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百年来的三次冲击及我们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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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宪范
《新华文摘》2008年第15期
家庭研究并不处于社会研究和国家视野的中心。本文的旨趣在于将家庭问题在国家视野中的位序前移，即将家庭问题从国家视野的边缘向视野的中心推进，将家庭的因素置于国家长期发展战略的框架之中．这是因为，家庭在增进国家竞争力和维护国家安全方面具有战略意义，家庭在国家生活中的重要性提高了。
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的家庭经受了涉及指向家庭制度、家庭情感、家庭责任的三次大的冲击而苦无招架之力。
第一次冲击：20世纪初指向家庭制度的批判
吉登斯说：“家庭是传统和现代性之间斗争的场所。”我们在中国就看到了这一斗争的丰富场景。20世纪初，家庭制度在中国受到空前激烈的批判：
(一)批判的原因：封建家长制与封建社会的血肉联系
在传统中国，家庭与整个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伦理生活有着血肉相连的关系，封建家长制是封建统治的基础。所以近代以来，封建家长制度成为启蒙思想家激烈批判的对象。对于当时激烈批判传统的现象，陈来称之为“反传统”。他指出，当时青年知识分子激烈否定民族文化传统，是出自民族生存的危机感和对民族现代化的急迫关切。简单地说，他们认为传统文化要为中国的落后挨打负全责。
(二)家庭制度受到严厉的批判
辛亥革命前后，民主革命的思想家对于封建家族制度及其伦理礼教进行了激烈的批判，一时可谓登高一呼，应者云集。封建家族制度被目为“万恶之源”，之后，家庭也被株连，被视为革命的障碍。
这一时期，《三纲革命》、《家庭革命》之类的文章大量出现，其中无政府主义者的言论更是惊世骇俗。他们认为，家庭是万恶之源，所以主张取消家庭制度。例如鞠普在《毁家谭》中主张废除个体家庭，男女不结婚，“复多设会场旅馆，为男女相聚之所，相爱则合，相恶则离，俾各遂其情，则必无乐于婚姻者矣”。汉一在其《毁家论》中说：“欲开社会革命之幕者，必自破家始。”当然，与无政府主义者不同，当时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并不主张个体家庭的解体，而是反对封建家长制，倡导家庭革命。建立新型的家庭关系。
以1915年陈独秀创办《新青年》为标志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在文化方面所进行的革命运动，人们常统称之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以火一般的热情和犀利的语言为特征，继续批判传统社会和封建礼教。这一运动以《新青年》为重要阵地，以西方文化的民主和科学为口号宣传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当时，吴虞、严恩椿、鲁迅、周作人、胡适、李大钊、陈独秀、钱玄同等青年知识分子严厉批判以儒学为代表的封建伦理道德文化，传播新的婚姻家庭观念。李大钊发表文章，反对旧礼教、旧道德。他指出：“吾人为谋新生活之便利，新道德之进展”，“虽冒毁圣非法之名，亦所不恤”。吴虞猛烈抨击封建宗法制度，高喊“吃人的就是讲礼教的!讲礼教的就是吃人的呀!”
