或者展示，如果可以被当作结构或者被规范结构出来的时候，那就不是normal了，相较于内在或者外在的规范，一个客体或者事实的性质，是正常的（normal），这个概念意味着normal永远达不到norm的要求，永远在norm之外、旁边或者对立于norm。社会需要不是内在的、社会规范也不是内在的。

　　相较于Rabinow的诠释，Canguilhem比较保守地只讨论肉体的问题，他说（1994: 34-35）normal and pathology的问题不要回到畸形学或者病态心理学的问题上面去了，而是肉体的疾病分类学和病理的生理学的问题。

　　A word on the boundaries of our subject. From the medical point of view, the general problem of the normal and the pathological can be defined as a teratological problem(畸形学的问题) and a nosological problem and this last, in it turn, as a problem of somatic nosology or pathological physiology, and as a problem of psychic nosology or pathological psychology. In the present expostion we want to limit ourselves very strictly to the problem of somatic nosology or pathological physiology, without , however, refraining from borrowing from teratology or pathological psychology this datum, that notion or solution, which would seem to us particularly suited to clarify the investigation or confirm some result.（Canguilhem 1989: 34-35）

　　在《The Normal and the Pathological》这本书中，分为两部分，一部份是1943年写成，第二部份是1963年修订，修订的部分有三篇文章，第一篇文章认为社会规范与生命的规范是有基本的差异，社会不可能界定所有「生命的」13，这个观点使Canguilhem被认为是一个生命的理性主义者（vital rationalist），第三篇文章就是：病理学的新概念：差错。差错是什么？

　　狭义地或者准确地说，差错是一个遗传学中的病理学的概念，放在遗传学的问题是要发现生命的逻各斯（logos of life），先透过刚居朗对生命的考察，我们才可能进入傅科与刚居朗共同的主题：生命的概念。

　　如果正常和生理学的身体不是Canguilhem认为生命应该被定义的方式，那生命的考古与系谱应该存在病理学的世界，在科学史的考古中，大致上有三个对立的区分：畸形／正常、疾病／健康与差错／复制（突变的重要性），作为考察生命概念的主要场域。在生命构成的原则，刚居朗把每一个对立的形上学意义都倒转过来，例如不是正常，而是畸形，不是健康而是疾病，不是复制而是差错。

　　四、生命的概念

　　把傅科的研究当作一个存有论的发问，大概不会错的太离谱。除了他自己对于海德格与尼采的兴趣外，有一个关于「生命」的概念是来自于Canguilhem的启发，当傅科盛赞刚居朗是一个以生命科学的方式来诠释尼采最好的学者，不禁问道刚居朗是否真的以尼采的哲学为研究的起点？虽然我们知道德国有一个生命哲学（philosophy of leben）的传统。但是我认为对于生命的诠释不是Agamben（1999）所认为傅科的奇特反转，这是Canguilhem在《The normal and the Pathological》中1943年与1963年就已经提到的从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生命的概念从Bichat的抗拒死亡的功能集合（functions of resisting death）到新的病理学概念：差错（new concept of pathology : error）。

　　倘若从《The normal and the Pathological》这本书看起来，Canguilhem提到尼采的地方并不多，可能只有一次，或者两次，也只是提到，而不是讨论。但是一个地方提到尼采时，谈到尼采从Bernard处借来「病理学与常态是同构的想法」，所有疾病状态的价值是显示在同一个放大镜之下，正常才是特定的状态，但是在常态的时候却不容看见。刚居朗只是要说明一个生理学的常态概念的影响，包括文学中的自然主义与十九世纪的生物学与医学的信仰。

　　但是哲学上Canguilhem（1994: 87）与Deleuze（在Bergsonism中最后一段话）都提到Bergson的生命力（elan vital），这可能比较接近Canguilhem所讨论的生命哲学的脉络。从另外两本生命科学史的意识型态与理性以及Vital Rationalist两本书，Canguilhem只有几个段落讨论到尼采，所以Canguilhem的生命的概念，可能与尼采没有太大关连，而是与生命科学中的一个Bichat作为起头的观念有关。

