寂寞

内容提要:本文依据史料描述希腊化时期的反犹太浪潮给犹太文化带来的巨大冲击,并力图刻划犹太文化在外来文化的影响下发生的嬗变。作者指出:以摩西五经为代表的希伯来神学思想与希腊哲学思想的融合是两希文化发生融合的精神性标志;由于希腊哲学被视为希腊古典文化的精神代表,使得希腊化时期产生的各种哲学均被视为希腊古典哲学的延续;然而,如果考虑到该时期东西方文化的双向交流和融合,希腊-犹太哲学应当被视为犹太神学与希腊哲学的有机融合,而犹太智慧文学和犹太释经学是犹太-希腊哲学诞生的两条通道。

关键词  犹太-希腊哲学  犹太智慧文学  犹太释经学  两希文化
作者 王晓朝,男,1953年生,英国利兹大学哲学博士,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杭州310028)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基督教哲学的显现和发展》研究成果

　　探讨西方文化的源泉离不开研究西方古代宗教与哲学。所谓“犹太-希腊哲学”指的是在亚历山大大帝东征（公元前334年）以后，从犹太教思想与希腊哲学思想的碰撞与融合中产生出来的一种带有明显融合两希文化（希伯来与希腊）特征的一种哲学。以往中文论著对希腊化时期犹太哲学的研究主要局限于对犹太哲学家斐洛的研究。从实际情况来看，斐洛的神学和哲学思想体系是融合希腊文化与犹太文化的典型，但不是它的全部。具有明显融合特征的犹太-希腊哲学在长达300年的希腊化时期有一个渐进的发生过程。本文依据一些基本史实，揭示这种哲学诞生的两条通道，即文学和释经学，希冀能以此引起人们对西方古代文化变迁复杂性的认识。

一、希腊化文明对犹太人的冲击
　　希腊化时期犹太人的历史始终存在着两种冲突：一是塞琉古王国统治的亚洲与托勒密王国统治的埃及之间为占有巴勒斯坦地区而引发的军事与政治斗争；二是希腊化的生活方式的扩展与希伯来民族本有生活方式的冲突。在亚历山大帝国最初划分的时候，以色列人的国家犹大国原来划归托勒密王国，但是塞琉古王国不想失去这块通达地中海的要地，更希望控制大马士革和耶路撒冷的贸易。在由此引发的战争中，托勒密王国是胜利者。犹大国因此受托勒密王朝统治长达一个多世纪（公元前312-198年）。犹太人每年付出高额贡金，但保持了较高程度的自治，由耶路撒冷世袭的祭司长和长老议事会掌握政治和律法事务。
　　犹太文化的基础是宗教。受神监视和帮助的观念渗入犹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和每时每刻。伦理道德由长老议事会规定得非常严格而详尽。娱乐与游戏很少，且受限制。不准与非犹太人通婚，独身和杀婴亦被禁止。因此，犹太人生育很多，且将所有子女抚育成人。虽有战争与饥荒，犹太人的数目一直在增加。到凯撒时代为止，罗马帝国境内的犹太人约有七百万，原先大部分人口从事农业。公元一世纪的犹太历史学家约瑟福斯写道：“我们不是商业的民族。”①犹太人的艺术还不发达，但音乐十分盛行。在庄严的宗教仪式中，已经使用竖笛、鼓、钹、羊角、喇叭、七弦琴、竖琴等乐器。犹太教不用偶像、神喻、占卜，也没有希腊宗教那样迷信和华美。面对希腊宗教杂多的诸神，犹太拉比在每一犹太会堂中唱着至今仍能听到的语句：听呀，以色列，主是我们的神，主便是一。
　　希腊文明带来的一切娱乐与诱惑对犹太民族简朴、清心寡欲的生活形成了一种冲击。犹大国四周有许多希腊领地与城市，这些地方都有希腊的机构与设施。奉祀希腊男神与女神的庙宇、学校、体育场和角力场，经常举行赤身裸体的比赛。希腊人从这些城市来到耶路撒冷，带来了希腊主义的传染病，要当地人也跟着学习科学、哲学、艺术、文学、歌唱与舞蹈、饮酒与筵宴、运动与娼妓，还有那对一切道德提出异议的滔滔不绝的诡辩和对一切超自然信仰暗中进行破坏的怀疑论。面对这些享乐的诱惑，犹太青年如何能够抵抗？何况这正是从令人厌恶的种种束缚下解脱出来的解放？犹太青年开始嘲笑祭司和虔诚的信徒是愚人，说他们让老年来临而不知人生的快乐。富有的犹太人被争取过去，因为他们最容易向诱惑投降。想从希腊官员那里找差事的犹太人感到能讲希腊语、过希腊式的生活是人生的向往，许多犹太人迅速地希腊化了。