“五四”运动在文化方面的斗争锋芒集中于以维护封建专制为基本内容的孔子学说，其著名的口号“打倒孔家店”表明了与传统文化决裂的鲜明态度。比之辛亥革命前后的批判，这次批判的特点是新思想传播的范围明显扩大，它从思想家的文本走向普通知识分子，为一般青年知识分子所广泛认同。在这方面，我们从“五四”以来的文学作品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其中，巴金的《激流三部曲》对于封建大家庭压抑个性的揭露和对于新青年走出家庭的讴歌，可视为标志性事例。
(三)这次冲击开启了家庭制度世俗化、边缘化的历程
这次针对传统封建家族制度的批判，其意义有二。
第一，是中国家庭制度去政治化、去神圣化、走向世俗化的开端。传统上，家庭具有政治的、神圣的意义．这是因为，传统中国是“家国同构”的。孟子强调家庭是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他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奉在身。”(孟子《离娄上》)明确地将家庭关系作为国家关系的基石，将家庭伦理作为社会伦理的基础。因此，家庭组织及其制度、伦理就被政治化、神圣化了。20世纪初针对传统封建家族制度的严厉批判剥去了传统家庭制度的神圣外衣，传统家庭制度变为罪恶的渊薮，它的神圣性、合理性被解构。
第二，开启了家庭在国家的视野中边缘化的过程。历史上的中国家庭，是政治伦理的原点、国家的社会管理单位、赋税徭役单位、法律单位、福利单位。所以，家庭居于国家视野的中心。正因为如此，为了保证国家的税收和徭役，在战乱之后，国家为鼓励生育，甚至规定女子到一定年龄必须出嫁。20世纪初开始的中国家庭制度去政治化的过程，意味着家庭制度与政治制度的分离。这种分离表明，在国家的视野中，家庭制度开始了其边缘化的历程。
需要指出的是，这次批判的作用集中体现在青年知识分子这一群体身上，并没有扩展到广大的民众之中，其社会影响是有限的。
第二次冲击：1949—1976年间指向家庭情感的政治运动
现代化是社会的世俗化、理性化，也是工具理性倡行、价值理性退让的时代。工具理性关乎物，价值理性关乎人。在现代社会，普遍存在着工具理性独大、挤压乃至驱逐价值理性的现象。家庭是以人为目的的社会组织，是充满价值理性的组织。这里的核心价值是关爱、互惠乃至牺牲。显然，在工具理性挤压价值理性的现代社会，家庭价值的退让似乎是不可避免的。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现代化驶入了快行道。
(一)家庭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下降
1．家庭处于国家视野的边缘
基本事实是，家庭处于国家视野的边缘，不再是社会管理的直接对象：家庭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下降了。一方面，在改革前的近30年中，国家安全和工业化是我们面临的重大问题；另一方面，构成社会的基础组织不再是家庭，而是城市的单位和农村的人民公社，家庭不再是国家管理社会的单位和对象，也不再是税收的对象，家庭在国家的视野中处于边缘地带。
2．单位制提供的替代性家庭功能降低了家庭的重要性
从功能替代的角度看，单位制提供了家庭的替代性功能，降低了家庭的重要性．
改革开放以前，“单位是中国社会中的一个高度整合和低度分化的基本组织形态”。个人与单位的关系由于资源主要由单位垄断分配的机制而变得异常的紧密。人们从摇篮到墓地，生生死死都离不开单位。单位代表国家对个人负起生老病死的无限义务。单位就是“家长制的福利共同体”，承担了家庭的许多功能，家庭的传统功能由于被单位组织替代，它的重要性降低了。
(二)社会生活的过度政治化侵蚀了家庭的根本价值
谁都承认，家庭是具有巨大利益和深刻感情的社会组织。家庭的根本价值是关爱、互惠、利他乃至牺牲精神。家庭是最容易发生利他行为的地方，亲情充溢其间是家庭完成其功能的保证。然而，1976年前社会生活的过度政治化曾经践踏了家庭这个美好的领域，侵蚀了它的根本价值。