　　傅科（1973[1994]）与Deleuze（1998）认为Bichat的死亡概念是一种认识论的断裂。从医学史的角度，Canguilhem认为Comte与Bernard延续Bichat对生命与死亡的界定开始，三人都反对Broussais生理学与病理学只是测量系统与「量」上的差异。生命的现象中包含健康与疾病两种状态，前者衍伸出生理学，后者则发展出病理学，只有生物学的病理学没有物理、化学或者机械论的病理学，生理科学如同物理科学一般，根本没有所谓的治疗。（Canguilhem 1989: 128）比夏认为生命是对抗死亡的功能集合14，因为他认为不稳定和不规则是生命现象的基本特征，如同强迫生命进入一个严密的矩阵关系的架构中，还扰乱了生命的本质。Bichat已经意识到生命的动态对立和常态对于认识论的重要，这一点与Canguilhem要强调的比较接近，他要讨论生命的概念如何在一个生理学宰制的十九世纪，透过Bichat对死亡与疾病的讨论，突显出生命不是生理学中的「正常」或「健康」，而是每次都能够「病愈」（cure）的异质性。所以生命同时也是一种创造，不断变动的过程，生命是有机体可以不断因应环境而变化的过程，自我调节以及自我保存的机制。这是为何只有在疾病中，生命才可能展现。

　　对于生命的定义不会仅仅是一个像是系统论的描述，如果我们加上疾病、健康、治疗、正常、规范等等，生命就变成一个生命科学或者生命概念的对象，而不是一个以生命单独存在的概念。（用Canguilhem的《The normal and the Pathological》来说明各个环境因素与生命的互动，生命既是内在，生命与环境又是一个不可分割的单位，用Deleuze的尼采与哲学的有关生命力的部分来理解，既在其中，又来自域外，一个力与场的关连。）但是为了提出生命的概念，Canguilhem花费了大量的篇幅在讨论疾病为何不属于常态统治的范畴，以及常态所构建出来的健康的问题。

　　刚居朗认为疾病的本体理论无疑起因于治疗的需要，当我们看到病人被治愈或者死亡，我们经常认为这是因为失去的又回来了，当疾病被理解为魔力、魔法或者附身时，疾病进入人体或者离开人体，就像通过一道门一般，如果做一些仪式，代表摆脱疾病附身的概念，如把虫丢掉，就是代表人恢复健康。但是因为巴斯特（Pasteur）的微生物学感染微生物而导致的疾病太成功的成为生病的本体论的再现，所有疾病的都变成微生物感染的隐喻系统，如苏珊‧宋塔的疾病的隐喻中所描述的，虽然我们必须透过微观世界、污染、文化的复杂沉思才能够理解，但是我们已经忘记疾病的历史就如同人的历史一般古老，就是人的自身。

　　疾病状态与生病的经验是一种争论情境，非有机体和外在物质之间的战争，也不是对立力量的内在斗争，疾病不同于健康状态，或者仅仅是相对于正常的病态。常态与病态之间的异质性一直保留在自然主义的概念中，不期待人可以努力恢复正常，而是认为正常与病态不能够置于同一个法则底下，尤其是同一个生理学的规范底下，用功能论的方式，以量进行衡量的两端，如非、去a, dys-, 或者过度hyper-, hypo-，他是完全不同的两种质上的对立，或者一场战争中两种不同的力。如果为了获取更多有效行动的知识，而重建病态与正常之间的连续性，疾病的概念最后将会消失殆尽，「疾病再也不是健康的人的痛苦对象，反而变成健康理论家研究的对象。」（Canguilhem 1989: 43）

　　另外一层是心理学与精神病学上的治疗，与正常与病态有关的，Blondel认为医生必须透过转译才能够了解病人的心态结构，而且无法了解病人的生存经验，病人必须透过一种已经丧失适当概念的语言来表达他们的经验。Lagache则比较乐观，他认为还是可以透过正常状态下的心理来了解不正常状态下的心理，Ribot的态度也不同，疾病是一个实验，一种实验无法达到的实验，一般心理学可以用精神病理学的资料来了解正常人，但是却无法适当地表达病态的起源。重点是刚居朗同意Eugene Minkowski的看法，疯狂不能被化约为疾病的一种事实，由平均或者正常人的概念来决定。通过不正常，一个人使自己远离构成人和生活的所有，基进地说，这是存有的独一无二（singular）形式。（Canguilhem 1989: 118）

　　刚居朗的The Normal and the Pathological大致上有两个重点，第一、病理学的重要性，第二、对抗生理学带来的常态的统治。不过从他讨论科学史的内容，可以得知，生命的概念以常态与机械论的生理学观点出现，只是生物学史的一部份，从亚理斯多德到遗传学，生物学经历了几种认识论的变化，如（Canguilhem 1994: 67-90）生命就是非人造的自然身体、生命有如机器、生命是抵抗死亡、生命就是有机体、生命如信息，对应于几个生命概念的知识系统：亚理司多德逻辑（Aristotelian logic）、唯名论逻辑（Nominalism logic）、先验逻辑（Transcendental logic）、贝尔纳式概念（The Bernardian concpetion）、信息理论（Information theory）。(Canguilhem 1994: 316)最后一个生命如信息（Life as information）作为遗传学中新的病理学概念：差错的知识架构，可能是生命的新肌理。