　　在此种心智与感官的强大冲击下，有三种力量使犹太人免于完全被同化：安提俄克斯四世的迫害，罗马的保护，以及犹太律法的权威。犹太教中的坚定分子首先组织了称为“哈西”（Chasidim,the pious）的虔信教派。他们大约于公元前300年开始禁酒，以后又进一步走向极端的禁欲主义，厌恶一切身体上的快乐，乃至于裸体，认为那是向撒旦投降的表现。希腊人大感惊奇，以为他们就是类似亚历山大在印度遇到的裸体禁欲主义者。但更多的犹太人嫌虔信派的教条太严格，希望有某种适中的方式保全犹太民族。
　　公元前198年，安提俄克斯三世击败了托勒密五世，将犹大国收为塞琉古王国之一部分。犹太人早已厌恶了埃及方面的统治，将安提俄克斯夺取耶路撒冷视为解放。但是安提俄克斯三世的继承人安提俄克斯四世（King Antiochus IV）竭力推行希腊化政策，强迫巴勒斯坦的犹太人接受希腊文化。安提俄克斯无视犹太祭司长通常的世袭制度，指派了主张希腊化的犹太人参孙（Jason）充任祭司长，开始着手在犹大地区建立希腊式的制度。参孙及其继任者美尼劳斯（Menelaus）竭力推进希腊化的进程。在他们任内，耶和华与宙斯合而为一，犹太神殿中的器皿被出售，若干犹太社区内已将祭品供奉希腊诸神。耶路撒冷开设了体育馆，犹太青年甚至祭司都赤身裸体去参加体育比赛，有些犹太青年竟接受手术去补救生理上的缺陷，以免被人认出他们的种族。大多数犹太人在这个时候转向虔信派，以维护犹太宗教。公元前168年，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利用安提俄克斯暂时被逐的机会，罢黜了希腊官员，屠杀了希腊化的犹太人的首领，扫除神殿中的异教事物。安提俄克斯兴兵进军耶路撒冷，恢复美尼劳斯的最高权力，下令强迫犹太人接受希腊化运动。犹太神殿改为供奉宙斯的神庙，建立希腊式的圣坛取代旧坛，祭品改为全猪牺牲。守安息日被禁止，行割礼被宣布为大罪，犹太宗教仪式全被禁止。凡是不肯吃猪肉或持有律法书的皆予囚禁或处死。他还将耶路撒冷付之一炬，拆毁城墙，把犹太居民卖为奴隶。耶路撒冷城中一切有形的犹太教皆被铲除。此后，安提俄克斯的官兵又深入城镇与乡村，推行希腊化政策。尽管措施严厉，这场希腊化运动仍然未能达到最终的目的，正统的犹太人坚决反对希腊化，他们仍然依循先祖的传统，对于希腊文化中的堕落道德成份毫不妥协。
　　公元前190年，开始强盛起来的罗马在小亚细亚打败了塞琉古王国的军队。公元前170年，塞琉古王国又与埃及发生战争，后因罗马的威胁被迫撤离埃及。公元前165年，以色列人趁塞琉古王国的衰微，在祭司玛塔赛亚的儿子、绰号玛喀比（意为锤子）的犹大、约拿单、西门三兄弟的领导下起义，战胜塞琉古王国的军队，恢复了耶路撒冷的圣殿；又靠与罗马结盟，于公元前141年取得以色列的独立。玛喀比家族统治的初期还能励精图治，但后来内部又发生分裂。以色列两派首领为争夺耶路撒冷大祭司的职位，都向罗马争取支持。公元前63年，罗马大将庞培趁机进军耶路撒冷，屠杀12,000名犹太人，扶植起一个傀儡，受叙利亚的罗马总督管辖。从此，以色列沦为罗马帝国的附庸。总的说来，此时散居在罗马帝国各行省的犹太人都已成为帝国的顺民，而仍在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则还在不断地进行反抗和斗争。