社会生活过度政治化笼罩着社会的方方面面。从人的层面看，表现为生活中越来越重视人的阶级出身、家庭背景，它们构成社会分配资源的依据，叫你不能不重视。其次，过度政治化表现为社会生活的政治运动化。在1949—1976年的27年间，连番的政治运动，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每个人都带着自己阶级身份的明确标签，以不同的政治等级，卷入到社会生活之中，或承受苦难，或对他人实施身体／语言的暴力。据胡鞍钢的研究，这27年的历史中，共发动了67次政治运动，平均每年2．5次。每次政治运动范围不同，但都是既要整事，又要整人，最后总是伤害了各类人群。过度政治化不仅制造了各种运动被整者的巨大群体，还使他们的家庭受到深及心理的政治株连。
1．婚姻的政治化：婚姻因政治而成立，因政治而解体
择偶标准是一个社会价值观的折射。一般来说，择偶理论用“同类匹配”、“资源交换”和“择偶梯度”来解释人们的择偶行为。在改革前，“同类”的内涵中，政治地位被过分强调，在婚姻的成立和解体中，它都成为关键的因素。连番的政治运动造成了人们政治地位的升降和政治资源的变化，这又构成了政治性离婚的直接原因。
这种因婚姻政治化而产生的婚姻现象是婚姻本质的一种异化。于是，家庭情感的价值大大下降了。这是指家庭配偶的横向关系的异化。
2．家庭政治符号化
从家庭成员的纵向关系来看，在极左横行的时代，家庭的阶级符号如地主、资本家，政治符号如走资派、叛徒，是分配政治资源、社会资源的基本依据。家庭出身被符号化，其对子女的影响作用被放大、固化。显然，当一个家庭的政治标签被无限放大后，其他功能就模糊、淡化了。许多家庭不再是成员感情得到慰藉、人格得以稳定的处所，亲情也被扭曲。只要家中有政治运动的对象，无论家庭解体与否，他的家庭就被污名化，其子女就被要求同他划清界限。这就意味着割断家庭成员心灵深处的情感联系，家庭关系完全异化。
3．“文革”的极度政治化将伤害家庭本体价值推向极致
十年“文革”将对家庭本体价值的伤害推向极致。运动中被整人的家属，包括其配偶子女被要求与其划清界限。划清界限的标准有二：一是揭发其罪行，二是视之为寇仇，上纲上线批判。至于断绝亲属关系者更是大有人在。兄弟阋墙、夫妻反目的亲情悲剧比比皆是。 老鬼的自传体小说坦率真诚地描述了“文革”中自己对家庭，特别是对母亲、著名作家杨沫的造反行为。在杨沫遭到批判后，老鬼写道：
(我)带来一帮同学抄了你(指杨沫——引者)的家。我恨你……我决心和父母决裂，投身世界革命……(我)把两个姐姐用绳子捆起来，像绑美国鬼子一样，勒得她们痛苦哀叫。姐姐的哭泣没有软化我的斗志，两只臭袜子塞进了她们的嘴……我还在墙上、门上、地上、写字台上，刷写了许多大标语：“打倒臭文人杨沫!”……滚他娘的儿女之情，对这些小资产阶级女的就要凶，就要狠!我用力踢了姐姐屁股一脚，不许她乱动。这家伙最爱看《大众电影》，思想肮脏透顶。
接着，作者在小说中真诚忏悔道：
用打击母亲来表现自己的革命，用打击母亲来开辟自己的功名道路，用打击母亲来满足自己对残酷无情的追求。不知道一只小狼会不会在它妈妈被猎手追捕时，从背后咬妈妈一口，可我却利用了“文化大革命”之机，狠狠捅了自己母亲一刀。
此外，老鬼还在另一部作品《母亲杨沫》中揭示了他父母在“文革”中的一些表现：
杨沫与其丈夫马建民之间的互相揭发，那简直可以说是“一剑封喉”、直取要害的揭发。先是马建民揭发杨沫是“混入党內”的假党员，接着杨沫以牙还牙，用大字报揭发丈夫与邓拓等人的关系，还说他“曾替大特务王光美转过关系”。
上述例子真实地描述了政治运动如何否定了人类最美好的亲情。
更有甚者，亵渎父母、不为冤死的父母亲收尸的也有耳闻。请看下面的描述：
在十年浩劫中，公然号召儿子造老子的反，上台揭发、打骂已经被残酷批斗的父母，甚至父母因受迫害身死，儿女也得上前踢尸体几脚等人伦丧尽、传统道德一律摈弃的做法，后果极为严重恶劣。
这真是触目惊心。而就范围而言，据统计，“文革”中被冤假错案陷害的有1亿人之多，规模相当于近两个英国的人口，说它是一个社会性灾难绝不为过。这些家庭亲情悲剧及其对于家庭本体价值的伤害，其范围之广、创痛之巨，为亘古所未有。它们构成了我们民族当代创伤性记忆的一个主题。
在后“文革”时代，当人们还来不及祛除“文革”对于人性践踏的污迹时，市场化的浪潮又来临了。
第三次冲击：近30年指向家庭核心价值的经济理性的入侵
(一)关爱与责任：家庭的根本逻辑