　　五、差错：知识的起源

　　「差错在知识的生成中是正面的功能，忽略不是一种空虚或者缺无，而是本能的结构和活力。」（Canguilhem in Craft of Sociology p.83)。恰巧傅科也用了类似的话语来表达医学与植物学中，差错的重要性与正面意义，「植物学和医学，如同其它学科，同样包含错误与真理，错误绝非残余，或者外在之物，而是拥有他们的正面功能和其自身有效的历史，他们的角色时常与真理不可分离。」（Foucault 1972: 223）James D. Faubion认为这种对于差错的重视，既不是杜威或者詹姆士等实用主义也不是新实用主义的继承人，而是他强调「拒绝任何单一、普遍运用的革命实践的理论的可能性」（Faubion 1998: XLII），傅科是一个可错的哲学家（philosophy of fallibility）。这一个看法与Canguilhem在两个地方讨论实证主义与波普（Popper）相互呼应，那错误是不是与否证（refute）相同？应该不同，但是我也没有办法在这边讨论这个问题，不过可以注意三个思想家（Canguilhem, Foucault, Bourdieu）都表现出对孔恩的不甚重视的态度，因为他们认为在英美世界伟大的概念「断裂」或者「典范」，在法国科学哲学中根本就是常识。

　　大多数的人都认为傅科曾受教于刚居朗，或者傅科是刚居朗的学生，其实傅科应该是自己把自己放在巴希拉与刚居朗的认识论联机中，刚居朗及巴希拉并没有实际指导过傅科，而甚至巴希拉一直到死前也没有见过傅科，缘悭一面，但是每次傅科向当代的知识分子致意时，免不了都有这两个人，这两个人与傅科的关系，最早受到重视是Dominique Lecourt（1975）的马克斯主义与认识论：巴希拉、康居朗、傅科。但是这个以阿杜塞式的马克斯主义立场进行的诠释，显然没有受到刚居朗的认可，反而认为这种读法是错的。对于Canguilhem而言，Bachelard的认识论被介绍到意大利、西班牙、德国、英美世界，都不是第一手地阅读，而是透过Dominique Leourt，但是Leourt的介绍，「用一种粗鲁的形式，也不是经过消毒，却缺乏原初的争辩力量」（Canguilhem 1988: 11）的方式被介绍到法国之外，这些概念包括：新科学精神、认识论的障碍、认识论的断裂和过时以及官方科学等等。

　　Lecourt认为Bachelard并没有脱离观念论哲学的束缚，知识的生产必然是一种社会实践，所以知识的判断与其生产的条件相关，因此认识论的问题也是一个政治实践理论要解决的问题，Canguilhem（1988: 17）反唇相讥道，「如果Lecourt是对的，那就必须承认认识论学者企图重构科学史，而且没有以社会史为参考是错的。但是运用「科学」之名到一种政治完全决定的理论生产，这是旧的真与假的判准被新的忠诚或者偏离党派路线的判准所取代。如果连续性的认识论是一种幻觉，认识论的断裂如何可能作为重新理解马克斯主义作为一个历史的科学的基础？以认识论被当作一种幻觉的名义，又如何可能重新理解马克斯主义？」

　　因为Canguilhem以为Bachelard的认识论最重要的地方就是包含了一种科学史就是一种历史编纂学，每次的认识论断裂，都要求要重写科学史，认识论不是一个科学家的脑袋里的问题而已。「每一个科学史家都必然是一个真理的历史编纂者。科学的事件相连到一个稳定成长的真理…在思想史中的不同的时刻，思想的过去和经验，以新的方式被看待。」（Canguilhem 1988: 11）

　　所以所有的true/false; true/ error，都必然是一种学科下的产物。

　　一个命题在被一个学科承认之前，必须满足某些麻烦和复杂的条件；在他被宣称是真的或者假的之前，必须「在真的之内」（within the true）。「在科学之外，严格地说，并没有错误，错误只可能发生与在一个定义明确的过程中被认可。伴随着知识的历史，怪物徘徊的形式也随着改变。」（Foucault 1972: 224-225）

　　生命的目的论过程不是完全有效和全无错误的。怪物的存在（the existence of monsters）显示自然的确制造错误，错误可以用物质抵抗形式的措辞来解释。形式或目的不是必然地成为模范；特定的偏差可以被容忍。一个有机体的形式通过粗略的常数表现出来，这是有机体绝大多数时间里的模样。因此我们可以认为一个形式成为一个规范，例外被当作不正常。

　　傅科在畸形的问题上超越刚居朗的自然的定律与内容的抵抗这个界定，他《不正常的人》一书的畸形、需要改造的人与手淫的儿童这个部分讨论自然与体质的畸形如何转变成犯罪与道德上的畸形做了一个史料上的整理。