　　军事与政治层面的激烈斗争可以视为文化冲突的重要方面。无论这种冲突的结局如何，作为一种文化力量的希腊文明对犹太文明的冲击是深刻的。许多犹太人采用了希腊名字，希腊文化在犹太人的教育中发挥了作用，希腊式的学校在犹太建立，以希腊语写作的犹太历史、文学作品出现，原有的犹太著作在巴勒斯坦翻译成希腊文，巴勒斯坦的犹太主义成为一种希腊化的犹太主义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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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腊文化的影响不仅仅局限于巴勒斯坦，还延伸到各个流散地。为了说明希腊化文明与犹太文明的融合，我们还必须考虑亚历山大里亚的犹太人。
　　亚历山大里亚是个世界性的大都会，耸立在东西方交界处，于公元前333年由亚历山大大帝下令兴建。亚历山大去世后，这里就由他的部将托勒密一世（公元前323-281年）统治。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历史使它成为东西方文明的交汇处。托勒密二世（公元前285-247年）统治时，城中修建了巨大的科学图书馆，藏书达70万卷，吸引了无数来自各地的诗人、科学家和哲学家。亚历山大里亚是当时最现代化的城市。公元前200年左右，亚历山大里亚城的人口总数约为40至50万，其中有马其顿人、希腊人、犹太人、波斯人、叙利亚人、阿拉伯人、黑人，等等③，犹太人的数量约占五分之一。早在公元前七世纪，位于北非的埃及就是希伯来人的居留地。在波斯征服犹太人期间，又有很多犹太商人来到这里。亚历山大大帝亦曾鼓励犹太人移居亚历山大里亚城，并且答应给予他们与希腊人同等的政治经济权利。托勒密一世占领耶路撒冷以后又将数以千计的犹太俘虏带往埃及④。这样到了公元初，整个埃及已经有了一百万犹太人，其中有许多住在亚历山大里亚的犹太人区。这个区域不是隔离区，也不是特区，而只是犹太人居住特别集中的地方。这里的犹太人保留了他们的宗教文化习惯。公元前169年，祭司长奥尼俄斯（Onios）在城外的莱翁托波利（Leontopolis）建立了一座大庙，除供宗教仪式用外，还兼作学校和集会场所，被讲希腊语的犹太人称为“大会堂”（Synagogai）。犹太人在这里居住了两三代后，懂得希伯来语的越来越少，律法的宣读必须继以希腊语的解释，从这些解释中产生了依据经典句子讲道的仪式。在托勒密二世统治期间，犹太人的圣书旧约经卷被译成了希腊本，即“七十子译本”（Septuagint）,以方便那些已经忘了母语的犹太人阅读⑤。犹太知识分子在希腊化时期的混乱中保持了对学术的爱好。公元前三世纪末，犹太学者完成了古文学的编纂工作，结束了旧约经文的收集过程。他们认为先知的时代已经过去，神授灵感已经过去，于是有许多作品被编入经外书（Apocrypha）,不被视为圣经正典。
　　亚历山大里亚是希腊化时期新的文化中心。希腊化的浪潮首先在军事、民政、经济等方面显露，进而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其后，希腊化也对我们想要研究的处在这一背景之中的领域———文学、哲学、宗教产生影响。然而，要对这些领域进行渗透，外来者需要一座桥梁，希腊化时期通用的共同语言，即希腊共同语（kione）提供了这样一座桥梁。”⑥在这里，希腊语文已经成了各民族通用的共同语文。经由此种语文传播，希腊式的文明扩散开来，并在地中海东部存在和保持达一千年之久。希腊文成为外交、文学、科学的工具。一卷希腊文著作可以为埃及或近东任何受过教育的人所了解。数以千计的作家为了满足这一大批读者的需要，写了数万卷书。现在仍为人们知道名字的希腊化时期的作家有1100人，不知名的更多⑦。埃及草纸（papyrus）和帕加蒙羊皮纸（parchment）是当时写作和收藏用的主要纸张。速记法发明了，专司誊缮珍贵原本的复制本的抄写员出现了。一群学者则将图书分类，撰写文学或科学的发展史，编纂各种杰作的最后定稿本，并加上注释。拜占庭的阿里斯托芬用大写字母和标点符号把古籍中的子句与整个句子分开，还给希腊语加上了重音。