家庭的根本逻辑是什么呢?是成员之间彼此的关爱和责任、义务。著名人类学家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在为法国年鉴学派的巨著《家庭史》撰写的序言中明确地提出义务、禁律在家庭中的作用：“(家庭)既建立在生物性需求(生儿育女)之上，又受某些社会方面限制的制约。——家庭总是在天性与文化之间来一个妥协。”他还进一步阐释：“家庭只有置于义务与禁律这一人工网的网眼上时，社会才允许家庭持续永存。”也就是说，家庭是被义务与禁律笼罩着的社会组织。
在传统中国的家庭价值观中，责任义务更是最为重要的内容。可以说，家庭成员间彼此不仅负有义务，而且负有无限的义务。这里的“无限义务”不光指对现世家庭成员的义务，还指对先人和后人的义务。费孝通常讲：“中国人是一个上有祖宗，下有子孙的社会，个人生命是长江中的一滴水。”在我们的传统中，一个人还负有祭祀祖先、荫庇后代的义务，所以才有“上对不起祖宗，下对不起子孙后代”之说。
(二)经济理性进入家庭构成对于家庭责任的冲击
1．市场机制对社会机制的摧毁作用
卡尔·波拉尼在他的经典著作《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中提出了“现代社会双向运动”的著名理论。他指出，现代社会是由双向运动支配的：市场的不断扩张和它所遭遇的反向运动．这种反向运动是保护社会的运动，旨在将市场的扩张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而在现代社会发展的历程中之所以有保护社会的反向运动，是因为市场机制具有摧毁社会组织的作用，保护社会是对于市场机制扩张的反抗。否则，如果使市场机制成为社会的主宰，就会导致社会的毁灭。波拉尼尖锐地指出市场机制对于社会机制的破坏作用：市场“契约自由原则的推行，这意味着非契约关系，诸如亲属关系，邻里关系，同业关系和信仰关系等都将被消灭掉，因为这些关系要求个体的忠诚并因而限制了他的自由”。市场机制对于社会机制破坏作用的理论，就像是在对我们当代现象进行阐释。
2．“自我中心式个人主义”的发展
市场机制是通过经济理性入侵家庭的。从人的层面上看，其表现就是自我中心式的个人主义在家庭中的泛滥。
经济的市场化改革必然带来个人主义的发展。市场经济的特点是决策分散化。当每个人需要为自己的工作、事务独自做出决策时，必然带来个体意识的强化，个人主义的发展。
3．经济理性的越界
“自我中心式个人主义”进人家庭背后的机制是经济理性的越界。经济理性是适用于经济领域的逻辑，它追求效益最大化。而人类社会不同领域的逻辑是不同的，各种逻辑不能随便越位。家庭是人类美好价值和情感的发源地。我们要的是经济市场化，而不是社会市场化、家庭市场化。如果经济理性进入社会领域，特别是进入家庭领域，其结果就是人性的泯灭，那就“天下大乱”了。
“经济理性的入侵——自我中心式个人主义的发酵——侵蚀家庭根本价值”的链条正在作用着我们的城乡家庭，带来一系列后果。
(1)经济理性进入城市家庭
第一，构成城市离婚率上升的重要原因。婚姻家庭是一种契约，家庭是一个权利义务共同体，家庭这一组织内在地要求具有稳定性。而今，离婚率的上升表明，家庭稳定性正在经受着威胁。诚然，离婚率高表明妇女地位的提高和自主性的增强，但它毕竟会带来许多负面后果。而离婚率的上升，责任意识淡薄，为追求个人快乐而躲避家庭责任义务，是其中的重要原因。这方面，演艺明星的婚恋行为在青年人中具有负面的示范作用。明星是被公众消费的，离婚或事实婚姻关系的解除在他们中频繁发生，他们的行为是对于婚姻稳定性的解构剂。
第二，赡养纠纷、房产纠纷增多。城市家庭赡养纠纷和房产纠纷增多这类事件的频发，原因复杂，但自我中心式个人主义的滋生则是其中的重要原因。我们在一件件事例中看到的是人性中丑陋一面的膨胀。
(2)经济理性进入农村家庭和养老危机的凸显
农村经济理性的进人家庭与农村社会的碎片化、农民原子化相连。人民公社完成了对于传统农村社会组织的破坏，而近30年完成了农村社会的碎片化。在农村社会的碎片化、农民原子化的背景下，经济理性就以自我中心式个人主义的面目大踏步进入家庭了。
第一，经济理性进入农村家庭，损害着家庭的根本价值。