　　「畸形，不是医学概念，而是法律概念。」（傅科 不正常的人 2003: 66）傅科引用刚居朗在十九世纪生物学里的正常问题一文以及常态与病理学中讨论畸形的概念，并且超越其生物学和医学上的意义，将畸形作为一个问题意识，以及如何解决畸形的方案当作一个法律知识取代医学系统的历史过程。从中世纪到十八世纪，畸形是一种混和，如动物界与人界的混和，两个种的混和，两种性的混和，生与死的混和，外型的混和，「违反自然界线、违反分类，违反分类表格，违反作为分类表格的法律：畸形中的问题实际上正是这一切。」（傅科 不正常的人 2003: 67）残疾有民法或者宗教上的位置，虽然残疾不是一种自然状态，但是法律不会把残疾当作不可解决的问题。但是畸形却是一种自然的不规则性，法律无法在畸形性上面运转，「法律被迫对自身的基础或自身的实践提出问题，或者沉默，或者放弃，或者求助另一个参照点，或者发明一种决疑论。」（傅科 不正常的人 2003: 67）十八世纪中叶到十九世纪，行为上的畸形把畸形从体质和自然的混乱，转移到纯粹的犯罪领域，一种道德上的畸形。犯罪被理解为一种畸形，反映了某种自然的畸形变异。

　　因此在古典时期，畸形是一种界的混淆，呼应了傅科在事物的秩序中怪物（monster）与化石（fossil）、连续与毁灭，以及自然的论述。怪物是区分不能清晰明辨的结果，所以拉马克（Lamarck）在Hydrogeology（1802）企图要建立非自然主义的自然秩序，建立一个没有异例的进步和次序，而这些异例都变成化石，所以傅科解释拉马克的化石与居维耶（Cuvier）的怪物，为何居维耶的自然史变成完全错误，是因为怪物潜藏在生物学之外，如果生物的巨炼的理念变成一种生物学的怪物，这是因为现代性的眼中，古典时期只生成怪物。（in modernity's eyes the classical age now engerndered only monsters.）(Delaporte 1998: 294)

　　Francois Delaporte(1998: 293)在Economy and Scociety的Foucault, epistemology and history一文中提到，Bachelard 和Foucault 一样都提到error和monstrosity，他们都讨论差错的问题，并把智识的差错关连到生物学的畸形（deformity），但是他们说的并不是同一件事，对于Bachelard而言，怪物和差错是同一的，同时属于被取代的历史（superseded history），都是前科学时代的无秩序。对于傅科而言，何谓畸形的怪物是特定时间out of place的一种论述，不只是不同于论述被接受的型态，被特定的学科认定，而且是被学科所否定：逐出界线之外的整个知识的畸形学。（casts out beyond its boundaries a whole teratology of knowledge.。）我们或可假设在特定时空下，被界定为畸形学的是常态，换句话说，在特定时间点上，特定的学科内，畸形的东西是正常的。(Delaporte 1998: 293)

　　因为整个学科被驱逐到错误的领域（the realm of falsehood，the monstrous is that which no longer admissible）畸形是不再被认可的。换句话说被一个学科界定在真理的界限中为不允许、不合格。在学科的眼中， Monstrous是必要的存在，但是只存在于界限之外。在学科的域内只有真与假的命题。：「在一个命题可被判定为真或假之前，他必定要在真理的界限之内。消失的科学精神的变体本体论（palaeontology of a vanished scientific spirit）。刚居朗不止挑战Bachelard的科学思想的年代学，还提出差错的问题。『哲学必须认定外表和错误是一个差异、独特的状态。』」（Delaporte 1998: 294）傅科的考古学似乎是在响应这一个差错的非压迫状态（a non-repressive status for error）的召唤：用在广义的真理和广义的差错，取代一个真理的历史，一个历史先验或者学科的历史。

　　当然如Bourdieu也是如此，Bourdieu在其刚居朗的吊唁中提到，刚居朗曾经在1970年代初，邀请Bourdieu回法国教书，但是Bourdieu并没有答应，也没有提到双方的所谓「师徒」关系。但是从Bourdieu的访谈录In Other Words（1990: 4）中曾经提到，刚居朗与迂伊曼（Jules Vuillemin）对于他来说，就有如韦伯所说的先知，Bourdieu也曾在刚居朗的指导下写作有关梅洛庞蒂的博士论文，但是未完成（Lane 2000: 9）。最明显的思想痕迹展现在Bourdieu的The Craft of Sociology中，而他声称受到Bachelard的认识论断裂与科学认识论的影响，而做的社会科学研究又散见在各本书中，从阿尔及利亚的土人研究的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1970）到法国社会的品味的Distinction（1984），在《Craft》一书中，选有四篇Canguilhem的文章，五篇Bachelard的文章，一直到而Durkheim有六篇，Marx二篇，Weber四篇，从数量上来看，Bachelard-Canguilhem的重要性不亚于古典三大家。而且Durkheim, Weber, Marx的选文，有部分又是作为负面教材。