　　希腊思想常常吸引着当地的犹太人。亚历山大里亚是犹太-希腊哲学的真正中心。在这个地方，两希文化的融合作了最彻底的尝试，用希腊哲学的观点来诠释犹太神学是这种文化融合的精神层面的最明显的表现。浪迹天涯的犹太人自然较易接受希腊的影响。他们试图协调希腊哲学与犹太神学，因此一方面从希腊思想中选择那些最能与犹太宗教配合的成分，另一方面则以寓言解说犹太经典，以便与希腊思想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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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犹太-希腊”哲学的显现是希腊化时期犹太神学与希腊哲学接触的结果。在希腊哲学观念和理性思维方法的影响下，原先蕴涵在犹太民族思想中的哲理突显出来，并与希腊哲学观念结合在一起。从保留至今的犹太文献来看，这是一个从智慧文学发展到哲学护教论的过程。
　　西方哲学史家曾指出过这一过程，但都语焉不详。例如文德尔班说：“希腊哲学进入犹太神学可以追溯到纪元前第二世纪中叶，从当时亚里士多布鲁斯（本文译成阿里斯托布罗）的《圣经》解说中可以看得出来；它当时以一种特别明显的方式，以一种非常接近亚历山大里亚学派思想领域的形式，出现在伪造的所罗门的《智慧之书》（通译《所罗门智训》）中。但是这些都只不过是亚历山大里亚的斐洛的重要创作的不关紧要的先驱。”⑧为了能够说明“犹太-希腊”哲学的显现，我们先列举犹太智慧文学的代表作。
　　《便西拉智训》（Ben Sira, The Wisdom of Je-sus the Son of Sirach,Ben在希伯来文中的意思是儿子，Ben Sira即西拉之子）的作者是西拉之子耶稣（或译约书亚）。他是耶路撒冷犹太人统治集团的一名文士，大约于公元前2世纪初用希伯来文写成该书，共分51章，后于公元前130年左右由他的孙子在亚历山大里亚译成希腊文。
　　《便西拉智训》是希腊化时期出现的篇幅最长的犹太智慧书。作者在书中采用长短不一的格言形式，论述了诸如宗教、道德以及实际生活等多方面的问题，并结合个人的生活经验对犹太民族传统的智慧作了总结。该书带有强烈的护教性质。它阐明，以色列民族的神圣历史、文化与生活远非希腊人或其他外邦人所能企及，耶和华神已将真正的智慧赐给了他的人民。真正的犹太人要在神的指引下，发扬光大民族传统以抵御希腊化的影响。
　　智慧在作者看来并非人类经验之总和，而是神的智慧。神通过智慧创造了这个世界，神的智慧由神之口道出，并渗透整个被创造的世界秩序，包括人类的道德世界。作者的立场总的说来是保守的。它以传统宗教为本，把智慧主要理解为对神的敬畏、对律法的遵从、对神的事奉，而从族祖那里继承下来的智慧被等同于律法。对现存世界的完善性的怀疑遭到拒斥，罪恶的根源被归咎于人的恶行。但与这种传统立场相配的还有一种对犹太人的外部世界开放的意识，有一种做世界公民的理想。这种观念可以归因于当时希腊化通俗哲学的影响。
　　《传道书》（Qohelet）（Qohelet是希伯来文篇名的拉丁化写法，希腊文拉丁文英文均译为Eccle-siastes）的写作时间略早于《便西拉智训》。原文用希伯来文写成，但杂有许多亚兰文用语。该书写于巴勒斯坦，是否在耶路撒冷写成则有争议。该书原文中持有激进的怀疑主义的态度，对以色列人的传统智慧持一种批判态度，对世界秩序的公义性表示怀疑，否认他那个时代的社会政治制度的公义性，强调人类死亡的不可避免。这种类型的怀疑主义与希腊化时期早期的怀疑主义倾向相吻合。“《传道书》证明了在托勒密时代，这些思想已经侵入到以色列人有教养的上层人士。比较保守的《便西拉智训》要加以排斥的就是这种怀疑主义。”⑨《巴录书》（Baruch）具体写作时间不详，约写于公元前2世纪，希伯来原文已经佚失。现存收入《次经》的《巴录书》由四篇简短的布道文组成，作者巴录是先知耶利米的文书。“智慧赞”（3:9-4:4）是其中的核心部分。这部书证明了希伯来传统智慧观的延续。在该书中占上风的不是怀疑主义，而是《便西拉智训》中呼吁的智慧与律法的联姻。