这一过程集中体现在农村青年身上。他们把经济理性带入家庭。在他们享受了长辈抚育之恩后并不知感恩，也不思回报，而只想谋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这种适用于市场的逻辑越界进入家庭，损害了家庭的根本价值，破坏了代际间的社会契约和权利义务链条，造成农村家庭的代际关系紧张和养老困境，传统养老文化迅速流失，以致农村老人喊出：“这代年轻人对不起我们”的令人痛心的话。
在这方面，阎云翔有出色的研究。基于黑龙江省下岬村田野工作的人类学研究，他指出，当代中国家庭的价值体系经历了一个世俗化的过程。子女的经济理性进入家庭，这集中表现为婚嫁时力图尽量多分割家庭财产。阎云翔从而敏锐地看到，市场化进程促使年轻人发展出一种不平衡的个人主义，即权利义务失衡的自我中心主义价值取向。他们在争取尽量多分割家庭财产的同时又不愿承担养老责任，从而造成农村的养老危机。陈柏峰近年对皖北农村的研究结论更是触目惊心。他认为，长子成婚分家实际上成为儿子为满足自己积累财富的欲望而施行的对父母兄弟的盘剥。分家实际上是把父母兄弟赶出家门，以致竟有父母因此住在废弃猪圈的情况。显然，比之阎云翔的描述，这里对父母的盘剥越来越严重，越来越赤裸。
第二，农村家长权威下降，养老危机警示人道灾难的降临。当代农村家庭存在着代际关系紧张、孝道衰落和养老困境等问题。比之城市，这些问题在农村显得特别尖锐，极端的情况甚至使人感到是一种人道灾难。这是因为，农村没有国家提供的养老保障，大部分农村老年人完全靠家庭子女养老。传统上，这种养老制度依靠道德规范和乡规民约来维护。而当前维护这一制度的体系濒于解体，农村老年人的处境堪忧。这些现象折射出农村家庭中传统美好成分的大量流失。毫不夸张地说，当前农村老年人的困难处境是人道灾难降临的先声。
第三，道德领域荒漠化，人伦丧失。一方面，我们经历了一个世纪对于传统道德的解构和近30年市场经济的冲击，另一方面，又没有新的道德营养予以补充，这导致农村道德领域荒漠化。陈柏峰列述皖北农村的情况使人震惊：虐待老人，兄弟间因为均不许父母葬在自家承包田中而引起纠纷，在葬仪上出现大量欢快的歌唱节目、甚至请戏班子表演脱衣舞等。陈柏峰将它们称之为农民价值世界的倒塌。实际上，这样一种亵渎父母的做法集中反映了农村道德领域的荒漠化，是在亵渎人类最为神圣的道德根苗，是人性的溃败，人伦的丧失。
三次冲击的比较
纵观20世纪对家庭的三次冲击，一次比一次破坏性大。前两次冲击使家庭制度、家庭亲情在一部分人群中经历了去神圣性的过程：第一次冲击使家庭的神圣性松动，但只发生在小范围的知识精英身上；第二次冲击，以政治标准解构家庭亲情的方式使亲情彻底去神圣性，其范围扩大至普通家庭，涉及上亿人群，伤害范围已属惊人。
第三次冲击与前两次不同。这次冲击，看似无形，却如水银泻地，其范围遍及城乡，其威力足以使家庭的价值大厦坍塌，范围和烈度远远超过前两次。这次冲击实质是经济理性作为入侵者进人中国社会的基础性细胞，其矛头直捣家庭价值的核心区。而反观家庭，面对这一次次的冲击，则是苦无招架之力，社会也缺乏抵御市场机制的入侵、保护家庭的自觉意识。
家庭压力与家庭能力的失衡
(一)当今中国家庭能力在弱化
1．家庭规模变小，抗风险能力下降
总起来看，我国人口的家庭规模越来越小，家庭户均人口规模从1982年的4．41人下降到2006年的3．17人。家庭规模变小，意味着家庭内调整资源配置的弹性减少，功能弱化，抗风险能力降低。
2．家庭稳定性下降，离婚率上升
离婚率上升是现代化的必然结果。
就中国而言，自1980年新婚姻法公布以来，离婚率不断上升。根据民政部的离婚登记数量表统计，1978年，我国的离婚率是0．35‰，2005年为2．73‰。2005年比1978年上升了近7倍。
离婚率的上升所反映的家庭稳定性的下降，削弱了家庭抗风险的能力。
3．经济理性的入侵消解着家庭的核心价值
不同于次级社会组织，家庭这个初级社会组织是以人为目的的，它是这个喧嚣社会的港湾，缤纷社会的天堂。前述对于家庭的三次冲击，特别是第三次经济理性指向家庭责任的冲击，消解着家庭的核心价值，动摇着家庭价值大厦的根基。
(二)家庭压力增加
家庭压力的增加，一方面源自经济社会的急速变化，使家庭面临的社会风险增加，如就业、疾病、子女教育等，另一方面源自计划经济时期社会保障制度的解体。
据徐安琪2005—2006年的一项调查，上海居民感到现在家庭压力增加，压力源指数在前5位的依次是：子女教养／负担、家人下岗／待业及失业、住房困难／还贷压力、经济拮据／负担、父母等家人病／残。