　　在Bourdieu的《社会学的技艺》（The Craft of Sociology）中，有许多社会科学如何进行研究的，如何修正认识论错误的讨论，我只取用一部份他提到Bachelard与Canguilhem的段落。Bourdieu认为是社会学认识论中最重要的一环是Bachelard的差错的优位（Theoretical primacy of error），作为科学认识论的第一条公理，这一条公理也被被摆在说明文本（illustrative texts）的第一篇：Canguilhem讨论Bachelard。首先Bourdieu提到：「『差错的优位』作为第一公理，他界定知识的进步是一个不停息的修正。」（Bourdieu 1991: 81）

　　Bachelard常被讨论的科学认识论大概有现象的技术（phenomena technique）、 事实的建构（construction of reality）、但是差错的理论优位比较少被讨论，但是并非不重要，Canguilhem把Bachelard的认识论定义为三个定律，第一个定律就是差错的理论优位，意指科学是在争辩的形式中、辩证的方式里建构知识，知识的进步定义为不断矫正的过程。而争辩的主要症结在于差错，这个差错的意义在于意识到智识的自我标准，并在严格的自我留意中转换自身的能力（capacity to transform itself by the very attention it pays to itself）。所以只有在辩论之后，真理才彰显出来，没有优位的真理，只有优位的差错，过去在毕达格拉斯和笛卡尔的方式中，主要的真理是单一的，主要的差错却是多样的，更精确地说，这个定律可以陈述为一个「对抗差错的背景的真理，就是科学思维的形式。」 (A Truth against a background of error, such is the form of scientific thought.)。（in The craft p.82）差错的重视与科学的进步是一体两面，今日的错误，可能都是过去的真理。倘若当我们只把「真」当作科学核心，差错的优位就被罢黜，科学驱逐错误，并以疏忽（ignorance）取代之，所以哲学家或者科学家通常认为差错是可原谅的意外（often conceived error as a regrettable accident），与真理的生成无关。（p.83）预存在知识中的是「否定」（No），Bachelard的否定哲学（philosophy of no），他用一种否定的哲学来表白为什么现代科学可以建立在否定（no）的教育上面，而这种否定构成了什么？他用分子物理学的开端，波尔（Bohr）的原子来说明，原子不能透过直观来获得，他只能透过理智进行设定，而不能靠官能察觉，如果只是透过形象（image），那原子的形象（image）就是非－形象（non-image），如果现代的分子物理不能找来想象的历史（history of its imagery）进行驱动，驱动一种超物体（super-object），就没有分子物理，同理，所谓的椭圆轨道（orbit）也不是空间中真实的动作，突然或者断裂（suddenness or discontinuity）也不能转换为空间中的跳跃（jump）。他倾向于说原子正是批评的总和（the sum of criticisms），统合的知识是争论理性的产物，而不是知识系统化的理性的产物，所以No是现代分子物理学真实的构成成分。（Bachelard in Craft of Sociology p.144）。

　　其次「Bachelard的认识论不同于抽象的方法论正在于他要掌握差错的逻辑，以建构真理发现的逻辑，作为一种对抗差错的争辩，和作为追求科学的近似真理的努力与用于方法化的方法，持续的矫正。」[Canguilhem, in Craft of Sociology text no.1](p.3)

　　社会学家可能会在知识的社会学中发现格外有价值的认识论警惕的工具（或方法），一个加强和澄清差错的知识的工具，以及使其可能及不可避免的条件。…任何残余都可能变成个人偏见的争论，只是因为对差错条件的社会学了解的限制。社会学知识上的差错绝对不是作者的问题。所以必须在社会场域中被了解他如何进行。 [Bachelard in Craft of Sociology text no.2](p.3)

　　知识的社会学对于知识的增长有帮助，这个帮助不是对知识本身进行真假的判断而获得，而是透过对差错的理解与掌握，对差错的移情理解。这个差错可能是社会场域所结构出来的，如场域中的特定利益（interest or interest without interest），或者场域中特定的习气（habitus），Bourdieu把Bachelard的认识论变成一个社会科学知识得以科学的理论。