　　《阿里斯提亚书信》（Epistle of Aristeas）的作者是一位希腊化程度相当深的犹太人，原文用希腊文撰写。该信记述了托勒密二世在位期间用希腊文翻译希伯来经书的事。约瑟福斯在《犹太古代史》第12卷中曾解释过这件事，并对阿里斯提亚其人有一些介绍。学者们通过考证认为，此信约写于公元前2世纪中叶（10）。该书为犹太律法作了哲学化的申辩，并描写了犹太贤人的智慧。作者将犹太传统智慧与希腊人的格言混合起来，并从当时的希腊哲学伦理学中吸取了大量的内容，从而证明犹太人的智慧并不比希腊哲学家的智慧差。作者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将圣经律法的智慧与希腊智慧等同起来，从而为希伯来文化融入希腊文化开启了道路。
　　《玛喀比四书》（4 Maccabees）可以看作是该时期第一篇完全哲学化的文献。该书写于公元1世纪上半叶，写作地可能是安提阿。该书对理性的力量进行嘲讽，具有明显的犹太文献色彩。但是该书对理性的理解是希腊式的，认为坚持四种主要美德———公义、勇敢、仁慈、刚毅就是理性。作者使用马喀比起义中殉难的烈士为例说明美德可以克服痛苦和死亡。犹太传统的智慧在该书中与希腊通俗哲学融为一体。该书的作者情况不详，“只有从犹太历史中选取实例这一点可以表明这本书的作者是一名犹太人。”（11）除了上述作品，《伪福基利德斯诗篇》
　　（Pseudo-Phokylides）和《所罗门智训》（Wisdom ofSolomon）也属于智慧文学的范畴。限于篇幅，我们不再作详细介绍，我们要说的是上述作品显示出的希腊哲学观念对犹太民族的强烈影响和犹太民族思想发生的重要变化。从犹太智慧文学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重要的走向：在希腊化文明的影响下，犹太知识分子一方面坚持自己原有的宗教信仰，赞美本民族的传统智慧，另一方面又持开放态度，力图将自己的文化传统与希腊通俗哲学融合。在具体的著作中，这种融合的程度是不一样的，作者们的立足点和自觉程度也有很大的差异，但是这种融合的趋势却是共同的。犹太智慧文学说到底还不是以逻辑论证为基本方式的纯哲学著作，但只要我们看到希腊哲学本身所具有的广阔含义及其多种多样的哲学文体，那么可以说，某些犹太智慧文学作品就是最早的犹太哲学著作，至少，我们可以说，犹太智慧文学是蕴育犹太哲学思想的母体，是犹太哲学著作的前身。它们的形式是文学的，但其中蕴涵的哲理是犹太民族形上思维的结晶。
　　然而除了文学的通道以外，犹太哲学的产生还有另一条通道：释经学，这条道路不是由文学家而是由神学家开通的。托勒密六世（约公元前186-前145年）统治时期，犹太神学家迈出了调和犹太神学思想和希腊哲学的第一步。犹太观念与希腊观念联姻的最初踪迹可在一位亚里士多德学派的犹太哲学家阿里斯托布罗的一篇论文中看到，这篇论文的主题是诠释《摩西五经》。
　　阿里斯托布罗（Aristobulus）是亚历山大里亚的犹太人。他没有完整的著作传世，仅仅由于早期基督教父亚历山大里亚的克莱门（Clement ofAlexandria）、欧西庇乌（Eusebius）在自己的著作中提到过他的一些观点，我们才知道有这么一位犹太哲学家。