一方面是家庭压力的增加，另一方面却是家庭能力的削弱，于是，家庭就陷入压力增加与能力不足的失衡状态。
为什么重提家庭问题
今天重提家庭问题的重要原因在于，在全球化的背景和大国崛起的历史使命面前，我们需要重新为家庭的战略地位定位。
(一)全球化与家庭功能：家庭是提高国民素质的基础组织
全球化使民族国家必须立足于全球劳动分工来规划自己的发展方向。在这方面，国际经验表明，提高国民基本素质是国家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在这个框架中，家庭的重要性就凸显了：家庭是进行人口再生产的基地，是子女的第一个学校，是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处所。也就是说，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家庭功能的良好实现对于提高国家竞争力有直接的作用。这样，家庭功能就有了新内涵，它又开始进入国家的视野。
(二)国家安全、社会稳定与家庭功能
青少年的价值观，他们对于国家、民族的认同，他们的政治态度、信念，以及是否有亲社会意识和社会责任感，是国家安全、社会稳定所系。
关于这个问题，有足够的国际经验堪为借鉴。美国在“9．11”后认识到，对年轻一代的爱国主义、公民意识教育对国家安全具有重要意义。美国出台的《2000年目标：美国教育法》、《2002—2007年教育战略规划》等文件都把教育放到关乎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
而在青少年的政治认同和社会认同上，家庭的作用至关重要。政治社会学认为，家庭是对公民的社会化，特别是政治社会化具有重要影响的场所。于是，家庭的价值又有了新的内涵。
总之，稳定、和谐、功能正常的家庭，是社会稳定的根本，也是增强国家竞争力的基石。
(三)发达国家重新重视家庭
正因为如此，近年来发达国家重新强调家庭的重要性。并且出台了一系列支持家庭的社会政策。他们认为，家庭功能的有效发挥不仅有助于劳动力素质的提高，还可以减少未来的社会成本。因此，对于家庭的投资就是对社会的投资，也是对未来的投资。
鉴于家庭对于提高国家竞争力和国家安全的贡献，在中国大国崛起的战略框架中，应当有支持家庭的位置。我们应当对弱化家庭功能的过程进行必要的反思，汲取国外的有益经验，重新建构我国的家庭政策系统。
行动起来 支持家庭
家庭是重要的社会资源。我们必须中止一个世纪以来的弱化家庭功能的过程，必须使支持家庭不仅是宣传行为，而应当成为政策行为。必须采取有效的措施支持家庭，使其能够发挥良好的功能，以构成社会健康肌体的基础。
(一)重新认识家庭，重新定位家庭在国家发展中的作用
需要使全社会认识到，家庭不仅仍然是一个健康、富于活力社会的基础细胞，而且对于提高国家竞争力、维护社会稳定具有基础性作用。
(二)维护家庭的核心价值
家庭的核心价值——关爱、互惠乃至牺牲需要维护。这里应当是人类美好情操的圣地，不容践踏。而另一方面，在嗜血的资本面前，这一价值又是极易受到损害的。我们特别需要有清醒的认识：家庭的领域拒绝市场逻辑。在经济逻辑泛化的今天，我们需要有一个制度化的对家庭价值的支持体系。
(三)珍惜重视家庭的传统资源
重视家庭是中国传统文化给我们的馈赠，千万要珍惜。我们不能重复西方国家的弯路，即因个性解放，家庭不稳定，社会问题突出，然后重新提出重视家庭的问题。
(四)家庭问题需要进入国家视野：建立支持家庭的社会政策体系
家庭问题需要进入国家的视野。国家应当作为建设性力量介入家庭制度。家庭曾经满足了传统社会人的基本需要。现在，我们需要对家庭注入新的政策性力量，大力支持家庭以回应现代社会对于家庭的新需要。需要建构中国支持家庭的社会政策体系，而且这一体系应当体现注重人力资本投资、注重提高国家竞争力的发展型社会政策的基本理念。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
(摘自《清华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原文约21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