　　贯穿Bachealrd认识论的，是一个「为何不？」的问题。(Bourdieu 1991: 26)进步的只能是不断地质问自身建构的原则。

　　六、重回Error

　　今日的遗传学以信息、信息和符码的措辞来描述。（Jacob 1973: 1）

　　Shannon在本世纪中叶提出的信息理论，作为生命的这个古老的问题提出新的解答，生命如同shannon所说的热力学与熵的变化，那么就会出现两种不同的状况，不可逆以及朝向毁灭，在分子生物学出现以后，信息理论与物理学、化学、生物结合起来，用在讨论生命现象。

　　机控论（cybernetic）是自我调节反馈系统（servomechanism）的一般理论。（Canguilhem曾描写过十八、十九世纪生物学如何把人体视为一个自我保存以及自我调节的系统。）不止部分与其它的互动，并且是回馈的循环连结一个或者多个输出的感知监控与一个或多个调节的输入。 所以一个机控论的机器，不管是自然或者人造的调节系统，经常以沟通或者信息理论的措辞来描述。（Canguilhem 1988: 86）当相较于fixed的偏差状态deviation出现时，感知系统与作用系统之间的互动是透过signal讯号进行自我调节，而不是透过内在力量或者强度。有机体与环境的关系也是如此，透过系统有能力改变自身与环境的关系，以维持某些变或者表现某些动作，例如温度的变化、湿度的改变，这些看似非常简单的环境变化都是以信息理论的措辞来解释。

　　生命的概念就是一个信息系统，事实上人活在一个概念地结构的环境当中，搜集信息以便可以活动，把相关的信息进行组织，一种特定方式的生活方式，与环境之间有一种特定的关系，却没有固定的看法，因此可以移动而不是不动，一种非常特殊的信息的形式。（Foucault 1998: 475）刚居朗在The normal and the Pathological的第二部分把生命的概念界定为生物学与信息理论的结合，最基本的生命形式是一种编码和译码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核心的的问题是Copy/ Error，可能会发生像信息系统中的骚动，某种类似错误（mistake）的状态。在疾病、缺陷、畸形的病理学中，在这种极端意义下的生命是有能力反应，可以出错（capable of error）的特质，在疾病发生之时，人变成一个独一无二的个体，作为一个生命，疾病与治疗的关系展现了多样性法则的效应。但是Error不同，先天性的新陈代谢的缺陷这种疾病会让治疗变成一件无效的事情，弥补一个有机体的缺陷，不过是维持身体继续不适的办法。「遗传学是本质的现代名称。」新的怪罪系统产生，同时基因的警察机制也激活了。（Canguilhem 1989: 278-281）

　　Jacob（1993: 286-298）认为Error的对立面不是True而是copy，因为基因工程（genetic program）是一个生物如何可能确实再现程序（program）的执行，但是这些程序或者指令却不是大脑可以感知的现象，复制的程序的目标是再生产（reproduce），而且不受到经验的影响。但是如果把Error放在再生产的脉络中，复制出几个「坏」东西，则只是生产的误差，这些意外对于物种（species）的结果没有影响，Error并不会对细胞产生普遍的危险，但是我们看到遗传学中的基因工程强调的「出错」却不是再生产的概念，而是这些Error的影响是造成基因信息（genetic message）的改变，就是突变（mutation），突变会对物种（species）造成重大的后果，一旦出现，就势必一代一代地复制下去，「每个程度的Error都可以造成一个新的物种。」（Canguilhem 1988: 135）

　　刚居朗所提出的病理学的新概念：Error，我看起来比较像是一个研究纲领（in Lakatos' term），他既不像是Agamben或Foucault所说的真理与主体之间的新问题，也不像是Alain Badiou（1998）讨论的自由移动的主体知识法则15，也不是Rabinow所说的政治与历史的本体论，而是他从Bichat启发的生命是对抗死亡，与生命、疾病是不可量化的病理学中，朝向以差错为基础的知识方案，新的科学概念：差错，研究新的科学对象：遗传疾病。

　　从两本他讨论error时提到的书籍：Archibald的Inborn errors of metabolism与Jacob的The Logic of life呼应的一个新的研究纲领，他提到在二十世纪初，先天性新陈代谢的疾病只有六种，但是到了半个世纪以后，已经超过百种。先天性新陈代谢的疾病被当作生命本质的错误，而不是一种疾病，「Heredity is the modern name of substance」（Canguilhem 1989: 280）他指出这种看法还是有问题，因为完全忘记环境的影响力与重要性，如果从环境的角度看，有新陈代谢上的疾病的人未必就是受害者，搞不好反过来是Error的受益者，例如地中海型贫血的病人，虽然是先天遗传的疾病，但是他可以免受疟疾的感染，而且被认为地中海型贫血只会发生在特定有色人种身上，但是在美国患有地中海型贫血的黑人他们的祖先来自非洲，相对于因为疟疾而死的其它人，他们才是正常的。