　　在犹太古代史中，名叫阿里斯托布罗的著名人物有两位，一位是《马喀比二书》中提到的“祭司的后裔和托勒密王的老师阿里斯托布罗”（《马喀比二书》1:10），另一位就是这位犹太哲学家。此外，亚历山大大帝也有一位官员名叫阿里斯托布罗，写过历史著作，现存残篇，但这位阿里斯托布罗显然与我们要讨论的问题无关（12）。现在的问题是，这位作过托勒密王的老师的阿里斯托布罗与哲学家阿里斯托布罗是否为同一人。科埃斯特认为：“欧西庇乌摘引过其著作的这个阿里斯托布罗可能就是那个出身于祭司家庭，当过托勒密王的老师的阿里斯托布罗”（13）。但他只说可能，而没有加以肯定。大部分学者由于材料缺乏，一般不将二者等同。还有些学者认为所谓阿里斯托布罗的释经文章可能是公元后3世纪的作品，被人误归于他。
　　从现存与此问题相关的史料来看，最早的是基督教新约保罗书信中提到：“问亚利多布家里的人安。”（《罗马书》16:10）“亚利多布”即“阿里斯托布罗”，是圣经中文和合本的译法，基督教教会后来据此将这位阿里斯托布罗封为圣者。早期基督教教父将这位阿里斯托布罗当作亚历山大里亚犹太哲学的奠基人，并在著作中提到他的一些观点。
　　欧西庇乌的著作中保留了阿里斯托布罗的几段残篇，并试图说明犹太哲学家怎样运用喻意解经法使哲学观念与犹太律法调和。他说：“这不仅仅是我们的说法，而是基督以前的那些古代犹太人皆知的事实。我们不仅可以从斐洛、约瑟福斯、穆赛乌斯等人那里看到这种说法，而且可以从更久远的时候的两位祭司那里看到这种说法，他们是大阿里斯托布罗的老师。人们认为他参加过为托勒密王斐勒德福斯（Ptolemy Philadelphys）和他的父亲翻译希伯来圣经；他向这些国王献上了对摩西律法的注释。这些作家，当他们解决与出埃及记相关的问题时，说所有人都应当在第一个月份的中间过逾越节……”（14）。欧西庇乌还在该书其他几处提到阿里斯托布罗（15）。从相关叙述的语境来看，他所说的阿里斯托布罗有二个，一个是生活在托勒密二世时代，另一个则距斐洛、约瑟福斯的时代很近。两个阿里斯托布罗不可能是一个人。可能是出于这个理解，娄卜丛书《教会史》的英译者将两个阿里斯托布罗分开编制索引，其中的一个称为哲学家阿里斯托布罗。
　　由于欧西庇乌在引用这位哲学家的思想来源时用过亚里士多德学派的材料，因此另一位基督教教父亚历山大里亚的克莱门称这位犹太哲学家为亚里士多德学派的哲学家（16）。基督教教会历史学家杰罗姆在他的著作中也提到过阿里斯托布罗。他说：亚历山大里亚教会的执事克雷门斯（Clemens, 160-217年）“也说某些犹太作家反对异邦人，有一位名叫阿里斯托布罗，还有德米特里乌（Demetrius）、欧波来姆斯（Eupolemus），他们以约瑟福斯为榜样，断言摩西和犹太民族的卓越。”
　　（17）从这些基督教使徒和教父的资料我们可以推断，在当时亚历山大里亚已经有一批犹太思想家试图综合犹太律法和希腊哲学，其表面形式是释经，通过释经学的通道，希腊哲学观念达成了与犹太思想的融合。
　　然而，上面这些材料都没有明确说明这位犹太哲学家阿里斯托布罗的生活年代，只是说这位阿里斯托布罗的活动年代大约与犹太历史学家约瑟福斯同期或之后。据此我们可以推测他的活动年代大约是公元前150年前后，如果他就是当过托勒密王的老师的那位阿里斯托布罗，那么这位托勒密王是托勒密六世（公元前180年即位）。也许正是因为这种时间上的大体相合，所以科埃斯特才说有可能，但确实没有更多的材料可以证明，所以我们宁可将此存疑，不下结论。