　　参考书目

　　朱元鸿， 2003，〈巴什拉的科学战争，或两个文化的法国例外〉，发表于「逻辑、方法论与科学哲学学术研讨会」，台北：中央研究院。

　　Agamben, Giorgio, 1999, Pontentialities - Collected Essays in Philosophy.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Badiou, Alain, 1998, “Is there a theory of the subject in Canguilhem?,” in Economy and Society 27(2&3): 225-233, Routledge

　　Bourdieu, Pierre, 1991, The Craft of Sociology. Walter de Gruyter, New York

　　Bourdieu, Pierre, 1998, “Georges Canguilhem: an obituary notice,” in Economy and Society 27(2&3): 190-192, Routledge

　　Canguilhem, Georges, 1988, Ideology and Rationality in the History of the Life Sciences, The MIT Press

　　Canguilhem, Georges, 1989, The Noraml and the Pathological, Zone Books, New York

　　Canguilhem, Georges, 1994, A Vital Rationalist, Zone Books, New York

　　Delaporte, Francois, 1998, “Foucault, epistemology and history,” in Economy and Society 27(2&3):285-297, Routledge

　　Deleuze, Gilles, 1998, Foucault,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Foucault, Michel , 1998, “Life: experience and Science”, in Essential Works of Foucault Volume two, New Press

　　Foucault, Michel , 1972, The Archeology of Knowledge, Pantheon

　　Foucault, Michel , 1994[1970], The Order of Things, Vintage

　　Foucault, Michel , 1994[1973], The Birth of the Clinic, Vintage

　　Garrod, Archibald, 1923, Inborn Errors of Metabolism, H. Frowde

　　Greco, Monica,1998, “Between social and organic norms: reading Canguilhem and 'somatization'”, in Economy and Society 27(2&3):234-248, Routledge

　　Gutting, Gary, 2002, “Foucault's Philosophy of Experience,” in boundary (2 29:2): 69-85, Duke University Press

　　Jacob,Francois, 1993, The Logic of Lif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Lecourt, Dominique, 1998, “Canguilhem on the questions of the individual,” in Economy and Society 27(2&3):217-224 Routledge

　　Rabinow, Paul,1998, “French Enlightenment: truth and life,” in Economy and Society 27(2&3): 193-201, Routledge

　　Rose, Nikolas, 1998, “Life, reason and history: reading Georges Canguilhem today,” in Economy and Society 27(2&3):154-170, Routl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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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1 「大家都知道法国的逻辑学家很少，但是科学哲学家很多，并且很有影响力，在法国过去二三十年，也就是六零年代，许多法国哲学家直接受教或间接受到影响于刚居朗的门下。虽然他把自己的研究局限于科学史，但是拿掉他，你将不可能了解如法国马克斯主义的阿杜塞，以及法国重要的社会学家如布迪厄（Bourdieu）、 卡斯特（Castel）、帕赛昂（Passeron），你会忽略精神分析的理论工作的一整个面向，特别是拉康的徒众，此外，整个推动或延续1968年革命运动的理念的讨论，或多或少都曾受过刚居朗的训练。」(Foucault 1998: 465-466)

　　2「这本书（正常与病理学）或许被引用多于被阅读。」Nikolas Rose（1998）提到，大部分人认为Canguilhem的贡献是在社会学中，强调规范的技术意义以及意识型态的幻觉，一个大量被引用的段落是：「在1759年，正常的（normal）这个字出现，与1834年，正常化（normalization）出现之间，一个正常的阶级赢得确认社会规范的功能的权力--- 一个意识型态幻觉的最佳例证，内容被创造这些的阶级所决定。」（Canguilhem 1978: 151）但是二十年后，Canguilhem主张在社会规范--技术、经济、司法---与有机体的规范之间有着基本的差异，生命的不能化约为社会的，讨论见〈从社会的到生命的〉(From the Social to the Vital)（Canguilhem 1989: 237-256）

　　3「我想让你们回到一篇文章中去，你们在康基莱姆的规范与病态的第二版中可以找到。在这篇讨论规范与规范化的文章中，我们看到一批概念，我觉得他们在历史上与方法论上是丰富的。一方面，有对社会、政治、技术规范化普遍进程的参照，这个进程在十八世纪展开，在三个领域产生效果：教育，伴随着师范学校；医院领域，伴随着医疗组织；还有工业生产领域。也许还可以加上军队这个领域。这就是十八世纪规范化的普遍进程，…规范不是作为自然规则被确定下的，而是由要求和强制的功能来确定，规范可以在归他管辖领域运用这个功能。因此，规范是权力意图的载体。」（傅科 不正常的人2003: 51）