　　综合各种材料，我们看到犹太哲学家阿里斯托布罗已经在试图沟通犹太思想与希腊哲学。作者试图表明，旧约圣经与希腊哲学的教导是和谐的。希腊思想家俄耳浦斯、荷马、赫西俄德、毕泰戈拉、柏拉图，都从犹太经典中汲取过知识，把犹太思想随意地转换成希腊人的思想。他引用许多希腊诗人的诗句来证明他的看法，他还试图用斯多亚学派的寓意解译法去消除犹太圣经中的神人同形同性论，以此调和犹太思想与希腊思想。他把神理解为超验的、不可见的存在，凡人的灵魂不能见到神，因为只有纯理智才能见到神。他声称，斯多亚派的世界灵魂不是神本身，而只是神的一个方面，神的大能统治着万物。他说，摩西使用可见事物的形象来告诉我们自然的安排和重要事物的构成。旧约中的神人同形同性论的说法按这个原则得到解释，例如神的手表示神的权能，神的脚表示世界的稳定性。可见，阿里斯托布罗引用希腊哲学观点削弱了旧约中的神人同形同性论思想，但他的思想基调仍然是犹太人的和有神论的。他没有转换立场，接受斯多亚学派的泛神论，也没有象后来的斐洛那样，接受或改造希腊人特有的逻各斯学说。
　　以摩西五经为代表的希伯来思想与希腊哲学的融合是两希文化融合的关键和集中表现。在一个希腊化的文化环境中，希伯来思想与希腊哲学发生接触、碰撞与融合是不足为奇的。通过文学与释经学这两条通道，犹太民族也有了自己的哲学家，尽管这种哲学有着浓厚的希腊色彩和神学的外衣。
　　以上，我们已经阐述了希腊-犹太哲学产生的两条通道。由于希腊古典文化的辉煌成就及其在世界史上的重要地位，希腊化时期和罗马帝国时期的文化发展很容易被人们误解为希腊古典文化的扩展和延续，而希腊哲学作为希腊古典文化的精神代表，又使希腊化时期产生的各种哲学均被视为希腊古典哲学的延续。然而，我们列举的一些事实已经表明，这样的理解是错误的。相反，如果我们考虑到希腊化时期东西方文化的双向交流和融合，我们宁可将希腊-犹太哲学视为犹太神学与希腊哲学的有机融合。
注释:
　　①Josephus, F., The Works of Josephus, translated by W.
　　Whiston, Hendrickson Pulishers, 1995.约瑟福斯：《约瑟福斯著作全集》，《反阿庇翁》，第1卷第60节。
　　②⑥Hengel, M., Judaismand Hellenism: Studies in their En-counter in Palestine during the Early Hellinistic Perid, Worcester,1991.亨格尔：《犹太主义与希腊主义》，第58、57页。
　　③⑦见杜兰：《世界文明史》第2卷，《希腊的生活》，第197、207页，幼狮文化公司（台北）编译，1995年。
　　④⑤参阅约瑟福斯：《犹太古代史》第12卷，第1、2章。
　　⑧文德尔班：《哲学史教程》上卷，第291页，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
　　⑨（11）（13）Koester, H. Introductiontothe NewTestament, vol. 1,History, Culture, and Religion of the Hellenistic Age, 2nd edition,NewYork, 1995.科埃斯特：《历史、文化与希腊化时期的宗教》第1卷，《希腊化时代的历史、文化与宗教》，第261、264、264页。
　　（10）参阅科埃斯特：《历史、文化与希腊化时期的宗教》第1卷，上引书，第263页；Hornblower, Siomon & Spawforth, Antomyed., 1996, The Oxford Classical Dictionary, 3rd edition, OxfordUniversity Press.霍伯洛尔主编：《牛津古典词典》第160页。
　　（12）参阅霍伯洛尔主编：《牛津古典词典》，上引书，第161页。
　　（14）欧西庇乌：《教会史》，第7卷第17章；参阅第6卷第13章第7节，《福音的准备》，第8卷第10章，第13卷第12章。
　　（15）参阅欧西庇乌：《教会史》，第1卷第6章第7节，第7章第12节
    （16）参见克莱门特：《杂述》第1卷第15章，第5卷第14章，第6卷第3章。
　　（17）杰罗姆：《名人传》，第38章。
浙江社会科学  2000年第5期