　　4 Agemben提到这篇文章出版于1985年，是傅科生前最后一篇出版品，本篇修订自1978年的常态与病理学的序言，对Canguilhem表达了高度的敬意，傅科早期在在临床医学的诞生中受到Bichat的生命即是抵抗死亡的功能集合的影响，但是在这篇文章中，他认为生命就是差错。这是一个奇特的转向。透过Deleuze的诠释，这个转向有三个重点：知识与经验根植于生命中、差错是知识理论的基础，有限是接近生命意涵的不同方式。第三点，Agemben认为傅科并没有讲清楚，而是要透过Deleuze（2001）的Pure Immanence : Essays on A Life中的讨论来厘清。

　　5 Paul Rabinow（1998: 199）把Foucault 与Canguilhem的差错（error）同时当作一种本体论， 历史和政治上的本体论。历史演化中的差错与偶然导致一个活生生的人。

　　6 在Economy and Society （volume 27 2&3）1998年出版的向Canguilhem致敬的专辑中，包括Paul Rabinow, Gary Gutting, Nikolas Rose, Francois Delaporte, Alain Badiou等人，几乎都是从Foucault与Canguilhem的关系来了解Error这个概念，几乎没有提到Canguilhem从Bachelard的科学认识论中，仍旧保有truth / error之间的相生关连，以及Bourdeiu在这个概念上的反思性实做。不过讨论Bourdieu与Bachelard –Canguilhem的思想渊源的各个面向的作品还是非常多元，见朱元鸿（2003）、Lane（2000）、Robbins(2000)。

　　7 David Macey（1995）在The Lives of Michel Foucault中，提到他们两人的初次相遇虽然早在傅科就读亨利四世中学时期，刚居朗到其中学讲课，但是刚居朗并不记得傅科这个学生，其后的交往也不是以师生关系进行，而是傅科如何置放自己在法国知识传统的选择。

　　8Canguilhem, 1989, The Normal and the Pathological, Zone Books, in New York

　　9这一篇文章la Vie; lexperience et la science是1963年的重印本介绍，第一个英文版本是由Graham Burchell译出，篇名：George Canguilhem, Philosopher of Error，现今可见的两个版本是The Normal and the Pathological (1989)以及Foucault, 1998, Life: Experience and Science, in Rabinow, Paul, (series ed.) Essential Works of Foucault1954-1984(Volume 2), The New Press, in New York

　　10 Foucault, 1998, On the Archeology of the Sciences, in Rabinow (ed.) Essential works of Foucault 1954-1984,Volume 2, The New Press, in New York.

　　11 Foucault, 1994b,The Human Science, in the Order of Things, Vintage Books, in New York. (p.344-87)

　　12 Lecourt（1998: 218）提到1944年O.T. Avery展示了肺炎双球菌的转变（transformation of pneumococci）是因为DNA的本质（substance），而Canguilhem只好放弃他企图要处理个体性的哲学的问题，放弃最初的biologism，biology意味着不可分割indivisible、vitalism，而转向求助当时另外一个新的生物学认识论是分子生物学，分子生物学的病理学是error，所以error是分子生物学下的概念。这个脉络也从vitalism转变到分子生物学的问题上。

　　13 对这个概念的延展可见Monica Greco（1998）【社会与有机规范之间：阅读刚居朗及”肉体化”】（Between social and organic norms: reading Canguilhem and ‘somatization’），他认为规范有好几层，至少包含社会规范和有机体的规范两种，而这两种规范同时限制生命的实践，并且可能是互相冲突的。

　　14 Deleuze认为比夏（1800）的【关于生与死的生理学研究】（Recherches phsiologiques sur vie et la mort）是现代死亡概念的第一击（in 傅科 中文版 p.219n12），同时认为Bichat的生命是对抗死亡，有如尼采的对抗人的死亡。关于Bichat在科学史与认识论上的地位与断裂，可见刚居朗在谈论常态一文中（1994: 69）也曾经提过，“life is the collection of functions that resist death”。

　　15 Alain Badiou（1998: 231-233）进一步讨论刚居朗的主体到底是什么？他与知识之间的关系是什么？Badiou以为刚居朗最重要的概念是movement(deplacemtn)，他引述「当人选择错误的地点获得他追求的信息时，他犯错，但是他也透过移动收集信息，并且透过许多技术移动对象，移动对象并盖便对象之间的关系，所以知识是一个追求极大可能的信息的量和种类的焦虑。」（Canguilhem 1994: 319）知识的主体不满足于他已经获得的意义，而在这场知识的旅程中，包含了错误也假设了自由的主体，在经常变动的环境中获得真理，主体自由移动的过程就是一场真理的旅程。

　　原载：台湾《文化研究月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